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在李鸿章的奏请下，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全权代表1882年6月，朝鲜发生了壬戌兵变，同时，日本政府借口兵变，派兵前往，以武力平复。清朝政府在朝鲜方面的敦请下，于同年8月，下诏命丁汝昌率北洋海军3舰，吴长庆率清军6营，开赴朝鲜。袁世凯以“前敌营务处”的职务，负责军需供应、勘定行军路线，随部开赴朝鲜，从此开始了他在朝鲜12年的生涯。

1863年12月，朝鲜国王哲宗李璟死后，12岁的李熙以支系入承大统，并由他的生父兴宣大院君李应监国摄政，朝鲜历史上按宫廷制度，凡是以支系入承王位的国王，其生父皆称为“大院君”。1873年，大院君归政于李熙，政权却逐渐掌握在王妃闵氏手中。

大院君眼看大权旁落，不由妒火中烧。他本是主张锁国闭关的，而闵妃偏偏亲近日本人，聘日本军官编练新军，以代替大院君创制的亲军营。闵妃改革军制以后，大批士兵被淘汰，他们无以为生；而留在军营中的士兵，又常常得不到军饷。当时朝鲜穷得不得了，1882年7月，政府被迫发放一个月的粮饷。士兵久盼这一天，可是一领粮饷，却是砂石谷糠，根本不能吃。

久压在官兵肚子里的火，一下子由发粮饷而爆发出来了。士兵一造反，城乡流民跟随，愈闹愈大，一发不可收拾，他们袭击了日本使馆，包围王宫，杀死了大院君的胞兄。闵妃一看事情不妙，扮成宫女逃出王宫。大院君利用人们对闵妃集团的不满重新掌权。

1882年8月25日，清军进驻汉城南郊。第二天，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诸将联袂拜会大院君。会谈时，气氛融洽，并约定好次日大院君回访诸清将。

实际上，这次邀请大院君回拜是一场“鸿门宴”。吴长庆准备诱捕大院君，扶国王及闵妃集团重新执政；命袁世凯部做好应急准备。袁世凯就扮演项庄的角色。26日，大院君如约到达清军营帐。吴长庆、马建忠恭迎帐外，请至大帐之中。袁世凯则在帐外，以酒肉阻止卫队随大院君入室。吴长庆一见卫队果然被阻帐外，便强行将大院君塞入肩舆之内，由丁汝昌星夜护送至马山浦，押入军舰，解往天津。以后，大院君则长期囚禁在保定府。

诱捕大院君计划成功以后，便是对付叛兵乱众了。袁世凯率部在朝鲜国王应允下，赶往兵变地点，杀死了数十名叛兵，其余的叛众或降或逃，兵变就这样平息了。

袁世凯出师朝鲜，马到成功。1882年9月12日，朝鲜国王迎接闵妃回銮返宫。袁世凯抢在众清将之前，第一个前往宫中道贺。由于这一卖俏的“第一”，袁世凯这个吴长庆的前敌营务官，便在朝鲜舞台上惹人注目地出现了。这样，他不仅为吴长庆大为赏识，朝鲜国王也对他异常器重了。

9月中旬，朝鲜国王赐宴，吴长庆、袁世凯被同邀入宴。9月底，朝鲜国王又单独召见袁世凯。谈话内容外人自然无从得知。清政府对赴朝诸将也是奖赏有加。10月，清政府下诏，袁世凯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得以同知分发省份，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1884年4月，清政府下诏命吴长庆率所部3个营撤防，退驻辽东半岛金州，其余3营仍驻朝鲜。袁世凯被李鸿章奏请，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一跃而成为清王朝驻朝的重要官员。

这样，袁世凯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日后发迹不可缺少的资本，而且在个人生活上也不无所获。袁世凯的9位姨太太中，便有3位系朝鲜人。

中国自古便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袁世凯在朝鲜的政绩，已属有所作为，堂叔袁保龄当时在旅顺口办理海防，经常往返于天津旅顺之间，于是在袁世凯与李鸿章之间搭桥牵线。而李鸿章幕僚中人如张佩伦、周馥、张睛生等人，又都与袁保龄有很深的交易，也少不了在李鸿章面前为袁世凯美言。李鸿章便对袁世凯格外看中。

1885年，自从清军3营从朝鲜半岛撤回后，俄国加强在这个半岛上的势力渗透，想通过对闵妃集团的控制，从而使朝鲜沦为俄国的“保护国”。于是，清王朝对朝关系政策制定者李鸿章决定护送大院君回国，以达到在政治上控制闵妃集团势力的目的。

这时，正因母病侍奉在河南家乡的袁世凯，立即起程赶往天津，面见李鸿章。李鸿章让袁世凯此次赴朝，一为护送大院君回国，二是全面主持对朝政务。李鸿章对袁世凯说：“如今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

袁世凯向李鸿章提出要求率军前往，以壮声势。

李鸿章笑着说：“朝鲜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你带水师小队十几个人登岸就足足够了啊！”

1885年9月27日，袁世凯护送着3年前曾阴谋扣留、解往中国的大院君离开天津，10月5日，抵达汉城。

10月30日清政府在李鸿章的奏请下，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候补，待补缺后，即可官至正三品。

袁世凯对李鸿章的提拔，感激涕零。袁世凯在写给叔父袁保龄的信中说：“世受国恩，且为合肥相恩遇太厚。”这次袁世凯升官就连袁保龄也感到喜出望外，于是也立即上书李鸿章称：“两世受恩，一门戴德。”

这样，袁世凯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在朝鲜，他的官衔成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并通商大臣，在汉城成立了公署。

1895年，朝鲜半岛爆发了类似中国义和团的“东学道”运动。主要就是反对洋教、反对洋人，一时间，朝鲜半岛完全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的大规模运动中。东学道农民起义陡然爆发，来势凶猛，弄得朝鲜政府一下子手足无措。朝鲜国王便急电清政府代为“戡乱”。这时，袁世凯也认为东学道不过乌合之众，一击即溃。所以也电请清政府发兵朝鲜，平复乱众。当时，日本、俄国也积极插手朝鲜内政，意欲使之沦为他们的“保护国”。

但是，袁世凯却低估了日本人，他在为请清政府出兵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谈了他自己对日本人将会采取行动的看法：认为日本充其量不过借口保护使馆，派来百余名士兵，开赴汉城而已。李鸿章接受了袁世凯的意见，在朝鲜“速为代戡”的正式请求下，于1894年6月4日派兵1500名，驰往汉城。同时，遵照《中日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

但是，早在1894年5月底，日本早已进行了秘密战争的动员。中国政府出兵朝鲜的照会一到，当即于6月9日，由日本驻朝公使大鸟率800“护卫队”，强入汉城。日本海军陆战队8000人，在仁川登陆，向朝鲜首都汉城挺进。朝鲜半岛局势急转直下。

李鸿章、袁世凯面对日本如此迅速大规模的出兵朝鲜，真是大出意料之外，瞠目结舌。紧接着，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旨在吞并朝鲜的《朝鲜内政改革案》，逼令中国同意。

袁世凯自然对日本逼迫中国同意的“改革案”的实质十分清楚。为了能够争取日本人放弃武装行动，袁世凯便苦劝闵妃集团，启用卓有声望的老臣，进行改革。然而对于闵妃来说，事关自己权势利害，她便断然拒绝。

于是，袁世凯断然决定在朝鲜发动政变，推翻闵妃集团，扶大院君执政。他密报李鸿章，以求得到李鸿章的批准。但李鸿章认为事关中、日、朝三国关系，没有贸然同意，而是想通过俄国居间调停，从外交途径上以求息事宁人。

袁世凯行伍多年，深知战争迫在眉睫时应该采取办法，兵来将挡。他发动政变的意图被李鸿章否决后，又数次急电李鸿章，请求大量往朝鲜增调海陆两军兵力。这时中国军队在朝1000余人，而日本军驻朝8000余众，袁世凯请求增援也并非一味好战。他认为这样首先可以示以声威，在军事力量上，取得互相抗衡的地位；其次，即使战争一旦爆发了，中国方面也不至于因寡不敌众而损失惨重。李鸿章认为俄国在朝鲜半岛上并无利益可图，利用俄国的这种心理，更可以“联俄制日”。李鸿章正致力于俄英出面调停、斡旋中日在朝争端。袁世凯的第二次建议同样被李鸿章否决了。

日本利用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势力，迅速迫使朝鲜政府承认了内政改革草案。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孤身在朝鲜，尽管是以“监国大臣”自居，也只好一言不发，保持沉默，静候李鸿章从谈判桌上带回丰硕的成果。日本人充分利用了谈判桌前争取的时间，马上控制了朝鲜政府。袁世凯在等候远方来鸿时，却眼见自己在朝鲜苦心经营12年的亲华势力，顷刻间土崩瓦解，意态惨然。

眼见日本人控制着朝鲜政局，大势已去。敌众我寡，难以动作。袁世凯心灰意冷，只想一走了之，摆脱在朝鲜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境况。1894年6月29日，袁世凯连发三电致李鸿章，请求允许他回国。

但是，李鸿章却比袁世凯有耐心，他还在等待着俄国调停的佳音。因此回电，称：“要坚负，勿怯退。”

袁世凯身居朝鲜，自知自己处时长久性命难保，然而纵然一死，也无力挽既倒之狂澜。因而下决心，摆脱困境，在李鸿章来电的同一天，再次犯颜致电，陈述了自己目前窘迫的处境，渲染了自己纵然一死也无济于事的痛楚。

大军不援，袁世凯仅凭三寸之舌，又岂能对付千万兵戈！李鸿章最终还是被打动了，回电允许袁世凯回国。1894年7月17日，袁世凯化装易服，搭乘“平远舰”，悄悄离开汉城。

至此，袁世凯结束了在朝鲜的12年政治生涯，只留下朝鲜政府为他在汉城树立的“公德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