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句正合师范校长身份，而又暗寓有他意。书大如斗，颇有气势。

八、枭雄死于一口气袁世凯断断续续地说过一些话：“他害了我，他害了我！”入夜即昏迷不醒袁世凯做不成皇帝了，在发布的文告中，他自称的“予”一变又为“本大总统”。但是，这时袁世凯也深知，帝制不成，大总统的职位也难保了。因为这时全国范围内的讨袁运动仍方兴未艾。这时的反袁舆论中心在上海，孙中山从日本赶回国内，在上海号召把讨袁斗争进行到底，并发布了《讨袁宣言》。

1916年4月，忠于袁世凯的广东将军龙济光，迫于各方压力，宣布广东独立。不久，朱瑞为将军的浙江省也宣布独立。至此，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先后独立，反袁势力遍及南半天。

5月8日，在广西的陆荣廷来到广东肇庆，与梁启超谋划，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锷、陆荣廷等任抚军。结果，军务院统一了南方独立反袁各省的意见，提出袁世凯不退位，绝无议和可言。而这时袁世凯已宣布取消洪宪帝制，仍留任民国大总统。军务院提出的退位意见，即指袁世凯退总统之位。

于是，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到了袁世凯退总统之位上来。

为了挽回败局，袁世凯起用了手握北洋重兵的段祺瑞组织内阁，寄希望于武力解决。但是，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袁世凯交权，组织名符其实的“责任内阁”。这一下使袁世凯更是急火攻心，气急败坏。

于是，袁世凯只好派阮忠江到冯国璋家里，希望冯国璋能出面调停南方独立各省及军务，军务院与北洋政府一起，从中斡旋，保存自己的大总统的职位。但是，冯国璋并不热心，虽然他发表了声明、宣言之类的表面文章，但在致袁世凯的密电中，却写道：“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有服其心”，希望袁世凯“亟筹自全之策”，把袁世凯寄予他的希望，推脱得一干二净。袁世凯清楚地知道，当初面临武昌起义，他对清廷搞的那套把戏，如今段祺瑞、冯国璋竟完完全全地用到他的头上。这时已是5月中旬，袁世凯取消帝制已两个月了。袁世凯已经从每日下楼到居仁堂办公，改在卧室内批阅文件，后来又从桌子上批文，移到床上，听内史夏寿田汇报了。他的身体状况每日愈下。

全国范围内反袁的声势继续扩大。继云南、贵州宣布起义、独立之后，广西、江西、广东、安徽各省相继宣布讨袁独立。在东北三省，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将中央政府派驻的镇安上将军段芝贵也驱逐出境了，并声称要追究段芝贵盗卖木材、贪污的责任。袁世凯对于一位胡子出身的草莽居然也敢对中央政府的将军要员这般对待，异常气愤，但又无可奈何。

到了5月份，陕南镇宁使陈树藩公然驱逐袁世凯任命的官员，张作霖是招安的土匪，土匪视地盘为命根，反复无常本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但陈树藩的反叛意义却不一样。因为陈树藩的晋军毕竟属于北洋军系，而且陈树藩又是段祺瑞的心腹。他的反叛意味着北洋高级将领开始公开背离袁世凯。

袁世凯没有预料北洋派的背离。5月22日，南方独立各省与北洋政府和谈的南京会议宣告和谈破裂。同日，陈宦宣布四川省及他本人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陈宦既是袁世凯在西南倚重的将军，又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把兄弟，私人感情甚笃。他的反叛，对于袁世凯是个沉重的打击。袁世凯接到电报后，竟半日不能言语。然而，坏消息还没有结束。5月29日，袁世凯器重的另一位将军汤芗铭宣布湖南讨袁独立。这一回，袁世凯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垮了。袁世凯的精神状态面临着最后的崩溃。

当初，汤芗铭是鼓吹帝制最得力的一位地方要员。他曾招募一批文人笔才，把他们软禁在一个大豪华的院落中。院落中，备好高级的名烟名酒，连娱声乐色的妓女都准备好了。只要这帮文人伪造出湖南推戴袁大总统为皇帝的民意，并写出极其美的劝进书即可。最后，劝进书写好了，并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地缮写在特制的表章上，文尾写着“湖南靖武将军臣汤芗铭谨奏”。然后把这劝进书放进特制的金丝楠木小匣中，派遣特使专程奏书晋京。

继汤芗铭宣布独立后，唐天喜的背叛，使袁世凯的精神完全崩溃。

唐天喜服侍袁世凯多年。他和袁世凯是同乡，原是在豫剧班唱小旦的，人长得十分俊美、轻盈。袁世凯在少年时就喜欢上他，一直带在身边。后来，袁世凯给他在军界谋了个闲差。洪宪帝制之前，唐天喜已经以旅长身份，混到京汉铁路北段护路司令了。

帝制取消后，前线还有零星战事。唐天喜主动请缨，在袁世凯面前一边哭泣，一边请求：“天喜蒙大总统30年养育之恩，我要上前线去打蔡锷。”

唐天喜此举，倒使袁世凯苍凉的心理有了一点安慰，感到天喜总算不辜负自己一片恩情。于是，袁世凯拨给他人马枪械，唐天喜信誓旦旦地与袁世凯依依分别，上了前线。可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唐天喜一到湖南，就被赵恒惕以30万两银子收买。

唐天喜幡然举叛，并连夜袭击了他本应去增援的马继增部。马部猝不及防，全军溃乱，仓促中，马继增无奈，含愤举枪自毙。唐天喜这一行动，使前线战事急转直下。

据接近袁世凯的人说，袁世凯收到唐天喜叛变的急电，已近疯狂。袁世凯神经失常地口口声声叨念着：“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帝制失败，众叛亲离，极大地刺激了袁世凯。他的三女儿回忆了袁世凯去世前病势沉重的情形，说：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和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日日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里，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一些重要的来客。这样延续到旧历五月初，病势更重，才不能下床，也不再办公。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他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

进入6月份，袁世凯的病情进一步恶化。6月1日，总统府召法国名医贝希叶和名中医萧龙友入府治疗，初步诊断为尿毒症。由于袁世凯不信西医，拒不吃西药，所以拖延数日，直到袁世凯已病入膏肓，才由曾赴德国的袁克定主持，决定用西医。但此时已无可挽回。贝希叶首先进行导尿，导出来的却是尿与血混合的血水。袁世凯深深地呻吟了一声，似乎很痛苦。

他深知病情无可挽回，当晚便召集了徐世昌和段祺瑞，对他们说：“总统的职位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

以后，袁世凯断断续续地说过一些话：“他害了我，他害了我！”入夜即昏迷不醒。

1916年6月6日(旧历五月初六)晨10时，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病逝，终年57岁。九、一妻九妾新旧欢在中南海，袁世凯夜间并不到各个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前去“值宿”1876年底，17岁的袁世凯成了亲，娶妻于氏。

于氏是河南乡间人于鳌的女儿。于家土地很多，挂过“双千顷牌”。于氏虽是大家闺秀，可不怎么识字，对于规矩礼法粗通，两个人结婚后，感情还算好。到了第二年，于氏便生下一子，即长子袁克定。于氏一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然而袁世凯没多久，便与于氏因一句笑话而反目了，以至冷淡相处，于氏成了“主妇”的牌位。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这天，袁世凯看到于氏系着一根红色乡花缎子的裤带，觉得好玩，就和她开玩笑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就像个马班子。”

可是，于氏并不认为这是夫妇之间的一句玩笑，就反唇相讥地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

于氏说的这句“我有姥姥家”，即有娘家，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而袁世凯的生母是姨太太，一说是侧室。袁世凯认为她有意揭自己的短，给他难堪。一生气，从此再也不跟她同房了。

所以，于氏在生下袁克定之后，就再没有其他子女。袁世凯做官以后，她也一直住在项城老家。直到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接他母亲到济南，她才一道来袁世凯的住所。

袁世凯从接于氏到住所，直到后来入京做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只承认她是名义上的夫人，既不让她管家，也不和她同房。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夫妻之间却非常客气。清末宫廷曾封于氏为一品诰命夫人。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入主中南海之后，于氏也随着住进了中南海。在中南海怀仁堂延庆楼后面，有一个三进的大院，叫福禄居。于氏和袁克定的妻子儿女们就住在这里。于氏住前院，袁克定夫妇及孩子们住在中院，后院是仆人们的住所。那时候，袁世凯按照历来的习惯，每隔三天五天的，就去于氏房中坐一会儿。他俩见面的时候，袁世凯一定先问一句：“太太，你好！”于氏答一句：“大人，你好！”接着，两人随便聊上几句家常话，就结束了这照例的会见。

有一次是过阳历年，各国公使暨夫人按礼节到总统府给总统贺新年，随后照例要给总统夫人贺年。这样，袁世凯才不得不让于夫人出席仪式。

这一天，于氏穿着红外褂、红裙子的礼服，接受外宾们的祝贺。不料，仪式正在进行当中，忽然有某国的公使走上前一步，到于氏面前，要和她握手。于氏不懂什么握手礼，大为惊慌，立刻把身子一偏，嘴里发出“嗯”的一声，将双手缩回背后去了。这时，公使一看总统夫人脸色有变，动作不同寻常，不由得僵在那里。最后只好同夫人匆匆退了出去。

袁世凯听到这些情况，就规定以后凡遇接待宾客，需要于氏出场的时候，由次女、三女儿陪同出场，并在旁代为照料问答，不让于氏再说一句话，也不让她有什么特殊动作，以免再出现其他笑话！

袁世凯22岁时，决定弃文习武，投奔吴长庆。在此之前，袁世凯曾到上海谋事。他一方面想贪图一下上海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然而，他筹谋很长时期，却始终没有成就。这时，他一个人住旅店里，寂寞难挨，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后来袁世凯娶进的大姨太太。

袁世凯与沈氏相识之后，情好日密。沈氏就劝袁世凯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

行前，沈氏备酒饯行。席间对袁世凯说明了在他去了以后，她也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袁世凯努力功名，不负旧情。那一席话，使冷落寂寞中的袁世凯，备受感动，指天为誓后，二人挥泪而别。

后来，袁世凯在朝鲜站稳脚跟以后，果然将沈氏接往汉城，沈氏做了袁世凯的大姨太太。

在朝鲜12年，袁世凯增加了3位韩籍的如夫人。

关于这3位姨太太的出身，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袁世凯在朝鲜做事时，朝鲜国王赏的3个歌伎。也有的人说，3位姨太太是袁世凯在朝鲜得病住院时的3个护士，后来袁世凯病愈，朝鲜国王便把她们赐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是这样回忆她的生母、袁世凯三姨太金氏的：“我父亲原定娶朝鲜李王妃的表亲金氏一人为妾。可是，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两个陪嫁的姑娘，闵氏和吴氏。我父亲就一并收她们为姨太太，并按着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吴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闵氏为四姨太太。因为这三个人都在大姨太太手里娶进来的，所以，我父亲就让大姨太太担负教导她们的责任。”

“金氏本以为是嫁过来做我父亲的‘正室’的。不料，过门以后,她不但不是‘正室’，她的陪嫁的两个姑娘反倒被我父亲一并收为姨太太。同时在她头上还有一个被我父亲当‘太太’看待的大姨太太。她当时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她除了逆来顺受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出路，因此心情是痛苦的。由于精神苦闷的重压，使她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人——一方面，似乎脾气很好，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也从不和我争长论短；另一方面，在不高兴的时候，却会因为偶然的原因，一语不和就闹起来，甚至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有一次，她就因为一言不合，居然把和我父亲对坐下棋的时候所有的棋盘、棋子，都给扔到水里去了。又有一次，她和五姨太太在中南海内一处角落里对着喝酒。大约两人都喝得有些醉意了，不知道为了几句什么话，两人吵起嘴来，先是动口，接着就动了手，真打得不可开交。幸亏有的仆人报告了我父亲，等到他大声喝住以后，两人才算罢休。”

“她虽然有些醉意，但五姨太太是我父亲当时最宠爱的人，这一点她还是能够意识到的。她是在五姨太太历来的欺压下，忍无可忍，这次为了几句闲话便不顾后果地拼起命来。”

“她这种古怪脾气，也表现在对女儿和丫头们的责打上。她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对待女儿就比对待儿子更厉害一些。毒打起丫头来，那就更加厉害了。”

“她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顶一直披散到脚下，看起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她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侯。她不但对待儿女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到她屋里去，她也是板板地对坐在那里。有时候，我父亲说到高兴之处，她虽然也陪着一笑，但笑过之后，立刻把笑容敛住，于是她的脸上就再也看不出丝毫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