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昭和12年）的“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以参谋本部为中心开始了和平工作想阻止战争扩大。人们越来越担忧由于战争的长期化而疏忽了对苏战争的准备。这些和平工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调停人的“陶德曼调停工作”。

反英情绪根深蒂固的参谋本部考虑到利用德国，1937年10月下旬，通过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向陶德曼大使转达了陆军的意向。德国为了中国市场的稳定和钳制苏联，也希望日中之间尽快实现和平，所以对德国来说这也是见台阶就下。

11月2日，广田外相根据先前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向驻日大使狄克逊转达了和谈条件。陶德曼大使了解和谈条件后，访问了蒋介石，向其转达了日方的意向。

和谈条件以承认“满洲国”为前提，要求内蒙古自治和建立华北的非武装地带。蒋介石期待九国条约会议对日本的军事行动采取措施的讨论能取得成果，而拒绝了和谈条件，和平工作一度中断。但是，在日本军进攻南京的强大攻势面前，中国也不得不积极响应和平工作。

任同盟通信上海支局长、曾是近卫首相顾问的松本重治回忆说:

在12月初的会谈中，陶德曼大使劝说道:“中国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战争将会继续下去，将来提出的条件恐怕就不止这些了吧。”对此，蒋介石回答:“日本不可信。但是，我相信这次是德国好意希望调停，所以愿意根据所提的条件进行谈判。”但是蒋介石表示停战的话可以谈，边打边谈的话就免谈，坚持要求停战。作为情报宣传活动的一个环节，日本内阁情报部编辑出版了用来传达日中战争以后国内外动向的画报《写真周报》。

1937年年底占领南京后，日本陶醉在战争胜利的热烈气氛中，和谈的门槛一下子被抬高了。

占领南京的次日，即12月14日，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广田外相发表了一个和平方案，其内容与转达给狄克逊的方案相同。但此方案刚一发表，便立刻遭到了陆军大臣杉山元、内务大臣末次信正等人的强烈反对。近卫首相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会议的结果是，确定了要求正式承认“满洲国”，在支那北部设立特殊政治机构等中国不可能接受的苛刻条件。这样一来，日中两国便失去了和平的机会。

蒋介石拒绝和平谈判，选择了彻底抗战。他在1938年1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日方提出的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

日方规定的答复期限是1938年（昭和13年）1月15日。当天召开的联络会议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据当时在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堀场一雄所写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原书房）记载，主张继续谈判的只有参谋次长多田骏一个人，针对其意见，陆军大臣杉山发言说:“期限已到却不回电，足以证明没有和平的诚意”，广田外相也逼问多田:“根据我多年外交官生活的经验，支那方面的回应态度显然是没有和平解决的诚意。参谋次长难道不相信我外务大臣吗？”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也出面牵制说:“统帅部门不相信外务大臣就是不信任政府。政府只有辞职。”多田含泪抵抗道:“在国家存亡的重大时期，怎么能说政府辞职这种话呢？”但是他的主张被压了下去。第二天（16日），即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广田外相还正式通告德国停止陶德曼调停工作。早在这项工作暂时中断的1937年11月上旬，广田就曾说:“即使德国和意大利居中调停也无济于事。”

在第一次近卫声明发表后，仍尝试进行了很多和平工作，如根据宇垣一成外相的指示从1938年6月开始进行的“宇垣-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工作”等，其中最应引起人们注目的，是“汪兆铭工作”。

陆军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主动去接近汪兆铭，而汪兆铭则呼应倡导东亚新秩序的第二次近卫声明，脱离了重庆。1940年3月，汪兆铭在被日本军队占领下的南京建立了新政权。

然而，没有蒋介石的和平工作效果是很有限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刘杰指出:“如果是在中国国内的权力斗争时代，可能会有蒋介石政权与汪兆铭政权的政权更替，但是在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是不可能让已成为对日抗战核心的蒋介石下野的。”

对日本这一时期的“谋略”，中国用“诱降”二字来描述，意思是说发动和平攻势诱导对方降伏。在中方看来，这“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目的不是真正的和平，不过是占领中国的谋略而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