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时候，我给埃娃打了个电话，刚一通，就传来电话公司的录音，说这个号码已经取消了。我以为拨错了号，又连打了两次，结果都一样，从那天埃娃跟我赌气分手以后，我这边虽然发生了一连串变故，但时间并没有过多久。难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她突然搬家了吗？好不容易熬到星期一，我立刻把电话打到她公司去找她。总机小姐照例问了我的名字以后，让我等一下，我等了不只一下，大概总有四，五下子吧，总机小姐才又回到线上，说埃娃现在不在。这是上午九点多。后来，我分别又在十点、十一点一刻，十二点整，下午一点半、两点多、三点十分……打了好多次电话，埃娃都不在，留了话请她马上给我回电话，也没回。总机小姐都熟悉我的声音了。
刚说一声“哈罗”，她立刻就开心地说“是密斯特儿刘吗？”有一次我急了，问她：“埃娃还活着吗？”她哈哈大笑，说：“别担心，她还活着，活得挺好。”
晚上，我硬着头皮给陈克文的太太打了个电话。
“你最近和埃娃有联系吗？”我问。
“有啊。”
“她好吗？”
“不错啊。”
“她搬家了？”
“哦。”
“搬没搬哪？”
“搬了吧……”
“你有她的新电话吗？”
“你没有吗？”
“我这不是问你呢嘛。”
“我呀，我写到哪里了？好像……哎呀，不知道把那张纸头丢到啥地方了……”
装孙子！我停了一会儿，压了压火，尽量把语调放平缓。
我说：“埃娃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
“不知道哎。”
“一点点小事，总不至于因为这个就躲起来不见我吧？”
“不至于吧。”
“她跟你是怎么说的？”
“跟我？没有讲啊！”
“别懵我了！你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我。”
“她这样讲啊？我没有哎。”
“你没有？周珊珊的事就是你告诉她的。”
“周珊珊怎么啦？出事了吗？我好久没联络她了。”
这时我听到她大概是对陈克文说了一句“是小流的电话”，然后就对我说：“喂，我老公要跟你讲话。”
我说：“你等等，我再跟你说一句，请你转告埃娃，让她赶快给我打个电话，我找她有急事！”
她阴阳怪气地说：“如果能联络到她，我当然转告啦。不过我听说她最近很忙哎，好象下个月就结婚了。”
“结婚！和谁结婚？我们俩半个月以前还在一起呢，也就是最近没见面，那是因为我病了。她总不能在半个月内就找到个老公吧？就是配牛也没那么快呀！你能在半个月里给一头母牛找到一头合适的良种公牛吗？不容易吧！对不对，何况……”
“喂，喂，小流，是我，”听筒里传来陈克文的声音。“是我。她去洗手间了，你等会再跟她讲……”
见他娘的鬼！我猜她一定是忍不住，跑到厕所里，关紧门，放开她那花腔女高音的嘹亮的大嗓门儿，得意地狂笑去哩。
“喂，小流，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陈克文说。“你发了财就把朋友忘了吧？古人怎么说的：苟富贵，毋相忘。大家都说你是好人，你不能让我们伤心啊。哈哈哈哈，开玩笑，开玩笑……”
“埃娃真要结婚了？”
“咳，她们女人的事，搞不清。”
“跟谁？怎么这么快？”
“好像是她公司的同事，已经好了半年多了嘛。喂，小流啊，我们开了几次理事会，搞了几次活动，都请不到你。你再怎么忙，来露个脸、撑撑场面总还是可以的吧。理事会的情况你也知道，能上得了台面的人不多，你是重量级人物，理事里的理事，按照国内的习惯，应该叫政治局常委了。所以下次你一定要来。这个周末要在我家开理事会，筹备一个南加州华人经贸科技界文艺晚会，规模是空前的，你无论如何要出席哟……喂，你在听吗？”
“听？我他妈听得都要疯了，耳朵嗡嗡响……”
“是嘛，捧捧场嘛。”
“我说嗡嗡响！”
“要颁奖？哎呀，这个这个……这次是要颁奖，不过呢，已经决定由国画大师做颁奖人了。你看，昨天刚刚决定的，你要再早一天打来电话就好了。他要做让他做好啦，以后机会多得很，下次一定让你来……”
“你们他妈还真拿块垒不平之气当回事儿！”
“咳，你还不清楚吗？他这个人就是喜欢出风头。好，让他出！我们不跟他抢。何必呢！名利这个东西呀，哎，讲不清讲不清……小流你说说看，国画大师闹一闹也就算了，好歹他也还有些名气，那个羽翎算什么东西！她也来搞我！当初选理事会的时候，她整天缠着我，把我捧得咧，嘴上像抹了蜜。不是我给她拉票，谁选她？谁知道有她这么个人？我不是还让你投了她一票嘛，还记得吧。咦！当上理事以后，脸一变，马上朝我开火了，说的那些话多么冠冕堂皇啊，什么‘追逐名利的舞台’呀，‘人性的丑陋’呀，好像她有多清高多了不起似的，天下的便宜都给她占尽了。你说有这个道理没有？”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你怎么还这儿掰斥呢！”
“没有啊。你不知道，昨天，就是昨天，她……”
“行了行了，甭他妈跟我说这个了，我没兴趣。”
我能想象得出来，陈克文听了我这话，拿着话筒的手一抖，半天没说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他说：“小流啊，埃娃很普通嘛，长得也不好看，何必在乎她呢。原来我不好意思对你讲：你找她我都替你可惜，现在文联里边漂亮女孩子多得很，那真叫漂亮！你来吧，保证众星捧月似的把你围起来，哪一个不比埃娃强。你是香饽饽，你现在身价不同喽，像你这个年纪没结婚的，又这么有钱，到哪里去找？我明天就给你约个女孩子来吃饭怎么样？
也是你们北京的，原来在东方歌舞团跳民族舞，年方……”
“你他妈玩儿蛋去吧！”说完，我喀嚓一下就把电话挂断了。
半年后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新交的朋友去帕萨迪纳老城的一家酒吧玩儿。这家酒吧的一层摆了几张台球桌，我们先在吧上喝了一会儿酒，等到其中的一张台球桌空出来了，就去打台球。这时，门外进来了四、五个客人，当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我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嗳，刘小流！”我一看，原来是埃娃，另外几个都是白人。埃娃脸上有几分惊喜，我们握了握手，她把其中一个黄头发的大高个子拉过来，像拍一头驯顺的大狗似的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是我丈夫，汤姆。”然后又向汤姆介绍了我。
“嗨，密斯特儿刘，你好吗？”汤姆说，使劲儿握了一下我伸过去的手。
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来，大约在四十到六十之间吧，身体非常结实，脸像烫过的龙虾一样粉红粉红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们随便聊了几句，他把其他人也给我一一介绍，还对他们说自从娶了埃娃以后，到哪儿都能碰到中国亲戚。他看上去性格开朗，说话的时候一直搂着埃娃的肩膀，还不时跟她相视而笑，粘糊极了。然后我们又握了手道别，他们就上楼去了。
没过多久，只见埃娃一个人从楼上走了下来。她没多大变化，气色不错，人显得挺精神，还像原来一样笑嘻嘻的。我们俩退到边上，靠墙站着。
“你好吗？”她问。
“挺好。你呢？”
“也挺好。”
一时有点尴尬，找不到什么话说了。
“你……”我们俩同时说道。
她笑起来：“你先说。”
“你老公不错啊。”我说。
“满乖的。”停了一下，她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啊？不解放台湾不结婚。”
她用手捂着心口前仰后合地笑了好半天。
“你坏！”她说。
“喝点儿什么吗？”我问。
“马提尼怎么样？”
“好啊。”
她扬手招了招侍者：“两杯马提尼。”
酒送来以后，她抢在我前头付了钱。我们各端了一杯，碰了一下。
她目光亮亮地看着我，说：“还记得吗？”
“什么？”
“马提尼。”
“哦，咱们第一次见面就喝的马提尼是吧？那是我调的，比这好喝。”
“干杯吧。”
“慢慢喝，这酒太厉害。”
她看了我一眼，举起杯子，一口喝干了。
“你也干。”她说。
“我不干。”
“快嘛，真是的……”
我也干了。
她问：“你常来这里吗？”
“常来。”
“下次我也来跟你们一起玩呀。”
“可以呀。”
她捏了捏我的手，说：“那我先上去了，你电话什么都没变吧？”
“没有。”
她伸开两臂和我拥抱了一下，我吻了吻她的脸，我闻到她身上用的香水还是从前的那个牌子。
我们的诉状早已经递到法院去了，正在等候开庭。据红毛儿律师说，以他的经验，我们胜诉的把握非常大，因为他曾经办过一个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案子，赢了，根据美国的法律，他在法庭上可以引用这个案例，他想不出谁还能驳倒他。
蔡显宗欢欣鼓舞，说，我这个人，要嘛就什么也不做，要做，就要有十分的把握才去做，有九分都不会做，我比一台586电脑都精密。
在此之前，大明和米雪儿请我吃过一次饭，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做最后的努力，软化我的意志，把我拉回到他们那边去。大明了解我的弱点，主要是从感情上打动我。米雪儿还掉了眼泪。但是我丝毫不为所动。我对米雪儿说，收起你这一套吧，你就是流出一吨的眼泪，也休想再骗取我的友情。大明显得非常生气，但很克制，一直没有发作，也许是有了米雪儿的调教，将来还能变得更加老辣吧。从这次以后，我们的关系就算彻底破裂了，也一直没再见过面。大明在洛杉矶散了好多关于我的坏话，我听到以后，就像刮过耳边的风，根本不在乎了。
使我多少还感到惊讶的是，我刚刚听说，大明和米雪儿结婚了，上礼拜六举行的婚礼，在一家粤菜餐厅里摆了几十桌酒席，请的乐队和牧师，车队经过小台北的大街时，交通堵塞了十几分钟。米雪儿是用了什么办法收伏这头野牛的呢？这可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也许就是那次为了跟我们斗法，大明用了米雪儿一回，从此就自己给自己做下了套儿，到他发现自己跌迸了陷阱以后，已经悔之晚矣，早被套牢了。告诉我这事的朋友说你把人家想得也太险恶了，我瞧大明挺高兴的，对米雪儿特好。我说那米雪儿的段数就更高了，佩服！佩服！
反正这就是我的偏见，说说也不犯法。
自从“国际名流”拆伙以后，我又搬回到小台北的那座办公楼，还和周珊珊是邻居，只不过不在同一层了。北京的关系都是大明的，我根本接不上，所以原来的生意也做不了了，盘算一番，只有还开旅行社。于是，我租了两间办公室，买了几台电脑，雇一位小姐，重操旧业。
转了一大圈，又原封不动地转了回来，我自己想想，也觉得这事儿有点滑稽。唯一不同的是，这回我有钱了，是一个人当老板，再也不找什么鸟儿合伙人了。所以，毕竟也算有了一点点微小的长进吧，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所谓“螺旋式上升”？
我琢磨着要想赚钱，还得从大陆接团，否则只在本地卖两张机票，连小姐的薪水都不够。我翻开名片夹一张一张仔细研究的时候，想起了北京的老谢，他那次来洛杉矶我们处得不错，而且对大明现在是同仇敌忾，有共同语言。我立刻就往北京给他也挂了个电活。
“喂，谢总啊，我是洛杉矶，刘小流！”我说。
“刘什么？”
“小流，大小的小，流氓的流。”
“哦。”
“你好吗？好久没和你联系了。”
“嗯。”
“这个……我跟钱大明丫的掰啦！你说的一点没错，他太孙子了！”
“我说什么了？”
“啊？就是，就是……反正他特别不够意思，还说了你好多坏话呢。”
“哦。你有什么事吗？”
“我呀？我现在正接团呢，想跟你们合作，联合起来……”
“我们公司不组团，没法帮你。”
“其实也用不着专门干什么，只要你在……”
“喂，我现在正开会呢，咱们改天再谈吧。”
放下电话以后，我一脚就把面前的椅子给踢翻了，这把椅了要是老谢的话，当场就得断了气儿。
我和周珊珊就算吹了，我说“就算”，是因为我们俩既没吵过架，也没正正式式地坐下来谈过分手的事，只不过从那次在她家吃过饭，喝过葡萄酒以后，我就再也提不起精神来跟她约会了。我也奇怪我怎么会一下子就没情绪了，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断掉了，只要断掉，就再也接不上了。想不到断掉的东西是这样脆弱啊！在这半年里，我也时常会想到她，想到与她在一起的一些往事，但心情很淡，没有微风吹过池水掀起一片涟漪那一类的东西。她也没再找过我，她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只要看我一眼就知道那种像火一样发光发亮有热度的东西，已经从我脸上消失了，一点痕迹也没有。有的话，也是一些灰烬吧。
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啊！
仍然觉得有点尴尬的是，“名流”散伙以后，我又把公司搬回了那座办公楼，这就免不了经常会在楼门口、电梯里、或者停车场碰到她。能够匆匆而过的时候，点个头、问个好，尽量匆匆而过。不巧把我们俩关在一个电梯笼子里的时候也有，这就不得不交谈了。理查德。罗伯逊一般就是我们唯一的话题。
有一次还正好遇到我带着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儿，上了电梯以后，那女孩儿故意跟我撒娇，把手中的皮包往我怀里一杵，说“你给我拿着！累死我了！中国男人都是一路货，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真是的！”我偷眼看了周珊珊几次，她一直仰脸盯着电梯门上的指示灯，样子很不自然。我想我可能就更不自然了，等到这部破电梯吱吱嘎嘎好不容易到了三楼，周珊珊走出去以后，那女孩儿看着我说：“哟，拿这么个包包就把你压成这样啦！你看你，脸都憋紫了，跟猪肝似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把女孩子往办公室带了。所有和我有点瓜瓜葛葛的关系的女孩儿，我一个也不让她们到办公室来找我，有的我连办公室的地址都保密。
有一天我为了见一个生意上的重要人物，自己开车去旧金山。从洛杉矶到旧金山，要开六个多小时。一路上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景致，公路起起伏伏弯来弯去，两旁都是荒凉的山丘，因为季节的关系，也因为缺水，山上的草都枯萎了，而且很稀少。是长达六个小时的乏味旅程，我听了一会儿调频台播放的音乐，因为没有喜欢的，就关了。然后，我试着自己唱一些熟悉的歌儿，一张嘴，觉得嗓子很干，有点儿荒腔走板，但我还是唱了下去。唱到第二首的时候，我发现我哭了，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前连五分钟的酝酿阶段也没有，眼泪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我心里一边想着“这是怎么搞的”，一边止不住地往下流眼泪。已经好多年没哭过了，我都接近于认为我再也不会哭了，却突然这么毫无来由地哭起来。我把车窗降下来三分之一，让风吹进来，清洁一下车内的空气。
我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将前面的后视镜调整了一下，使我不用费力就能从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哭的样子，眼泪是从两个眼角同时往外流的，脸上一共是四行不规则的泪线，到了下巴尖上，它们才交汇在一起。眼睛红红的，布满血丝，就好像熬了四天四夜没睡觉的眼睛一样。当然谈不上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但单从脸上看也看不出有什么莫大的悲哀之类的样子。不过，我头一次注意到，这张脸已经不再年轻了。
已经是四岁的蜂鸟了吧？
这么一想，我对着镜中的自己笑了起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