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特蒙端茶喝了一口，动感情地说：“我心中一直珍藏着对你们的感激！直到今天，我一直觉得美国同中国应当友好，有些政客说日本是盟友，中国是威胁，我是不同意的。我对日本一直怀有警惕，因为我曾同日本作战，很了解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到大肆屠杀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残忍暴行。我厌恶那种狡猾凶暴的武士道！”
大家都静不做声，听着海珠继续翻译：
我很高兴抗日战争时曾为救助美国航空员出过一份力并且结识了当时并肩反侵略的美国朋友。他们三位如果当时落入日寇魔爪，结局必然十分可怕。日军军部根据首相东条英机的命令，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曾发出《关于对空袭时违反战争法规人员的惩处办法》的指示，其中有这样无理的规定：凡是被俘的飞行员，不仅是轰炸和平居民的，也包括轰炸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军事目标的，一律都要处死。其后，日本国内各报都刊载了这一“法令”，无不强调“凡是美国飞行员，被俘后一律格杀勿论”。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己可以任意屠杀轰炸对方，却不让对方还手。美国当时轰炸日本本土的飞行员被俘的均受尽凌辱虐待及拷打被日寇用军刀砍断头颅，成为日本军部发泄对美国人仇恨的对象。例如，首先将屠杀被俘美国飞行员付诸实施的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他曾在上海对被俘的八名美国飞行员（他们是在袭击日本本土转飞中国浙江衢州机场时机坠被俘）吊打、火烧、铁烙、电击、灌水后残酷杀害的。后来，日军在婆罗洲、缅甸、布干威尔岛、安汶等地杀死盟国飞行员五十六名。一九四三年三月，在菲律宾宿务岛将两名美国飞行员砍去头颅。一九四五年五月到七月，驻新加坡的日本司令官坂垣征四郎将二十六名盟军飞行员全部处死。在中国战场上，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有的被就地杀死，有的送往日本处置。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名美国飞行员在武汉被俘遭到暴打、游街后，被日军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一九四四年冬，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少校霍克驾机攻击香港日军目标，失事降落广州与香港交界处，被当地居民救藏起来，日本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重藤宪文联合香港日本宪兵队长野间助之贤派兵探索，捉到霍克残杀，并杀死全体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中国村民。这类事例极多。据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证实：仅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至八月，日本军部在本土就分数批处死一百一十二名美国飞行员……可是，今天的美国鹰派人物却将日本右翼看做亲密盟友，对日本右翼政客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大战犯的靖国神社妄图推翻历史重新复活军国主义视若无睹，努力武装日本自卫队，只看到面前谄媚的伪笑假面具，忘掉了当年的教训，真是奇怪。
中国是在发展，但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历来主张保卫和平反对任何战争。中国的发展只会对世界有利，中国历来宣布不称霸，中国在睦邻友好。中国发展国防只是为了必要时可以保卫自己，因为中国有日本这样在历史上大屠杀中国人而至今却仍不肯正视历史的邻居。中国与美国二战时是盟友，现在美国的主政者可能已不清楚，但当年同过患难的美国朋友是知道的。写到这里，我不禁想：雷特蒙啊！还有尼斯特、迦罗达啊！你们在哪里?……
雷特蒙和他的夫人玛吉感动了，雷特蒙点着头说：“吕将军，谢谢，谢谢你一直还记得我！……你说的我都同意！”
吕平对海珠说：“你把我参观珍珠港回来写的那篇游记的最后一段短短的感想译给客人听一下，向他们介绍一下我曾到珍珠港去过。”
海珠点头，介绍了四年前吕平曾出国到珍珠港去参观纪念馆，接着，念译起那篇游记的最后一段文字：
纪念馆就建立在美国被炸沉的“亚力桑那号”沉舰的上面。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表面用笑脸应付美国，暗中却用强大的海军突然偷袭，九分钟内，就使大批美国军舰与一千多名海军官兵沉入海中。现在，我透过清澈的海水，看见兵舰的残骸，感怀那段历史，思绪万千！当时，制定偷袭珍珠港计划的是日本海军总司令、美国通山本五十六。他曾就读哈佛大学，做过日本驻美大使馆武官，广泛考察过美国，是个以亲美派面目出现的杀美派。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十二月八日中午，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会发表演说，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将成为国耻日。但，今天这个国耻日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伎俩早被美国的新保守派政客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显然想将笑面杀手重新武装到牙齿了！出乎我意外的是如今珍珠港所在地的夏威夷群岛，到处是日本人买下的房产，到处可通日语，按日本风格服务的饭店餐馆，蜂拥而至的日本游客踏遍了夏威夷的海滩。听说有日本人高兴地欢呼：今天日本已从当年战败后的贫弱一跃成为世界地位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当年用飞机军舰没有占领成功的美国这片珍珠宝岛，如今已被我们占领啦！据说，有美国人哀叹，那里已经成了日本的经济殖民地了！……为了不曾忘却的历史而建了这样一个白色的肃穆的纪念馆，但显然它已被美国许多昏了头的政客遗忘。我——一个经历过血与火战争的中国老兵，到这里，心里笼罩着战争的阴影！但我心里想高声大喊：走开吧！战争！
海珠带着感情读得铿锵有力。读完，吕平点头说：“够了！我愿将两本回忆录送给亲爱的美国老朋友作为礼品。”他站起来，去拿了两本《回忆与思考》，双手递一本给雷特蒙，又双手递一本给山姆·昆，说：“这里有一个与美国大兵并肩作战的中国老兵的心声，有我深深的感情。还有……”
想不到这时，一直沉默寡言的山姆·昆却突然从随身带的一个背包里掏出一本精装书来，说：“这是我写的一本书，请吕将军收下我的心意。”
在把书递到吕平手里时，他又脸涨得通红地说：“我平日是个不善说话的人。爱用笔却不爱用嘴表达我的思想。我研究过日本和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军人在二战中的残暴是令人发指的，在巴丹，七千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死于日军的枪杀和虐待。战争的后阶段，美军在太平洋上反攻时，塞班岛美军死了三千；硫黄岛死了六千，伤了两万一千人；冲绳岛美军死了一万二千人，伤了三万八千人。日军在天皇宣布投降后仍杀了一批战俘。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是不能遗忘的！正如对中国来说，三十万人被杀的南京大屠杀也是不能忘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可怕在于当天皇宣布投降后，帝国近卫师团竟发生叛乱试图阻止天皇向日本人民颁布投降的诏书。可见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影响多深。日本历史上的罪行严重的不仅仅是被遗忘了，更重要的是被日本和美国当局有意隐瞒掩盖了！我这本书，是有所揭露的。”
吕平郑重地接过山姆·昆的书，表示感谢。海珠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叫：《从父岛到塞班》。
就在这时，雷特蒙也站起来，从他夫人玛吉的手提包里取出一只小巧玲珑的对折式彩色相片架来，说：“这是我的礼物，请看——”
吕平和海珠及外办的副主任还有译员都看到，这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与美国的星条旗并排放在一起烧制成的彩色陶瓷照片。雷特蒙将它握在手中递给吕平，说：“你看，这里有一行字！”
海珠口译出那行字是：“永远别忘二战中我们曾并肩作战！”四笑话连篇
阳台挂架上那只红嘴绿羽毛的大鹦鹉，名字叫做“一点红”，是司马天雨一家喜爱的宠物。
它的叫声沙哑单调，很难听。但经过司马天雨调教，会叫家里四个人的名字。还会说：“你好！你好！”“谢谢！谢谢！”“再会！再会！”当它开口说话，常给大家带来开心。
为了喂养“一点红”，司马天雨研究过鹦鹉。《大百科全书》上说：世界上大约有三百多种鹦鹉，但很大部分都未能幸存下来。有的科学家确信鹦鹉是鸟，但它们都是恐龙的后代，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亿四千万年前的“始祖鸟”。鹦鹉长寿，有“百岁鹦鹉”之说。司马天雨曾对海珠说：“爷爷上年岁了！将来‘一点红’由你好好给它养老！”所以全家都对“一点红”宠爱有加。
现在，它的叫声响起来了：“康勒！康勒！”听来就像说：“抗日！抗日！”“抗日！抗日！”
原来，司马康勒正走进司马天雨工作及作卧室的南屋。
往事像梦幻似的飘浮在空中，飘浮在记忆中。
司马康勒原名的确是“司马抗日”。这是司马天雨与做中学教师的爱妻方碧云结婚后一九五六年生下儿子时取的名字。那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对于曾给自己一家和中国人民造成深仇大恨的日本帝国主义，司马天雨只要一想起往事就无法忍耐。愤激到极点时，他曾好几次出现那种超出忧郁症的PTSD综合征。每次因回忆起以前的惨痛血腥遭遇，就会忧愤发病。发病时，内心感到非常恐怖，失去正常状态，沉浸在往事的痛苦中，甚至失去知觉，沉睡难醒。他住过医院，也长期疗养过。后来病愈了，直到一九五四年三十一岁时才同二十九岁的方碧云结婚，三十六岁时才有康勒。他给儿子起名“抗日”，是使自己和儿子对这笔血泪仇永记不忘。
但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春，中日两国民间往来迅速发展，逐步向高层发展，又向官方接触进展。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为了日本国民的利益，顶着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反对毅然访华。九月二十九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即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声明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时，司马天雨在一家思想政治刊物任编委，在田中访华正式会谈前，听到过周恩来总理会见田中主要随行人员时的一个讲话。周总理说：从世界潮流看，中日两国人民应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正如田中阁下所说，中日两国人民有两千年的交往史，值得我们珍视。这就是说，历史给我们培养了人民友好的基础。很不幸，从一八九四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侵略战争的结果也使日本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但我们历来把一小撮军国主义者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所以中国解放后，虽然我们两国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但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从未中断，两国贸易也一直在发展。这说明我们两国历史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深。田中首相就任后，抓住了主要问题，即两国人民长期以来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愿望，我没有理由不响应，我这个响应出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的愿望……
司马天雨身上怀着对侵华日寇的血海深仇，历来是忘怀不了的。他对老子提倡的“以德报怨”理论历来不以为然。但他又是一个比较理智、深明大体、有国家民族观念的知识分子。记得那时，刊物上发表了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的一首词《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岂容战犯猖狂，八十载风雷激大洋。喜雾霁云开，渠成水到，秋高气爽，菊茂花香；公报飞传，邦交恢复，一片欢声起四方。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司马天雨很喜欢这首词，特别是下阕最后的“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他吟诵再三，虽然心中对自己的家国仇恨总在隐隐作痛，但对大局小局、前后左右还是有思考有克制的。最后，他将这首词请一位书法家写成一幅屏条裱挂在客厅里，直到“文革”中，才被来抄家的造反派撕毁。
有一个问题放在面前：儿子司马抗日的这个名字很直白。儿子这时十六岁了，正上高中。司马天雨教中学语文的妻子方碧云因为在“文革”中忍受不了造反派的无辜的批斗和殴打，在一九六七年犯心脏病死了。司马天雨只有自己同儿子商量了解决。儿子的名字就由“司马抗日”改成了“司马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