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洛杉矶蜂鸟

大明现在多数时间在北京,由我在这儿打理一切。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老谢的一个电话。

老谢是大明在北京的朋友,当初我们接的第一个团。也就是赵局长那个团,就是老谢转给大明的。大明对老谢非常佩服,据他说,老谢这个人手眼通天,道行极深,在北京,只要他老谢出面,没有办不成的事。他的经历非常复杂,文革的时候被判过死刑,在马上就要将他绑赴刑场的时候,一个老上将给卫戍区打了电话,让“枪下留人”,这才保住他一条命,改判“死缓”了,所以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都枪毙过一回了,我怕什么呀。”我回北京时见过他一次,一起喝酒,我问他为什么要毙他?他说“反江青”,然后就把来龙去脉粗略地讲了一遍,虽然粗略,还是花了个把钟头,因为这件事太复杂了,太惊心动魄了,涉及到的人全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所以听起来特别像是真的,我也就是小时候听“梅花党”的故事时这么惊心动魄过。那大老谢喝得哇哇大吐,是让手下的人给抬出去的,临到被塞进汽车后座的时候还揪住我的袖口不放,硬着舌头告诉我:“我都被枪毙过一回了,我怕什么呀?”后来他手下的人叮嘱我说:千万不能跟我们老板提枪毙的事,一提,老板准得喝吐了算,这还算好的呢,真闹起来,恐怕您就得回美国养伤去了。

这天早晨我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我,我拿起听筒,那边头一句话就是:“你那儿几点呀?”

“九点。您是……”

“我老谢啊。我在德国呢,明天飞智利,星期四到纽约,星期六到洛杉矶。你派个人接我一趟,旅馆已经订好了,比华丽山希尔顿,你认识路吧?”

“认识是认识,不过离我这儿太远了,你早点让我给你找个饭店多好啊。”

“咳,我哪儿知道啊。我让他们给我订个最贵的,就给我订了比华丽山希尔顿了——这是最贵的吗?”

“是倒是,不过……”

“那就行了,不改了。你那两天没事吧?”

“没事没事。您这一趟转这么大腰子是干嘛呀?”

“谈飞机。喂,不多说了啊,他们来叫我了,现在是晚上,我们吃晚饭去,吃完了想上红灯区转转。你来过汉堡吗?来过呀,熟吗?哪家最好啊?你就告诉我头三个字母就得,准找得着……”

老谢来洛杉矶纯粹是路过,没有“谈飞机”的业务,其他人在洛杉矶转机直接回了北京。我整整陪老谢在洛杉矶玩儿了三天,我知道对他这种豪客,没别的,猛往里砸钱就是了,因为他们在国内已经玩儿惯了“最贵的”,如果在这儿享受不到同等待遇,非把美国给骂惨了不行,而且我们永远也别想在他眼里显得像个人物了。

我是头一回和老谢朝夕相处,我发现他并没有我原来想象得那么难交。他口若悬河,脑袋里装了许多看来毫不相干的东西:几本马列经典著作、《矛盾论》、《七侠五义》、国际共运史、艾特马托夫的《我的系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素女经》、金庸。但是他极聪明,能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块儿互相印证,而且你要用他那套歪理一想,还真能引出意想不到的结论来,比听教授讲课过瘾多了。他喜欢唱卡拉OK,流行歌曲一个不会,专唱那些连现在的独联体的人都不会唱的苏联老歌儿,什么“红梅花儿开”呀,“三套车”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啦等等。幸亏这儿华人开的店里还真从大陆进了不少光碟,什么都有,他唱起来非常投入,嗓子虽然没受过训练,但音色极好,我估计他唱这些歌儿的时候,心里一定充满了他被枪毙的那个年代里的往事。

我带他去丽池。卡登酒店喝下午茶。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了大明。事后我仔细一琢磨,才猜到他是有意告诉我一些事的,但当时我却没想那么多。

“这小子能干,”他说,“贼着呢。我早就认识他了,一九七九年吧,我刚平反,从山西回到北京。对我的案子知情的老首长都出来工作了,我挨家去看他们,大难不死啊。我是在张司令家认识他的。”

“是他舅舅吗?”

“什么舅舅!他跟张司令的儿子是朋友。那时候他们专跟非洲留学生打交道,没事就到北京饭店里转悠,搭挂上以后,倒点儿金银手饰卖给老黑。北京饭店一般人进不去呀,他们俩就有这道行,能进去。我跟他们去过一次,坐着喝咖啡,光一条金链子,跟那老黑谈价钱就谈了一下午。我那时候傻呀,穷光蛋一个,几十年就保留下来一个金镏子,还是我妈出嫁的时候从娘家带来的呢,当宝贝似的藏着。这俩软缠硬磨,管我叫叔叔,拿走给卖了,才给了我二十块钱。他妈的!哎呀,这都成前朝往事了,真快呀!你原来跟他不认识吧?”

“认识,但没那么熟。他以前不是搞体制改革的吗?”

“搞体制改革怎么啦?就不爱钱啦?要说搞改革,我是中国第一批改革者,还是我把他带起来的呢。我以前在牢里的时候,设计过几种改造中国的方案,其中一种就是解决产权问题、加强市场机制,这是我从一九六二年包产到户那儿推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把我给饿的呀!现在证明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可现实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当年的想象。了不起。现在再说超英赶美的话,绝不是一句空话了。英国有什么呀,去年夏天我去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走道里连空调都不开,穷啊。你们今天能发财,也是拜中国改革开放之赐。现在的病症是一个道德滑坡的问题,人都疯了,不忠不孝,不讲信用,满嘴里跑舌头。在亲兄弟、好朋友之间都这样。大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说你们接老赵那个团那次吧,本来我都给了别人了,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让给大明了。可是他还不知足,非从我们公司的手续费里再抠出一半来,你说这像话不像话啊。当然这些事都过去了,随便说说。我也知道你们当时很困难。”

“从什么手续费里抠出一半来?”

“就是我们公司应该赚的那三万美金里呀。不是给了你们一半吗?”

“没有啊。我倒知道你们公司赚了三万,可是我们没从那里边拿到一分钱,为这个跟赵局长还闹了点误会呢。”

老谢惊讶地(事后我回想起来这是故作惊讶)说:“这么说你不知道?哦……算了算了,过去的事了,不提了不提了。”

我记得很清楚,这三万美金,据大明说,是他和老赵在一起一对,才对出来的,他还愤愤然地骂老谢暗中宰了我们一刀,现在老谢的说法却又不一样。

“是这么回事,”我对老谢说,“赵局长刚来的时候,嫌我们接待的规格低了,差点没跟我翻脸。后来大明跟他把钱一对,发现我们拿到的和他们实际上给的不一样,这中间差的三万块钱,让你们赚走了……”

“胡说八道!”老谢没等我说完就骂起来。“‘对’他妈了逼。这三万块钱我们是堂堂正正赚的,他们俩起根儿就知道,装什么傻呀!这是正常的手续费嘛。这里边唯一不应该的,就是大明不应该再管我要一万五。”

“我们公司没拿到这一万五。”

“你看看,这小子!连你都骗吧?我给的他现金哪,在王府饭店——时间、地点、钱数,我都敢当面跟他对证。你一分也没见到?那他也太黑了,你们是合伙人,又是好朋友,跟你还玩儿这套!他当时包了一个‘小蜜’,学表演的,肯定把钱都花在她身上了。我听说他为了让那女的上一部电视剧,还给剧组投了点钱嘛。”

我脑海里浮现出我硬着头皮找蔡显宗借钱的尴尬场面。

“是吗?我当时还给他借了两万块钱呢,他说要住五星饭店……”

“他住‘王府’根本没花钱,是我给他包的房间。这小子猫儿匿真多,净干过河拆桥的事。老赵是我的朋友,我把他的团介绍给大明的,结果他们勾上以后,把我就给甩了,现在什么事都瞒着我。还不是钱不钱的事,不够朋友。你们是做海运发起来的吧?关键人物是秦老二吧?这里边的事我一清二楚。

秦老二是我的铁磁,没有我的面子,他根本就不会搭理大明这样的人。不是我谢某人,他姓钱的能有今天吗?”

大明回到洛杉矶以后,一听说老谢来过,脸上立刻露出警惕的神色,一个劲儿盘问我怎么接待的,说了些什么?我本来还想忍着,过去就算了,钱又不多,假装没这回事就完了。可看到他疑心这么重,火就起来了。我肚子里也真装不住事,一遇到情况,平时自以为高明的那些老谋深算就全用不上了。

我说:“我是把老谢当上宾招待的,你的朋友嘛,绝对没的说。不过老谢对你好像有点儿意见。”

“什么意见?”

“你们中间的事,你最清楚,我哪儿知道啊。”

大明眼珠子咕噜一转,就听出我话里的弦外之音了。“溜子你跟我还兜圈子是不是?咱们兄弟之间可不能有话不说。”

“我从来是有什么说什么,你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

“又怎么了?”

“也没怎么。要说起来,又显得我小气了,不就一万五嘛,又是八百年前的事了。不过我想你总应该跟我打个招呼,不然人家提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好像咱们俩也互相瞒着什么似的。”

大明冷笑一声,说:“又是那一万五,这老丫挺的老拿这个说事儿。怎么又跟你扯上关系了?”

“不是我,是咱们的公司。”

“公司?他怎么跟你说的?”

我把老谢的话重复了一遍。

他的反应居然和老谢当时的反应一模一样。“胡说八道!

‘拿’他妈了逼。那是我个人管他借的,是私人借款,跟公司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跟接团也没任何关系。丫的怎么满嘴喷粪哪!这不是挑吗。”

我本来想既然挑开了,干脆就把他好好骂一顿,钱数虽小,这种欺骗我的行为太恶劣,不警告警告他,将来还不定耍什么“幺蛾子”呢。没想到大明的话出乎我的预料,照他这么一说,那件事就跟我毫无关系了。我一时竟说不出什么话来。

大明又说:“原来我跟老谢好得很,我帮他的忙帮得多了。

一九七九年他刚来北京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是我给他找的房子。那时候丫一身病,我给他从协和找的大夫,给他弄的‘三联单’,要不然他非病死不可,哪儿有钱看病啊。没错,我是找他借过钱,我们俩穷的时候吃喝不分,他先发了,我有困难,不找他找谁呀。那一万五,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找他借的,根本还不知道有接团的事呢,全花在交际上了,都是为咱们公司啊。花完了不够用,我才让你找蔡显宗借的钱。可是这一万五我从来没入过公司的帐,我想我自个儿还了他就完了,别给你增加负担。”

“嘿,这么说你倒伟大起来啦?”

“当然了!溜子我发现你特别容易受人挑拨。咱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所有的利益都绑在一块儿呢。老谢对我不满,是因为赵局长直接跟咱们联系上了,不经过他了。这不是你我当初一起决定的吗?凭什么老在中间挨他的宰呀,他什么事都不干!没这个道理。对不对?就因为这么点儿事,他居然在咱们俩之间挑拨起是非来了,真没劲。老谢这个人,我承认,是个人物,空手套白狼他是头一号,能弄到今天这么大动静,确实有两下子。但是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外宽内忌,心胸太狭窄,容不得别人比他强。他也不想想,他刚来北京的时候,两手空空,整个儿一苦大仇深的特赦死刑犯,还不如我呢!我给他介绍了多少关系呀,现在看见我起来了,心里不是滋味儿,给我玩儿这种小动作,犯得着吗?”

这一席话,说得义正辞严,我差点儿当即向他作检查。可是只过了一小会儿,我就冷静下来了,像米雪儿说的,“如果再多一点点城府的话”……我想起了老谢跟我谈话的情景,他说起来又何尝不是义正辞严呢?其实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二位心里都很清楚,真正蒙在鼓里的只有我。但是恐怕我这辈子也别想知道真相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阵子学校里经常搞防空袭演习,因为那时候都认为原子弹马上就要扔到我们这儿来了,为了活命,必须“有所准备”。我们学校的围墙旁边有一个洞,通着原来旧城的地下水道,因为这旧下水道早就废弃不用了,所以洞口本来也堵上了,现在,正好可以当我们的防空洞,于是就在原来的洞口凿了一个窟窿,直径大概也就一米,得弯着腰钻进去。经常是这样:正上着课呢,教室墙上装的小喇叭里突然一阵锣响,光光光光,这就是空袭警报,原子弹来了,我们呼拉一声就往外跑,钻到下水道里躲着去。当然这是演习啦。

我特别喜欢这种演习,跟上了瘾似的,天天盼着锣响。只要锣一响,一折腾就得一两个小时,就不用上课了。而且往外跑的时候,楼道和楼梯非常挤,可以趁机踹别人的屁股、扔帽子,“合理冲撞”,等于打人不犯法了。当然我也老挨别人的打,越打得疼越盼着下次演习,好报复啊。

那时候男女生之间突然不说话了,有“男女界限”了。原来说话,说着说着突然就不说了,好像一夜之间,忽然对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有了意识,特别难为情似的。而且如果你偶尔和哪个女生说了几句话,让同学看见了,准得挨哄。

我那时对一个女生特别有好感,那女生姓方,叫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柱了,因为小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她。当时几乎没人穿新衣服,都穿旧的,打补丁的衣服,是全国的一种风尚。她也穿旧衣服,但她的旧衣服比别人的都要干净,平整,也非常合身,显得身材很苗条。现在我真想不出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儿怎么能称得上有“身材”,但当时就是那么感觉的,而且印象很深,至今也还记得那种样子。以前还“说话”的时候,我跟她接触挺多,有时放学回家还一起走,经常在一块儿。

“不说话”了以后,我和她就真不说话了。但是我心里非常想接近她。而唯一能接近她、又绝不会暴露出来是我故意去接近她的机会,就是钻防空洞的时候。这也是我老盼着演习的主要原因。从洞口钻进去,猫着腰大约走十米远,就到了那条主要的下水道,这里面很大,有两米高,三、四米宽,墙壁和路面都是水泥的,墙很湿,脚下到处都是烂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所以老师要求从钻入洞口起,就要和自己前后的人拉起手来,不然进了下水道以后就可能会走丢了。那条下水道分出去很多岔道,四通八达,据说从这儿可以走遍整个北京城,当然是在地下走啦。

第一次是她碰巧在我前面。听到老师的口令以后,我愣着没动,心跳一下就加快了,倒是她急匆匆地说了一声“快呀!”

并且伸出手来朝我这边乱抓。非常非常黑,虽然离得很近,但我连她的影子都看不见。我握住她的手,只觉得那只手软软的,潮乎乎的,非常细腻,非常舒服,不同于我以前经验过的任何感觉。

我就一直那样紧紧握着她的手,在心里一点、一点体会着那种感觉,就像,比如说像喝麦乳精吧,因为(当年)它太稀罕了,所以必须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每喝一口,都要放在嘴里细细地品味,生怕有一点儿浪费了似的。我在黑暗中想象着她的样子,想象着她的手的样子,也反过来想她被我的手握着会有什么感觉,她说“快呀!”,语调里是焦急和害怕,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其他的了,我真想问问她是不是只是因为着急和害怕才说的“快呀”?

后来,只要一钻洞,我就想方设法往她身边挤,有时在她前边,有时在她后边。每次握着她的手我都很兴奋,很温暖,好像被灌满了气的气球似的,饱满,但又轻飘飘的。慢慢地,我开始不满足于只是紧紧地握着了,在队伍朝前或朝后挪动时,我趁机用手指轻轻抚摸她的手背,真是紧张啊,心跳得咚咚响,手指头冰凉。我隔上很长时间才敢在她手背上滑动一下,而且也就到此为止了,再没别的了。就靠这跟不动也差不了多少的两三下滑动,我一天的甚至是一个星期的弦就上足了,欢蹦乱跳的,连打架的次数都增加了,气太盛啊,觉得不可一世了。

我那时候不合群,瞧谁都不顺眼,有点儿独往独来的劲头,在老师和班干部眼里,这叫“没有集体观念”,单凭这一条,就三天两头组织人批判我。我经常在早晨醒过来以后,一想到要去学校,就觉得活着没劲,灰心透顶。我和我爹妈的关系也不好,在家里怎么都不顺心,脾气还特别倔,大概年龄上也到了所谓的“青春反叛期”了吧。

说实在的我都忘了那次到底是因为什么了,反正是我爹一生气打了我一顿,我羞愤交集,冲出门就跑了,当时想的是永远也不回这个家了。到哪儿去呢?我脑子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就是那个洞。我到商店里转了一圈,想偷一只手电筒,可是太难了,都在柜台里放着呢,所以顺手拿了一根蜡烛和一盒火柴。天已经黑了,我是翻墙跳进学校里去的,然后偷偷摸摸爬进了洞里……

什么?怕不怕?不怕。根本就没起过怕的念头。黑暗给我一种安全感,那种隐秘的、四周封闭起来的,极为寂静的感觉,让我觉得安全,而且有暖意,这种暖意和事实相去较远,可能跟那个姓方的女生有关吧。总而言之是觉得比“外面”好多了,外面无非就是学校嘛,家嘛,还有我讨厌的人嘛。

我爬进洞里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一股子腐烂的咸腥的臭味儿扑鼻而来。以前居然从来没注意过。不过时间一长,也就慢慢适应了。那里边的黑可真黑,就像涂了一百道黑沥青似的那么黑,天地未开宇宙初始的时候也不过就是这么黑,黑得好像我这个人都没了似的。我点着蜡烛,终于能看见几米之内的东西了。什么都没有,墙是湿的,地上有烂泥和这里那里的一些积水,很脏的、稠浓的臭水。唯一的新发现,是墙壁和顶上是呈弧形连接着的,所以这条下水道基本上是个圆形的通道,只有地面是平的。这时我发现这里根本找不到个坐的地方,于是又爬出去,在校园里找了块大城砖,搬进来了。

我就在通道中间、那块城砖上坐着,蜡也熄了,完全的黑暗,完全的死静,从来也没体验过这样的黑暗和安静,好像又回到子宫里去了一样。过了一会儿,我身上开始发冷了,虽然外面正是炎热的夏夜,但里面却是阴冷,往骨头里一点一点渗的那种冷。这我以前也没注意过。臭味和冷,是这里面非常突出的两个特征,竟完全被我给忽略了。这恐怕都是因为我以前到这儿来的时候,总是握着那只手的,我的全部感官,注意力和想象,都集中在那只手上,对周围的其他东西都没有知觉了。

幸亏我是穿了套长衣裤出来的。但时间长了还是不行。我站起来活动身体,做深膝蹲、踢腿、来回走路……那时候我倔着呢,绝不服输,既然进来了,绝不考虑出去,说实话出去了也没地方待,家,肯定不会回,要在大街上过夜的话,准得让警察当小流氓抓起来,那就更糟糕了。

你根本没法儿知道这条通道的两头,是通向什么地方的?

我点亮蜡烛,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然后全凭一时高兴,随便选择了一个方向,举着蜡烛走了下去。好长一段距离,通道里边的样子都没什么变化,和我坐着的地方是一样的。然后我来到一个岔路口,我犹豫了一下,走进那条比较小的,只有一个成人高,也窄多了。通道不再笔直,变得曲里拐弯了,岔路也多起来,我老是选择较小的走,如果同样大小,我就走靠左边的,这样是为了回去的时候不迷路。通道越来越窄小,最后,我几乎是在里边爬了。这时,我看到前面有一些模模糊糊的白色。我吹了蜡,知道那是从左上方透进来的一点光。

我朝光的方向爬去。头顶上出现了一个洞,像一口井一样,井壁是砖砌的,上面错落地突出了几块砖头。我手脚并用攀着那些突出的砖头往上爬,砖头上又粘又滑,很难抓住踩牢。在接近顶部的时候,我看到了光的来源:井壁上有一个方形的洞,比一本普通的书要再大一些,洞道倾斜向上,大概是三十度在右的斜度吧,光就是从这里漏进来的。

我趴在洞口上向有光的那一头望去。也许是在黑暗里呆久了,猛地一下接触到强烈的光线,眼睛不适应,只觉得一阵目眩,好一会儿才恢复了视觉——

那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大院落,青砖漫地,一尘不染。房屋高大轩敞,门、窗、和廊柱都上的是朱红油漆,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廊前摆满了盛开的鲜花,花朵都是白色的。玻璃窗很大,四周窄窄的一条窗棂是绿色的。室内耀如白昼,透过窗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走动的人和雪白的墙壁。

应该是一个聚会吧,人很多,大部分都在二十岁上下,几乎个个都干净、漂亮、仪表非俗,女人都穿着色彩鲜艳的裙子,真有点儿传说中衣香鬓影、环佩叮当的感觉。那是什么年头啊,外边的人连穿新衣服的都少有,人海里是一片灰蓝,没有半点杂色。我还从来没见过眼前这样的景象呢!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窗子里的人,连他们的手势、笑的样子,点头、说话时的神态,都觉得好看,心想我将来也能像他们那样笑、说话、点头,有他们那样的手势,就好了。透过狭窄的洞道,可以听到笑声、说话声和音乐的旋律,但飘飘忽忽,听不清楚。一个俊美的少女突然从左面跑进我的视野,跑上青石台阶,拉开了房门,这时,她停了停,回过头来,叫了一声“妈妈”,声音轻脆,而且我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嘴型,是我唯一听见的两个有意义的音节。她的身姿,她的回眸一望的眼神,她穿的那条白色的连衣裙,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院子里偶尔有人走动,但都是在我的左侧。我的位置,是在这个院子的正中偏右一点,正房的对面。这个洞口大概是院里的下水孔。那么,左侧,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处呢?食品储藏室?厨房?舞厅?或者那儿有一个花园?

一个凉亭?一个像古人那样可以坐着喝酒下棋的石桌石凳?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把洞口开得再大一些,让我看个究竟。

这时,有两个人破例往洞口方向走来了,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一个穿长裤,一个穿裙子,是一对男女,但我只能看到膝盖以下的一截腿,始终看不到他们的脸。他们低声说着什么,偶尔那女的会浅笑起来。笑声甜美。男的穿皮鞋,两只脚轮流在地面轻轻滑动。忽然,两双脚向前靠近了,交叉在一起,女人的凉鞋后跟抬了起来,只有脚尖点地。我心里一紧,猜到他们在干什么,紧张得脸都红了。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条女人的小腿,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真注意并且近距离仔细观看一个异性的身体的一部分,那是一条瘦瘦的,光洁白皙的小腿,很美,没有穿袜子,肌肉紧紧的,腕部很细。

可惜洞口太小,怎么变换角度,也看不到更多的东西……忽然,我觉得我身体里一些从来没打开过的门被打开了,一些像春天刮过原野的微风那样的东西吹了进来……

一直到手脚发麻、在那些粘滑的砖头上再也抓踩不住了的时候,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洞口,慢慢爬下来。眼前又恢复了密密实实的黑暗。在往回走的时候,我脑子里不断现出刚才看到的景象,就像一幅幅色彩绚烂的电影画面,不断打在漆黑的剧院里的银幕上。

我回到原处,坐在砖头上,一直看着蜡烛一点一点烧完、熄灭。在一片黑暗中,我感受到某种震动,那可能是我从小以来第一次体验到有所谓“内心的激荡”这样一种感觉。不久,我的脑子开始乱起来,那位白衣少女像一束强光一样,在我心里萦绕不去,有时我会把姓方的女同学的影像跟她重合在一起,我想象我和她本来就是亲密的一对,她的小腿就是我曾经近距离观察过的小腿,光洁白皙、肌肉紧紧的……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我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有一瞬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感到头痛欲裂,渴得要命,不知道我是说了“渴”,还是叫唤了一声,我妈妈赶紧把预备好的一杯温水灌进我嘴里……原来,这天一大早,父母就赶到学校,报告了我失踪的消息。学校动员了好多老师和同学四出寻找,他们在下水道里发现我的时候,据说,我已经气息奄奄,全身都快冻僵了。我大病了一场。从那儿以后,我爹对我温和多了,再也没有打过我。

后来又有过几次演习,但我再也没机会握方女生的手了。

她明显地是故意躲着我,躲得远远的,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根据恨我的那些同学在嘲笑我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可能是这样:我每次钻洞子时都挨着她这件事,早已被他们注意到了,传开了,有人还向老师打了小报告,老师认为事态严重,找她谈了话,把她说得哇哇大哭。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在我发生了离家出走的事件以后,同学之间议论纷纷,她的看法是“没想到刘小流这么坏”,认为我就像一滩臭狗屎,“躲得越远越好”,绝对沾不得。不管怎么说吧,从此以后她再没跟我说过一句话、有过任何来往。小学毕业后就一点消息也没有了,消失了,也许现在她连我这个人都不记得了。

那天夜里在洞中看到的景象一直不能忘,而且一直强烈地诱惑着我。大约一年后、快毕业的时候,又到夏天了,也不再演习了。那时我交了我小学时代唯一的一个好朋友,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了,他也非常好奇,要我带他去看看,并且争取把那是个什么地方、在哪里这些事都搞清楚。我们准备了两只手电筒,食品和水以及一些工具,也是在夜里,就出发了。我在前边带路,还是按照上次的走法,遇到岔路,就选择较小的那条走,如果同样大小,就走左边的。这回有了手电筒,照明充足,走得快多了。但是我们没找到。怎么找也找不到了,连那个像井一样的洞都没有了,连和那样的洞差不多的洞都一个也没有。那是已经被废弃了的下水道,所有通到上面去的洞口都给堵死了,就像被埋到土里的一堆肠子一样。我们俩都不甘心,直到被冻得浑身打颤,再不出去又要出事的地步,才灰头土脸地爬出来。我的朋友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样子,说咱们回去好好准备准备,穿上棉袄,做几根火把,过几天再来,非找到不可。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一玩儿、一忙,就都没再提这件事,慢慢地就忘了。

好多年以后,那都是我快出国的时候了,有一天我去办事,骑自行车正好路过小学校,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了那天夜里的事,就像勾起了乡愁似的。于是我下了车,到校园里去溜了一圈儿。真是面目全非啊,连那一段围墙都没有了,在那儿,临街盖起了一栋三层的楼房。我正在那儿转,从里边出来了个老头儿,我还能认出来,是当年传达室的马大爷,只不过如今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他冲着我喊:“同志,旅馆登记在前边儿,从外头进去,这儿是学校,闲人免进。”我走过去,指着这楼问他:“这是旅馆?”“是啊。您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儿?

公安局?”“那……”我说“下水道还有没有了?”“有啊,我们这儿上下水道都全,冲水马桶,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洗澡供热水。”我说:“我是这学校毕业的,十几年前这里有一个洞,通着旧下水道,我们经常钻到里边演习……”“没错儿,您记性还真好,那时候儿李主任还让我钻呢,我一个老头子了,钻那地方儿干嘛呀,不是找死吗……早没啦!一点儿用都没有,还净添麻烦,有一学生跟他爸怄气,钻到里边藏了一夜,差点儿没冻死——您说这路人长大了能好得了吗——后来就给堵上了。盖这楼的时候儿,挖地基给挖了,听说下水道里什么都有,有前清的碑,有刚生下来的死孩子,还有金条哪!您瞧瞧!”

“讲完了吗?”埃娃问。

“讲完了”我说。

“是真的吗?”

“我估计是真的。”

“好啊,你又编故事骗我是不是?”

“那倒不是。确实是真的。不过刚才这么一讲,连我自己也有点儿怀疑了,就是我在下水道里,看到的那个院子和那些人的事。以前我从来没怀疑过,刚才一讲,突然打了个问号。”

“为什么?”

“有点儿怪。那是个什么地方?那些人是干什么的?那时候会有那样的地方和那样的人吗?今天看来,在一般情理上讲有点不可能。好像和我们不是同一种生活,不在同一个时代似的。所以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根本就没往下水道里走过,我坐在砖头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做了这么一个梦,或者是又冻、又饿、心情又不好,已经开始发病了,出现的幻觉。后来就把这个梦,或者这个幻觉,当成真的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第二次去找,就怎么也找不着。对,这么一来就讲通了,当然找不着了,因为根本就没这么个地方嘛。”

“也不一定啊,”埃娃说,“那时候表面上一致,‘地下’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特别是你们北京。我就听一个朋友讲过好多稀奇古怪的事,对我来说根本不可想象,可却是真的。我听你讲得蛮细的,不大像梦。”

“倒也是。”

我们坐在咖啡馆里,一边慢慢喝咖啡,一边聊着。这是个星期六的晴朗的下午,我们刚爬了两个多小时的山,渴得要命。埃娃想运动减肥,要我每个星期都来陪她爬一次山。这是我绝对做不到的。所以就被罚“讲故事”。

埃娃已经不年轻了,好像比我还大一岁,三十五,她的近期的人生目标是要有个家,我也不年轻了,但我的人生目标却不是这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埃娃是个扎扎实实的人,一步一个脚印,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相应的目标,就像国家计委制定五年计划似的,指标定得符合实际情况,既不高也不低,甚至还略微偏低一些,超额完成,有利于鼓舞革命干劲儿。比如说,高中毕业的目标就是考大学,连考三年不中,决不气馁,第四年一举考上了上海交大,大大超过预期目标。大学还没毕业,一切留学的准备工作就都做好了。然后就是拿学位、当工程师。虽然中间有坎坷,但从没偏离过,也都达到了。因为目标明确,倒也用不着拘泥什么了,活着反而很滞洒,很自得,就像计划外的“自留地”

一样,想种什么种什么。这一点我原来没看出来,还以为她根本就是块自留地呢。真是大错特错了。

埃娃问我:“嗳,你想什么呢?怎么老不说话呀?”

“刚才不是说了那么多了吗。”

“你最近好像有心事。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能想什么,赚钱吃饭呗。”

“还有什么?”

“还有,做爱。”

“坏蛋。”

女侍过来问我们要不要添咖啡?我们都各添了一杯,又一人要了一块蛋糕,我喝咖啡不在行,不加糖就喝不下去。埃娃正相反,决不放糖。

埃娃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告诉你,我什么都知道。”

“什么叫什么都知道?”

“你和周珊珊的事。”

“我和周珊珊的什么事?”

“你还让我说呀?你好意思吗?”

准是陈克文的太太。不过没听说周珊珊和她有什么来往啊。真不知道她们说了些什么。

我说:“你想要怎么样呢?”

“还问我?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一直哪样下去?”

“你要说,你爱周珊珊,我不会纠缠你的。你爱她吗?”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爱周珊珊吗?

埃娃用勺子搅着咖啡,其实那里面既没有糖,也没有奶,连咖啡渣滓都没有,不知道她搅些什么。然后她抬起眼睛来看着我,问:“你说呀。”

我说?我吃蛋糕。我要的是一块巧克力蛋糕。我把上面的奶油剥到盘子里,只吃下面的那一部分。

“可能是我让你得手太快了。”她说,“我那天也是昏了头了。轻易得到的东西,就不知道珍惜,你们这些臭男人,贱!”

我嘴里嚼着蛋糕,呜里呜噜地叫道:“好啊,你骂人是不是?”

埃娃忍不住扑哧一笑,这个笑很特别,既不开心,也不凄然,包含的内容要比这些丰富得多。我倒真觉得很动人。

她问我:“你到底对我是怎么看的?”

我说“你呀,聪明、漂亮、温柔、你还非常性感。”

“油嘴滑舌!你就会用这些话骗我。你到底对我有没有一点儿真心?”

“没有一点儿,全部都是真心。”

埃娃的脸有点儿红,好像是真生气了。“刘小流,我今天的问题你一个都没有回答,你别以为我是个软柿子,好捏。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但是我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样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她说完这个,就不再开口了,我又说了些别的,想转移话题,她都不理我。我开车把她送到家以后,要跟她一起进去,被她断然拒绝了。她看也不看我,连声“拜拜”都不说,打开车门,径自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