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上,人们比较推崇“缘分”这个词。

说实话,我不太相信人与人之间天生会有一种缘分。所以说,我从未想过与东史郎有没有缘。

我信奉人与人之间交往靠的是真诚和信任。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大概都是这样。

坦白地说,缘分从真诚和信任中来。

我再次与东史郎的相遇,是在1997年8月,地点仍在南京。

那一年,是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6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60周年。

为纪念60年前遇难的30多万遇难同胞,并从学术上加强对

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等单位一起,发起召开了首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从史学层面研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100多位专家与会,地点就选择在南京夫子庙的

状元楼。

夫子庙位于南京城南,是南京的一处名胜和热闹的街市,因其供奉和祭祀我国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的地方得其名。孔子在古代被人们尊称为孔夫子,因而南京人称其庙叫夫子庙。南京的夫子庙始建于北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是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明初这里为国子监,后改为应天府学。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同治八年(1869年)重建。①

贯穿夫子庙而过的是一条名叫秦淮的河。

秦淮河是南京古老文明的摇篮,南京人的母亲河。

自东吴以来,秦淮河夫子庙段沿岸,一直是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商贾云集,文人荟萃,儒学鼎盛。

明清两代,十里秦淮金粉楼台,鳞次栉比,画舫凌波,桨声灯影构成一幅如梦如幻的美景奇观。②

民国时期,这里的六朝春、晚晴楼等百年老店林立,是达官权贵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1937年侵华日军侵占南京时,这里受到了极大的毁坏,大成殿、奎星阁、得月楼、思乐亭等许多古建筑化为灰烬,许多百年老店毁于一旦。③

1984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对夫子庙进行了复建,这里重又恢复了往日繁华热闹的景象。它以大成殿为中心,南北成一条中轴线,左右对称建筑,依次为大照壁、泮池、文枢坊、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魁星亭、聚星亭等,占地面积约26300平方米,成为古城南京最具特色的景区,也是蜚声中外的旅游胜地。而状元楼正是在这次复建时建立的,它是在金陵饭店之后,南京城出现的第二座五星级酒店。

东史郎战后第三次来南京,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应我们的邀请而来,那时他在中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名。他于8月13日到达南京。

那年的8月13日,也是八·一三事变爆发60周年。60年前的8月,东史郎加入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并跟随着他所在的二十联队,于同年11月,从上海杀向南京的。

东史郎在其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他在八·一三事变后,应召加入侵华日军行列,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程:

昭和十二年(1937年)8月26日,在家乡京都府竹野郡间人町接到入伍通知书,应召加入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队第三中队。9月8日从大阪港出发,9月14日在中国的大沽港登陆。9月16日抵达天津,9月18日至9月29日参加侵攻子牙河沿岸的战斗。9月30日参加侵攻

石家庄和洛阳河会战。10月21日侵占并驻守宁晋。

11月2日从宁晋转移,经山海关至大连。11月12日从大连港登船出发,从海上增援上海(因日军上海派遣军久攻不下上海,东史郎所在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奉日本军部的命令增援上海)。11月17日部队在上海浒浦镇登陆后,直接参与合围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的战斗(此时,蒋介石在得知日军大量增援上海的消息后,下令中国守军全线从淞沪战场上撤退)。

11月27日至29日参加侵占常州的战斗。11月30日至12月6日参加侵占镇江丹阳、句容的战斗。12月6日至9日参加侵攻南京汤山等郊区中国守军外围防线的战斗。12月10日至13日参加侵攻南京城的战斗。12月13日至23日参加对南京市区和郊外的扫荡(屠杀)。④

根据史料记载,从12月24日开始,东史郎所在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奉命作为南京警备部队,驻守在南京城内,直到1938年1月23日乘船沿长江离开南京为止。1月28日,第十六师团从大连港登陆,东史郎随之返回中国东北。

在南京的这段时间,正好与史学上定论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基本吻合(1937.12.13~1938.1),也就是说东史郎作为加害者,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日军第十六师团因其师团长名叫中岛今朝吾,被称为中岛部队,是当时南京妇孺皆知的魔鬼部队。

8月14日至16日,首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按时在南京

状元楼召开。会上,东史郎发表了《与“虚构派”挑起的南京大屠杀案审判作斗争》的演讲。他说:

我是1937年8月应征入伍,参加了日中战争。河北之战、南京攻坚战、徐州攻坚战、汉口攻坚战、襄东攻坚战等等。我都参加了,打了3年仗,于1939年11月回国。后来于1944年3月再次应征参加“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投身侵略中国的战斗直至战败。

进攻南京的最后3天,即12月10日、11日、12日的战斗是生与死的激烈较量,炮弹跳起了地狱之舞,枪声高唱死亡之歌。12日夜晚,我们发起突击占领四方城,翌日由中山门进城。这一天是占领南京的日子。

如果我战死沙场,它会和我的躯体一起烧掉,但战争毕竟是人生中的异常经历,所以我在战场上记下了日记。不论善与恶,日记中记下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我们毫无罪恶感地杀死了很多农民。大叫着:“讨伐支那!山川草木皆敌人,要杀尽宰光!”实在残酷至极。

完全没有粮食补给,采用的办法是让军队在占领之地抢掠自给。在搜索粮食的时候会发现躲藏的女人,而一经发现必定奸淫。为什么丝毫不受良心的谴责坦然干出杀人、强奸、放火、抢劫等不人道行径?为什么在家乡时曾是很善良的人会变得如此野蛮?是什么促使他们干出这样的勾当?

对此必须作出深刻的反省并严加检讨。化脓的伤口通过外科手术把脓排出来是为了不让它继续恶化。为了反省过去的野蛮行径、挖出其根源,就必须弄清侵略的野蛮事实并加以反省。⑤

在这次会议上,东史郎还大声地呼吁:“讲出战争真相是参战者的义务。”他指出:

不应该抹杀过去的事实。我198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发生50周年纪念日时,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自己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表示了谢罪。当时幸会南京大学教授高兴祖先生,他对我说:“东先生,日本军的野蛮行径是20世纪文明的耻辱。”我对他严厉的批判由衷地惭愧。

我们对日本军的野蛮行为应该好好地反省。不是“自虐”而是“自省”。不能采取放任自我的态度,即用刺刀捅中国人的身体可以毫不在乎,而自己的身体哪怕被针尖蹭一下也叫痛。

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日本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是日本蒙受原子弹危害的几十倍。如果日本比美国早生产出原子弹的话。日本定会首先使用。只讲“被害”闭口不谈“加害”的自私做法,绝不会成为通向和平的出发点。

我认为,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⑥

东史郎还在会上,分析了为什么会发生日本军人在战场大肆杀人、强奸和放火暴行的原因?“一切始于军国主义教育”,东史郎肯定地说:

使我们失去人性的军国主义教育曾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它把侵略战争说成是“圣战”。教育我们说:“讨伐粗野的中国人是正义的。”并且让我们轻视中国人,灌输民族歧视思想,叫嚷“膺惩支那”。说:“效忠天皇重于山岳,尔等臣民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可生受虏囚之辱,当死为护国之鬼。”

对中国人的歧视轻蔑心理,演变成了傲慢,这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屠杀无辜者的暴行的原因所在。军国主义把人当作资源浪费、滥用,视生命如鸿毛。我们士兵被当作消耗品。于是就认为,既然我们的生命不足挂齿,那么敌人的生命就更不值一提了,“那就杀吧”!于是丝毫不受良心的谴责肆虐杀人。当时的日本军全然没有尊重生命、人道主义等等。打仗的目的是胜利,为了胜利人道也可以放到一边,认为只有胜利才是正义。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活的武器,为正义而死是忠于天皇,是光荣的战死。我们没有尊重人类的思想,有的是决死效忠天皇,仅此而已。这是一种放弃自我,是奴隶劣根性,是道德上的无知,是对非正义、丑恶缺乏反抗的思想。⑦

对日本国内出现的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奇谈怪论,东史郎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需要的是“自省”。他说:

战败50周年那年,日本国会决议时曾有这样的说法:“不是为了侵略他国领土,而是为了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出亚洲而进行的自卫战争,所以没有必要谢罪,反对作出不战决议。”我对日本议员的卑鄙不胜惊讶。对愚蠢的国会不禁哑然。如果日本发动的战争是解放战争的话,那么日本对殖民地就不该去继续盘剥,既侵略又剥削,怎么能称得上“是解放战争”呢?

当时坚持认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但是,“满洲和蒙古”不是日本领土。把别国领土当作保护日本的堡垒,这种本国优先主义在世界上是行不通的。

在日中战争中资源耗尽的日本铤而走险,发动了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南方侵略战争。这是一场日本为获取资源而发动的战争。1941年11月10日,在大东亚战争开战前的大本营会议上作出这样的决议:“马来、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西各群岛占领后划归日本帝国领土。”“菲律宾、缅甸作为独立国家,但是将其置于日本指挥下,成为类似满洲的独立国。”其后,于12月8日宣告开战。

日本能够向亚洲的哪个国家提出“战争赔偿要求”?别国可以向日本提出要求,但日本却不能向任何国家提出,这是因为那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不是解放战争。

不是中国打到了日本,而是日本打到中国去了。是一场侵略,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点。这是应该反省的,这不是“自虐”。而是应该“自省”。

最近,日本因使用血液制剂出现了很多“hiv”感染者。其生产企业之一的“绿十字社”是731部队余党10名军医创办的企业。这些人曾视中国人命为草芥。把他们当作“木头”作人体实验。战败50年之际,在日本发生的因血液制剂造成的“hiv”感染问题,也是因为追逐利润不管患者死活。只要“绿十字社”赚钱就行这样一种草菅人命的做法引起的。这和为获取侵略战争的胜利,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芥如出一辙,为追逐利润而不顾患者生命。这一事件说明,现在有必要重新反省过去军国主义的暴行。⑧

东史郎在此次

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赢得了我的信任。他不仅把“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作为战争经历者的义务,而且分析了日本军人当年之所以施暴原因是“一切源于军国主义教育”,同时还严词批驳了日本国内出现的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奇谈怪论,指出日本需要“自省”等等,从此时开始,我与东史郎在思想和情感上的隔膜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尊敬,尊称他为先生。

我认为,东史郎先生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智者和勇者。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东史郎先生还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东隆史前来南京,除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外,父子俩还专门去了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前,向遇难者献了花,默祷谢罪。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陪同他们父子俩去那里的情景。

那一天,南京的天气很热。东史郎先生提出要带他的儿子东隆史去拜谒一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考虑到天气炎热,而东史郎年事已高,我打算安排他们到离夫子庙状元楼会场较近的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去,但东史郎先生不同意,一定要去长江边,可能他认为江边上的遗址当年屠杀规模大,在那里向他儿子讲述历史的地点比较好。我们同意了他的要求,安排他俩去了中山码头。

父子俩每人抱着一束鲜花,在我的带领下,来到了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前。东史郎先生身着白色长袖衬衫、灰色裤子,东隆史身着灰色圆领短袖衬衫、蓝色裤子。父子俩个头差不多高,都戴着一付宽边眼镜,不同的是一个白发人,一个黑发人。他们在纪念碑前伫立很久,然后,一起走到碑前,恭恭敬敬地放下鲜花,向遇难者鞠躬谢罪。虔诚之至,溢于言表。

反省和后悔的区别是,反省是向过去说再见,后悔是重新走向过去。东史郎先生应该属于前者。

离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后,来到了附近的长江边上。果然,在那里,东史郎给儿子讲述当年日军在这里集体屠杀的往事。父亲边讲边用手势比划着,讲得生动;儿子边听边点头认同,听得认真。我一边看着他们父子俩在深情地交流,一边暗暗地在想,东隆史大学毕业后,在东京一家知名的音响制造企业工作十多年,作为一个技术员,他对他父亲的过去了解有多少?他对其父亲现在的行为能够理解和支持吗?

一时难以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不过,东史郎先生父子俩的举动倒是值得肯定。我想,如果日本老兵都能够像东史郎先生一样,哪怕是对其亲属说出历史真相的话,日本国内否定历史的人肯定就会少了许多。

此次,我还陪同东史郎先生,找到了他在60年前日记中记载的东郊马群一带集体屠杀遗址。

东史郎先生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7000名俘虏煞是壮观。

……第二天早晨(1937年12月19日),我们接到去群马(马群)镇警戒的命令。在群马(马群)镇警戒的时候,我们听说俘虏们被分配给各个中队,每一个中队两三百人,已自行处死。据说他们中间唯一的军官军医因为知道支那军藏军粮的地方,上面命令把他留了下来。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杀掉这么多俘虏。但是总觉得这太不人道,太残酷了。

我觉得简直难以理解,好像很不应当。

7000人的生命转眼之间就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⑨

东史郎先生笔下的群马镇,实际上是指南京东郊的马群镇。不知东史郎先生当年把两个字读反了,还是根据日本有个群马县名犯了经验主义错误,我不得而知。但南京称马群的地名只此一处,绝无群马一名。为此,东史郎去年来南京期间,还专门要我陪同去马群镇,当他亲眼看到公路边上蓝底白字的“马群”路牌时,才彻底认错,并在路牌下合影留念。

关于马群一带7000人的屠杀地点究竟在哪里?东史郎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要我们帮助找一找。去年(1996年)10月,我们在马群附近的仙鹤门,找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千人坟”,以及几处当年集体掩埋尸体的遗址。再对照东史郎所在师团(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关于在仙鹤门处理7000人的记载,我们大体断定当年在马群附近和仙鹤门的7000人的集体屠杀是同一回事。

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这次我们专门请东史郎先生到仙鹤门去,现场指认此处集体屠杀遗址。

仙鹤门位于南京的外城东北角。

南京的外城是座土城,没有内城墙那样高大雄伟,但周长达180里,有仙鹤门、麒麟门、沧波门、高桥门、安德门、江东门等38座城门。现在,这些土城及其城门早已不复存在,城门名只是作为地名而存在,其实是名不副其实。

8月18日,我和刘相云、刘燕军、常嫦等人,引导着东史郎先生和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成员山内小夜子、中北龙太郎等日本友人,一同来到仙鹤门。首先走访家住仙鹤门、当年曾参与掩埋尸体的证人陶东志。

陶老已年逾八旬。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38年初夏时分,仙鹤门一带的麦田里,还有大批年前大屠杀时留下的遇难者尸体,其腐臭难闻。村里就组织人员掩埋,记得当时是隔几块田埂便收集一大堆腐尸,集中掩理掉。现在仙鹤门街西头的一块菜地里、煤基厂、仙(鹤门)马(群)公路仙鹤门北街段等处,都是一处处“千人坟”(堆)所在地。

我们在陶老的带领下,来到仙鹤门街西头的一块菜地,只见一座直径约6米、高约2米的青冢出现在眼前。陶老指着坟堆告诉我们,这是座无主孤魂墓,里面埋葬的尸骨,都是当年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国民政府军的被俘军人,也有少量的平民百姓,谁也不知道他们姓啥名谁,是一群孤魂野鬼。这是仙鹤门村上妇孺皆知的事。每年清明节,村里总有人来这里烧香,祭悼这些被日军屠杀的死难同胞。

东史郎听了陶老的话,很是震惊。他立即跪倒在死难者的坟墓前,双手合十,嘴里喃喃絮语,向死难者忏悔谢罪。同行的日本人急忙帮助东史郎,在坟墓前点起了一炷香。缕缕青烟袅袅,缓缓飞向天际,是对死难者灵魂的慰藉。

有人曾这样说道:“只有当加害者真诚的向受害者道歉时,受害者的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在这里遇难的同胞泉下有知,不知对此作何感慨。

接着,我们一行又来到仙鹤门东街煤基厂。这里是一个生产家用煤基的工厂。陶老指着简陋的生产车间告诉东史郎等一行日本人,十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挖出许许多多的白骨,因为当年这里也有一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大坟堆。建煤基厂时,遇难者遗骨被移到附近的小山上掩埋。

我们又来到仙鹤门街北侧的公路上,公路管理站的管理人员对东史郎等一行日本人说,大约在60年代初,我们在修筑仙(鹤门)马(群)公路时,曾在这里挖出了一座大坟墓,里面有成百上千的白骨。据村里老人们回忆,坟墓里掩埋的也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骸骨。修公路时,将这批白骨迁葬在附近的小乌龟山上。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我们有幸找来了当年负责迁葬这批骸骨的老乡,当年的年青人已经成为老汉。他手里拿着一把铁锹,二话不说,带领我们爬上了小乌龟山。

准确地说,小乌龟山其实就是一个小土丘,上面长满了杂树和灌木丛。老汉带着我们转了几处,哪里还能寻找到迁移这批骸骨的痕迹?据老汉说,当时他用竹筐挑来遗骨后,分别找一些山坡凹地散埋,表面复上土层,现年代久远,记不清楚掩埋的具体位置,反正就在这一片坡地上。

历史将为我们记上一笔,公元1997年8月,我们与东史郎及其日本友人,曾在仙鹤门,实地验证了一处侵华日军屠杀7000人的新的集体屠杀和丛葬地遗址。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黄海波,南京电视台记者陈正荣、李军等跟随着我们考证,用摄影机拍摄了这一过程。

通过这次东史郎先生在南京的一系列活动,以及我对东史郎先生近距离的观察,我与东史郎先生在心理路程和思想感情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

注释

①②③《南京旅游全景手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44~545页。

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45页。

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45~546页。

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46页。

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46~547页。

⑨《东史郎日记》(中文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页,第203~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