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到这儿，庆亲王也就没有再客气，收下了银票，而袁世凯给这位庆亲王备下那张零用的银票，数目是10万两。

奕劻在北京什刹海西李广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庭院。这座庭院延着湖岸走，有个小土山。山后有门3座，门不高，沿小径一再曲转后，顿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假山、流水、古树、敞轩及精仿之西式楼房一一呈现。这庭院是由朝中各位大员集资兴建送给奕劻的。徐世昌、端方、盛宣怀等都出了钱，而袁世凯是其中出力最多的。其中，此园建成后，娄、轩、斋、馆所需的陈设铺张，只要是新奇的洋货，都是由“临记洋行”一手供奉送来的。

临记洋行系袁世凯和北洋诸大员及天津绅商集资兴办，专为袁世凯联络北京权贵之用。洋行每日与庆王储通电话一二次，报告有何新货到行，征询有无购买之意。该行又刺探宫中、政府及各要员的行动，以便袁世凯见机行事，也为袁世凯及北洋要人办理“进奉”和行贿、说情等事。

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的关系，是中国官场上攀附、结营的典型。袁世凯比庆亲王小23岁，按年龄不属于一代人，所以袁世凯就和奕劻的儿子载振结拜为兄弟。载振本是农工商部的尚书。但他却是一个花花公子，过惯了酒色交纵的生活。1906年底，慈禧太后要将东北改为行省治，便差载振会同徐世昌出关考察。他们一行来到天津时，袁世凯在督抚衙门，请来了天津名优女伶唱堂会来招待载振。当名优杨翠喜出场时，载振一见立即惊呆了，叹为国色。在旁边的袁世凯心中有数，当日便差人到杨翠喜处说合，最后以10万元增奁的名义，取得杨翠喜的同意。第二天，杨翠喜便被送进载振的行馆。载振到天津后，一直由段芝贵接待安排。当时，段芝贵是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是袁世凯的心腹。袁世凯便出资10万元，以段芝贵的名义，并由他负责，将杨翠喜赎买给载振。徐世昌与载振在行馆中，同住在一排上房里，中间隔着堂屋一间。

那天，徐世昌在睡前，听到外屋人声嘈杂，载振屋内也有相互问答的声音。他以为载振有客在座，并未注意，随即入梦。第二天清晨，徐世昌问随从人员：“振大爷屋内昨晚有何贵客？”

随员即以杨翠喜事报告。徐世昌即令随从先到载振屋通知说他要亲去道喜，并马上准备千两银票做见面礼。他到载振卧室时，载振有些面红，对徐世昌说：“小弟荒唐，大哥见笑。”

徐世昌说：“这又算得了什么？我是来道喜的！”

载振即命翠喜向徐行礼，徐世昌拿出银票作为贺礼。得到国色女伶杨翠喜，载振是满心欢喜。袁世凯就将拟订的东三省督抚要职名单，开呈出来，请他转交给庆亲王奕劻。

不久，东三省督抚名单发下来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

这一流人皆是袁党，袁世凯又控制了东三省的地盘。

但是，这一安排遭到了不少王公大臣的非议。尤其是对黑龙江巡抚段芝贵。他不过是候补道的身份，此次升任巡抚，可谓一步登天，因此更惹人注意。不久，段芝贵赎买杨翠喜，贿赂载振的风声便传出来了。御史赵启霖启奏弹劾段芝贵，形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慈禧太后闻讯后，立即着派载沣查核。段芝贵是袁世凯的心腹，段芝贵吃了紧，袁世凯自然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立即请载振将杨翠喜秘密送回天津，再由张镇芳出面，托盐商王益孙将杨翠喜领去做使女。等载沣派员到达天津时，杨翠喜已从载振手中转移到盐商王益孙的内室。而且王益孙一口咬定早就将杨买下，是在赵启霖弹劾之前。

人证物证俱在，载沣也奈何不得，况且载振又为奕劻之子，载沣也不敢深究得罪。最后，此案就以赵启霖“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的理由，将赵启霖罢职。同时，慈禧太后宣布由于段芝贵涉嫌丑闻，撤去段的黑龙江巡抚，改派程德全署理。载振也因涉嫌干系重大，迫于舆论压力，辞去农工商部尚书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