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牛还是让我以一个打字员的身份来迎接你吧，你这第一次来S城的旅人。

你从车站矮矮的门洞钻出来，笔挺的西装上别一支光秃秃的狗尾草。你很守信，别着我们见面的记号。

以前我也在这里接过几个像你这样的陌生人，提前在电话中约好这样那样的记号，但一下火车他们就自作主张地取消了。他们只想凭我身上的汉字认出我，而不想让我看见他们。那都是一些心理古怪的旅人。他们一旦得知在陌生的地方有一个人等着他们，盼着他们，就嘻嘻地窃笑着，从我身旁大摇大摆地溜走，溜进车站附近的饭店、旅馆。他们每次都在酒足饭饱后才别上作为记号的花朵、树叶、手帕和徽章，嘻嘻哈哈地在只剩我一人的车站拍我的肩膀，跟我开他们地方上的玩笑。粗俗弱质的玩笑。

这样的旅人，我怎么会让他们顺利出城呢？如你所想，他们现在都还在这座不起眼的小城里。和以前不同，他们不再四处打听有关出城的消息，只是在各自好不容易挤进的某个行当里忙得昏天黑地。不过偶尔他们还会跟同事开一些玩笑，但和他们刚来时在车站和我开的那些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玩笑已经截然不同。他们操的都是这里的口音。久远的乡音即便是夜夜通过梦呓反复练习，仍然于事无补。他们在这城的空气中，生活得是太久了。

现在走在街上，我已经很难再认出那些外地人。虽然他们每次都一眼就认出我，不厌其烦地向我吐露他们的思乡之情，不顾场合地泪流满面，可又能怎样呢？这些举动对他们在这城的工作、生活、乃至火化和再生都毫无帮助。因为这些公众场合的深情倾诉和哭泣，全城的人都错误地认为是我把他们领进城的。领进之后，现在他们从事的这份工作不说，就是当初几天的食宿我也没有尽到一个S城原著居民应尽的义务。于是，和那些不礼貌的旅人一样，我理所当然地被S城的行政机构划入了劣等公民的行列。

在S城作劣等公民，就意味着你将被剥夺使用任何防护面具的权利。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某天早上那些穿制服的警务人员闯入我家的情形。他们给我看过黑头文件后，不顾我的再三肯求，强行将我家中所有的防护面具全部没收。透过六楼加厚的窗帘的缝隙，我目送制服们走出单元楼，钻进警车扬长而去。我清醒地意识到：从此以后，我的户外生活被取消了。一个正常居民被取消户外生活，也就意味着，他将无法去公司上班，他将被老板炒掉，他将只有通过电话与朋友联系直至逐渐失去最后一个朋友，成为一个只能靠政府救济生活下去的可怜虫。所谓劣等公民，就是生活在S城同时又被S城划分出去的那部分人。

成为劣等公民后，我开始了自认为很亢奋的写作。现在想来，全城的劣等公民中，我算得上是最幸运的一个了。同伴们被囚禁在自己的住处一段时间后，大都患上难以根治的忧郁症，开始拒绝政府人道救济的一日三餐，开始接二连三地被肃穆的出殡车拉进火葬场。现在火葬场的黑车没开到我的门口，完全是我写作的结果。和其他行当相比，写作算得上是本钱最小的行当了。一杆小学生用的一头带橡皮的铅笔两毛一支，一叠可以写满几十万字的稿纸售价通常也不会超出一块钱。

我为自己的后半生准备了许多这样的铅笔和稿纸，我想通过它们写写画画，把S城的部份生活记录下来。对于我这样做的原因，任何角度的猜想都是徒劳。因为我只是在以一个小学生的手劲消耗着一截一截的铅笔，以一个收藏家的兴趣收藏着一页页填满汉字的方格纸。我把短得无法再使用的铅笔头装进一个啤酒瓶，把填好的方格纸捆好，礼貌地放进床下的水果箱。经过长达半年的囚禁生活，我已经收藏了三啤酒瓶的铅笔头和半水果箱的方格纸。每天夜里我都有将它们付之一炬的冲动。我久久不这样做，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很难保证制服们不会以一条莫须有的纵火罪任意延长对我处罚的时间。

有几次这种冲动让我把自己的收藏鬼使神差地带到了车站。我想我是打算把它们交给某些像你这样的外地旅人。我希望他在离开这城时，顺便也把这些酒瓶和水果箱带走，在车开到荒郊野外时从窗口扔出去，让它们在以后的日晒雨淋中一点点化为尘土。可不幸得很，我碰到的都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白痴。我一次次悄悄收起这两样准备拱手相送的随身物品，看他们在这城的车站大摇大摆地消失，又焦头烂额地在另外的公司或工厂出现。

因为前几次的计划落空了，所以这次我没带酒瓶和水果箱。我只穿一套印满汉字的衬衫短裤，与你那支狗尾草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