“消逝的是历史流淌的鲜血,永恒的是鲜血流淌的历史。”①(注释:①《不屈的城墙》,沈阳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33~234页。)

这是苏北泗洪县朱湖中学一位化名为“止戈”的小同学,为铭记南京大屠杀历史而写的两句诗。

诗人冯亦同对这两句诗大加赞赏,评价说道:“一个生活在洪泽湖畔的当代青少年,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了流淌在石头城历史血脉中的‘永恒’的灼痛,听到了来自他这辈人生命之源的‘永恒’的呼唤。这个与‘遗忘’划清了界限的事实本身,就足以告慰先人、激励同侪、启迪后进了。”②(注释:②《不屈的城墙》,沈阳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33~234页。)为此,他还特地和了两句诗:

“遗忘,不属于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者;

铭记,为了正义和子孙万代的幸福!”③(注释:③《不屈的城墙》,沈阳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33~234页。)

但是,这两位素不相识的一老一少,当他们在以诗为媒进行心灵沟通的时候,绝不会料到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却千方百计地要人们遗忘、淡化甚至篡改和抹杀历史,而且手段拙劣,令人不齿。

1998年12月22日下午14时14分至14时16分,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东史郎日记》上诉案二审作出判决,再次判处东史郎等被告人败诉。

历史的真实,在这里被戏弄、歪曲和颠倒;法律的公平、公正与尊严,再次受到了政治判决的人为亵渎;人类的公理、正义和良知,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黯然失色。

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再次判处东史郎等被告人败诉后,森英生等一帮老鬼子眉飞色舞、兴高采烈。桥本光治的律师高池胜彦等人,立即在该法庭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公然打出“南京大屠杀捏造裁判胜诉”的大字标语,其通过《东史郎日记》案否定南京大屠杀进而否定侵华史的图谋昭然若揭,引起了场内外主持正义人士的愤怒谴责。

对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不公正判决,愤怒的东史郎站在该法院大门口,手里高举起一张写有十二个大字的标语:“不当(公正)判决。(我)仰不愧天,俯不愧地”,⑤(注释:⑤新华日报,1998年12月23日第一版。)表达了他败诉后的心情。

东史郎二审败诉后高举“不当(公正)判决。(我)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的大字标语进行抗议。

《东史郎日记》上诉案律师团和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也立即发表了一份《抗议声明》,全文如下:⑥(注释:⑥《“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71页。)

抗议声明

东京高等法院今天(1998年12月22日)步三年前东京地方法院之后尘,又一次作出了缺乏国际性历史认识的不公正判决。

通过审理过程,谁都能清楚地看到,东史郎的日记记载是事实,而这次判决从根本上践踏了历史事实。

这次审判的真正原告是企图通过审判恫吓历史见证人、妨碍他们讲述史实、并将“南京大屠杀”虚无化的一伙人。他们一直主张南京的屠杀、放火以及强奸均为中国军队所为。这种主张其实是篡改历史。法院站在“虚无派”的一边,作出了完全带政治色彩的判决,我们对此不能不感到强烈的愤慨。

我们在此声明,决不能接受这一判决,立即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同时,将《东史郎日记》及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向全世界广泛宣传,并期待着历史的公正审判。

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

《东史郎日记》上诉案律师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当天下午6时,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举行抗议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不公正判决、声援东史郎的集会,人们在会上纷纷谴责该法院倒行逆施的判决。

东史郎发表演讲,强烈谴责东京高等法院的不公正判决。他说:“我今年86岁零8个月,已是年迈之人,却历时6年、2000个日日夜夜,艰难地往返于丹后半岛和东京法庭之间,听到今天的判决,我非常失望,我有什么必要在60年前写的日记中说谎话呢?我背着加害的罪名,却要为证明加害的事实作斗争。”⑦(注释:⑦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3日第二版。)

这段掷地有声的话语,是诚实的东史郎内心世界的表白。是啊,他在60年前写日记时,根本不可能想到会在60年后公开出版,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去捏造事实而去伤害别人的名誉。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者,他的确没有必要撒谎去污辱他人。作为一个年迈之人,不在家里颐养天年,而是在近六年时间内,一次次从他家乡丹后半岛的海边,乘车历经四个小时到达京都,然后再转新干线去东京法庭应诉,假如没有事实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自信心作支撑,是绝对坚持不下来的。何况他还要背着加害者的罪名,为曾经加害的历史事实作证明以及斗争,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呢?我不禁从心里升腾起一股对东史郎先生深深的敬佩之情。

为了诉讼,从京都丹后半岛到日本东京的法庭,东史郎每次要花2天时间乘公共汽车、火车、新干线。就这样持续了八年,对于8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相当艰难的了。图为东史郎站在通往东京的列车上。

在会上,中北龙太郎律师发表演讲时说:“竟有这样的判决,不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先作结论!在判断

邮政袋事件时,明显偏向原告方面的主张,判定《东史郎日记》不可信。我们决不屈服,也不允许不公正的判决,要继续斗争下去。”⑧(注释:⑧《“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71~175页。)

丹羽雅雄律师在会上指出:“法院认为,《东史郎日记》记述的是杀人游戏,游戏则应该没有危险。所以,这个(日记)记述是假的。这是对亚洲正视历史的人们的一种有威吓和震慑作用的审判,法院实际上参与了原告方的阴谋活动。”⑨(注释:⑨南京日报,1999年2月5日第一版。)

空野佳弘律师也在会上揭露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今年5月,三名法官全部作了更换。更换后的法官,根本不理会在3月份对东史郎的法庭调查证言,就写下了判决书。法官不仅不了解南京大屠杀事件,也完全不了解生活在军国主义时期人们的心理,是无视历史的判决。”⑩(注释:⑩《“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80页。)

三位律师从法理、心理和法院正常审判程序的角度,对东京高等法院不公正的判决作了评价和抨击。是的,不调查事实却先下结论的判决属于什么样的判决?对正视历史的人进行威吓和震慑作用的判决,又属于什么性质的判决?在判决前全部更换已调查审理该案长达两年多时间的三名法官,我曾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参与审理工作一年多时间,知道这是极不正常的,这又属于什么样程序的判决?

山内小夜子秘书长针对《东史郎日记》案二审败诉大声疾呼:“我们的所做所为是对得起良心的。不管胜败如何,今后我们仍需作不懈努力,决心创造一个像东史郎所做的那样尊重历史的日本社会,这是我们今后声援东史郎先生活动的中心任务。”

山内小姐的话,代表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全体人员的心声。她说得好,东史郎的所做所为是对得起良心的,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的人所做所为也是对得起良心的。在良心与良知面前,胜败不是唯一的尺度,公理与正义才是一把尺、一杆秤。像山内小姐这样的日本人,之所以坚定地站在东史郎一边,持续不懈地努力,不是为了中国和中国人,而是为了创造尊重历史的日本社会,挽救部分日本人已经丧失的良心与良知。

当时在东京现场见证东京高等法院不公正判决,第一时间采访再次败诉后的东史郎及其律师团、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成员的,还有一批专程从南京赶赴东京的中国记者,他们是江苏电视台记者关田、季剑楠、赵文华,南京电视台记者陈正荣、李军,《中华英才》杂志社记者周描坤,时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巨涛担任该记者团的团长。

而这批专程赴日采访的记者团,正是在我的建议、协调与帮助下,才得以成行的,所以我对他们的行程与采访的内幕十分清楚。

为什么要派记者前往东京,首先源于我们认为此次东史郎一定能赢的判断,当时东史郎本人、律师团和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成员都有着同样的判断,因为此前的庭审答辩、提交的证据、案情的分析,全都有利于东史郎方面,大家相信和期待二审法院审判的公平与公正。基于此,我分别向江苏省电视台、南京市委宣传部和南京电视台领导提出了赴日采访的建议,全部得到了肯定的回复。而周描坤正着手编辑一本有关

周恩来的图书,设法去日本神户港、京都岚山拍摄周恩来早年在日本生活过的地方照片,希望通过我获得日方的邀请,我不仅为该记者团弄来了日方邀请函,联系了日方接待单位,安排了在日本的住宿与交通,还为他们派出和配备了本馆翻译常嫦女士随团,担任翻译与联络工作。

从南京出发的记者团一帆风顺地到达了东京,迎接他们的却是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不公正判决和东史郎再次败诉的消息,以及以老鬼子森英生和高池胜彦律师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在该法院的内群魔乱舞和拙劣表演。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敬业精神很强的记者们,想尽办法抓拍了法庭内外第一手资料,留下珍贵的电视画面和照片。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于当时前去采访的中日两国记者较多,法庭内容纳不下那么多人,采取了抽签的办法决定。结果,南京电视台记者陈正荣、李军抽中了签,成为唯一进入法庭的中国记者。中央电视台调用了南京电视台记者现场拍摄的新闻,并花费11万日元,通过日本某电视台的微波站,发往北京,当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的

新闻联播中播出。记得当时邢质斌是以“本台记者陈正荣东京报道”的解说词来报道这条消息的,后来,这也成为我和陈正荣开玩笑的一句口头禅。当然,中央电视台是以与南京电视台共同合作的方式来报道的,这么说也是对的。

江苏和南京的记者们,还从东京去了大阪、京都采访,并专程去了丹后半岛的东史郎家,发回了好几档专题节目,向人们进一步介绍了东史郎。有专职摄影师之称的周描坤,此行不仅完成了原计划拍摄周恩来早年在日本生活的照片,而且利用他高档的摄影设备和娴熟的拍摄技术,拍摄了一系列东史郎的照片,分别发表在诸多的报刊上,有的照片后来还被采用到展览和图书出版中。

由于我一直与日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始终关注着《东史郎日记》案进展的缘故,我得知该案在东京二审败诉的消息,要比媒体公布的要早得多,肯定是国内最早知道的人。当时的心情不好受,因为我们实际参与该案的调查、实验、论证等支援活动,已有两年多时间,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和精力,更为重要的是,有那么多的南京人,那么多的中国人为此作的努力,全都让东京高等法院一纸判决所勾销,成了该院不公正判决的牺牲品。一想到此,我奋笔疾书了一封声援信,并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的名义,发往日本,信的全文如下:

东史郎先生及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

得知《东史郎日记》案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审判败诉,对东史郎先生及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与日本否定历史的右翼势力作不屈不挠抗争的精神再次表示敬意。

为了维护历史的真相,多年来,东史郎先生不顾年迈体弱,曾5次来南京现场取证,会见幸存者,并多次忏悔60年前的历史过错,这种知错改错的精神,赢得了南京人民的敬重和谅解。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和东史郎案律师团,也多次到南京实地调查水塘、邮政袋等相关的人证物证,还在南京进行了手榴弹的实爆试验,验证了《东史郎日记》的真实性,理应赢得东史郎案的胜利。《东史郎日记》案的败诉,说明了在当今日本社会,一小撮右翼势力肆意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丑恶行径仍有一定的市场。今后,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支援你们的正义行动,为捍卫历史的事实和人类的正义而共同奋斗!

祝东史郎先生健康长寿!

祝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之树万古长青!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3日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到馆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展区和展馆转转,看看场馆接待观众的准备工作做好了没有,有没有什么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这已经成为多年来的一种职业习惯。但是,脚步是在场馆里走动,脑海里却仍留着昨天东史郎二审败诉的消息,以及昨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时画面的清晰记忆。正在这时,馆办公室秘书陈登凤气喘吁吁跑过来对我说:“馆长,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邱国洪处长有急事找你,请你立即回电话。”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与东史郎有关。

果然不出所料。当我拨通了外交部的电话后,邱处长要我在上午10点钟前,写一份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资料给他。

我与邱国洪处长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又从外交部角度下的指令,于公于私,我都乐意帮这个忙。

不过,写材料时间是来不及了,因为当时已经9点多钟。我说,干脆传一些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资料吧。

邱处长认为这也是一个办法。

于是,连续传了二十多页资料,勉强完成了任务。但与邱处长原来的要求有点差距,这也不是我办事的一贯风格。

当天下午,我们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召开了“南京史学界、法学界《东史郎日记》案败诉专家座谈会”,南京的部分历史学家、法学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东史郎日记》案举证人代表,纷纷在会上谴责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不顾史实和有违法理的判决。

是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果然播出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对《东史郎日记》案二审败诉发表的评论:“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那场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历史事实,铁证如山,任何企图否认这一史实的行径都是徒劳的,必将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所有主持正义的人们的强烈谴责。我们要求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正视历史,尊重史实,以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朱邦造的讲话,应该说是中国官方对《东史郎日记》案的首次正式表态,他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此案的关注,以及对日本法院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的惊讶和遗憾。这是此案自1993年4月起诉5年多来的第一次。一起普通的民事诉讼,已经上升到中日两国的外交问题。

过了三天,也就是27日下午5时左右,邱处长的电话又打到我的办公室。他很客气地请我帮忙,写一篇大约2000字的关于东史郎诉讼案的文章,要求作深度分析,譬如说《东史郎日记》案败诉的实质是什么?并要求我一定要在次日早晨8点钟之前报到外交部去。

常言道:“外交无小事!”我拎得清其中的分量。这个忙我仍然愿意帮。

本来,我正准备下班回家。接到这个电话后,我放弃了按时下班的念头,留在馆里挑灯夜战,在当晚11时左右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早上,我按时如约地将文章传给外交部。

到了28日上午,邱处长再次打来电话,对我说:“朱馆长,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明天的《人民日报》将发出来,没有署你的名字,而是用了一个笔名(施实),特地和你打个招呼。另外,今天晚上,老朱(邦照)将再次出来发言,请你从专家的角度看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有没有什么问题。”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照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发表的讲话:“我们注意到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关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一表态。但必须指出的是,东史郎诉讼案已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对此表示遗憾和义愤。历史事实是不容抹杀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更是抹杀不掉的。我们要求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正视和反省历史,以史为鉴,坚持走和平道路。”

比起23日和24日的评论内容来说,朱邦造的再次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史郎日记》案“已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这个定论是对此案的定性,使我们深受鼓舞。此外,由“惊讶和遗憾”递进到“遗憾和义愤”,这绝不仅仅是外交词汇的变化,而是中国官方对此案的态度明显强化。

那么,朱邦造指出的日本外务省发言人12月25日在日本记者招待会上就《东史郎日记》案发表了什么样的谈话呢?这位发言人称:“本案不是关于所谓‘南京事件’是否存在及事件全貌等问题的诉讼,而是就被告的‘战时日记’的部分记述是否造成对原告的名誉损害以及原告是否进行过如记述那样残虐行为的事实认定。”

该发言人表示:“日本政府认为,围绕所谓‘南京事件’有着种种争议,但旧日军在进入南京后杀害非战斗人员和进行掠夺行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位发言人还说:“日本政府对历史的认识以1995年8月15日的内阁总理大臣(村山富市)谈话为基础,小渊(渊三)首相曾在不久前与江泽民主席的会谈中表明,这一认识没有任何变化。”

日本官方发言人针对《东史郎日记》案的谈话,充满了辩解,极力为日本右翼势力庇护,为日本东京法院无视历史事实的判决开脱责任。日本当局应该明白“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应该解释东京高等法院为何允许和支持右翼人物在该法院内公然挂出了“南京大屠杀捏造裁判胜诉”大字标语的行为说明了什么?

针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日本当局往往会用日本国内存在着争论为借口,拒绝承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义判决的结果,拒绝承担应尽的道义与责任。应当问问,是什么样的日本人在争论?争论了些什么?他们争论的目的又是什么?这或许就是中日两国对《东史郎日记》案看法上根本分歧的原因所在,也是日本法院方面不当判决的原因所在。

当年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当事人如何看待《东史郎日记》案的判决呢?12月27日,我们特地从北京和上海两城市,邀请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顾问、国际大法官倪正日奥先生,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裘绍恒先生,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翻译高文彬先生,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们分别指出:“东史郎作为侵华日军士兵,亲身经历了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他在战时写成的日记客观真实。日本法院无视历史事实和铁的证据,违背了法理与正义。”

为了声援东史郎的正义行动,把《东史郎日记》案的来龙去脉告知更多的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决定立即在该馆内举办一个临时展览。

展览叫什么名称呢?这是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考虑到大众性,便于更多的人理解,我决定取一个朴实易记的名字——《“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

其次,我要考虑展览的场地问题。事实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内当时并没有合适的办展场地。在馆外租借展场,一是需要付一笔费用,二是也不会有多少观众。权衡利弊后,我还是把决心下到了馆内。在大门内西侧围墙上,新制作一排崭新的大连柜式橱窗,专门展出该展览。

办法有了,说干就干。一方面,请来了专门的装饰公司,锯铝合金角铁,裁玻璃,装锁等,制作和安装展柜。另一方面,组织有关人员编写展览大纲,准备照片、资料和文物等,忙得团团转,甚至连春节办年货都顾不上,力争使展览尽快与观众见面。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决定举办《“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的消息,通过媒体在社会上披露后,很快引起了反响。1999年1月15日,上海先灵葆雅(中国)有限公司率先为该展览捐款,从实际行动支持东史郎。接着,1月20日,南京市多伦路小学的师生们,又为该展览捐款,以此声援东史郎的正义行动。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忙碌与筹备,1999年2月4日,《“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开幕式,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以及日本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应邀专门从日本前来参加。开幕式会场就设在展览现场的东侧,会场西侧的墙上,还挂起了“东史郎,南京人民支持你”的大字横幅。南京著名书画家萧平、吴国亭、陈培光也应邀现场作书画,书写了“铁证如山”、“声援东史郎”等一批书法。

当天,我与许震宁合作,在次日的《南京日报》头版上,发表了题为“展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揭幕”,内容如下:

昨天下午,一个特殊的展览——《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在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中外观众见面。我市史学界、新闻界、书画艺术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东史郎日记》案举证人、中小学生代表近200人出席了揭幕仪式。

香港爱国实业家陈君实先生(左)与东史郎先生(右)亲切交谈,中间为原香港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杜学魁先生。

去年12月22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引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强烈义愤。为帮助人们了解案件的真相,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掩盖侵略历史的图谋,江东门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该展览分为“侵华战争期间的东史郎及战时日记”、“东史郎的反省、谢罪和《东史郎日记》的出版”、“《东史郎日记》案引发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南京人民为正义举证”和“《东史郎日记》案二审判决后引起的反响”等五个部分。在近百米的展线上,展出了80幅珍贵照片,以及当年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士兵东史郎、上羽武一郎和增田六助的战时日记,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关于《东史郎日记》案的判决书,1938年《南京最新地图》,30年代日本使用的国际标准邮袋和中国使用的非国际标准邮袋,在南京为该案件进行手榴弹爆炸试验和邮袋燃烧试验残片等实物或复制品。其中许多资料和实物为首次与观众见面。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高兴祖、专程从日本来宁参加揭幕仪式的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和日本华侨中日友好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等相继作了发言。他们对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颠倒黑白的判决表示了强烈抗议,并表示为了维护人类的正义和历史的真实,将继续给东史郎先生有力支持。

参观结束后,省委宣传部长王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志军,副市长许慧玲等与会人员纷纷在一条“东史郎,南京人民支持你”的长卷上签名,开展南京万人声援东史郎签名活动。

这个展览正式展出后,在社会上形成较大的影响,先后共有六十多万人观看了该展览。一时间,声援东史郎成为南京人的共同心声和社会热潮。

南京人声援东史郎的行动,通过媒体的传播,也在香港引起巨大的影响。2月11日,香港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等邀请东史郎、山内小夜子和丹羽雅雄律师等赴港,参加了香港集会,声援东史郎。

香港实用货仓有限公司陈君实先生是位爱国实业家。近年来,他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款五百多万元,也为华南、华东水灾捐款二百多万元。此次,他为东史郎来港资助香港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曾受到该会原会长杜学魁先生的称赞。

东史郎、东久江夫妇收到香港陈君实夫妇寄来的声援条幅。陈君实夫妇还给常年支援东史郎的久江女士赠送绣有和平鸽和中国牡丹花、日本樱花的双面刺绣,以示慰问。

陈君实先生送一条横幅给东史郎先生,上面这样写道:“致知耻近乎勇的东史郎先生。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东史郎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大声呼吁日本应认识过去的侵略与加害的历史,竭力改善日本人的国际形象;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东史郎是真正的朋友,因为他反省了过去的罪行,用真诚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谅解,用实际行动来构筑中日两国真正友好的桥梁。”写到此,老人仍感不足,又加写了16个大字:“正视史实,为了和平;伸张正义,发展友好。”

陈君实先生还专门挑选了一幅中国双面刺绣,上面绣有和平鸽、中国的牡丹花、日本的樱花等图案,赠送给东史郎的夫人九江女士。

爱国人士陈君实先生的字与画,充分反映了来自中国民间的一种意愿。这种意愿是善良的、友好的。我想,声援东史郎,正是中国人民这种心声的有力体现。

但是,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和声援东史郎的种种努力,对东史郎诉讼案来说,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人们等待的,将是日本最高法院一个什么样的终审判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