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局的主导权已逐渐转移到美国手中，1943年（昭和18年）4月18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战死。在日本的劣势已经有目共睹的形势下，东条首相所采取的措施是将造反的萌芽从占领地区连根拔除。

山本死去两天后的4月20日，东条起用重光葵担任新外相，将他作为对军部进行后方支援的战时外交的核心人物。

围绕着占领地区的行政问题，东乡茂德与东条发生了对立，早在1942年9月就辞去了外相职务。东条打算设置“大东亚省”，统一管理与南方占领地区以及满洲和中国等有关的所有问题，而东乡则强烈反对，认为“外政应交外务省统一管理”、“不要伤害东亚诸国的自尊心，被人怀疑是‘殖民省’”。但他的反对没起到任何作用。

重光就任外相职务之前担任驻华大使，对于参加了对美英战争的南京政府，他采取了修改不平等的日华基本条约，容忍一定主权的等所谓“对支那新政策”。

1943年11月，日本领导人和来自印度（地方政府）、泰国、缅甸、菲律宾（第二共和国）等亚洲国家的代表，参加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东条政府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取得邻近国家对新政策的支持。

重光外相的主张重点是“民族自决”和“非殖民地化”，难免带有否定军政的因素。那么，为什么东条会看好重光呢？

重光认为“坚持平等均衡的原则，即便事实上帝国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指导者，在表面上也不表现出来，这才是上策”。他是想通过对亚洲各国淡化日本的优越地位，在形式上给予各国对等的待遇，诱使各国对大东亚共荣圈和战争给予配合。在这一点上，东条与重光是一致的。

1943年5月31日，《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通过。根据这个大纲的精神，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如承认了缅甸和菲律宾的独立，承认了以钱德拉•鲍斯为首领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与汪兆铭政权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等。

为了宣传这一新政策，1943年11月5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泰国的代理总理旺•外塔亚孔亲王、“满洲国”总理张景惠、菲律宾总统何塞•劳雷尔、缅甸总理乌•巴莫，以及印度首领钱德拉•鲍斯都出席了会议。东条亲临接待各国首脑的第一线进行指挥。

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该宣言的前言说:“美、英对大东亚进行了贪婪的侵略和剥削，最终企图从根本上颠覆大东亚的稳定……大东亚各国应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号召各国对战争积极配合。宣言的正文提出了“基于道义的共存共荣”、“尊重自主独立”等五项原则。

然而这一时期，日本已经接连发生“玉碎”，1943年9月内阁会议已决定开始让“学生上阵”。对这个夕阳西下的帝国主持召开的大东亚会议，各国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缅甸总理巴莫在发言中说:“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而不是梦中听到了亚洲的召唤”，流露了反英美的态度。菲律宾总统劳雷尔则带牵制性地说:“建立共荣圈不是仅仅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泰国总理銮披汶认为会给人留下“屈服于日本”的印象，因而拒绝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代理总理。

在1942年4月的翼赞选举中非推荐当选的斋藤隆夫对大东亚会议进行了批判，他说:“宣传什么本国的战争目的是正义的，他国的战争目的是非正义的，所以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自己，没有任何人会真的相信……”

关于大东亚宣言，英国的外交史研究家伊恩•尼什指出：“对大多数亚洲人而言，宣言是一篇非现实的宣传，所以只有空洞的回响。他们根本不相信日本会把他们当做对等的合作者来对待。”（《两战之间的日本外交》，密涅瓦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