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却灵机一动，表演出了那一出苦肉计来，所以才把一场轩然大波，巧妙地稳定下去冯国璋从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就跟随着袁，后来，又跟袁去了山东，再后，又随着袁回到直隶（今河北省）。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他已经成了袁手下所谓“北洋派”的一员大将。这10多年来，由于袁的一手提拔，才使得他一步步地青云直上。同时，在这中间，他又拜了袁的门，成为袁的门生。因此，以他对袁既是部属又是门生的关系，他是向来以袁的意志为意志的。但是，对于亡清，冯国璋有着较浓厚的“忠君”思想，而袁世凯却怀着被迫“回籍养疴”的旧恨，有着“取代清室”的决心。因此，在清帝逊位这一问题上两人存在意见上的分歧。袁世凯一方面借着革命党人的力量来压服清廷；另一方面，又挟持着朝廷来和革命党人讨价还价，从而可以使得他自己渔翁得利地登上了那大总统的宝座。不过，袁世凯的这些个人阴谋，冯国璋当时并不了解，从冯在湖北前线上的一些事就可以看出。

武昌起义后，冯国璋奉命率军南下镇压，当冯由于“收复”汉阳的功劳，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的时候，他在汉口的第一军司令部奉到电旨，就情绪十分激动地和他的秘书刘宗彝等人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封了爵啦！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报效。”他边说边激动地流出了热泪，等到话说完了，竟自感动得大哭起来。也就由于他的这种情绪的支配，所以曾经三番五次地打电报给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说什么“时机万不可失”，又说什么“武昌唾手可得”，因此，要求乘战胜余威，继续打下去。

冯国璋于是出面打电话给袁世凯，请示如何办理。冯这才了解到袁的真意是“不打”，也就不再敢自报奋勇了。但是，当时袁世凯内心到底是怎样，冯国璋还不是太了解，没有充分领会袁的意图，所以，袁世凯不久后让他的另一忠实助手段祺瑞接管了第一军，而把冯从前线调回来，安排他接任察哈尔都统。

冯回到北京，并没有去察哈尔就任都统新职。可是，随同他回京的那些人，例如副官长赵俊卿，参谋赵瑞龙、师景云，连同湖北的军事参议官铁忠等等，却经常呆在冯的煤渣胡同住宅里，可以说是原班人马丝毫未动。过了不多几天，冯便被任为禁卫军的总统官。

禁卫军是清庭直辖的护卫武装，相当于亲兵部队，计有步队两协，每一协辖有步队两标，另外，还有炮标、马标和工程营、辎重营等。这其中，除了步队第四标是招募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合格的青壮年来军入伍，这一标的成员是汉族以外，其他各标、营的成员，不是满族，便是蒙族——这些人绝大多数的人都还是拥护清廷的。袁世凯不但认识到了禁卫军的关键，同时，还考虑到将来清帝宣布逊位的时候，如果这禁卫军的一万多人表示出不同的意见，或者因此而发生什么变故，对他所策划的“大事”是极其不利的，因此，他决定让冯国璋去接管这支队伍。

冯国璋被选中担任这一职务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他曾任过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这个学堂里面，曾设过一个王公讲习班，从摄政王载沣以下，都曾经是这个班的学员。因此，他和满族一些王公世爵的感情，一般说来，是比较好的。其次，就在这不久以前，他还在湖北前线为清廷出过大力，这就使得人们对他有这么一个印象：他是对清廷效忠的。但就上面这两点说来，不过是袁世凯对清廷、对禁卫军本身所放的一个烟幕弹。最后一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冯是袁一手提拔起来的，是袁世凯的一个忠实助手，到了要紧的关头，冯是不会对他变心的，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冯在接受了新的职务以后，就着手组织禁卫军司令处。当时禁卫军司令处的主要成员，除了个别人以外，可以说基本上就是第一军司令部的原班人马。他们主要有：参谋长刘恩源（后来张联棻复职）、副官长赵俊卿、秘书长恽宝惠、军需处长铁忠（过了一个月就换了张调辰，后来，冯的私人财产完全交由张一手管理）、军械处长熊炳琦、军法处长王金绶、军医处长纪书元。

过了不久，冯国璋便在禁卫军的司令处里接到了段祺瑞从汉口发出由他领衔的请清帝退位的通电，当时，段本人已经回到了保定，这个通电是由袁世凯授意，经徐树铮、曾毓隽代为发出的。同时，冯国璋还接到了由驻荷兰钦差陆征祥领衔的外交使节所发出的请求清帝退位的通电。

当时的清廷，就在这种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由隆裕太后召开了两次御前会议，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决定了逊位。当这个消息传到冯国璋那里的时候，恽宝惠和张联棻、赵俊卿等几个幕僚正在煤渣胡同冯国璋的家里，当时，冯用感叹的口吻对他们说：“唉！皇族甘愿退让，我们今儿还给谁打。这样看来，大清国的江山就算完啦！”的确，“大清国的江山”确是就此完了。但是，那袁世凯所预先考虑的问题，也就是禁卫军全体官兵的安置问题，却不能不在宣布逊位以前办理妥贴。这一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就很自然地落到了袁事先布下的一着棋子——冯国璋的身上。

1912年2月初（旧历辛亥年十二月）的一天清晨，恽宝惠忽然接到军司令处的电话：“总统就要到处，请赶紧去。”等他到了处里，还没有来得及向张联棻、赵俊卿等问明是什么原因冯要来得这样早，外面的差官们已经在大声传呼着：“总统到处啦！”跟着，他们就同去见冯。冯同样地没有说明什么原因，只是吩咐幕僚们和他一起到镇司令处去。

这个镇司令处，位置在北京的西苑。当他们这一列马车飞驶到那里的时候，大约已经是上午10时了。这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镇的两个协统王廷桢、姚宝来全身戎装，恭敬地迎候在司令处的门前，似乎他们早就接到什么信息了；跟着，在幕僚们被陪同到了司令处大楼的办公室里以后，王廷桢紧接着就问冯：“是不是就吹号站队？”冯略一点头，便听得集合号的号音此起彼伏地在镇的各个角落里吹响。

这个大楼的前面，是一个大广场。当他们随同冯走出楼门的时候，一眼就看到在楼前的大广场上摆了三张大方桌，正中的大方桌上面，又摆上了一张，在桌的一侧上下两层，还都摆上了垫脚的椅子。冯国璋手里拿着一个纸卷，被搀着登上了两张大方桌。他手里的这个纸卷，就是袁世凯和南方协议好了的《优待清室条件》。当冯站在了两张大方桌的上面以后，就向全镇官兵开始讲话。他说：

“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最要紧的事。大家知道，总理大臣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向来也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为了这个问题，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代表商量了很多日子。现在隆裕皇太后已经下了‘懿旨’，说是国体问题，交由国民会议公决。但是，这个问题，要看哪一方面的力量大，说出话来才有劲。现在宣布独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是打起来，我们的军队实在是不敷分布，并且，外国人也不借给我们钱，因而军饷也没有着落，可以说，今天的局势是万分危急了。就是我们禁卫军和第一镇的官兵肯拼着性命打，试问：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所以，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代表商定了优待条件：皇太后、皇上的尊号，满族、蒙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

说到这，冯就把他手里所拿着的那个纸卷平展开来，接着便念起了那人所熟知的《清室优待条件》来。当他刚念到它的第一款里所写的“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面立刻出现了小小的骚动，有的嘴里发出了虽然辨不出字音，却是代表着又惊又疑的神情的声音，有的干脆就用手去擦眼泪。随着冯的大声宣读，队伍里面的骚动情况越来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在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互相发表着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原来极其整齐的分列队形，逐渐地显现出一些零乱的景象来。

但是，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那戴有红帽箍的队伍里，却有几个队列的官兵基本上依然整齐地站立在那里，似乎对冯刚才所宣布的那些话无动于衷似的，这就是全部属于汉族的步队第四标的队伍了。等到冯把《优待清室条件》念完了以后，接着更加提高了嗓音说：

“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是官长目兵，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出几个代表来，这几个代表可以离开队列往前走五步，就让他们几个人代表大家申述意见。”

过了不多一会儿，便看到队列里走出来了几个代表，他们一开口便提出了两个问题。

冯听了以后，立刻就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姓冯的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在优待条件上，虽然有日后要搬到颐和园的条文，可是，我敢担保两宫决不离开宫禁，仍然由禁卫军照常担任守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日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什么地方，永远不跟你们脱离关系。”

不难看出，冯国璋对于清帝逊位这一问题，和袁世凯是有着不同的意见的。但是，他对于袁又是有着“知遇之感”的。事实上，此刻袁世凯很可能已经把他所策划的阴谋告诉了冯，并且已经取得了冯的同意，所以冯才说出了和袁一个口径的那一番话。

冯国璋虽是顺从了袁世凯的需要，使得中华民国终于宣告诞生。但是，人们每次到他的煤渣胡同住宅里，在那客厅里面，总看到他的红顶花翎的官帽，架在了四足帽架上，为了避免沾染上尘土，还用一块紫色的“帽袱子”盖在了官帽上。另外，他那短短的小辫，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8月他到了天津直隶都督的任上才剪去。他所以采取这样的举动，说他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固然可以，可是，说他是为了表示对清廷的怀念，也似乎是没有说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