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昭和12年）6月4日，日中战争爆发的一个月之前，深孚众望的近卫文麿首次坐上了政权的宝座。“五摄家”指近卫、九条、二条、一条、鹰司五家，是扈从天皇的最高门第的贵族。从中世纪起至1947年华族制度废除止，在日本的政治上和文化上发挥了领导作用。——中文编者注之首的名门出身和45岁年富力强的年龄，带给人们一种希望，似乎他能为“满洲事变”以后由于军部势力抬头而长期混乱的政治打开困局。

然而，结果并非如此，这位众望所归的领袖曾三次领导内阁工作，但均以令人失望的结果而告终。

研究近卫其人，首先必须提到他的论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日本及日本人》杂志，1918年12月）近卫在论文中将世界划分成英美的“维持现状”势力和德国等后起的“打破现状”势力，认为“英美的和平主义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利者提倡的得过且过的消极主义，与正义人道没有任何关系”，对战败国德国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他还指出，英国正在兴起对他国关闭殖民地门户的议论，如果这样的话，我国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不得不作出打破现状之举”。

近卫首相在日中战争不断升级过程中作出的声明和见解反映了其论文中的“非拥有（have�not）国家”的理论和构想。1937年6月,日本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大臣们在就任仪式后拍摄的集体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人是近卫，第二人是外相广田弘毅。一个月后，“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爆发。这届近卫内阁在后来发展为全面战争的日中冲突中，起了重大作用。

“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发生后，近卫内阁在内阁会议上决定派兵。近卫后来回忆说:“不仅是内阁，陆军也标榜不扩大方针，但事与愿违，战事一味地扩大。”近卫相信由“不扩大”发展成为“扩大”，陆军中的“统制派”负有责任，而其契机就是事件后对“皇道派”的清洗。（矢部贞治，《近卫文麿》，光人社ＮＦ文库）

另一方面，在外务省内，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等人反对派兵。但广田外相不接受石射的意见，表示“为了预防万一，这种程度总可以吧”同意派兵。近卫和广田都是被持积极论的陆军省牵着鼻子走。

但是近卫并没有完全与强硬论者唱一个调，因为他在考虑与蒋介石的首脑谈判。他采纳了为不扩大战争而煞费苦心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的意见，准备亲自访问南京，直接与蒋介石谈判。近卫决心“赌上性命立即前往”，但是最终因为担心无法镇住日本的当地军队而作罢。

近卫内阁改变了“不扩大”方针，于1937年8月15日发表了政府声明，它可以说是事实上的战争宣言。声明说:“为了膺惩支那军队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国民政府）反省，现在要断然采取措施”，语气极为强烈。在此期间，战火也蔓延到了上海。

是陆军大臣杉山向决定发表声明的内阁会议提出了声明的草案。当政党出身的铁道大臣中岛知久平提出“应该彻底打击”的强硬意见后，邮电大臣永井柳太郎也表示赞同。

据书记官长风见章回忆，近卫“这时候也和往常一样，只是默不作声地耐心听着他们发言”。（《近卫内阁》）此声明发表以后，“膺惩暴支”（惩罚罪恶的中国之意）成了一个口号固定下来。

1938年（昭和13年）1月，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近卫自己关闭了对华谈判的窗口。不久后他感到了这种做法的失败，“在必须纠正声明之谬误的思考下”，开始探索与国民政府谈判，于11月发表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

声明第一次明确表示，日中战争的目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稳定的新秩序”。这个新秩序意味着对华盛顿体系的“旧秩序”挑战，但它呼吁日满中协力合作，以图对第一次近卫声明进行修正。这所谓东亚新秩序被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所继承。

另一方面，近卫早就对不向他通报军队作战行动的陆军大臣杉山越来越不满，对不积极与军队配合的广田外相也渐渐感到不满。

为了改变局面，1938年5月，近卫果断地对内阁进行了改造。陆军大臣由曾和石原共同发起了“满洲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就任，外相以不固执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一声明为条件的原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就任。文部大臣起用了“皇道派”的实力人物、原陆军大臣荒木贞夫。

但是，陆军省次官则由日中战争爆发初期就主张强硬论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担任。石原派的板垣与反石原的东条的组合不可能圆满。而且，在对华政策上，希望通过与国民政府对话为事态打开局面的宇垣与企图建立华北分离政权的板垣立场也截然不同。宇垣于9月底辞职。可以说他是“近卫没有见地的轻率的人事安排的牺牲品”。（臼井胜美，《新版日中战争》，中公新书）

近卫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开始表露出辞意。1939年1月，他终于放弃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