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这个词,包含着双向、互动、互信、双赢等含义。
东史郎战后4次来南京,向受害者谢罪的举动,赢得了南京人民的谅解和肯定。同样,南京人民对东史郎的谅解和肯定,也使得东史郎深深地感动。
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内心感动情绪,往往会通过物化的形式,表现到行动上来。
南京人民的感动,体现到为《东史郎日记》案举证,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地图以验证有无水塘,查找资料以验证邮政袋能否装下一个成年人,冒着危险进行手榴弹实爆试验等行动上来。
善良、大度、友好的南京人的所作所为,也使东史郎感动,他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要将自己保存六十多年的战时日记、勋章、奖状、债券等,全部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对东史郎本人来说,是一份割舍,也是一个惊人之举。从割舍的角度来看,他把自己当年在战场上一笔一画写下的,回国后又亲自整理的日记,以及保存六十多年的战时纪念品拿出来,捐出去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里面交织着他太多的情感,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惊人之举的角度来说,他将日记公开地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必然会受到日本右翼势力更多的憎恨、谩骂和攻击,在日本国内又会掀起一阵浊浪。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慷慨,更需要的是勇气。
东史郎的慷慨捐赠,对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来说,是一份意外收获,也是一件重要馆藏。实实在在地说,我们在与东史郎打交道的时候,支持也好,帮助也好,从未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什么,不敢去想、不敢去问、更不敢去讨要他的心爱之物。想不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事半功倍。说是重要馆藏,那的确是一点不假。仅从这些文物与南京大屠杀重大历史事件有直接联系,而且是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加害者自己提供的这一点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况且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受的第一份直接加害者的证物。
记得我是从东史郎给我的一封来信中,得知他准备将日记等战时加害的见证物,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当时,我感到十分意外,也十分高兴。立即回信表示接受,并应允尽快在中国翻译出版:①
东史郎先生:
您好!
2月的来信收阅。从信中得知先生在1月11日的集会上,就日军侵华问题作了长篇证言,表现了先生敢于直言的斗争风范,实是令人敬佩。
先生来信说一俟案子结束,欲将自己所记录的日军侵略战争加害的战史和日记赠送给本馆。这些日记凝聚着先生的心血,也是日军侵华的罪证,是极其珍贵的文物资料。在此,我代表全体员工对先生的义举表示感谢,并将您拟捐赠给本馆的日记等收为馆藏,加以研究,将在适当的时候编辑出版。
至于北京有关出版社意欲出版先生的一部分日记,我的意见还是以本馆出版为宜,原因在于围绕该日记的诉讼等一直与本馆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况且本馆目前已有出版全部日记的打算和安排。待出版条件成熟,这项工作就将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届时还想恭请先生为日记出版作序。
关于法庭判决一事,我们十分关注11月份的结果,并支持先生的正义行动,坚信会得到胜利。
祝身体健康!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朱成山
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
一个月后,捐赠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1998年3月8日上午,“《东史郎日记》捐赠仪式”②,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电影放映厅内举行,东史郎及《东史郎日记》上诉案律师团、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成员等十多名日本人,新华社、《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上海市、江苏省、南京市二十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电影放映厅内挤满了人,仅记者就有三十多人。
新闻发布会由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周福龙主持,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秦志法参加了会议。我和东史郎、山内小夜子、中北龙太郎、丹羽雅雄、空野佳弘等人,并排坐在电影放映厅前面小舞台的嘉宾席上,台面上摆放着即将捐赠的《东史郎日记》等文物。
会上,东史郎回顾六十多年前自己在侵华战争中亲眼目睹的悲惨情景,坦白了在战争中犯罪的思想根源,他如何如实地记下了战场上的善与恶,何时对日记进行整理,以及产生向中国人民反省忏悔的原动力。他指出:
“每个战场上都有战死的危险,若战死我将化为灰烬,即使还剩一口气,也不可能把我带回日本。我在战场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惨的情景、战争的罪恶。
由于我受过很深的触动,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因而如实地写下了善和恶。
我们受过‘中日战争是圣战的训导’。
‘效忠天皇重于
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是更轻吗?所以就丧尽天良地屠杀了他们。
军国主义思想武装的日本军没有人类爱,没有人道主义,战斗的目的是胜利,胜利就是正义。我们士兵成了“作战的活武器”。训导我们的是:‘忠于天皇,光荣战死!’
军国主义教育把我们士兵加工成作战武器,麻木不仁地盲从长官。在‘活武器’心中只有为天皇尽忠。
然而,人的天性中就具有人类爱和同情心。有一次西原少尉命令我说:‘明天早晨要把她们统统杀掉,要看守好,防止逃跑!’我想:‘这五个女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非要杀她们不可呢!’遂违抗军令把她们放跑了。她们向我叩头感谢后便消失在夜幕之中。在我的‘南京战记’里有一篇写的就是这件事。另外,12月5日凌晨,五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被捕时,因为他们身边带着无线电发报器,被认定是特务,相继遭到了杀害。当时青年的相互友爱和女性的纯真的爱及其崇高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在日记中写道:‘爱的力量比死还大!’
我还记录了由于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失去了工作,断了生计。在邯郸有一家靠妻子和十五岁的少女卖春糊口,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我含着眼泪在日记中记下了黄河大堤被炸后的悲惨情景。不仅是人在杀人,还有那惨不忍睹的成堆白蛆正在活活地咬死老妪的场面。我在为日本军侵略的牺牲品而落泪,然而,自己又是侵略者中的一分子。
我是忠于天皇敕谕‘军人天职乃临战当敌,片刻不可忘记武勇二字’的盲从兵;是一个侵略中国的兵;是一个被天皇授予武功超群这一最高荣誉奖——金至鸟鸟勋章的忠实士兵。
人类爱和战士的使命感使我产生了疑惑,为此,我写了日记。每次作战结束后就着手下次进攻的准备,部队要休整。
我利用休整期间把战场的情况写了下来。因为是匆忙之中写下来的,所以是一个概况。1939年9月我回到了日本。
在1940年和1941年,我回顾了战场的情况,并且趁还没有忘记的时候对战地日记进行了整理。
因为当时我经营了八个电影院,没有能将日记全部清稿,在清稿日记的开头我写道:我要在这里记下战场上的真实。
要记录战场上的美与丑。
只以一个人的立场加以如实记录。
战争是什么?
‘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众恶之极的概括性代名词。
所谓战争,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恶无比的巨大的恶魔口袋,它荼毒生灵,破坏良田,摧毁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
战争的真实情形,……似乎是最大的痛楚,又似乎是无尽的悲痛,还似乎是对永恒怨恨的呐喊的感伤。
我第二次出征的时候,在浙江省宁波市迎来了日本战败投降。我带领部下把我们独立大队的武器弹药装上八艘帆船运往上海。当时,一位尉官以上的中国军官对我说:‘南京交战时,我在下关(中山)码头遭到了日军集体屠杀,因躺在战友们的尸体下装死而死里逃生。夜里悄悄地逃脱出来后与可恨的日本军拼命到今天。一想到当时的仇恨,东军曹!我恨不得把你杀掉扔进黄浦江!但是因为上面有令要以德报怨,所以今天放你一条生路。’他没有对我以牙还牙讨还血债。多亏中国军人的宽大,我才幸运地活到今天。这种‘源源不断、不争先后、大江日夜悠悠流’的大陆民族中国人的宽宏大量,使我感激涕零。想到这些,我觉得日本军不但在军事上吃了败仗,而且在道德上也是败将。中国人对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军以德报怨饶恕了我,我要感谢感激!
人类的进步来自于学问,
学问、文化产生于文字。
汉字是中国教给日本的,
日本文化的原点是中国。
写字的纸墨也是中国教的。
火药也是中国发明的,后又传到日本,而日本却忘恩负义地就用这个火药,来恣意侵略这个火药之师——中国。十五个春秋(1931~1945)里,中国卧薪尝胆取得了最终胜利。
应该永世不忘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恩德,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军阀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以牙还牙,而是对我们‘以德报怨’。
日清(甲午)战争中,日本占领了台湾,从中国索取了大量的赔款。然而这次日本战败后,中国并没有占领日本一寸土地,没要日本人赔偿一分钱,反而对我们说:‘我们要永远为友好而努力!’这种恩德我们要报。
东史郎大声疾呼,要与日本“虚构派”挑起的否定
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而战。他说:③
“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因为我们错了,所以必须反省,切不可成为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遗憾的是至今军国主义阴魂仍然不散的那群家伙竟然控告说:‘东史郎在说日本军的坏话,这是毁坏名誉。’‘不光彩的侵略和残暴的日本军究竟有什么名誉?!’我义正词严地反驳了他们,六年来与他们斗了整整两千个日日夜夜。三百万人出征,而我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一直在与军国主义斗争。
在原告的律师事务所里设立了‘纠正南京大屠杀虚构会’,这是原告的目的。因为我坦白了日本军在战争中的残暴行径,他们就威胁和攻击我,把我送上审判台。可是,铁的历史事实不容抵赖,必须反省!妄想抵赖南京大屠杀的卑鄙的军国主义分子拼死地利用审判,其靶子就是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98年3月8日,朱成山馆长和我一致同意将战场日记全卷赠送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且一致同意以中文出版发行,以此使记录着战争实况的‘东日记’为‘后事之师’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还把当年天皇颁发的金至鸟鸟勋章和瑞宝章、从军章及其证书、签名军旗赠给该馆,以表我的忏悔之心。”
东史郎先生讲到这里,仍觉得不足,又强调指出:④
“战时,特高警察和宪兵压制国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时至今日那些不醒悟、身着西装但骨子里依然穿着军服的家伙、伪君子还要压制言论自由。
战争期间曾屠杀无辜的我,对自己的青春追悔莫及。我曾应召走向战争并豁出性命地拼杀,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六十多年的现在,我正在与那些坚持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人为“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而作斗争。
我是以风烛残年站在东京高等法院与日本‘新纳粹’作斗争的。
我东史郎在1987年为战争中的屠杀、不人道行径提供了证言,出版日记。在6年后的1993年,以‘有损日军名誉,岂有此理’和‘诋毁名誉’罪被起诉。‘东史郎的日记是虚构的,必须纠正虚构、恢复日军名誉,载于学校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叙也必须加以订正’,这才是他们起诉的真正用意。在起诉方的原告代理人事务所里成立了一个叫‘纠正南京大屠杀虚构会’的机构,企图抹杀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拼命想要利用法庭。
由于我在南京大屠杀发生50周年(1987年)之际,为侵略战争中的日军的不人道行径作了证言,所以其后便受到右翼的威胁和攻击,作为这种迫害的衍生物,受到起诉。但是事实应该澄清,应该引起人们的反省。即使因反省感到痛楚也不可畏缩,不可掩盖历史真相。
颂扬《君之代》,号召为天皇而死的死亡之歌,现在依然活在虚伪的日本爱国者‘虚构派’的心中。赞歌中充满着草菅人命的思想。”
东史郎进一步表示了要改正过错必须反省过去,歪曲历史是耻辱的,要与否认历史的人作坚决斗争,为正义而战,并要求中国人民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裁定。他说:⑤
“不反省过去,对现在的加害也视而不见,至今受军国主义毒害的职业军人集团——偕行社一伙和虚构派叫嚷说:‘东史郎玷污了皇军的名誉’,对我提起诉讼。侵略中国,干出不人道行径,时至今日连反省都不做的人,有什么名誉可言?
这场审判的幕后人物之一森英生(原十六师团二十联队中队长)对我提出反驳说:‘战争是使用武力的政治的延续。袖手旁观会关系到自己的生存,是不得已而使用武力’。(京都新闻人权宣言集会上的发言)他是一个主张国际问题不是通过外交谈判而是以武力解决的军国主义一分子。他还抗议说:‘归根到底,东史郎的目的是否定战争和打破皇国史观。为此,他试图抹杀日本军的真实情况。’所谓日本军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大叫着‘建立王道乐土’、‘东洋和平’口号进军国外,梦想当东亚盟主、统治亚洲。这就是日本军队的真实情况。他还公然声称:‘只要是抗日民众,即使没有上司的命令也应以敌人论处,与之战斗(杀死),这是理所当然的。’(见《中日新闻》1993年5月23日)手无寸铁的民众是不会和有武器的日本士兵打仗的,是毫无抵抗的中国人惨遭杀害了。
正是至今有这种思想的审判幕后人物——原中队长森英生唆使战时的部下桥本光治,把他推上原告席,让其起诉我。
我将与军国主义者的不正当起诉作坚决的斗争。
歪曲历史、不知何为耻辱、缺乏国际感知的政治家们无知愚昧的发言,以及‘那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捏造的’等无耻谰言还在继续流传。如果法院和审判官迎合大放厥词、不思悔改的政治家作出不公正判决的话,我将诉诸世界舆论,要求世界审判。
为改正过错必须反省过去。为此,我要为审判而作斗争。
老兵犹存,壮心不已,为正义而战!”
东史郎先生要为“正义而战”的言行,使我从心里佩服这位年逾八旬的日本老人。在风烛残年之际,他不是在家养孙作乐、安享晚年,而是不屈服压力和打击,坚持伸张正义。其实,在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和篡改历史的共同事业中,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战友与勇士。
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也在会上指出:⑥
“世界所注目的是一个参加了侵略战争的原日本兵,自我反省、忏悔杀害了中国人,从‘日本鬼子’变成了‘人’的86岁老人,如何不被日本社会接受,受到怎样的遭遇。这是个涉及到当今日本、日本的司法以及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问题,《东史郎日记》案审判的历史意义也正在这里。因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典型、最残暴的一个事件。否定了南京大屠杀,就是彻底否定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暴行。”
多么深刻的言辞与透彻的剖析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史郎日记》案的实质所在。
至今我仍记得当时捐赠会上的情形:当会议主持人周福龙主任宣布,由东史郎先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东史郎日记》时,我与东史郎先生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他首先将五本《东史郎日记》拿了起来,捧在手中,弯着腰,恭恭敬敬地递到我的面前;其次,又将三枚勋章捧起来,再次虔诚地递交与我;最后,他与我共同展开那面又黄又旧又破的日本军旗,旗长125公分,宽89公分,旗面上写有“武运长久”四个大字,还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当年东史郎出征时,乡亲们为勉励他打胜仗而签的名字。
在这一过程中,记者们频频按动手中的照相机,镁光灯闪烁,记下了这一有意义的时刻。
随同捐赠的,还有一批纸质证书。这些证书有:日本赏勋局总裁下条康磨,于昭和十五年(1940)四月二十九日,给陆军步兵上等兵东史郎的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证书、勋八等白色桐叶章证书及壹仟叁佰元证明书,以及上述两枚勋章的纸质证书,一份编号为二十五万六千三百五十五号,另一份编号为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五百九十六号,上面均盖有“赏勋局总裁印”红色印章。从编号数字上看,当时得到这种勋章的侵华日军官兵何其之多,尤其是得到勋八等白色桐叶章的日本鬼子。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于昭和四十七年(1972)七月七日颁发给东史郎的编号为第二五八四九号银杯证书,上面印有田中角荣的亲笔签名和“内阁总理大臣印”鲜红的印章。
那张东史郎的银杯证书也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颁发的,那年正值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想不到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竟然来了两手,一方面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一方面又给侵略中国的日本老兵发证书以示抚慰。从一张纸中,映出了日本当局的实际心态。
捐赠日记时的东史郎,应该说其心情不错。除了可从他慷慨捐赠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看出来外,还可从他在一个长27公分、宽23公分的黄底金边的纸牌上,亲笔题写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友好东史郎”的硬板纸牌,并捐赠给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举动上表现出来。究其原因,可能是他认为在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中,一定能够胜诉。
我拿到这些东西后,仔细地察看,才真正地看清了它们的模样。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是一枚上部为绿白相间的绶带、中间坠有黄色的金至鸟鸟形状、下部为两只盾牌、两把军刀和鸟翅形状的奖牌。勋八等白色桐叶章上部为红白相间的绶带、下部坠有白色桐树叶形状的奖章。还有一枚支那事变从军纪念章。
当我手捧日记、勋章和其他文物时,心情既激动又复杂。虽然会议已经结束,但是,我望着纸质微微发黄的日记,陷入了沉思。我想:这应该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同时也是一部加害者的日记,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会后,我再度与《服务导报》记者李晓玲合作,写了一篇题为《昭示世人——“东史郎日记”捐赠纪实》的文章,向人们详细地介绍了这次捐赠的情况:⑦
1998年3月8日上午,一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日记静静地摆在人们面前,虽然有点旧,有点破,但人们全都以不同寻常的目光看着它。
10时许,日记的主人、原日本侵华部队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队三中队士兵、现年86岁的东史郎,亲手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日记同时捐出的,还有东史郎的3枚勋章及他曾经用过的日本军旗,他要将它们作为那场不义战争的罪证,昭示世人。数十名记者,用镜头、相机和笔记录下了这一重要时刻。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跟随部队侵入中国,从天津、河北一直打到上海、南京,而后又杀回河北,接着又“扫荡”了徐州、武汉、襄东等地。1939年9月,他回到日本,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他在宁波、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1946年1月回日本。他的日记是1937年9月开始写的,一直记到1945年7月,整整五大本计2000多页37万多字,详细记录了那段时间他的部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这次捐出的日记,一部分为战时手稿原件,另一部分则为1939年至1944年,他回国时重新抄写整理的。
那面上有“武运长久”字样的日军军旗,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东史郎出征前乡邻们的签名。当年,东史郎用枪挑着这面旗,率先攻进了南京四方城。
因为东史郎作战“英勇”,1940年日本陆军部颁发给他3枚勋章:“功七级金至鸟勋章”、“勋八等白色桐树叶章”、“支那事变从军纪念章”。其中,金至鸟勋章为每600名侵华士兵中只有一人能获得。
基于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和反省,他在日本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由此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今天,他又将这些重要物证交给中国,日本右翼势力知道后肯定会再一次攻击、危害他,但他不怕!
捐赠仪式上,满头白发的东史郎言语铿锵有力,神态坚定。他再三地向全体与会者表示着对侵华战争的忏悔之情,一遍又一遍地向全体中国人说着“对不起”。
在仪式上,面对着白发苍苍的捐赠者东史郎,面对着如此珍贵的文物史料,面对着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新闻办的领导,面对着众多媒体的众多记者,我代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表态,一定要保管利用好这批历史的见证物,充分发挥它的史料、实证和历史教育的价值。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让一个曾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亲自告诉全世界:1937年,南京发生了什么?我们决定立即翻译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
要出版书籍,首先要取得版权。
我们分秒必争。仪式刚一结束,我立即将东史郎先生请进纪念馆贵宾接待室,直截了当地向东史郎提出了我们的想法。
不知东史郎是早有思想准备,还是为刚才的捐赠仪式所感动,竟满口答应放弃一切版税(费)要求,并愉快地用毛笔,在一张长1.3米、宽0.34米的宣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下了授权书,大意是:⑧
我于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在这个期间,记录了战场上真实的日记,诚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同意赠送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在战场上使用的军旗、勋章一同赠送贵纪念馆,同意翻译出版东日记。
日本京都府丹后町八十六岁东史郎
一九九八年八月
这是东史郎对我们的信任。望着未干的墨迹,我心里暗暗地在想。
决不辜负东史郎的信任,成为我发自内心的一股动力。
版权有了,如何筹措出版经费呢?
我打算把它和选择出版社一并考虑。
我主动找到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因为该社此前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一起,共同翻译出版《拉贝日记》,对此类书籍有着较高的政治热情,我作为该书的历史顾问,参与部分工作,彼此间有着愉快的合作经历。此外,我还得知,该社经济实力雄厚。
果然,闻讯后,该社徐崇文副社长(现为总编辑),立即率领章俊弟博士和负责版权工作的俞惠洵小姐,来馆里与我磋商合作出版事宜。
当我提出东史郎虽然将中文版权授予本馆,但馆方没有任何经济要求,只要能将书保质保量地早日问世,并赠送一些书作资料留存即可。
该社如此轻易地拿到了该书版权,他们没有想到馆方会有如此合作的姿态。尽管如此,该社里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担心书出来后,市场不好销,风险太大,建议最好找个单位包销一部分书籍。还有的认为应像出版中文版《拉贝日记》那样,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申请专项经费,并只印5000册,以降低可能出现的亏损风险。
面对不同的声音,该社社长赵所生、副社长徐崇文没有退缩。他们凭借多年来在出版市场上磨练出的特殊判断力,毅然决定独立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而且全部精装版,不出一本简装版。
说实话,我也为江苏教育出版社捏了一把汗,因为中文版《拉贝日记》出版时,虽然有政府资助,但还是出了部分简装版。况且当时东史郎的名和事虽然已经在媒体上披露,可是东史郎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特别是还有不少中国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他。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随着《东史郎日记》案的二审、三审败诉,以及中国国内声援东史郎活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中文版《东史郎日记》竟然一印再印,共出版了25万册。有人说,一本书可以救活一个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虽然不需要“救活”,但创造了一个奇迹,名利双收。后来,该社曾几次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中文版《东史郎日记》,最多的一次就有1000册,凸现了强社的大气。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江苏教育出版社迅速组织了以杨九诠主任、章俊弟博士为主的编辑力量,聘请了南京大学日语专业的部分教师担任本书的翻译工作,他们的具体分工是:张国仁,序、第二卷;汪平,第一卷;汪丽影、陈娟,第三卷;王奕红、沈琳,第四卷;范玉荣,第五卷。张国仁教授做了组织工作。另外,曹莉、魏晓阳老师也翻译了部分内容。
分工是明确的,但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他们在该社招待所摆开了“战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常挑灯夜战,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一丝不苟地翻译着。由于《东史郎日记》是老式日语,很多词汇与现代日语有差别,他们就集体讨论,攻克一个个难关,不放过一个哪怕是细枝末节的问题。
我也应邀加入了该社编撰《东史郎日记》的行列,以历史顾问的名义开展工作。我非常乐意参加这一有意义的事,但馆里的工作缠身,难以天天置身其中,只能“两头跑跑”,好在距离不远,也很方便。
为了对东史郎负责,对《东史郎日记》负责,对担任的历史顾问角色负责,我还是安排了当时已经退休,但留在馆里帮助整理资料的原副馆长段月萍女士,专门坐阵江苏教育出版社指导,帮助处理在翻译中有可能遇到的历史问题。
在翻译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了不少问题。
首先遇到的是《东史郎日记》中记述的地名是否准确的问题。当年东史郎在侵华战争中,跑了很多地方,在战场上时间紧迫,来不及将地名反复核对清楚。他又不会汉语,只能按日语平假名中的汉字来书写地名。加上事隔近60年,很多地名已经改动或消失,连地图上都找不到。
面对这道不大但也不小的难题,怎么办呢?
对历史研究有经验的段月萍副研究员,跑到南京市地名办公室,借来《地名录》等资料,又找来河北、天津、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徐州、武汉等地的新老地图,反复作分析比较,为东史郎把关,对读者负责,弄清一个个地名。例如,东史郎在日记中写到在河北的子牙河参加过战斗,但在现使用的河北省地图中,已找不到子牙河,但在当年的老地图中,清楚地标有子牙河,证明东史郎在日记中的记叙是准确的。
还有更为棘手的问题,是东史郎在其日记中大量使用了歧视性、甚至是污辱性的语言,譬如“支那”、“支那人”、“蠢猪”等。
如何处理这些带有军国主义烙印的记述?是删除?还是加注释?还是用其他文字来代替?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
经过反复的研究、斟酌,决定完全尊重东史郎原作,保持原貌,不作任何改动、修饰和注释,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东史郎。因为战时的东史郎,接受的是军国主义的教育,其毒害程度是很深的,表现在他的言行之中。这种真实的魔鬼形象,是历史的真实,用不着去处理。但需要在出版前言中对读者有所交待。
谁来写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出版前言?江苏教育出版社考虑到我对南京大屠杀史和东史郎本人、《东史郎日记》内容均比较熟悉,执意要我去写,难以推托,只得欣然从命,写下了六千多字,作为《东史郎日记》出版前言,⑨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江苏教育出版社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决定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主要鉴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
近年来,虽然国内公开出版了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书籍,比如,从受害证人角度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照片集》、《南京大屠杀档案集》等;从第三国证人角度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拉贝日记》、《外籍人士证言集》等,但专门从加害者角度出版的史料书籍,除散见于一些书籍中的原日军官兵的阵中日记外,目前还没有一本较为完整的中文版史料书籍,《东史郎日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二、是向广大读者奉献一本完整的《东史郎日记》的需要。
鉴于日文版《东史郎日记》是个节选本,字数约为20万字,而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则是采取直译全文的方式,试图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最为完整的《东史郎日记》,使人们除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外,还能够了解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和中原地区的侵略和屠杀暴行。
三、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
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国内总有一部分人,一直对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侵略中国战争的史实,采取遮遮掩掩,不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是从8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发展到企图否定和抹杀历史的地步。作为亲自经历那场战争的东史郎,从加害者的心理和角度撰写的日记公开出版,既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又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批驳。
四、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有力声援。
1998年12月25日,86岁高龄的东史郎,为了正义和维护历史事实,毅然向日本最高法院再次提起上诉。《东史郎日记》案是一起为期6年至今仍没有结束的诉讼;是一桩涉及六十多年前历史而又未能按历史真实审理的并非普通的民事诉讼;也是人类的良知、正义与坚持反动历史观的邪恶势力之间的一场持久的较量。《东史郎日记》的出版与发行,既是为关注和支持东史郎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史料,又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肯定和支持。
当然,由于当年的东史郎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其日记中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是带有军国主义思想色彩的,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阅读这本书。
就这样,经过一年时间的不懈努力,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在大家的鼎力合作和努力下,得以迅速成书,而且印刷漂亮,装祯精美,堪称精品。就连一向挑剔的日本友人看后也啧啧称赞,评价说不输日本的印刷品。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知道这本书,我们与江苏教育出版社商定,共同策划一个中文版《东史郎日记》首发式,地点就定在南京新街口的金陵饭店。
新街口是南京的商业文化中心。这里有新街口百货商店、中央商场、金鹰百货、华联商厦、友谊商厦、金陵百货、大洋百货、商贸大厦、东方商城等十多家大型商场,其商场密度和商业竞争强度,在国内榜上有名;这里有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工商银行南京分行、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其密集程度在江苏省内首屈一指;这里有新华社江苏分社、新华日报社、扬子晚报社、南京晨报社、现代快报社等多家媒体,其影响力也属江苏省内一流;这里还有江苏省和南京市最大的新华书店,等等。
金陵饭店位于南京新街口的闹市区,新街口中心广场的西北角。它曾经以37层楼的高度,独创南京城建筑群高度之最,也曾以南京市第一座五星级大酒店,独领风骚于南京城众多的宾馆行业之上。时至今日,虽然它的楼层高度和硬件设施被后来者一再超越,但软件服务水准仍堪称南京城宾馆酒店业的“大哥大”,在这里下榻和举办活动,象征着品牌、地位和实力。
在这样好的饭店为一本外国人的译著举办首发式,其高规格的目的,除了表明对东史郎正义行动的支持外,还想引起社会上更多的人的关注。
按照分工,由我们负责邀请东史郎等日本友人,来宁参加中文版《东史郎日记》首发式。
听说南京将邀请东史郎再次来中国,中央电视台由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组主动与我们联系,想来南京做一档有关东史郎诉讼的节目。后来,由于出席首发式的江苏省原副省长金忠青工作安排不开的缘故,原定的首发式时间推迟一天进行,我们同意东史郎一行先去北京录取节目,然后再来南京。结果,这档节目不仅做了,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9年4月11日,东史郎先生又来到了南京。⑩
尽管他比前几次来中国时黑了,瘦了,苍老憔悴了,但这位87岁老人眼中透射出的目光却如以前一样坚定,话语如以往一般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1999年4月12日下午,在时任江苏省副省长金忠青、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王湛及各界人士出席的“《东史郎日记》中文版首发式暨赠书新闻发布会”上,金忠青这样说,东史郎先生能够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勇敢地站出来对侵略战争反省,并无情地揭露日军当年的战争行径,他的正义行为和勇气使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佩。
金忠青表示:江苏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东史郎先生一边,支持东史郎维护和平、捍卫真理的正义之举。
金副省长的讲话,使我想起了约翰·保罗·莱德里奇的一段话。他说,和解是真相、仁慈(宽恕)、正义、和平这四方面相结合的过程:“真相渴望罪恶能够昭然若揭,痛苦和磨难得到同情和确认。但真相又与宽恕相伴,摆脱过去和重新开始,这是必须接受的观点。正义是对个人和团体利益、社会重建和补偿的探求,但又与和平相连,和平强调的是相互依存、健康欢乐与平安幸福。”
东史郎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德国人拉贝的日记是救助难民的爱的日记,我东史郎的日记是制造难民的加害的日记。加害的历史将永远抹不掉。我想通过在中国发行这本书,还历史的真相。”
那天,东史郎先生特别高兴。在会前,与我一起掐指计算,迄今为止,他已经7次来中国。其中,有2次是作为加害者来的,其余5次是作为谢罪人来的。
第一次是在1937年8月至1939年9月,他先后参与了侵占天津、石家庄、大连、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彰德、台儿庄、徐州、开封、合肥、六安、霍山、汉阳等地,曾亲手杀过3个中国人。后因生病复员回国。
第二次是从1944年3月至1946年1月,先后参与侵占青岛、镇江、金坛、阜宁、慈溪、宁波等地,于1945年8月在宁波投降。5个月后,他从上海回日本。
第三次是在1987年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50周年之际,他战后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他诚挚地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谢罪,请求上帝宽恕。
第四次是在1994年8月,他与日本历史学家调查团一起访问南京,去了中山码头、东郊丛葬地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址,向遇难者祈祷谢罪。
第五次是在1997年8月,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60周年之际,他应邀来南京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他带着唯一的儿子东隆史一道来南京。会上,他以战争当事人和加害者的经历,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证。
第六次是在1998年3月,和他的律师团一起来南京调查取证,也去了汤山手榴弹试验现场。他为南京人民对他的支持所感动,亲手将他珍藏六十多年的五本日记、军旗、勋章等11件物品,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该馆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
这次是他第七次来中国,带着三女儿长岛和子来南京,主要是为参加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发行仪式。当然,也是他再次直接向中国人民谢罪而来的。
谈起三女儿长岛和子的名子,东史郎说:“为她取和子之名,就是寄希望和平的意思。”
年逾87岁的东史郎先生,思路依然敏捷,说话条理清晰。言谈举止中,始终流露出对往事的悔恨,向中国人民忏悔之情溢于言表。
新书首发式非常成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记者黄海波,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等全国几十家媒体,均派记者到现场报道,我也与《服务导报》记者李晓玲等人第三次合作,写下了并于1999年4月13日,在该报第一版刊登了对东史郎的长篇报道,其中描写《东史郎日记》编辑出版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1999年4月12日下午2点30分,金陵饭店。
一本本封面色彩淡雅,图案攫人目光的书静静地置放于桌上,这便是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这是世界首版最为完整的《东史郎日记》,全文37万字,由曾经出版过《拉贝日记》的全国优秀出版单位——江苏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
东史郎是去年3月将他珍藏六十多年的战时日记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并授权纪念馆联系出版中文版。
1998年4月份,纪念馆就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密切接触,拟定了出版合同。之后,出版社为了以最快速度将这本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日记出版,组织了最精良的编校队伍,采用“边译边审边编边校”的方法,几条“流水线”齐头并进,社长、分管总编、责任编辑打破常规全面介入整个工作。翻译组人员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对每一个字、词、句的翻译都力求准确无误,绝不搞“猜译”。他们常常工作到第二天凌晨。
远在日本的山内小夜子女士为东史郎日记的中文版早日面世,不厌其烦地多次来电来函、帮助解决出版社编审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获悉快完工后,东史郎专门为中文版撰写了近4000字的序言,并附上了有关图表。
……
《东史郎日记》中文版的出版,与已经出版的《拉贝日记》形成了呼应之势。《拉贝日记》侧重于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而《东史郎日记》则是作者从军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叙写,更具体、更真切,也更有可读性;《拉贝日记》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东史郎日记》的内容更为广泛,人们从中不仅能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还能够了解到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中原的侵略和屠杀暴行;《拉贝日记》是从第三者的角度介入的,而《东史郎日记》则是战争加害者的直接陈述。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不断叫嚣,企图否认侵华战争的事实,说什么日本方面战争参与者的可供资料“零散”、“数量很少”,全本《东史郎日记》的出版正是对这种无耻言论的有力回击。
4月16日上午,江苏有线电视台《地球村》栏目,为录制东史郎谈《东史郎日记》,邀请东史郎和我作为嘉宾进入演播室。其间,主持人徐光问东史郎先生:“今天到演播室的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潘开明老人,你愿意向他们当面忏悔谢罪吗?”东史郎立即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从1987年起,我已经多次向他们两位以及其他的幸存者当面谢罪。今天,我仍然愿意再次并永远向他们谢罪”。说完,东史郎深深地向他们鞠了一躬。演播室内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同样的场面,在南京大学、南京团市委、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分别组织的三场报告会上,也出现过。东史郎每次在发言之前都说:“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掌声和欢迎,而是向中国人民谢罪来的。”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深深鞠躬谢罪。
东史郎真诚的举动,赢得了人们真心的谅解。大家报之于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就是对他反省与谢罪言行的一种肯定。
其实,东史郎此次所到之处,随处可见声援他的人群:4月13日,东史郎在南京大学礼堂内,数千名大学生像舞龙一样,将一条长50米,两条各长30米,密密麻麻签满姓名的横幅从台下传到台上交与东史郎,上面就有1万多名大学生的签名。
4月14日,在南京团市委举办的“东史郎报告会”上,数十名青年抬着一块写着“东史郎,南京青年支持你”的巨型方块布捐给东史郎,上面也签满了数千名南京青年的姓名。
4月15日,在南京社科联的报告会场入口处,一条长长的白布格外引人注目。数千名与会的南京社科界专家学者们,纷纷拿起笔签名以声援东史郎。
4月16日,东史郎乘k6次列车,从南京去杭州。山内小夜子等日本友人,因为假期有限的缘故,已先行回日本,由我陪同东史郎前往杭州。火车启动后不久,列车广播员将东史郎在此次列车上的消息告诉了旅客,并请我走进广播室为广大旅客介绍《东史郎日记》以及《东史郎日记》案的有关情况,旅客们为东史郎的正义行动所感动,每节车厢都开展签名声援东史郎的活动。车到杭州站时,列车长领着13位列车员,将签着2400多个旅客名字的10多条红色绶带转交给了东史郎。
同样令人激动的场面,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和千岛湖出现过多次。应浙江省有线电视台的邀请,东史郎在杭州举行签名售书仪式时,等待签名的人们排成了长龙,连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自愿掏腰包买《东史郎日记》作纪念,以至于书店新书告罄,被抢购一空。
在西湖游览时,许多游客认出了东史郎,纷纷要求签名、合影留念。尤其是4位来自嘉兴军分区的抗日老战士认出东史郎,5位白发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千岛湖,当另一艘游船上的青年认出东史郎后,纷纷伸出大拇指,高喊着“东史郎,你是好样的”。
看着一条条签满中国人名字的横幅、条幅、绶带,看到一个个素不相识但表示坚定支持东史郎的人,年迈的东史郎一次次流下了感激的热泪。正义的力量,通过签名这种特殊的方式得以凝聚,东史郎与中国人的心也因此贴得更近了。
此次东史郎先生的浙江之行,我们还特地安排他去“侵华日军浙江富阳日军投降纪念地(馆)”参观,帮助他追忆54年前在浙江向中国人民投降时的历史往事。应该馆的邀请,东史郎在一张一米多长的白色宣纸上写下四个大字:“正义胜利”,称赞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
寥寥几个字,映衬出此时东史郎的立场与历史观,已经与我们相近相识相知。只可惜在当今的日本,像他这样认知历史的人还太少太少,使得两国人民在历史问题上的鸿沟难以逾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越来越大,这使致力于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人士忧心忡忡,有人叹惜:如今在日本,像东史郎一样的日本正义之士太少了。
上海是东史郎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
晚上,当华灯初放时,我们陪着东史郎来到了上海滩。滚滚的黄浦江水,又一次勾起老人对往事的回忆。他说:“54年前,我和几个日本士兵从浙江用船将枪支弹药运到上海,缴械投降,当时就从黄浦江上岸的。记得负责接受那批武器的中国军官对我说:‘东军曹,我就是在南京下关集体屠杀时,被压在一个个战友的尸体下才幸免于难的。想起可恨的往事,恨不得把你们都杀掉扔进黄浦江。但上司有令要我们以德报怨,今天饶你们一死。’如果没有中国军人的宽大胸怀,我根本活不到今天。这种大恩大德,在我心中绵绵不绝,成为我彻底反省历史的动力。”
中国军人的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让东史郎铭记了一辈子。他感谢中国。
如今,在耄耋之年,他更清楚该做些什么。
4月20日,是东史郎再次归国的日子。
东史郎这天早早起了床,在一方素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一段心里话:“老人喜欢思考过去,年轻人喜欢憧憬未来。我今天已经87岁了,从年龄上讲已经很老了,但正义必胜!为了正义的事业,我将永远年轻。此时此刻,在我心中描绘的是日中永远友好的美好情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我还要勇敢斗争下去。”写完后,他将这段话抄写了好几份,在早餐时,作为临别的礼物,分别赠送给我们一行的每个人。当我们从东史郎手中接过这张薄纸时,感到分外厚重,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一位不屈不挠的白发老人坚强的信念和真实的心愿。
当得知88岁的东史郎是只身一人回国的消息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破例允许送行人员送至机舱口。
不屈不挠的东史郎走了!
望着他孑然一身白发苍苍的背影,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在未来的《东史郎日记》案审判中,他能赢吗?
注释
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
②《“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37页。
③《“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08页。
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7~548页。
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9~550页。
⑥《“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14页。
⑦《服务导报》,1998年3月9日,第一版。
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
⑨《东史郎日记》(中文版),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3版。本文有删节。
⑩原文《东史郎中国之行纪实》,载《南京党史》1999年第4期。本处有增删。
莱德里奇:《建设和平》,第29页。
《“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84页。
《服务导报》,1999年4月13日,第6~8页。
《“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89页。
《“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73页。
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