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终将归于一个统一的体系。而其中心将通过作为西洋代表的美国与作为东洋选手的日本之间的霸权争夺战决定。我国应该迅速地获得作为东洋选手的资格。”

这就是研究拿破仑并信仰日莲宗的石原莞尔的大脑和思想体系所产生的《世界最终战争论》。正是这一带有预言性质的主张，成了驱使日本向中国大陆发动战争的论据之一。

在零下40摄氏度的“满洲国”，日本士兵举枪向遥远的东京皇宫敬礼遥拜。

怎样才能“获得选手权”呢？这取决于满蒙问题的解决。这种解决需要将满蒙“变成我国的领土”，石原认为，“从历史上看，满蒙应该属于日本民族，而不是汉民族”，这就使占领变成了正当合理的行为。

1929年（昭和4年）7月，关东军参谋石原在赴北满的参谋旅行中，向幕僚们发表了以上的战争史观。当时为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对其言论大为赞叹，连夜将讲话内容总结归纳到了笔记本上。石原还命令一名参谋对占领统治进行研究。1930年12月，石原看到了研究报告，据说他颇有深意地透露了一句:“这太好了，只要等两年”。

那么，由石原、板垣主导的“满洲事变”具体是如何计划和实行的呢?

根据关东军参谋花谷正战后的回忆，在石原的提议下，板垣、石原和花谷三人每周都搞一两次学习会。参加学习会的还有张学良的军事顾问辅佐官今田新太郎。制造中国人炸毁铁路的假象，并以保护满铁和侨民为借口出兵，这样的事变计划在1931年春天以前就完成了。

石原在《满蒙问题之我见》(1931年5月)中指出:“利用计谋制造机会，由军部主导逼迫国家，未必有困难”，坚定了迫使军队中枢和政府行使实力的决心。计划在参谋中间经过了周密的充实，并得到了驻朝鲜日军参谋神田正种的配合。

据花谷回忆，告知此计划的程度大致为:“桥本欣五郎中佐和根本博中佐是95％，建川美次少将和重藤千秋大佐是90％，永田铁山大佐是85％，小矶国昭少将和二宫治重中将是50％”。而对“三宅（光治）参谋长以下的大部分幕僚则没有披露”。

按照石原等人的预定计划，将在1931年9月28日行动。但是传闻参谋总部要派建川美次少将来阻止此计划。9月15日，板垣、石原、花谷和今田等人聚集在奉天特务机关商讨对策。据说板垣提议“立起一支铅笔，如果向右倒，就中止，如果向左倒，就行动”。结果铅笔倒向了右边。但是，今田竟表示“我一个人来干”，结果大家都同意断然行动。来到了奉天的建川在日本酒店受到花谷的款待，而他并没有作出任何“阻止”事变的举动。

18日晚，今田和独立守备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等人在奉天郊外的柳条湖，将满铁的线路炸毁，开始了占领整个满蒙的侵略行动。奉天的总领事林久治郎认定此事件是关东军“有计划的行动”。对此，板垣语气粗暴地责问森岛守人领事:“显然行使了统帅权，难道总领事想要置喙和干涉统帅权吗？”同时，花谷还拔出刀威吓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