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中战争的扩大，国会做了些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从政党内阁的退潮进行说明。

“满洲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陆、海军革新派的青年军官发动了“五一五事件”，当时的首相犬养毅被击毙。事件发生后，陆军强烈反对继续保持政党内阁，退役的海军大将斋藤实担任了首相。这种由军部和官僚、政党、贵族院组成的举国一致内阁也被下届的冈田启介内阁所继承。但是，天皇机关说问题和“二二六事件”却直接打击了冈田内阁。

天皇机关说以往赋予了国会中心的政治以正当性。但是政友会跟侵犯统帅权问题时候一样，以倒阁为目的而对其进行了抨击。是国会议员自己推动了国会的无能化。

“二二六事件”（1936年）将政党政治再生的萌芽彻底摧毁。斋藤隆夫和滨田国松等政党议员对军部的批判虽然广为人知，但这并不能避免国会的变质。“预算审议更加流于形式化，第七十届国会（1936年12月召开）以后的政府原案几乎都是全会一致通过的”。（粟屋宪太郎，《昭和的政党》，小学馆）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的1937年（昭和12年）7月，第七十一届特别国会召开。作为此事件的经费，政府提出了追加大约1亿日元的预算方案。在众院预算

委员会上，当熊谷直太委员长以“面临重大时机”为由，建议“省略质疑”程序时，全体议员竟然均“没有异议”，民政党、政友会、第一议员俱乐部、社会大众党、第二等候室、东方会各党派团体全会一致通过。会议上午10点21分开始，10点52分结束，仅仅举行了31分钟。而且，支那驻屯军开始对华北进行总攻击后所提出的追加4亿余日元的预算方案，也只经过一日的审议后便通过了。国会非但没有抑制政府，反而鼓舞了政府。

9月初，第七十二届临时国会召开。由于设了临时军事费特别预算，军事费以加速度膨胀。虽然提出了高达20余亿日元的巨额临时军事预算，但国会却听不到强烈反对的声音。

当时的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国会本日结束。20亿的追加预算也不详细调查就通过了，这样的国会以后恐怕无颜面对国民吧，能预料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个人呢？结果是宪政在军刀面前屈从了。”

其后的第七十三届国会也应该在议会史上被人们记住。因为在这届国会上，不仅48亿余日元的临时军事预算被通过，而且国家总动员法也获得通过成立。这部法律为了使日本的经济、社会转换为战时体制，把国民生活和全部企业活动的统制权限以空白委任状的形式交予了政府，国会因此而被剥夺了其职能。

积极推进这个法案的是近卫内阁的执政党──无产政党的社会大众党。民政党和政友会起初称法案“违反宪法”而强烈反对，但最后也改变了方针转为赞成。有分析认为是因为慑于因审议迟迟没有进展而发脾气近卫首相解散众议院，创建所谓“革新新党”进行总选举。（古川隆久，《战时议会》，吉川弘文馆）

在这个重要法案的审议过程中，有两个插曲。其一是“住口事件”（1938年3月）。主角是陆军省军务局局员佐藤贤了中佐。佐藤在委员会上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明时，有人奚落喊道:“还是停下来为妥”，佐藤怒喝道:“住口！”

对于象征着军部的横行霸道和国会的软弱无力的这个事件，东京《朝日新闻》的短评是这样评述的:“委员会的质询围绕同一个话题转来转去，委员会开得松松垮垮，机灵的委员都溜出去了不见踪影，在傍晚的这样一个片刻，因为委员的奚落而动怒的佐藤中佐竟然大喝了一声。政府方面严厉斥责委员，实在是国会这个神圣殿堂里前所未闻的。”

还有一个是社会大众党西尾末广（战后任民主社会党委员长）的演说。3月16日西尾在演说中激励近卫首相：“要像墨索里尼那样，像希特勒那样，或者像斯大林那样，大胆地走日本应该走的道路。”结果西尾被提交惩罚委员会，并被除名。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政党中出现了为取得政权而不择手段的倾向。与军部妥协，欲取其欢心的亲军议员也为数不少。结果，国会没有作出诸如否决临时军事费等阻止或抑制战争扩大的决议，轻易地接受了政府是为了“尽快结束事变”的说明，尽管战费仍在急速膨胀，却一味地给予了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