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12日晨，袁世凯发表文告，宣布正式接受推戴，下令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袁世凯攫取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后，并不甘心，他的目的是要做皇帝。

在居仁堂，袁世凯的茶童照例端着用碧玉制成的杯盏，侍候正在午睡的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每日午睡醒来，定要饮一口香茶。

这个茶杯是用上等碧玉雕刻而成，是朝鲜国王赐给袁世凯的，袁世凯十分心爱。这时，袁世凯还未醒来，依旧鼾然。茶童捧着香茶呆呆地站在床边，看着大总统。他越看越眼花，越看越模糊。等着定眼仔细一看时，床上睡的哪里是大总统袁世凯，竟是一只大蟾蜍。

这茶童吓得手脚冰凉，魂飞天外。手中的茶杯不由得“啪”地落到地上，顿时粉碎。幸好熟睡中的袁世凯还没有醒。茶童自知闯下了大祸，心里没有了主意，只好跑去找到了侍奉领班，请教该如何是好。这先生听罢茶童叙述，也不言语，沉吟片刻，才让茶童等袁大总统醒来如此这般地回话。茶童心里有了底，才敢回到袁世凯的卧室。

袁世凯一觉醒来，没有喝上香茶，又看见心爱的茶杯已经粉碎，不由得脸一沉，问茶童怎么回事。

茶童也不慌忙，故意支吾几声，等看到袁世凯脸上的确不高兴了，才怯生生地说：“小人不敢说。”

袁世凯问：“怎么不敢？”

“小子怕大总统怪罪。”

“你说吧！”

“刚才我看见床上睡的不是大总统。”

“胡说，不是我是谁？”

“是……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遍体金鳞，闪闪发光，快要腾空而起了。”袁世凯听罢这话，一屁股坐下，没再言语。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件值钱的玩意儿，递给茶童，沉着脸说：“这事不要对别人讲。”

茶童立刻退下去，一场灾祸就这样逢凶化吉了。

这虽然是传说，但是在当时，民间却广为流传开了。

1914年，袁氏祖坟的坟丁进京来报，说在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墓旁长出一紫藤来，长逾丈许，蜿蜒盘绕，状似龙形。袁世凯和他的妻妾子女们异常兴奋，以为这是祥瑞之兆。袁世凯厚赏了坟丁，并且嘱他不要对外人谈及。于是，袁世凯特派其长子袁克定回乡观察。袁克定自河南项城回信说：“是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

袁世凯大喜，回信让袁克定招募坟丁，筑墙护卫，以防牛羊践踏。

又一日，袁世凯收到一位天文学家上书，书曰：“由日起，三更以后，有帝星朗照某某纬度，正在河南项城县地区，兹已逐次北来，月后可至京师，上天垂象，当属在吾皇也。”

袁世凯看后，将信将疑，于是在当夜和长子袁克定一起，登上殿月台上，果然如他所言。袁世凯大喜。于是，京中又轰动一时。

一次，文武百官齐聚在东单牌楼五条胡同，为徐世昌祝寿。溥仪的老师陈宝琛也在邀请之列。这天，还请来了京师的名角唱堂会，合演《大登殿》。孙菊仙扮皇帝，最后一场有一折便是百官请皇上登宝座。戏演到这儿，孙菊仙却出人预料地谦虚起来，就是不上座，站在座旁，连说不敢不敢。旁人愣了，这时孙菊仙自编台词，开了一场道白：“自从清室退位，从前皇帝已经没有了。现在民国，并无皇帝。将来皇帝，并无出现。我何人？我何人？我何敢？我何敢？！”

他忽然指着徐世昌，“哈！现在谁个是你的皇帝。”又转而指向陈宝琛，“哈！现在谁个又是你的皇帝！”退三步，将髯口一掀，大声道：“哈！我又是谁个的皇帝！哈……”

孙菊仙的这场自编戏，倒让陈宝琛心酸，倚席掩面、老泪纵横，回到宫中还写了首诗。

因为这时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已经不是秘密，路人皆知了。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按照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首脑称国务卿，并备副手两名，分别称左丞、右丞。政事堂成为大总统府公牍上传下达的办事机关。政事堂发布命令，都要加上“政事堂奉策令”一类的公文套语，而大清时代，内阁转发皇帝命令，用的则是“内阁奉上谕”。

袁世凯撤掉了国务院、秘书厅，改换为政事厅、内史监后，又仿前清御史台制度，设立平政院，仿都察院，设立肃政厅。又品定官阶，下令将文官官阶分为9秩，即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在此之前，袁世凯亲到天坛，行祭天大礼。由于袁世凯的一些复古措施愈来愈浓。这倒使一些前清迂腐的遗老遗少感到兴高采烈，以为袁世凯会念及前清恩泽，恢复大清王朝的基业。

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后，曾致书“大清皇帝陛下”，表示感戴清王室的恩德。逊帝溥仪也照例回书“大中华民国大总统阁下”以示祝贺。

1913年2月，隆裕皇太后因患炎症去世。袁世凯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国务员荫昌前往皇极殿灵堂代祭。袁世凯还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3天，文武百官服丧27天。在祭奠之期，袁世凯臂戴黑纱致祭，并备3万元礼金前往。1913年下半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采取了“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的方针，规定只有在前清做过州县官吏的人，才有资格做各省民政长。袁世凯还对前清遗老遗少极力拉拢，礼敬如宾，并多次表示自己的元首地位，系清王室禅让而来，自己要感恩戴德。这样，清王朝遗老遗少越发想入非非，一些人竟加紧活动，以为袁世凯早晚要还政于清。大清逊帝重蹈圣坛，不过是时间问题。前清旧吏劳乃宣到处宣传“还政清室”，并把《共和正续解》印刷出来，广为散发。袁世凯看后竟一笑置之。于是，复辟派的人越来越多，鼓噪复辟言行更加激烈，“中国只宜君主制”，“共和政体不适宜于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1915年5月，袁世凯在外交上接受了日本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举国哗然。这一年的夏天，在北京复辟帝制的喧嚣声中，活跃着两个文人，一中一外，发表演说、评论，为袁世凯政府的政策做着最好注脚。

一位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弗兰克·J·古德诺。

弗兰克·J·古德诺是美国人，德国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1891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行政法教授。他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私交甚好。1912年7月，他来到北京担任总统法律顾问，在此期间，他极力主张在中国应实行总统制，反对实行责任内阁制，宣扬应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因此，他曾荣膺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嘉章。

1915年，当他再度来到中国时，袁世凯的称帝心迹已经是昭然若揭了。他此次中国之行，便是完成一项命题作文。他一到中国，袁世凯便派农商总长周自齐拜会了古德诺。总统府要他给“袁世凯准备一份文件，论述民主与君主政体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向的观点，当即完成了这篇论文。8月3日，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题目为《共和与君主论》。不久，这篇文章在东京及伦敦《泰晤士报》等报纸上转载。

古德诺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民民智低下不具备参与政治的品质，在这种情形下，实行共和制是没有益处的。比较而言，还是君主制更符合中国人民的历史习惯。

除去洋人古德诺之外，另一位鼓吹君主立宪制的文人就是杨度。

1903年，清政府为了标榜新政，在传统的科举项目之外，增设经济特科，想通过经济特科的考举，选拔一些襄助新政洋务的专门人才。刚从日本归来的杨度，参加了这次考试。考试发榜，他高中一等第2名。

杨度和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杨度曾将袁克定比为当代的唐王李世民，自己就是谋臣房玄龄、杜如晦。到了袁世凯快称帝的时候，杨度也早已成为社会名流，他君主立宪——言语议论都在社会上有一番影响了。

1915年，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以后，作为君主立宪主义理论家的杨度自然不甘落后，闻风而动。很快，杨度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君主救国论》。全文立论之本就在于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

文章写成后，杨度托总统府内史夏寿田转呈袁世凯。袁世凯批阅后，大加赞赏，立即提笔写下“旷代逸才”4个大字，并命政事堂制成匾额，颁赠杨度，以示恩宠；并密令陆军上将、奉天巡抚段芝贵加紧印刷，广为发送。

8月，袁世凯在总统府接见了杨度，由夏寿田作陪。杨度当时就向大总统提出要成立一个组织，宣传君主救国论。袁世凯当时表态说：“不好！外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还以为是我指使的呢！”

杨度也鲜明地表示：“度主张君主救国也非今日始。君主立宪，度是最早宣扬人，而且学术自有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