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到了公司，我抽了三支烟，喝完了一壶茶——这还是大明从国内特意给我带来的上好的宜兴紫砂壶呢——以后，公司的人才陆陆续续来上班。我心里盘算着怎么跟大明开这个头儿。他的秘书王小姐敲开我的门，报告说钱老板交代过，今天上午去办点事，中午才来公司，如果有急事打他的手机。“您需要找他吗？”她问。“不需要。”
是她吗？我望着王小姐转身离去的背影，心里嘀咕道。她就是蔡显宗派进来打入我们心脏的女特务？我们平时待她不薄啊，花多少钱才能把她买通呢？钱少了她不会干，钱多了，蔡显宗可不是个冤大头，钱多了他就不干了。不像，王小姐是大明亲自挑选的心腹，而且公司里还风言风语说他们俩有一腿。
不过，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获取最机密的情报，“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嘛，如果钱大明是在枕头上出的问题，哈！那可就怨不得别人喽……这是不是太有点儿像专为我解恨而编出来的故事啦？
那么是谁呢？我从我的房间里走出来，在摆放着一张张桌子的大办公室里来回绕了两圈。老李？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原来是四川一个大学的副教授，研究易经的，他全仗着会打打卦、拆拆字，看看风水，被大明留了下来，大明说公司里放着这么块料，兴许什么时候就能用得着。我当时还反对过，说咱们不就是个暴发户嘛，哪来的闲钱“养士”啊？他说你不知道，以前我舅舅他们遇到什么大的运动来了，都偷偷找这路人给说说。现在不预备着，将来有事了还真不一定找得着。老李来美国五年了，前四年半都在餐馆里刷盘子，而且还不是在一家，他一共刷过十八家！前十二家都没干满三天就让老板给炒了，五十岁的人了，腿脚不利落了，哪比得了身强力壮的墨西哥“阿咪勾”（朋友）啊。能找到现在这份工作，老李乐疯了，说年轻时候一个大师就跟他说过，老来运在东南，大器晚成，富甲天下。以前总以为美国是西方，现在才悟出来，跨过太平洋，洛杉矶正在四川的东南。老李在公司里没什么重要的工作，只是打打杂，所以给他的工资很低，这离“富甲天下”
可还远得很哪，所以他很容易被人收买。但是他接触不到任何公司的内部“资讯”，收买他干什么？
小马？他正坐在办公桌前看报纸，一瞄见我，赶紧把一堆文件往桌上摊，假装认真工作的样子。这小子人机灵，最会给我拍马屁，有时候说得我心里真舒坦。他是天津人，原来在国内一家公司驻洛杉矶的分公司工作，后来以为把这儿的路子膛开了，就脱离了，想自己做生意发大财。不料他一离开那家公司，他的那些“关系”就都不理他了，人家原来给他点儿好处，是要通过他赚那家中资公司的钱，现在他和那家公司脱了钩，自己又身无分文，谁还搭理他呀，有一度他十分潦倒，在烧烤店里烤过肉，当过汽车旅馆的夜间保卫、修过房，后来在一家旅行社当导游。我们就是在招导游时把他招进来的。不过他确实能干，外贸方面的知识非常专业，又会讲话，能把死人说活了，所以没多久就把他调到贸易部门了。这种人是不会久为人下之人的，极可能脚踩两只船，也同时给蔡显宗干，说不定哪一天走了邪运，还会把我们跟蔡显宗通吃呢。
吕小姐迟到了，高跟鞋磕碰地面的咔咔声由远而近，经过我面前时，有点儿不好意思，对我说了一声“古德猫儿宁”。
她才来美国不到一年，是大明在北京的一个朋友介绍她进我们公司的。吕小姐光是办身份就花一万多美元，据说要拿到绿卡，至少还得再花七八万。现在从国内出来的人真有钱，哪像我们当年啊！世道变啦，她长得不漂亮，但身上有一股骚劲儿，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傍一个美国佬的大款，既不用再花钱办绿卡了，又可以保证一辈子享受资产阶级糜烂生活。她毫不掩饰这个目的，也没有一点儿难为情，到处托人，甚至还托过我给她介绍这样的美国大款呢。我上哪儿给她找去呀？我要能找到这样的冤大头，我自个儿就嫁过去了，还轮得到你？
我在办公室里越转越来气：瞧瞧这些人！“国际名流”怎么招进来这么一批社会闲杂人士啊。我以前居然从来没注意过。
米雪儿见我站在办公室当中发愣，跑过来问我：“刘老板，有什么事吗？”
“没有啊。”
“你脸色不好哎。要不要我给你泡一杯热茶？”
“不要，谢谢。你忙吧。”
是她？米雪儿？极有可能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除了我和大明以外，她是我们公司最知根知底的一个，是“核心的核心”，而且，有谁会知道周珊珊是什么人呢？知道了又怎么会了解我和周珊珊的关系呢？又到哪儿去弄来周珊珊的电话号码呢？只有她嘛，不过，她也犯不着给蔡显宗来“卧底”呀，她本身就是股东，真有损害到她利益的事，她直接来联合我就行了，用不着拐那么大的弯子嘛。一种策略？一种手段？还是……复杂，复杂，太他妈的复杂了！
尽管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摸不透米雪儿，到现在也还不能说摸透了，但我对她的好感却与日俱增。如果说她在好多事情上是装出来的，那她装得真彻底，装到这个份儿上，装和不装的区别就模糊了，成了真的了。这不也挺好嘛。而且她的头脑非常聪明，了解他人的心理就像烛照黑暗的洞穴一样，连细微末节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和她在意大利餐厅一起吃饭聊天那次，听她说到她和前夫吉米仍然纠缠不清时，心里居然有点酸不唧儿的感觉。我迷糊了好几天，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在我和她之间发生了。但从那天以后，她立刻又恢复了和我的距离。那真是妙不可言的一段距离，亏她是怎么找得出来这么好的一段距离的。
大明是十一点多到的公司，我第一次注意到，他胖多了，比起几年前我在美国刚见到他的时候发福多了。那时他虽然也胖，但胖得结实，虎头虎脑的，现在整个人都变圆了，大耳朵、嘴唇、下巴上的肉又肥又厚，满脸的富泰相，怪不得老李说他过了五十以后还能登峰造极，大富大贵呢，因为胖，两条胳膊老是支棱着，好像垂不下来似的。肚子凸起，但腰板挺直，一下子就把整个儿人给撑住了。就像财富把他的精气神儿给撑住了一样。如果说几年前的他，还有点土头土脑的模样，那如今他变得深沉多了，牛似的眼睛里带着一股子轻蔑的神情，真像个大人物的作派。
我没想到他对我说的话的反应出奇地冷静。我事先已经设想了几种可能，也想好了怎么对付，就是没想到他跟我玩儿这手，好像他早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料定我今天要跟他谈这个似的。
“这都是蔡显宗使的坏。”他坐在我对面，一边抽烟，一边皱着眉头声调平缓地说。“你不用解释，准是他。我原先就料定蔡显宗早晚有一天得跟咱们斗法，当初拉他进来也是万不得已。不过我还是大意了，我没想到的是他先把你给拉过去，我倒成孤立的了。”
他用一种怀旧的情调回述了买仓库的整个过程，前前后后，细说端详。那听起来简直就是我们俩同舟共济、艰苦创业的一部发家史。然后他说，他万万没想到蔡显宗会在这件事上栽他的赃，因为这是个无头案，你说我贪了二十万，我还说他贪了二十万呢，讲得清吗？浑身是嘴也讲不清啊。谁都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嘛。而自认为受害的一方，当然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了。
“买房子的事你总赖不掉了吧？”我不动声色地说。
“我没有赖，这是咱们公司的生意，我干嘛赖呀。”
“公司的生意？房子在你名下，成了你自己的了，你还……”
“你听我说呀。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北京的秦老二，你听我说过吧？他要在洛杉矶买房，老大老二一人买一栋。但是他怕自己的名字太招摇，不愿意跟生人打交道，万一曝光，上了海外的报纸，影响不好。现在国内反这个反得很厉害呀。所以他来看好房子以后，让我先用我的名字买下来，过一段时间，他再从我手里买过去。经纪人找的也是可靠的。这样就保险了，不用担心让别人给捅出去了。你知道吧，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既然让咱们公司垫了钱，到时候要付给咱们手续费的，不是白垫。所以也算是咱们公司的一点儿小生意。他特别谨慎，让我跟谁都别说，连咱们公司内部都不能走漏风声。”
他停下来，看了我一眼，见我毫无反应，又说：“现在看来，在这件事上我有错误，我太听秦老二的话了，别人信不过，你，我还信不过吗？我谁都可以瞒，不应该瞒你。当初我要是先给你交个底，就不会有今天的误会了，他蔡显宗再怎么挑拨离间也没用了。唉，人哪，对朋友忠是没错，但也不能忠得太死心眼儿，你对这个朋友的忠，很可能就是对另外一个朋友的不忠，难哪！所以我不是常说嘛，当坏人容易做好人难。
真是太难了。要不然坏人怎么会那么多呢，容易呀。要是当好人也这么容易，嗳，哪怕只有一半儿那么容易，你瞧着吧，大伙准一窝蜂地争当好人去了，谁还会傻逼似的当坏蛋哪。”
我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骗人，骗人，千万别信他的鬼话，再也不能把他当哥们儿看了。你是花言巧语也好，另有苦衷也好，都跟我没关系。我刘小流绝不是个窝囊废，我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被人利用了我的友情，欺骗我。如果是朋友，在危难时刻我愿意倾囊相助，怎么都好说。但要是假朋友之名暗中倒鬼，那么就是一分钱我也要和你争到底。
我说：“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反正这事儿得解决。”
我和大明相处多年，脸红脖子粗地吵架是常有的事，但从没以这么冷漠的态度对他说过话。大概这种态度太出乎他的意料，他居然明显地面部一抽，愣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心里暗自得意，你小子也有让我治住的时候！
过了一会儿，他问：“怎么解决？”
我寸步不让地说：“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之所以会出这样的事，一个原因，是咱们这个公司太有点儿像土匪搭伙，没个章法，制度不健全，想怎怎。所以解决问题，最好按规矩来、别一错再错，再用土匪的办法喝两坛酒，发个誓，稀里马虎就过去了。而且按规矩办，可以做到客观公正，不牵扯个人之间的恩怨，因为公司的股东除了你我，还有蔡显宗和米雪儿，怎么着也得先开个董事会吧。”
大明听了，想了想，冷笑了一声，一边晃着脑袋，一将边左肘支在桌沿上，手里玩儿着打火机，说：“哎呀，溜子啊，没想到咱们兄弟闹到这个地步。你现在是中了魔症，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了。你的最大的毛病是感情用事，容易冲动，我跟你说过多少次，看样子没什么效果，改也难。可是这世上买不到后悔药啊，脑瓜子一热，办了错事，伤了人，那是无法挽回的呀，苦果只有自己品尝啦。溜子，行了，不多说了，咱们俩互相太了解了，哥哥我点到为止，你好好想想吧。”
他说完，站起身就走了出去，在他身后，门砰地一声狠狠撞到门框上，声音大得可怕。
我们是在公司的会客室里开的会，房子中间铺了一张印度地毯，沿墙摆了一圈沙发，墙上挂着油画复制品，如果沙发和沙发之间再搁上痰盂的话，简直就跟缩小的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之类的地方差不多了。蔡显宗从一进门脸色就是刷白。米雪儿坐在沙发上，腰背直得像块木板，两腿和两脚紧紧并拢，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头，脸上自然带笑，目不斜视，一看就知道是在日本殖民地长大的。大明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斜倚在大沙发上，一条胳膊整个往沙发背上一撂，跷着二郎腿一摆一摆的。我是副什么样子，我自己可就不知道了，有点紧张是肯定的，但自从我想开了、下决心搞到底以后，心情平静多了。
我和蔡显宗是有默契的，他把所有可以作为证据的文件都带来了，摆了满满一茶几，而且他主动担任“主侃”，和大明你来我往地正面交锋。我的作用则是制造我方的气势，在需要作劲的时候跟着他拍桌子就行了。
在此之前，我曾经找米雪儿谈过一次，她听着我的话，一直在点头，不断地说“是，是”。我给她分析公司和我们受到的损失、嘱咐她在开会时应当怎么表态，她也都说“是”。后来我才知道，敢情她这个“是”也跟日本人说“哈依”一样，根本就不包含同意或者肯定的意思，只不过表示“我听明白你说的话了”。结果问题就出在她身上。
大明听完蔡显宗的开场白，不慌不忙地说：“仓库的事我就不说了，你们不是要按规矩办吗？拿出证据来呀！拿不出来，就是血口喷人！至于房子，虽然没在董事会上说过，但我事先跟米雪儿商量过、也征得她同意了。我想这么点儿一个小生意，跟一个董事商量商量也就行了吧？没必要非开董事会不可吧？我董事长还作得了这个主吧？”
我一愣，问米雪儿：“你知道吗？”
“知道呀。”她还是坐得那么顺顺溜溜儿，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的？”
“就是钱老板要买房子之前呀。他本来还要找你，是我说不需要的。我想既然秦老二有这样的顾虑，那最好体谅他的难处，就不说了。毕竟秦老二是我们在大陆的重要关系，帮这点小忙还是应该的。我没想到会出今天这样的事。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我惊得目瞪口呆。她知道？活见鬼嘛！她要是知道我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我直瞪瞪地看着她，只见她脸上微笑如常，薄嘴唇轻轻地抿着，嘴角带了一个弯儿，因为和我是斜对面，她身体稍微侧向我，并拢的双腿很自然地倒向一边，腰背还是那么直。厉害，真他妈厉害！一丝一毫扯谎的样子也没有。目光毫不躲避，坦然地和我对视，镇定、单纯、善解人意，给人一种随时准备跟你倾诉衷肠的亲切感。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真正道深的人原来就坐在我对面哪！
蔡显宗和大明吵得面红耳赤。老蔡说米雪儿知不知道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钱大明用公司的钱给你个人买了房子，这个基本事实怎么说也无法改变，凭这一条，就能告你。大明说你玩儿蛋去！我是董事长，有权决定公司的资金怎么使用，秦老二对我们在大陆的业务有关键作用，别说是帮他转手买个房子了，就是他张口要个十万八万的，也得给！况且我事先还找董事商量过呢，我够民主的了，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美国国会。
有好一会儿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也没认真听他们的争论，蔡显宗把面前的茶几拍得砰砰响，我也忘了跟着他一块儿拍了。我是万万没想到半路里杀出个米雪儿来，更没想到她会充当这样的角色。她和大明是什么时候勾结起来的呢？怎么勾结的？是一直在背着我暗中倒腾呢、还是在这件事上大明把她给一把拉了过去？不管怎么说，现在，在她这副温和的外表下，她已坚定地站在大明一边，决心要与我们厮杀一场了。我想起来在意大利餐厅那次愉快的交谈、想起她第一天来旅行社上班时穿着袒胸露背的性感衣裙的样子，也想起了在我们最困难时她对我们的帮助……现在，这一切全都翻转过来了，不但不让我留恋，反而激起了我说不出来的愤怒。
事情越吵越复杂，除了仓库和房子以外，蔡显宗的箭一支接一支，嗖嗖嗖地往大明身上射，真不愧是有备而来，什么账目不清、一手遮天啊，对作为哥们儿和副总裁双重身份的刘小流都不信任、封锁正常的业务关系啊，采用卑劣手段一方面骗他投进更多的钱，一方面又在公司里排挤他呀，等等等等。越说越像是开控诉会。大明毫不示弱，说你是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吗？你是怎么发起来的、怎么把你的合伙人坑得倾家荡产，我知道得门儿清。他举了几个例子，还真说得有鼻子有眼。蔡显宗越听脸越白。我真不知道大明是从哪儿挖出来的这些事，我和蔡显宗这么熟，还从来没听说过呢。然后大明又抖落出蔡显宗在背后说我的好多坏话，时间、地点、前因后果，记得一清二楚，说你他妈不是溜子的好朋友吗？你在背地里就是这么议论朋友的吗？蔡显宗转过身来冲我高声说道：“小溜子，你不要相信他的话。这是挑拨离问，非常笨的挑拨离间！”我什么都没说。我已经无所谓了，让他妈你们丫挺的们说去吧，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亲哥哥当面称手足背后骂我是王八蛋，我也不会再奇怪了。
米雪儿说话不多，语调也很平和，但句句话都是关键，在大明昏天黑地乱卷一通的时候，往往具有提示他抓住重点的作用。我忽然变得特别讨厌她说话，不仅仅讨厌话的内容，连说话的腔调都讨厌，连她那副规规矩矩的标准化的坐姿都讨厌。
讨厌得连我对大明的讨厌都减弱了那么地讨厌。
只听蔡显宗拍着桌子大叫道：“卡洛斯！卡洛斯！卡洛斯已经全部对我讲了！”
大明虽然一直在大吼大叫，但显得胸有成竹，相当沉稳。
没想到一听“卡洛斯”三个字，立刻神色大变，脸“腾”地一下红上来，眼看着额头上就渗出一层细汗。这个变化太明显了。我们，确切地说是我和米雪儿，看了他的样子都大吃一惊。房间里一下子凝固住了似的，一点动静也没有。
突然，他像根弹簧似的从沙发上跳起来，用变了调的声音叫道：“蔡显宗！你给我使这么阴的阴招儿啊你！”
蔡显宗端坐不动，说：“你说怎么办吧？”
我问：“卡洛斯是谁？”
蔡显宗看都不看我，说：“不干你们的事。”
大明咕咚一屁股坐回沙发上，呆了一会儿，又神经质地往起一站，说：“你想怎么办吧？”
“第一，退回买房子的钱，怎么退我不管，退回钱就好。
第二，”蔡显宗顿了顿，说，“仓库的钱，我们也不细算了，就算十五万吧，如数打到公司的帐上。这两条是基本的底线……”
大明气急败坏地喊起来：“我操你大爷！休想！”
蔡显宗也呼地一下站起来，伸手指着大明的鼻子说：“告诉你，姓钱的，我是好话好说，你要想耍混，我奉陪到底，看我们俩个谁先讨饶！”
“我讨你妈的！”
然后，我和米雪儿还没反应过来，大明已经扑了过去，抡拳便打。蔡显宗显然早就提防着这一手，一歪头，大明的拳头擦着他的耳朵飞过。但是他不知道，大明在插队时是打群架的老手，又练过拳击，出拳极快，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动作，大明的第二拳已经带着风到了他面门上，只听一声闷响（像在安静的房间里谁放了个响屁似的），蔡显宗脸上立刻见了血。米雪儿吓得躲在墙角直抖。我从后面将大明拦腰一抱，喊道：“你丫再打，我叫警察啦！”
我的话好像提醒了蔡显宗，他捂住鼻血，一转身，闪电般拉开会客室的门，杀猪似的叫起来：“叫警察——！叫警察——！”
我越过大明肥大的肩头朝外望去，只见外面大办公室里，“国际名流”的全体名流们都面向会客室直直地立着。看他们那架势，已经立在那里不知道有多久了……
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最迷迷糊糊的一段时间。我病了三天，发烧、拉肚子，身上冷得直打颤。我去看了一次医生，打了一针，给了我几包浅黄色的药面儿，说不是什么大病，主要是累的，身体机能负荷不了，不平衡了，好好休息几天就行。我吃了药面儿以后，腹泻马上就停止了，但体温还是高，一阵一阵发冷，而且昏睡不醒。我做了各种各样奇怪的梦，有两次居然梦见在小学里钻下水道的事，在梦里，有时我（做梦者）好像是一个旁观者，漂浮在上面不知是哪里的一个位置上，看到他（我自己）坐在地下缩成一团浑身发抖，嘴里嘀嘀咕咕说着“不出去，不出去”。也有时那个旁观者没了，我知道自己是在下水道里，但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我伸手四处乱抓，能摸到湿乎乎的墙壁，只觉得冷、觉得那种冷变成了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说，像大山上流下来的雪水那样的东西，一点一滴地往身体里渗，一直渗到身体内部非常深的地方。每次都冷得从梦里醒过来，有时是惊醒，有时已经知道是在做梦了，但就是醒不过来，得费好大的力气才能挣扎出梦魇，只有一次我梦见自己爬上井似的洞壁，透过长方形的洞口看到了那个院子里的景象，我又看见那个一身白衣裙的小女孩冲上台阶，扭过头来叫了一声“妈妈”。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女孩儿原来是我非常熟悉非常亲近的人，可究竟是谁，又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拼命地回忆，正当我感到立刻就要想起她是谁的时候，却一下子醒了过来。那时正是深夜，天非常非常黑，我半天没缓过神儿来，睁眼瞪着漆黑的天花板，心里难受得要命。那是一种像“时间”那样的东西，只要从身边滑过去，就再也别想把它抓回来了；是一种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的、无法将它商品化的东西，你就是拥有全世界所有的金钱，也买不到手——我所失去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吧。我摸到香烟和打火机，躺在床上点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想着，怎么也无法从这种失去了什么、错过了什么的感觉里挣脱出来，想得我心都疼了。
病好以后，我和“文化人”见过一面。他一看到我，立刻大吃一惊，说溜子你这是怎么了？腮都嘬进去了，都脱形儿了，走大街上我都不敢认你。我说常言道，好汉顶不柱三泡稀啊，拉肚子拉的。他说好像还不完全是因为闹病，你看，你身上的“气”散了，不聚了，眼里没神儿。我就把最近发生的事原原本本给他讲了一遍。讲完了，我觉得心里舒服了一点儿，不那么憋了。后来我又对好几个人讲过。
蔡显宗带我去见过一回律师，就是我们为告钱大明所请的律师。他是打这方面官司的专家，五十多岁，下巴上留着列宁那样的胡子，红的，头发和手上的毛儿也都是红颜色。不知为什么，我一见他就讨厌他。后来蔡显宗再约我去，我就说什么也不去了。老蔡说，你不能这样子哦，我们要好好配合他，才更有把握打赢，我说有你不就足够了嘛，我去了也是瞎耽误工夫。
蔡显宗眨巴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问我：“你不会半途而废，又原谅了钱大明吧？”
“什么话呀这是！我只是说用不着我再去见律师，没说不打官司。你耳朵有病啊？”
“那就好。”他说，“我们两个现在在一条船上了，要朝同一个方向划，不然只有一边使劲，另一边不划，船就会打转。
当然具体的事情可以由我来办。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越是遇到需要打拼的事，越有精神，干劲越足，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那就请你多费心啦。有什么需要我签字的文件，你拿来我签字就是了，都听你的。”
我生病期间，周珊珊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她本来要来看我，我没让，因为我希望静养，有任何人在旁边，我都会不舒服，反而休息不好。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彻底恢复了以后，才给她打电话说可以跟她见面了。她说：“我请你吃饭吧，你现在想吃什么？”我说什么油腻的东西都吃不了，如果你能给我熬点儿稀饭，就是最好的款待了。”
我在傍晚的时候到了她家。她一看我的样子，也吓了一跳，但随后就笑起来，说：“哟，还男子汉哪！怎么遇到事儿就变成这样儿了？”
我说：“废话，我病了。”
“得了吧，我都知道了，还想瞒谁呀！”
“知道了？你听谁说的？”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事传的还不快？谁让你们当初那么火呢。原来有多少人忌妒你们，现在就有多少人幸灾乐祸。有人还说你不是真病，是让钱大明给打得满脸花，见不得人了。”
“操他妈的。”
周珊珊用日本米做的稀饭，里面放了切成块状的红薯一起煮，入口以后有几分甜味，非常好吃。我和她面对面地坐在餐厅的小圆桌前，开始我只吃稀饭和她自己腌的泡菜，后来胃口好起来，又吃了凉拌豆腐、几块卤肉，喝了一碗鲜鱼笋汤。她为了减肥，只吃了很少一点。
“好吃吗？”她问我。
“太好吃了！我妈都没这么侍候过我。”
她笑起来：“真不害臊，你妈妈要听见你说这话多伤心啊，白养活你了。”她又说：“从来没听你说过你父母的事。”
“没说过吗？我和我父母不近。我有点儿六亲不认。”
“怪不得呢。”
“怪不得什么？”
她转了话题：“哎，你和钱大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嘛，和别人大同小异。只不过在这里边我是失败的一方。”
“不是要打官司吗？”
“打官司又怎么样。打赢了我就真赢了吗？”
我们俩一时间都没什么话说了。我的思绪漫无目的地飘着，找不到一个聚焦点。过了一会儿，我说：“来点儿酒吧，有酒没有？”
“只有葡萄酒。”
“正合适。饭后喝一点葡萄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不然血都跑到胃那儿去了，脑袋里缺血，就要犯困了。特别是你给我吃了这么多好吃的以后。”
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已经打开过的葡萄酒，两个高脚杯，给我倒了满满一杯，她自己则是三分之一。我们碰了碰杯，我喝了一小口，让酒在口腔里停留了一会儿，起初只是凉，接着就品到了葡萄酒带有酸味的醇香，咽下去以后，有一种从上到下给打通了的感觉。我平常不怎么喜欢喝葡萄酒，今天好像第一次体会到它的妙处。
“怎么样？”她问。
“不错。”
停了一下，我突然说：“珊珊，我们搬到一起住吧。”
她好像是一下子没明白这话的意思，然后脸变得通红，右手举着酒杯，拇指和食指来回捻动着杯脚，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杯子。
我问：“你不愿意吗？”
“是的。”声音虽然很轻，但很坚定。
我心里一片茫然。那感觉就像是一个失足落水的人，扑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一块木板，却又一下子被水冲走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周珊珊抬起眼睛来看了看我，说道：“说真的，我不了解你，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也不知道你对我到底有几分是认真的，几分是属于游戏性质的。我看你倒还不像骗子，可在我面前又总是嘻嘻哈哈，没个正经。如果说你这副样子是故意装的吧，我又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装。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对男人非常了解，但是对你，我没那么自信了。”
“实在抱歉，没想到我给你留下这么个印象。”
她又问：“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你为什么在今天突然提出这件事呢？这是你老早就有的想法，还是因为你遇到了挫折，生了病，一下子感到孤单了，才想到我？”
“这个嘛……”我字斟句酌地说，“不能排除你说的后一种因素，人在倒霉的时候总是很软弱的，甚至于会良心发现。坦率地说，我在生病的时候确实比平时更多地想到你。但事情并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那么非此即彼，你把问题截然地两极化了，而这样的问题是不能说明我的真实状态的，我……”
她忽然生起气来，打断我说：“你这个人真没劲，用这种不着边际的话来应付我。我太了解你这个毛病了，大事犯傻，小事上心眼儿特别多。拿你没办法！”
我说：“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应付你。我这个人哪，连我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想要什么。我东扑一下，西扑一下，结果呢……珊珊我真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特别是最近，脑子太乱了。”
“你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从来不跟我说心里话。”
“不是事实，珊珊，你这是气话。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得出来我是非常把你……把你当回事的。我现在说的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觉得我缺少了一点儿东西，我东一扑，西一扑，扑来扑去，就是想得到它，可是每次扑到了一样东西，拿到手上一看，都不是。”
“总算说了点儿实话。等到把我扑着了，一看，也不是。”
“我记得你给我起过一个外号，叫蜂鸟。我越琢磨，越觉得有点道理。很长时间以来，我就像洛杉矶的一只蜂鸟一样，一直在拼命地扇动翅膀，每一秒钟都以极快的频率扇动着。我以为这么扇着就能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找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一下子飞到这里，又一下子飞到那里，这儿停停，那儿看看。可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找到，到头来我发现，我这么玩儿命扇乎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跟别的蜂鸟一样，从这儿飞到那儿，再从那儿飞回这儿而已，路线早已经固定了。所以我突然觉得特别没意思，特别累。也许我真就只是一只蜂鸟，再怎么扇乎，也飞不到哪儿去了。可是你说说看，一只蜂鸟的一生，有什么意义呢？”
“蜂鸟自有它蜂鸟的意义。它每年都从阿拉斯加飞到墨西哥再飞回来，你做得到吗？你的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你的问题是，本来你的翅膀每秒钟可以振动八十次，但你嫌累，对对付付地扇个五十次、保持着不掉下来就行了。”
“哎？这倒是个新说法，我还从来没这么想过呢。不过，振动八十次又怎么样呢？我就会打心眼儿里高兴起来吗？我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从阿拉斯加飞到墨西哥，再从墨西哥飞到阿拉斯加，每年飞这么一个来回，一直飞到死，还不是就那么回事？有哪一只蜂鸟是自己愿意这么飞的呢？还不是由于环境、气候、吃食，简单地说吧，由于生存所迫，才不得不飞的？这样的话，你说，扇五十次和扇八十次的区别在哪里？”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这个。越说越玄了！”
多少年来我第一次像此刻这样，涌起一种要向人倾诉的强烈愿望。我虽然是个爱说说笑笑的人，用钱大明的说法，还是个“侃爷”，但那不过是耍贫嘴而已。只有这一次，我突然觉得有了满肚子的话要说，我刚开了个头，正准备痛痛快快地说下去。可是，周珊珊这句话一出，一下子就把我掐断了。
在柔和的灯光下，我望着周珊珊。她的脸由于喝了酒的关系，红红的，显得仪态万方，格外美丽。已经有许多次了，我们像这样对坐着喝酒，她这时的样子最能打动我。但现在，我突然感到我的心忽悠一下子，飘走了，就像北京春天风中的柳絮一样，上上下下地飘去，离我眼前的这张娇艳的面庞越来越远。
我默默地坐着，不知该说什么好。一句话也想不起来了，连一个字都想不起来，搜尽了枯肠，还是想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