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冬

我必须要为我的母亲写一篇原汁原味的小说，借以来安抚一颗虔诚的戏子之心，或者说给自己一个穿越的梦想。

我觉得以一个旁白者的身份来串联一段别人的旧事真的十分痛苦。其中的酸甜苦辣、潮涨潮落恍惚得犹如断线的风筝，既贴切又遥远。贴切得在我触手可及的空间里轻而易举地就能触摸到母亲沉默背后的伤痛，而她的故事又是发生在一个我只能凭空臆想的混乱岁月里，像遥远的落日一样飘忽在低低的天边，鲜艳而短暂，美丽而伤感。

隔着时空观望渐渐流失的旧事，犹如站在透明的玻璃窗前细窥对面的风景，就在转瞬回首的那一刻，总有些抹不去的苍凉，接着我便会想起席慕容的那首诗：

戏子

请不要相信

我的美丽

也不要相信

我的爱情

在涂满了油彩的面容之下

我有的是颗戏子的心

不要把我的悲哀当真

所以请千万不要

也别随着我的表演

心碎

亲爱的朋友

今生今世

我只是个戏子

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

流着自己的泪

母亲曾经是一个戏子。我总以为叫“优伶”（指古代舞蹈或卖艺的人）更合适一些，因为母亲天生有一副古典女子的漂亮面孔，绰约大度，静默里流露出一丝妩媚。甚至在许多时候，和她一起待在家里，便会突兀地感到自己好像完全浸润在舞台的氛围里。

在家里我总是不断地嚷嚷：妈妈，怎么又唱戏了！不是说不准唱吗？医生都叮嘱好几次了。我的责问随着母亲渐渐低落的目光逐渐委婉起来。母亲一贯的默然让我顿生悔意：我是在关心她的健康还是在磨灭她的戏子情结呢？

三姨对母亲的态度则一如既往地不屑一顾。她对姐姐的目光总带着恒久的敌意，还有一些嘲讽。她先是强词夺理地将自己没能参加升学考试的意外全部推卸到姐姐身上，然后故作轻松地说，大姐呀，你这一生唯一的不幸就是将舞台与生活混为一谈，真是要命！

我讨厌我的三姨，她一向自以为是，轻视别人的过程，总把别人看得一无是处，对于别人的隐衷从来不给予丝毫的怜悯和同情。

有一幅教育图画是这样的：孩子问，怎么会有云？无人答。孩子又问，怎么会打雷？无人答。孩子再问，怎么会下雨？老师答道：怎么这么烦！作为一名老师，我从来不会武断地批评我的学生。对处理这类教育问题我很有信心。在课堂上，不管学生的回答多么的异想天开，我都不会为难他们。我尊重每一个人思考的过程，就像一个人没有资格否定另一个人存在的意义一样，如果只是一味的责难与否定，那只能说明你的无知与尖刻。

那个特殊的年代我的母亲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的忠诚，读完夜校之后便主动回家务农。因为她要用她的双手为她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提供上学的机会，她认为这是她与生俱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母亲很快就成了生产队里“工分”拿得最多的人。每一项农活她都精于操作，而且做得得心应手，九月下旬，母亲将她的头发用深蓝色的头巾扎起来，然后很娴熟地收割玉米、大豆等农作物。母亲插秧的速度是独一无二的快，别人插秧时总要不时地抬起腰身、捶捶腰板。母亲插秧的姿态像一个朴素的雕塑，有一点持之以恒的意味……

母亲生命中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体弱多病的二姨。

农忙时节，乡下孩子的安全是最容易被大人们忽视的。母亲十四岁那年的秋收时节，她和二姨去村北的一处秧田插秧。由于天气阴晦，下着细细的小雨，油泥路变得很滑。她们直到天黑以后才完成当天生产队里的任务，接着两个人便快乐地向家奔去。母亲在洗刷鞋子的时候，不小心掉到了一个深水塘里，二姨呼喊得直到喉咙说不出话来也没有人听见，因为天已经黑了，而近处又没有人家。在水里拼命挣扎的母亲渐渐地就要沉下去了。母亲无助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二姨的双眼，里面藏着无尽的哀求。这时二姨的大脑鬼使神差地被唤醒了，她缓缓地探下身子，把细长的手伸到姐姐的眼前，肯定地点了点头，简洁地说出了几个字：抓住我的手。溺水中人一旦抓住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放手的，即使是一根干枯的稻草。母亲已经被河水呛得直咳嗽，呼吸也急促起来，她努力地抓住二姨的手，心里升腾出一种感激与死里逃生的欣慰，她感觉自己就要从死亡的边缘逃了出来。她还以为事情已经就这样风平浪静了。二姨脚下的青草和潮湿的泥水明显使她有些支持不住，然后她也跟着栽到了深水塘里，我母亲这时才意识到事情的局促性与严重性，她们两个人就这样和死亡僵持着，像两条游动的金鱼在水里挣扎。大人们赶来的时候，二姨已经安静下来，她才不满十岁。我的母亲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坐在岸上，母亲目光呆滞，不言不语。她看着被人们打捞起来的妹妹瘦小的身体时，发出像野兽一般凄惨的喊叫。那是一种伤心欲绝的声音。

母亲在以后每年的清明节都要去祭拜她的妹妹。她每年都想方设法地弄一条深蓝色印着灰白色碎花的头巾，到乡下简陋的坟前烧给死去的妹妹。二姨生前最喜欢这种素雅的粗布碎花头巾了。有时候，母亲在超市里的货架上发现这种式样的碎花头巾，她的热泪就不可遏制地充满眼眶。她的心绪在那一刻又滑翔到了那个可怕的雨夜，继而激起她的恐慌与无尽的内疚。

人的理想或者某个心愿不是无来由地就会萌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功不仅要经过艰辛的期盼与付出，还要有适当的机遇，而且自身的灵性也很重要。母亲天生一副亮亮的嗓子，生得也很惹眼，用乡里的话说，就是条儿顺，盘儿靓。她正好赶上了乡文工团的招生班子，文工团的宣传小组一眼就相中了母亲。

文工团是什么样的组织？宣传毛主席思想的革命队伍，多么伟大呀。母亲一家对此感激得鼻涕眼泪一片模糊。这样的厚遇不是现在我们用钱或者其他东西能买到的。党组织接纳的成员肯定是对党无比忠诚的优秀同志。那时二姨的事情才刚刚平息不久，母亲依然沉沦在其中，内疚与伤心使她根本无法面对现实生活。在家人和文工团干部的沟通交流下，母亲化悲痛为力量，义无返顾地站了起来，加入了文工团。母亲喜欢唱样板戏，由于她的刻苦练习以及先天的一点优势，她的戏唱得小有名气。县里、乡里、村里的演出，场场都要请母亲参加，而且还是压轴戏。

小白是母亲在文工团里结识的第一个年轻男子。他是上海下放的知青。因为写一手好字，读的书又多一些，便待在文工团里帮忙。母亲的每一场演出，小白一定会到场。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我母亲的好感。每次他在写演职人员的名单时，总把母亲的的名字写得格外的精干漂亮。母亲下了舞台以后，小白总会给她带来意外的惊喜，一个水灵灵的苹果或者一杯甜滋滋的糖水。母亲也不好拒绝。日久生情，长久地待在一起，两个人互相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爱慕之情。

直到母亲家里发生变故之前，小白一直都很关心爱护母亲。母亲能觉察，暗地里也比较欣喜。文工团里的干部和热情的同志们不时地旁敲侧击表明要成全这两位同志的革命爱情。那时候，小白曾给母亲写过一封信，写得革命气息浓烈，也很含蓄。母亲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虽然她不能完全弄明白文辞奥博的信件内容。外婆声称：女人这一生除了投胎做人，还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是嫁人。的确，在当时所有人的眼中，母亲和小白一定会成为令人羡慕的革命伴侣，所以母亲便会从一个乡下姑娘变成名正言顺的城里人。

母亲对大革命的未来充满信心，更对自己的明天充满信心。有了强大而厚实的组织基础以及小白不变的革命承诺之后，她上舞台表演就更加投入了。她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唱得县里人人皆知，而且还受到党内有关领导的赞扬。小白对别人自豪地说母亲简直和李铁梅真假难辨了。

一九七○年正直中国文化大革命大力宣传和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日子。母亲从来没有想过大革命会对她有什么影响。她就这样跟着文工团到处演出，心无杂念地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演出。

接到外公出事的消息时，母亲正在舞台上参加表演。

临行前，小白给了母亲一句革命战友最真挚的话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以大局为重，保重！母亲擦了擦微湿的眼角掉头就走。

外公是因出车祸抢救不及时而离去的。他倒下的时候，浑身没有一点血迹，血全部淤积在身体里。母亲看着外公的遗体怔怔地发呆，她又想起了她的妹妹。

一样的黑色棺木，一样的白衣麻绳。母亲的噩梦再一次地被惊醒。心灵猛烈地颤动，难以面对的内疚使母亲无所遁形。她的泪水又一次穿越心底潜藏的伤口。时间的难挨对母亲来说是一桩十分痛苦又难以启齿的事情，但只有靠时间去淡漠，她才会安心。

北方的小镇，赶上初春也会下一场大雪。而一年中的其他光景，大地的色彩则是异彩纷呈的：有泥泞的乡间小路，金黄的麦浪，火红的果林，宽阔悠长的白杨大道等。总之，是一个容易产生诗人、艺术家以及原始萌动的爱情之地。

在全国革命热情高涨、人民高喊社会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刻，我的母亲惊惊乍乍地跟着文工团继续进行巡回宣传演出。她一方面要尽心尽力地为党服务，做一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弟弟妹妹上学以及家里的生计问题。那时侯，三姨正在上初中二年级，她一直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小舅舅则是个异类，他和着大革命的节拍不肯去上学，跟着红卫兵一起给自己的老师戴高帽，他把批斗当做是一种火热的儿童游戏，作为他生活中的调味剂，乐此不彼地去寻找别人的错误。

之前外婆对革命的态度永远置身事外。她始终搞不懂：一个人犯了错，家里人为什么非得一起跟着去改造？历史遗留问题带着某个年代的气息慢慢地接近外婆的生活，一点一滴，乘虚而入。外婆的娘家以前大概是地主成份。外婆以为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断然不会给家庭带来风波。在她娘家被抄家之后，外婆赶回娘家看了一回，然后就被年轻精明的红卫兵带走了。那些火眼金晴的青年在外婆身上搜到了一些银元和玉器，他们说外婆与封建余毒串通一气，知情不报。当时母亲还在团里排队练歌剧《白毛女》，母亲正在为喜儿走出大山这段戏大下苦功。

消息飞快地传到了四面八方。母亲不得不离开舞台回家探望外婆。同行的还有年轻有为的小白。小白对我母亲说：只要你和家里誓死断绝，不再来往，你就还是一个革命的好同志，我可以做你的担保人！当时母亲没有立即表明自己响应他的立场，使小白在大家面前有些尴尬。

回家后母亲抱着憔悴的外婆大哭了一场，静静地看着年幼的弟弟妹妹，深情地注视着小白以及身后的革命同事，她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后她对众人宣告：我们不是什么封建余毒，我永远和我的妈妈在一起，永远都是。

仅仅是一个孩子的肺腑之言，就被人定格为历史问题混乱不清。事实的进展仓促而直白：三姨的升学考试被取消了，母亲的喜儿由别人代替了，小舅舅再也不能耻高气昂地站在红卫兵队伍里。更令人震慑的是和母亲关系一直亲密无间的小白大有泰山崩于前面色不改的革命家气魄。他主动要求组织给他一个机会，彻底地总结一下我母亲思想上的错误，他主动要求做一次报告会，教育广大青年同志，他说人的外表是假象，往往迷惑人的眼睛，真正的革命同志之间应该是思想高度的对党忠诚，要永远处惊不乱，百折不挠。

小白的举动是母亲意料之中的事情，她哭着对外婆说：演不成喜儿了！母亲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深爱着小白的。在文工团里她就为自己的未来设计好了一切，不是吗？等大革命结束，和小白一起进城，好好唱戏，好好生活。

母亲没有剧本上或文学作品中女主公那种追求纯洁爱情的执著，时代不给她机会，小白也不给她机会，后来，母亲恹恹成病，哭得嗓子流出了血，这种病故与她的终身理想形成了无法挽回的矛盾。

唱戏对于母亲已成为一种彻底的存在方式。我是在她的长音、短音、高音中成长起来的。母亲的声音很甜，似涓涓细流。她的理想之光被心底的一种平静柔和的气氛环抱着。我想，母亲唱今天的流行歌曲一定很动听，也很轻松。样板戏的长音和高音不是什么人都能唱得干净自如的。

曾经有一段日子，全国上下流行歌曲大联唱《红太阳》。母亲暗地里试着唱过，只是她总觉得没有样板戏的气魄，只是哼哼而已。

生活不时地给母亲戏子之梦复苏的机会。我们的楼下住着的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和母亲年纪相仿，也极爱唱样板戏。偶然的交谈，她们便熟识起来。因为一个共同的爱好——旁人所不能理解的被时代荒疏的爱好，所以她们总有些离群与神秘。楼下的阿姨和母亲抓住一切空闲待在一起，一同回味往日的岁月，唱厚重深刻的革命样板戏。那是母亲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活在现在这样一个现代的都市里，人们渐渐淡漠了一种坚持与执著。只有母亲的戏子之心坚如磐石。楼下阿姨有一天到我们家，把那些很旧的唱片、样板歌谱拿给母亲，她说：儿子和丈夫不喜爱她整天唱难听的东西，工作和学习都受到了不小的干扰与影响。母亲明白她的意思，欣然地收下她的东西，目送她下楼后，就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发呆，剩下的是寂寞的时钟声。

母亲深爱着一台老式的唱片机，几次搬家她都舍不得扔掉。她只有从陈旧的唱片里才能聆听到她衷爱的样板戏，特别是歌剧《白毛女》。

父亲对母亲的心境一清二楚，他偷偷地给母亲报了市“五四”歌曲大奖赛的名。母亲得知后，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她一句一句地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在我们家买不起空调的时候，母亲的歌声给我们带来了阵阵寒气。

三姨故意给母亲泼冷水，她说：唱什么唱，别丢人现眼了，谁还听样板戏？小舅舅说话则还是那样按图索骥：又不是革命年代。说完之后他死板地盯着地板。母亲不想跟他们一般见识，依旧练习她的参赛曲目。

比赛那天，母亲化了淡淡的妆来掩饰额间的皱纹，毕竟她要演的是年轻的姑娘喜儿。母亲以昂藏的姿势立在舞台上，她谙练地从寒冷的腊月一直唱到喜儿走出大山见到大春哥。在人影幢幢的大礼堂里，母亲一下台就哭了。她的样板戏已经再也不能深入人心。台下的观众死气沉沉地闲聊，仿佛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偶尔有几个年轻人感到新鲜才会戏谑性地开怀一笑。这一切对母亲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母亲多年前的旧病在她绝望的时候又复发了，其实她在台上唱的时候，嗓子里就已经溢满了血丝。

医生说母亲的嗓子根本不能唱这种音很高很长的样板戏。医生的叮嘱斩钉截铁：以后再唱，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家里，我们开始尽量地少和母亲说话，接电话时我总抢在母亲前头，周末我们尽量不让母亲上菜场，免得又和小贩讨价还价。我们时刻铭记不能让母亲的嗓子受到刺激，对她的饮食也严格规范起来。辛辣、酸涩的东西尽量不让她吃。渐渐地母亲的沉默变成我们最宽慰的事情。

外婆看着母亲麻木的表情总会流出同情的眼泪，她宽慰地说：你想唱就在心里唱吧！

只是在以后寻常的每一天里，母亲用她的沉默告诉我们，她不再唱戏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语言表达能力比较突出的老师。直到有一回参加了一次辩论赛，在赛场上，我被对方驳得频频点头、瞠目结舌，我终于明白，自己在语言上是一个逻辑性很差的人。平时，我喜欢和别人斗嘴，出口成脏，出口伤人，一个饶舌的人自我感受还十分良好，那简直是一种夸张的虚荣和放纵，结果只能代表我的琐碎和空洞。但我并不认同辩论有多么大的意义：在势军力敌的辩题上，人们往往越辩越模糊，很多人成为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现在，我学会用事实说话。我相信事实，公正而没有偏颇，最真实的感受藏在心里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

最后，要强调的是，我写这篇小说时的心情，就像母亲年轻时，在舞台上唱那首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一样热情洋溢。我之所以没有表达我的感情，是因为母亲深刻的沉默已经悄无声息地流淌到我年轻的心里，像泪一般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