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初二那个学年的期末，杨少锋的学习成绩仍然只处于中游，而这个学校是个普通中学，作为普通中学的普通学生，不要说考大学，连能不能考上高中都无法保证。

杨少锋对自己的学习成绩也不满意。他一直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即使念初一时在重点中学排在班级下游，他也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很用功，他想，如果用功的话，那么，大部分的人将不是自己的对手。没想到这次在镇上中学的成绩也如此地不尽人意。其实在他与社会上的小混混玩在一起、在他逃课去看港片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对的，他不能就这样堕落。大的道理大家可能都懂，真正做起来却很难。他明知自己在堕落，却无力自拔，或者说他对自己过于自信，觉得随便怎么念，在班级里成绩排在前几名应该不难。

这次期末考的成绩说明，他对自己的看法太乐观了。他开始思考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如果长此以往，以后他将与其他人一样，在农村中做个普通人，甚至与他的那帮“兄弟”一样，成为社会上的小混混，而这，其实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从小的志愿就是，考上大学，走出小山村，用知识改变命运。经过这样的反思后，他下定决心要认真读书，像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重新考上民族中学，向人们证明他是最优秀的。

想好后，他作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留级一年。实际上，父亲也有类似的想法，因为杨少锋目前的成绩并不理想，如果这样上初三的话，最后能考个普通高中就不错了。作为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杨德清知道，乡下的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差，就算在班上名列前茅，要想上大学，还是难上加难。

既然父子俩的想法一致，杨少锋就向老师提出留级的想法，但却遭到老师的强烈反对，就算是今天，留级生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坏学生的代名词，当时除非是成绩实在差得不行的学生，学校才会同意留级，从来没有人主动提出要求留级的。而在老师看来，杨少锋的成绩虽然不算好，但也不算很差，努力拼一下，考个中专还是有希望的。而母亲则认为从重点中学转学回乡下中学已经是够让她伤心了，留级那就是更大的耻辱。但在杨少锋的坚持和父亲的说服下，母亲不得不接受了留级的想法。由于年级老师的坚决反对，杨德清就找到了当时的副校长，他的学生，最后在副校长的协调下，杨少锋终于留了一级。

1991年，杨少锋继续在镇上的中学念初二。

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认为留级不是什么好事，但杨少锋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他觉得，正是在留级的那一年，他找回了对学习的自信。当时受杨少锋的影响，中心小学校长的儿子王用声、学区出纳的儿子陈勇、中心小学数学老师的女儿郭毓梅也都找了借口留级了。而四个人刚好分在了同一个班级。在留级的那一年中，他们4人的成绩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年级名列前茅。这4人在后来的中考中，两人考上了重点中学，一人上了师范，考得最差的一位，也上了重点中专。这件事情对杨少锋所在的那所中学的教育观念震动很大，以前学校总是把留级当作是一种惩罚措施，而杨少锋等人的事实证明，留级其实不一定是坏事，他可以让一个成绩普通的学生得到良好的复习机会，从而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底，所以后来学校开始尝试一些有潜力但基础不扎实的学生留级。

在留级的一年中，杨少锋对每门课的感觉显然比以前好多了。现在上课对他来说很轻松，每一章节都是以前学过的，学起来轻车熟路，不存在太多的障碍。以前不理解的难点，现在大部分能理解了。

但这时的杨少锋，仍然没有吸取这两年成绩变差的教训，没有认真对待学习。

他的那些社会上的“兄弟”叫他去玩，他照去不误。镇上如果哪家录像厅播放他爱看的录像，他还是会跑去看。那个时候，杨少锋的哥哥少颖已经中专毕业了，分配在附近一个镇的林业站当干部，家里的经济条件虽然没有明显改善，但兄弟俩一向感情不错，少颖作为过来人，也知道在乡下中学读书很苦，时不时从自己的工资中拿一点出来接济杨少锋。家里本来就给杨少锋些零花钱，加上哥哥少颖给的钱，杨少锋在学校里俨然成为“大款”——在乡下中学念书的孩子平时大都没什么零花钱，米和菜都是从家里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