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女诗人金子小姐消声匿迹了，没想到她劲头大着哪，“陈克文的文联”（金子小姐语）才成立没多久，她就纠集起一帮人马，另立山头，组织了一个“南加州中文笔会”，对着干上了。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绝对令人惊叹。
又一个没想到的是，蒙金子小姐垂爱，居然从电话簿上查到了我办公室的号码，给我打起电话来。这回的态度跟上次让我“坦白交代”那种口气大不一样了，第一句话就是：
“喂，我是金子啊。听说你接团发财了？”
“怎么着，你是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揭发我们诈骗国家外汇呢，还是要把我当土豪斗争一番？”
她倒也直。“你太逗了，我哪有那本事啊。我是来请你参加我们的‘笔会’。”
“笔会？我既没笔，也不会，我是混子、骗子，被同伙吹嘘成这个那个的。”
她爽朗地（也有些无耻地？）大笑起来。“小流啊，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向前看嘛。咱们原来闹了点误会，有人挑拨。”
我又说：“明说了吧，你是不是以为我成大款了，想让我捐钱？我也明告诉你，我是接了个团没错，但挣的是一点血汗钱，离发财还远得很呢，你就别打我的主意了。”
金子一听，厉声高叫道：“刘小流，别跟我来这套！谁稀罕你那两臭钱哪，我认识的有钱人多了，你算什么呀。”停了一下，她放缓语调，说：“我金子别的不敢夸口，你打听去，艺术就是我的生命，金钱在我眼里如粪土一样。我跟你，是想以文会友，一起在海外文坛上做点事，你别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我说：“那你找错人了，在我眼里，金钱才是命根子，艺术一钱不值。我根本不想在什么海外鸟儿文坛上做事，也不知道又打哪儿蹦出来个海外文坛。”
金子气量真大，我以为她会破口大骂，摔了电话，就行了。结果她没摔。
“小流啊，我知道你这是气话，你还不了解我，以后会慢慢了解的。咱们都是北京的，有什么话不好说呀。上海人顶精了，尤其是那个陈克文，成天打自己的小算盘，他要跟你交朋友，一定是要打你的主意的，你跟着他跑肯定没有好结果。不信你就看。”她又说：“那天开会的事我跟他没完。我已经请了律师了，先打刑事官司，再打民事的。刑事的，我控他两项罪，殴打伤人和性骚扰。民事的，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他打你了吗？”
“当然打了，好多人都亲眼看见了，而且我乳房上现在还留着伤呢，不信我哪天让你看。”
“别看了，我信，我全信。”我赶紧说。
为了应付金子笔会的挑战和挖墙角，陈克文在家里召开紧急理事会，研究对策。我说有事，想请假，陈克文不答应，死说活说让我非去不可。
有点意外的是，在陈克文家遇到了埃娃，她说她是来找陈太太的，“碰巧”赶上我们开会。多日不见，她胖了点儿，但皮肤光润，倒显得年轻了。
她说：“听说你发财了，把老朋友都忘了。”
“这是哪儿来的这么多流言蜚语呀，第一我没发财，第二我永不忘旧。”
她听了，又是那样没来由地，嗲声嗲气地乱笑。
我简单地说了我最近的情况，强调忙，这也是实情。然后问她怎么样？
“还老样子啊，”她说，“我们这种人能怎么样呢，对不对？
哪比得了你这个大忙人呀！”
正说着，陈太太过来了，对我说：“刘先生，稀客呀，好久见不到人啦。埃娃问了我好几次，说打电话也没人，急得咧……”
埃娃打她一巴掌，说：“去，谁急啦？我什么时候问过你啊？”
陈太太笑着说：“好好好，没问没问，我记错了，好了吧……”她的女高音像装上扬声器一样在整个房间里回响。
会议开始，陈克文先介绍了一番“敌情”，据他说，金子的活动“十分猖撅”，在好几家报纸、包括香港的一家杂志上，撰文或者接受采访，把那次大会和他本人说得一无是处，“杀伤力很大，影响很不好”。现在金子改变了策略，把火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对其他人则拼命“拉拢腐蚀”。他要大家讨论一下该怎么办。
神经质的女作家第一个发言，她叫羽翎，这是那天选理事时，陈克文让我投她的票我才知道的。她说：“首先，我觉得作为作家艺术家，从本质上来说都可以叫做个体劳动者，作为个体劳动者，既有排他性，又有亲和性，我们每个人都在单独的从事自己的工作，所以应该说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她每一句话都说得极快，但一句话和一句话之间，却往往出现长时间的停顿，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她思路不畅，说完一句想不出下一句，相反，倒是因为她思维太快了，嘴巴反而跟不上，得花时间追忆，才能保持讲话的连贯性。
“所以，”她接着说，“我本来以为，文联就像一个大家庭，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切磋的机会和场所，我是抱着很大的热情从始至终参加了有关活动的。可是我非常痛心地看到，从一开始，这里就成了人们追逐名利的舞台，成了互相欺诈、互相排斥、作交易搞关系的市场，人性的丑陋在这里暴露无遗。我觉得很可笑，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同仁团体，说利吧，既不能定级别、分房子、享受待遇，又不能赚大钱；说名呢，其实就咱们这几个当事人在这儿瞎折腾，自以为名字上了一回报纸地方版就名扬天下了，其实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关心这回事，知道的也是嗤之以鼻。请大家想想，华人在美国的总人口里才占百分之几？这百分之几里又有广东老华侨、土生土长的第二代ABC。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新加坡马来亚印尼韩国等等地方来的，这些人谁关心你们的事啊？就是大陆来的，人家每天挣钱过日子，或者读书求学，感兴趣的是学习工作享受，这百分之几里的百分之几，又有几个把你们当回事？我觉得咱们都成了漫画里的人物，真是很可笑，也很可怜。”羽翎可能是很紧张，也很激动，一边说话，一边把手里的一枝笔用手指转得飞快，简直像是杂技团里的人在做技巧表演，看得我眼都花了。
这番话大概是陈克文始料所不及的，他的脸由黄转白，喉结动了几下，刚要说话，却被国画大师抢先了，大师岸然高坐，以主席的口吻说道：“文联成立以来，这是第一次开理事会，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和诸位理事在一起交流。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既然我被大家推选为主席，我就应该竭尽我的绵薄之力，为大家服务，把文联的工作搞起来。可到现在为止，文联内部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据说其他一些兄弟团体对我们有意见，闹了一些纠纷，我作为主席，也毫不知情，跟大家一样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希望在这个会上大家好好沟通一下。我声明，我不想让别人拿我的名字当招牌，到外面行自己的个人之私，作为主席，我不仅要对我个人，也要对文联的名誉负责。”
大师的话刚一说完，立刻有几个人指名道姓地批起陈克文来。有的说，我们作为理事，也是有名无实，是虚的，你陈克文一手遮天，对我们实行封锁。秘书长秘书长，顾名思义，是做一些秘书性质的日常工作，而不是大权独揽，架空主席，置理事会于不顾，什么事都由一个人说了算。也有的说，文联成立这么长时间了，什么活动都没有，只有陈克文一个人挂着个头衔在报纸上出头露面。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因为陈克文和别人的个人矛盾，影响整个文联的对外形象。金子虽然不像话，但他们的笔会是一个团体，要搞好关系，不能用死缠烂打的方式搞斗争。刚才陈克文使用的语言，什么“敌情”“十分猖撅”“拉拢腐蚀”等等，纯粹是文革式语言，是非常不合适的……
我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发言，渐渐走了神儿。我想：埃娃今天绝对不是“碰巧”到这儿来的！我站起身，假装去洗手间，离开了客厅。
埃娃和陈太太，以及陈家八岁的女儿，正在起居室里看电视。这女儿出生在美国，像很多第二代一样，虽然懂中文，但不如讲英文顺嘴，所以很少讲中国话，别人用中文跟她说话，她全是用英语回答。
看见我来，陈太太问我是不是想喝点什么？我说有茶最好。她说了别客气，神秘兮兮地笑了笑，就离开了。我猜她可能是知道了什么，而她这种乖巧让我觉得有点不自在。
我在埃娃身边坐下来，对她说：“等我们散了会你再走，我送你回家。”
埃娃脸一红，说：“我自己开车来的，不要你送。”
“你没开车来我要送，你开车来我也要送，反正我今天是非送不可。”
埃娃笑着说：“这个人好赖皮，我马上就要走了，等不到你们散会。”
我说：“好啊，你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送，你现在走我现在送。”
埃娃说：“你要赶我走啊？你凭什么呀？这是人家的家，我来找我朋友的，跟你有什么关系，赖皮。”
“你说我赖皮，我就是赖皮，怎么办吧，我就赖在你这张皮上了。”
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说：“这个人……告诉你，我……一会儿就走，看你怎么办……”
这时陈太太端着茶杯回来了，说：“哟，哟，看你笑的，怎么那么开心啊。”
我接过茶杯，吹了吹，喝了一口。
陈太太说：“小流，你的本事好大哎，埃娃刚才还愁眉苦脸呢，一下子就让你给逗笑了，你有什么法宝啊？”
我说：“我的法宝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
她们都笑。埃娃说：“我对待敌人一向是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
陈太太说：“哟，谁是敌人呀，埃娃，是真话吗？我告诉你吧小流，前一阵子埃娃可高兴了，老给我们讲笑话，笑的咧，问她听谁讲的，就说刘小流，又讲一个，再问，还是刘小流。你有那么多笑话也给我们讲讲嘛，别对埃娃太偏心嘛。”
埃娃说：“去去去，哪有那么多，我还听别人讲了好多呢。”
陈太太说：“你看，我这妹妹脸一红特别漂亮哈，埃娃越长越漂亮哎，好让人忌妒哎。”我跟她们又说笑了一会儿，就回到客厅接着开会去了。
会上吵得一塌糊涂。陈克文白着脸，尖着小细嗓子，奋力反击。有几个人明显是他的死党，互相呼应，极力为他辩解，而且毫不客气地列举国画大师的不是，甚至把大师的“生活作风问题”都抖落出来了，有一个人更厉害，说大师的画是懵外国人的，其实一钱不值，是打着刘海粟高足弟子的幌子招摇撞骗。大师本来还挺矜持，一听这个，脸“腾”地一下紫红，简直跟关云长一般无二，帮帮地拍着桌子破口大骂，我估计这会儿他手上要有青龙偃月刀的话，非一刀取了那厮的首级不可。
我听来听去，觉得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会的背后，不定酝酿了多长时间的暗斗呢，今天只不过是一次爆发而已，可能跟金子倒没多大关系。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中间，也把我给卷进去了一阵子。是这么回事：我第一次在陈家见到大师时，听他解说自己的创作是“笔写高山大川，抒胸中块垒不平之气”，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也是我嘴太臭，后来跟别人聊天，就干脆管他叫“块垒不平之气”，没想到这句话一下子就流传开了，成了他的外号。有一次聚会，大师来了一下就走了，陈克文不知道，到处找他，问大家：“咦，块垒不平之气怎么没了？”我说：“让我放屁给放出去了。”弄得个哄堂大笑。在会上，大师那边的人把这事也给提起来了，说“陈克文低级无聊，用起外号的方式损害他的公众形象。”陈克文立刻抗议，说不是他起的。对方说不是你是谁？
有人就说，是刘小流。我也起来抗议，说我连听都没听过，怎么是我起的。那人马上就揭发，说不但是你，而且你还当众说过放屁把块垒不平之气给放出去了，有没有这回事？这么一说，连在会上一直严肃的女作家羽翎都被逗笑了。我也忍不住笑了几声，但还是装傻充愣，坚决否认，大师原来根本没把我往眼里放，从这儿以后就恨上我了。
我憋了一肚子气，真想找茬儿跟着吵它一番，可是听了听，又不知道应该以哪头为敌、哪头为友，想想就算了。趁他们搅得乌烟瘴气，我悄悄溜了出来。
埃娃果然还在。我只消使个眼色，她便心领神会地跟我出了门。
埃娃问：“吵什么呢，陈太太都急了，跑去助阵。”
我说：“管他呢，我也没闹明白。”
上了我的车，高速冲下山坡。
埃娃说：“我不想回家。”
我转头看了看她。“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我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问：“有电话你不在没关系吗？”
“我就是不想接他的电话。”
来到高速公路后，我把车往我家的方向开去。
一进门，连灯都没开，我们就做起爱来，先在沙发上，后来又转移到床上，一句话都不说，只顾拼命做爱，全身都溶化了、燃烧，变成了气体飘飘然升空似的做爱。一切正常，我指的是我身体的功能，什么问题也没有，比正常还正常。本来我还有点担心，怕我和埃娃这次也要出什么毛病，但从我隔着衣服触摸到她身体的一霎那开始，我心头的压力就烟消云散了，我觉得自己像一头发了情的毛驴子似的那么结实。这就怪了，简直想不通跟周珊珊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和埃娃做爱的时候，我有几次都想到了周珊珊，一想到她，我就觉得更激动了，比实际上跟她在一起的那天还要激动。
埃娃确实比以前胖了，小腹微微凸起，腰上的赘肉也多了些，但我摸上去的感觉很好。我本来想告诉她这一点，想了想又忍住了，她不会为我的感觉有多高兴，反而会对自己的发胖哇哇大叫。我打开床头灯，问她喝什么。“你呢？”她反问。
“茶。”“那我也茶。”
我在厨房里沏了茶，把茶具放在托盘里，回到卧室来。
她光着身子，倚在垫高的枕头上。我则盘腿坐在床上，把茶闷了一会儿，倒在茶杯里，慢慢喝起来，一时真想不出说什么了。
她说：“嗳，你说话呀，给我讲个笑话。”
“笑话啊，笑话嘛……‘洗衣机’的故事吧。说是有这么两口子，只有一间八平米的小房，和十岁的孩子住一起，干什么都不方便……”
“不行不行，讲过了。”
“那讲，讲有一对新婚夫妇，男的英俊潇洒，就是不长胡子……”
“听过了听过了。”
“你看，我的故事你都听过了，我没新的了。”
她伸手掐我的腿。“不行，没有也要讲，非把我逗笑不可。”
我说等等，我再续一壶茶。她说你可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我续了茶，又点了一支烟，想了想，讲了一个黄色笑话。
她刚开始没明白，停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下流胚，坏蛋。”她一边笑一边掐我。
这一夜我们俩的精神都特别好，就这样说笑一阵子，喝喝茶，然后又做爱，一共做了三次。不觉得累，尽管每一次都弄得筋疲力竭，但很快就恢复了，欲望就像船上的帆一样，一次又一次升起来，被风涨满，带着船在波涛里航行。一次比一次享受到更多的乐趣。好像匠人学艺，练到这会儿，突然体会到什么叫得心应手了，怎么做怎么对，怎么做怎么好。
“上帝呀，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这么纵欲过呢。”这时窗外已经变蓝了，远远地能听到有车辆驶过公路的声音。埃娃平展展地躺在床上，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在喝一杯葡萄酒，准备酒劲儿上来以后舒舒服服地入睡。
“年轻的时候也没这样过吗？”
“年轻的时候？现在我也不老啊。”埃娃说。“你是不是一直这么纵欲？”
我吹起牛皮来了。“这算什么？这就叫纵欲啦？告诉你吧，”我喝了一口酒，“也没什么可告诉你的，反正吧……”
“你这个老色鬼。”
“色是有点儿色，但是既不老，也不是鬼，我是人。”
“你是不是特别花，乱跟女孩子睡觉？”
“没有啊，一点也不乱啊，我跟女孩儿说话都脸红。”
埃娃用鼻子笑了一声，看着天花板，好半天没讲话，突然说：“我和他吹了。”
“和谁？”
“你见过。”
我知道了，她指的是俄亥俄的男朋友。我晃着手里的杯子，让葡萄酒在里边转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毕竟心里不是太好过，我和他好了好几年了，当学生时的苦日子都是一起过来的。”她说。
“不容易啊，非分不可吗？”
“自然啦。”
“为什么？”
“太复杂了，一两句话讲不清楚。”
“很不错的一个人，我不是还跟他聊了几句吗？”我试探着问：“是不是在那方面不和谐？”
“谈不上，谈不上，不是特别好，但没有问题。你这人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的问题不在这儿，很复杂，恩恩怨怨，我现在是心如死灰了……”
再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了，究竟是劝她合呢，还是劝她分？
或者拿出一些事例来帮她分析分析？都不合适。关键是我不知道要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好，说实话什么位置都不好。
她忽然侧过身来，用手拍着我的膝盖说：“我和他啊，刚开始很简单，他是书呆子，我懂的也不太多，以为就那么一两种方法。后来我跟一个美国同学交往过一阵，才开了窍，这事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和他借了一些录像带来看，慢慢地我们改善了很多，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好像纯粹是生理上的需要，比一般人要强烈，我有好几个女朋友，她们就说无所谓，没什么兴趣。也许她们说的是假话，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会没兴趣。”
过了一会儿，见我不说话，她问我：“你不高兴？”
“没有啊，为什么不高兴？”
“我说的太多了。我好傻呢，是不是？有些话最好不说，我也知道，但一高兴，哗哗哗全说了。你没觉得我是坏女孩吧？”
“哪儿的话呀这是，这跟坏有什么关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话虽是真话，但我琢磨的是她跟我说自己傻不傻、坏不坏这些干什么？以前我们的话题从来没涉及过所谓个人内心方面的事。
“听说你和周珊珊不错？”她没头没脑地问了这么一句。
“是啊，不错，在北京就认识。你和她熟吗？”
“不熟，我听陈克文的太太说的。”
“我们俩现在做生意呢，当人贩子。”
她说：“给我也喝两口葡萄酒，不然肯定睡不着了。天都快亮了。”她支起身来，接过我的杯子，一下就给喝干了。“不错不错。”然后躺下来，拉拉被子盖好。
她突然在被窝里笑起来，说：“你这个人谎话好多哎！”
在第一次跟周珊珊上床失败后，我又充满信心地尝试了第二次，这种自信是从埃娃身上找回来的，我确信我在这方面一点毛病也没有。但结果还是不行。不管我怎么努力，怎么反复告诉自己我行、我没问题，这不过是偶然的暂时的，马上就会过去的，都没用。我就像一截再也不能导电的废电线一样，可怜巴巴地躺在床上，心情别提有多沮丧了。周珊珊对我越温柔、越体贴，我就越觉得自己像根废电线。
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尴尬，见也不是，不见也不是，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好像要证明点儿什么，可到头来又什么也证明不了。如果我就此罢休，和周珊珊彻底断掉，那倒也罢了。问题是我根本做不到啊！我再是一个洒脱之人，这点面子总还得要吧。我感觉周珊珊也很矛盾。她可能早已经讨厌我了，但即使要甩掉我，也绝不会在这种时候，用这个理由来甩。她不能让自己承认，自己仅仅是因为性，才和一个男人上床的。她是这种人，需要在两性关系上涂上一层爱情，精神、理想之类的明亮色彩，在做爱的时候才会心安理得。可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才把她卡在今天这个位置上，动弹不得了。
越想这个，我越泄气。有时我真想干脆对她说：“你赶紧把我甩掉算了！还等什么呀？”
后来，我们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玩儿了两天。我们住的是凯撒宫大酒店，客房非常豪华，也很有情调。在那里，我算是有了一点微小的进步。那是在我们吃过晚饭，看完了表演，又在酒吧喝了两杯威士忌以后，我们回到房间，自自然然（其实是各怀鬼胎假装自然）地脱了衣服上床睡觉。但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十秒钟，比发射一颗原子弹还快，真他妈活见鬼！之后我们俩都没有睡意，穿起衣服又回到赌场，我玩儿了两个小时的二十一点，手气奇好，赢了不少钱。可是在床上，我连刚才那一点儿微小的进步也达不到了。
那天晚上，准确地说应该是清晨甚至是上午了，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嫌疑犯（好像还是杀人嫌疑），在我开车误入一个院子、正准备倒车出去的时候，警察打开我左手的车门，宣布将我逮捕。地点应该是在美国，但警察和其他人都是中国人，那个院子也跟我们在中国常见的派出所、乡政府之类的地方差不多。我心里很轻松，知道是他们搞错了，笑着跟警察说：“别开门，别开门，我还有要紧事去办呢。”警察态度很温和，但还是让我下了车，这时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把我车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抱走了（我暗暗吃惊我车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但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醒来以后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另一个开走了我的车，开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把车钥匙还给我了。这以后，我只见院子里警察出出进进，却没人来管我，立了一会儿，我拉住一个老警察说你们赶快办我的事啊，我没人管了。老警察遂把我带到旁边一栋房子的二楼，那里像个家属宿舍，看到的都是些老太太，大姑娘，小孩子，大姑娘们穿便装，但我意识里知道她们是警察。我走进一间像集体宿舍的房子，在靠墙一张木板床上坐下来。有两个人好像搬来一张桌子，说马上就开审了，让我别急，说完又走了。这时不知怎么身边又坐了个大姑娘，脸是模糊的，和我说着话，我心里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也不记得说什么了。不经意往对面墙上一看，只见那里挂了个东西，虽然从没见过，但心里知道是蛇或蟒一类的爬行动物，说是蟒，因为它比我在动物园里见过的任何蛇都粗一些，其实我也说不出蟒究竟该是什么样子。看上去像是挂了很久了，没有头，头部被切下来的茬口露在外面，就像一条被切掉鱼头的鱼那样，也看不见血迹，大概是早就干了吧。整个像一条辫子似的编在一起，不知是如何被挂在墙上的。
我说着话，再看看，突然发现它在蠕动，好像有个什么活物被包在里边一样，顶得表皮一会儿这里鼓起来一块、一会儿那里鼓起来一块。一眨眼，蠕动的方式又变了，那完全是它自身在动，像是要自己解开辫子似的在往外翻。我心想，怎么头都没了它还能动啊？这我们可怎么吃啊？要是吃到肚子里它还这么动，那可就麻烦了。这时，那个切掉头部的茬口伸出来了，直直地朝我伸过来，吓得我赶紧往床里一坐。它缩了回去，但紧接着，尾部又伸出来了，比头部细得多，但弹性也大得多，长长地在房间里伸展，虽然细（总也有少女的胳膊那样粗细吧），却觉得它有韧性、有力量、可怕。它像是在找什么，绕了一个弧形，毫不犹豫地朝我们这边伸过来。那位大姑娘闪避了一下，我以为它会追过去，但是不，它直奔我而来。我吓得要命，心说糟了，我有味儿，它是奔着味儿来的，怎么躲也躲不掉了。我拼命向后躲，它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身冷汗，我被吓醒了，躺在床上，好半天还在害怕。那个蠕动的、伸缩的可怕东西，盘踞在脑袋里怎么也赶不走，眼皮非常涩，很难睁得开，可是只要一会儿不睁开，马上就会回到那个梦里去，挣扎了好久，终于攒足了全身的力量，一下子坐了起来……
周珊珊睡在我旁边，是在凯撒宫大酒店的房间里，一切正常。我下了床，拉开窗帘，日已当午。我点了一支烟，在沙发上坐下来，只觉得头很沉，浑身无力。
真是一个奇怪的梦！想了半天，怎么也解不了这样的梦。
周珊珊醒来以后，我立刻告诉她我做了一个梦，可是我刚讲到挂在墙上像蛇一样的东西，她马上叫起来，说：“太恶心了，我不听，我不听。”
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的路上，是周珊珊开车，我坐在旁边一直在睡觉，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觉，睡也睡不醒。刚开始我还和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她问我想听什么，古典音乐还是摇滚？我说古典吧。她打开车上的收音机，调好了台。
我说把声音放小一点好不好，别太闹腾了。她说这还叫闹腾？
再小就听不见了。我说你耳背呀，跟在剧场里的效果都差不多了。她也不答话，伸手一拧，乐声像一堆石头似的哐哐哐地砸起来，震得车顶都嗡嗡响。她大声喊道：这才是剧场效果哪！
我什么都没说，就在这震耳欲聋的肖司塔科维奇第五的轰鸣中，昏然睡去。据周珊珊后来形容，我上半身挂在安全带上，脑袋一冲一冲地往前点着，活像个快断了气儿的大螳螂，她看着这姿势实在别扭，就把我推醒了，让我放倒椅背好好睡。我朦朦胧胧地答应了，放倒椅背，好像还让她把音乐放小一点，就又睡过去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路上开了两个多小时，天色已暗，觉得肚子也空了。周珊珊也说饿。我们随便找了个出口，把车开出去，先在加油站加了油，然后就到旁边的一家餐厅里去吃饭。
我要了一杯葡萄酒。周珊珊说，等会儿可是你开车，该轮到我睡觉了。我说行啊。她说那你就别喝酒啦，喝了酒怎么开车呀。我说，这点儿酒算什么，我不过是喝了提提神。她听了，翻了翻眼睛，没再说什么。
虽然肚子里空，但食欲并不好，吃完一份蔬菜沙拉，看着盘子里烧得半生不熟的牛排，居然没胃口了。我又叫了一杯葡萄酒，一边喝，一边看周珊珊吃饭。
她说：“你这么看着我吃我都吃不下去了。就知道喝酒！”
我说：“我看你吃，是为了刺激我的食欲，我喝酒也是为这个。不然我只吃一肚子菜叶子怎么行，我又不是兔子。”
“吃不下别吃嘛，这又不是旧社会，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倒要劝你节制一下，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吃起饭来狼吞虎咽，多不雅，一看就知道是苦孩子，生在困难时期，吃忆苦饭长大，好不容易有机会留洋，又去的是索马里。”
周珊珊忍不住笑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气起来，脸阴着，说：“说你不聪明吧，冤枉了，可是你的聪明从不往正事上用，一天到晚就说这种无聊的笑话，干无聊的事。”
“什么是有聊的呢？”
“你自己说你这辈子干成什么了？写诗吧写几行就不写了，好不容易念了个学位，又改行做生意……”
“是啊，我做生意成功啦。”
“成功？你们那叫成功？挣到点儿钱就成功了？……就算是成功，那也是人家钱大明的本事，没他你行吗？”
太过分了！这也就是周珊珊，换了别人，我非一巴掌扇过去不可。我说：“你！我告诉你……”这时正好一位女侍走过来，可能是我的声音挺大，她直朝我们俩看。我指指酒杯，对她说：“请给我再来一杯。”
周珊珊说：“你还喝啊？”
我没理她，把我那份牛排切开、切碎，放很小的一块在嘴里，慢慢嚼着。嚼了个大概，就着葡萄酒一口吞了下去。然后又叼了一小块嚼，一边嚼，一边盯着盘子看，始终不抬头。
沉默了好一会儿。餐厅里在放美国乡村音乐，周珊珊跟着音乐哼起来。看来她噎了我几句，倒把自己的气儿给理顺了。
我突然说：“你精心策划的这次拉斯维加斯之行，又失败了。”
她的脸“腾”地一下红了，直直地看着我，说：“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因为我聪明，所以你一说要来这儿，还要住凯撒宫，我就知道你打的小算盘了。”
“小算盘？”
我像解恨似的充满恶意，语调却又赖不唧唧，阴阳怪气地说：“是啊，你想让我放松啊，改变一下环境，分散分散注意力，这样就能克服我的心理障碍，恢复自然本能了。说到底我并不是一个没用的家伙，只不过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到你这儿就短路了，你看看！说句实话，我真得感谢你对我的信心、耐心……”
她一字一顿地说道：“刘小流，你真恶心！”
是的，我是恶心，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恶心了。但不知为什么就是煞不住闸，或者闸虽说是煞住了，可由于惯性太大，车还是继续往前冲，一下子停不下来。
我说：“我这人吧，特别敏感，不论你策划什么事，我都能先知先觉，一下就明白你的目的，偏偏你这人又最喜欢安排呀、布置呀、策划呀。结果呢，我更过敏了，更紧张了，我老跟作了贼似的嘣嘣心跳。当然这其实都赖我，我这叫拉不出屎来赖茅房，你说的对，我有那么点儿聪明可全没用到正道儿上，害得我一事无成，大到安身立命的事业，小到……就说上礼拜六晚上在你家吧，你做的那些菜，还有，你那个房间比凯撒宫可温暖得多了，可是呢……”
只听哗啦一声，周珊珊把手里的刀叉扔到盘上，眼泪夺眶而出，站起身跑了出去。
我愣愣地坐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坐了好一会儿，我付了帐，喝光剩下的酒，走出餐馆。
周珊珊坐在车里，趴在方向盘上，身体一抽一抽地动，还在哭吧。我想打开车门，但门是锁着的。我敲着车窗，大声喊开门，喊了半天，她根本不睬我。我靠在车旁，点着一支烟，心想：我这人真是个臭大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