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中战争爆发以前的动荡期内，广田弘毅作为外相、首相，长期执掌着外交的轮舵。广田外交是否没有错误呢？

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1933年（昭和8年）9月，广田作为内田康哉的后任就任外相职务。当时，外务次官是重光葵，欧美局局长是东乡茂德。广田提倡国际协调，促进了日中关系的改善。但是1934年4月，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的“天羽声明”又重新引起了事端。

“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和秩序，日本当然会单独行动。中国如果使出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的有违东亚和平的手段，日本必须给予打击。”

这可以说是“亚洲版门罗主义”，世界各国将其看成是主张国际协调和亲英美主义的币原外交的方向转换。

1935年（昭和10年）1月，广田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阐述了日中亲善论，声明“我在任期间，战争绝不会发生”。5月，他把驻华公使升级为大使。

同年9月，来日的英国特使就日中配合进行中国通货制度改革一事探询广田的意向，但广田面呈难色，结果丧失了日英中合作的可能性。这一年，大力开展华北工作的日本军部对英国主导的通货改革也表示了反对。

10月，日方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了“取缔排日活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等内容的“广田三原则”，然而这并没有带来日中关系的改善。

广田外交同提倡与英美协调的币原外交是否存在着共同之处呢？据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史的北冈伸一介绍，广田的所谓“和谐外交”“缺少实质性内容”，广田大多采取“拒绝欧美参与的态度”，说起与币原外交的相似性，币原本人则说是“似是而非”。（《从政党到军部》，中央公论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