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事件”（1936年）后，元老西园寺公望上奏天皇推荐近卫文麿为冈田首相的继任人，但近卫拜辞了。代之而被推荐的就是广田。负责游说广田的，是近卫和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以及吉田茂。

然而，广田的组阁由于陆军省军事课课员武藤章等人的干涉而遇到困难。广田希望的“外相吉田茂”也因为他是自由主义者牧野伸显的女婿而被阻止。战后当上首相的吉田后来深有感触地说，这是“命运的岔路口”。

广田首相的失策之一，是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1936年5月）限定军部大臣必须由现役军官担任，这一规定意味着，如果军部决定不推举出大臣，就随时都可以搞垮内阁。从实际情况来看，宇垣一成大将曾作为广田的继任人受命组阁，但是因为石原莞尔等幕僚们的反对，陆军方面没有推举出陆军大臣，最后不得不放弃组阁。“如果当时宇垣内阁成立，日中战争或许能够避免”，这种历史上的假设后来不断被人们重复提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936年8月，由广田首相、有田八郎外相、寺内寿一陆军大臣、永野修身海军大臣、马场鍈一大藏大臣在五大臣会议上所决定的“国策基准”。会议指出“要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要向南方海洋进军”，进军南方首次被作为国策提了出来。另外，需要特别记述的是日本向德国的一边倒。1933年1月，德国的希特勒政权成立。苏联的斯大林把共产主义国际（共产国际）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这种形势下，广田内阁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1936年11月）是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大岛浩（陆军少将）单独行动，与纳粹德国的外交负责人里宾特洛甫进行交涉，一手促成了此协定。显然军部已经开始插手外交事务了。日军士兵正在检查轰炸机装载的炸弹。炸弹上写着“送给蒋介石”、“每一弹必中”等字样。（1944年7月前后拍摄）

战后，在吉田要求外务省研究“日本外交的过失”的文书中，对缔结防共协定曾作了这样的分析:“除满足了日本希望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的感情外，没有带来任何利益。”（小仓和夫，《吉田茂自问》，藤原书店）

宇垣内阁流产后，林铣十郎内阁诞生（1937年2月），石原莞尔如愿以偿。至此，日本外交迎来了一个转机。西安事变后，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调整对华政策的机会。亲英美派的佐藤尚武就任外相，他试图纠正以前那种挑衅性、谋略性的华北分离工作。然而，林铣十郎内阁解散众议院的强硬做法引起了各政党的反抗，结果短短四个月就倒台了。

时间到了1937年的日中战争前夜。那么，有没有办法不走上那条道路呢？——研究日本近代史的臼井胜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我认为‘有’。办法就是，继承佐藤外相的革新对华外交的路线。”（《新版日中战争》，中公新书）

但是，在下一届的近卫内阁中，广田再次就任外相，“广田外交”复活。在广田外相领导下，担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这样评价广田:“他是真心实意的和平主义者，是国际协调主义者，我对此毫不怀疑，但他却是一个无力抵抗军部和右翼势力的人。”（《外交官生涯》，中公文库）

因日清战争而骄傲自满，低估了中国的力量

“支那人果然能建设近代国家吗？对此颇有怀疑，我深信，在我国维持治安之下，谋求汉民族之自然发展，方可为彼等带来幸福。”（石原莞尔，《满蒙问题之我见》）

“满洲事变”的主谋、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当时就是持这样的中国人观。他认为对满蒙人来说，被日本占领反而会更幸福。

然而，本来对日本而言中国是文明国家，是自己的榜样。这样的中国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西洋，日本因此而受到极大冲击，从此将学习的榜样改换成西洋。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最好的例证。

日清战争（1894年─1895年）的胜利更使日本认定中国是没落的大国。政治家尾崎行雄曾认为：“（日本人）摒弃了过去的自卑心理，陡然间傲慢起来，以前引以为师的中国、朝鲜，现在均已不放在眼中，还对其国民用起蔑称来。”

那么，中国问题观察家表现如何呢？

例如，对孙文等人的辛亥革命持赞同观点的陆军“支那通”的代表人物佐佐木到一。据防卫大学教授户部良一介绍，佐佐木等人“期待着通过革命中国如果统一，与日本之间可以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而这只是日方“一相情愿”，最后则把反日当成“背叛”看待。

那么，外务省又是如何呢？“从事与支那有关的工作是偏僻小道，阳关大道历来就是到伦敦、巴黎、柏林或者华盛顿、纽约赴任”（吉田茂，《回顾十年》，中公文库），到中国赴任则意味着走“偏僻小道”。

支那通之一、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日中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日本在其藐视的支那遇到了不易击败的对手……因为一直视为狗的支那突然变成了狼。”（《石射猪太郎日记》）日本就是这样错误地看待“满洲事变”后的中国的国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