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沸腾的岁月-汤姆全本小说网

从本书所写的20世纪60年代与20世纪20年代的相似性来讲，1970年年初与1929年春末非常相似。这两个时期，全美都出现了经济衰退甚至全面萧条的迹象，共和党都刚刚步履蹒跚地执政一年左右，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它最好的朋友和最主要的政治客户—商业界。这两个时期，二流股票都出现了陡然下跌—一种隐性崩盘，因为流行的股票指数无法使之显现出来。这两个时期，投机情绪都继续高涨，银根却出现历史性的紧缩；这两个时期，政府一方面试图压制投机和通货膨胀，一方面试图带领经济走出衰退，联邦储备委员会都疯狂地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却收效甚微。

但至少二者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1929年，股票市场空前绝后地成为全国性狂热，随着它的瓦解，人们对它的兴趣反而上升；而在1970年，投资者的情绪却是一种宿命的情绪，华尔街在遭受股票价格下跌的同时，还遭受了交易量的下跌。

道琼斯指数年初为800点左右，比1969年年初下降了大约15%。整个1月，市场都在缓慢而无情地下跌，到29日，道琼斯指数降至768点，达到三年来的最低点。2月和3月，出现微弱反弹，但交易量仍然很低。以美国证券交易所为例，交易量日复一日地创下本年最低纪录，尤其是3月纽约市邮递员罢工期间。终于适应了1968年和1969年每天数百万股交易量的经纪公司，由于成本高昂，现在需要交易所日交易量达到1200万股才能赚取足以弥补成本的佣金。现在他们正在快速亏损，到4月的第一周，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得不同意对所有1000股以下的交易征收15美元的附加佣金。有的人，比如汉斯·瑞尼西（HansReinisch），一个自诩为证券业的拉尔夫·纳德（RalphNader）①的年轻人，认为在大机构投资者近来被允许支付较低佣金的情况下，为了无法盈利的经纪公司这样惩罚小投资者，既荒谬又不公平。但必须迅速采取某种措施，而这就是华尔街领导层和尼克松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应该做的。

几乎就在同时，股价下跌的速度突然加快。4月22日，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股票出现突然而神秘的崩盘，罗斯·佩罗遭受历史性的损失。两天后，道琼斯指数缩水至750点，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的所有股票中大约1/4都跌至全年最低点。到4月27日，道琼斯指数跌至735点，经济分析家艾略特·简维（有人称他为“灾难简维”，因为他是华尔街最热衷于预测灾难的人）认为，它必然会跌至700点以下，甚至大幅低于这一水平。28日，道琼斯指数落至724点，尼克松总统试图力挽狂澜，他说，假如他有闲钱，他会立即购买股票。

（请注意：1929年10月25日，黑色星期四的第二天，胡佛总统说：“全国经济基础……仍然坚实，并且前景良好。”胡佛没有说他希望自己有钱投资于股票，但5天之后，也即股市出现进一步灾难性下滑之后，老约翰·D·洛克菲勒说：“我和我的儿子几天来一直在购买基本情况良好的普通股。”）

纽约股票交易所在1970年的主席，注定要成为华尔街毁灭性动荡中的关键人物。他就是伯纳德·J·拉斯克，他一直被叫做班尼，是个高个子，外表像运动员，59岁，有一种正规军高级军官敏感而半疏离的奇怪领导气质。从性格和背景来讲，他与他1929年的同任，人们忌讳提起的理查德·惠特尼，形成鲜明的对比，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也是非常有趣的对比。惠特尼的出身对这个国家来说高贵得无可挑剔—17世纪马萨诸塞州定居者的后代，父亲是波士顿一家银行的总裁，叔叔曾经是摩根的合伙人，毕业于格罗顿和哈佛，岳父是联合俱乐部总裁；而拉斯克的父亲是海狸街一名海绵和海羚羊的犹太进口商，那是一个蜷缩在高贵的华尔街的影子下的一个古老而破旧的商业区。惠特尼毋庸置疑的领导能力来自他对于他认为比他低等的人们的傲慢和轻蔑；而拉斯克非常平易近人，他的领导能力来自一个雄心勃勃而心胸广阔的商人无可比拟的执著，当然，惠特尼会称之为“顽固”。最后，拥有出众外表和美国圣公会教徒气质的惠特尼最终被曝是一个惯盗，而举止直率的拉斯克则绝对是一个有坚定的责任感和正直的职业操守的人。

拉斯克1910年出生于纽约市，在西区大道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上过私立走读学校。老拉斯克在儿子14岁时去世，海绵生意几年后就被杜邦的人造海绵摧毁，家里再没有钱供拉斯克上大学。于是，17岁时，他在华尔街当了赫施欣��龆��荆℉irsch，LilienthalandCompany）的一名送信员。他按部就班地往上爬—买卖部、订单室、客户经理、分公司副经理—1939年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最终，他成为拉斯克兴雇ㄐ斯特恩公司（Lasker，StoneandStern）的合伙人，后来成为高级合伙人。这是家专业公司，成员几乎都从事过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业务，从事套利、股票经纪和场内交易，从不直接与公众做交易。按照事情的自然进展，拉斯克进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管理层：1965年进入管理委员会，1967年成为副主席，1969年春天当选为主席，接替古斯塔夫·利维。拉斯克毫不掩饰对纽约股票交易所以及自己在这个权威机构中的职位的热爱，全心全意地把它当做自己生活的中心。他立即投入到没有酬劳的主席职务当中，在履行志愿职责的同时，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公司事务（实际上，惠特尼也曾如此）。但他上任之时，并不清楚这些职责会有多么繁重，它们所要求的精力和能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具备，也不知道它们会如何依赖于他与理查德·M·尼克松的长期私人友谊。

与许多自我奋斗成功的美国人一样，直率的班尼·拉斯克是一个好战的保守派，总是热切地赞美慷慨培育了他的自由企业制度，每当有人批评它时，他总是立即跳起来反击或者进行耐心的解释。实际上，人们很容易把他看做本能上甚至信仰上的共和党人。如果遇见一个共和党人，拉斯克会自动把他当成朋友；相反，如果发现他本能喜欢的某个人不是共和党人，他会觉得很奇怪。有时，这种原始的信仰形式会导致失望。比如，1965年，拉斯克（虽然心怀疑虑）曾担任纽约市共和党市长候选人约翰·林赛的财务主席，但竞选胜利几个月后，当林赛市长决定增加华尔街的证券交易税时，拉斯克对林赛的好感顿时消失殆尽。总体而言，他对共和党及其成员的信仰似乎对他大有好处。在他与尼克松的关系当中，则绝对如此。他最初是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作为出资人与尼克松建立了联系。第二年，当这位失利的候选人造访纽约时，他拜访了拉斯克，感谢他在竞选中的努力，并提议从未碰面的他们现在见一面。两人在广场饭店见面，一见如故。尼克松从未去过纽约股票交易所，于是拉斯克带他去了。前总统候选人对眼前的景象非常着迷，于是留下来吃了一顿很长的午饭。然后，当尼克松在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失利，跌至政治生涯的最低谷，并暂时放弃政治，来到纽约从事法律工作时，拉斯克夫妇或多或少地照顾了这位新来纽约的人：他们帮助尼克松一家找到了一处公寓，拉斯克夫人则帮助尼克松夫人找到了一个裁缝，两家人还经常一起吃饭。然而，拉斯克1964年才在无意之中让未来的总统欠下他最大的人情。尼克松后来说，正是拉斯克说服他放弃在那个民主党大行其道的年份再次竞选总统，才挽救了他的政治生涯。

于是，当拉斯克1969年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时，交易所在政府拥有了一位朋友，这从总统为拉斯克的当选发来的电报可以看出来，拉斯克后来把它装裱起来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亲爱的班尼，我昨天已经说过，我非常高兴你当选为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领导人。你的领导能力和品质使你成为此时当选这一职务的不二人选。我和帕特都祝贺你，并向你致以热切的问候。理查德·尼克松。”同时，他对共和党的信仰开始出现新的异常。拉斯克无法回避在管理工作中最亲密合作的人，交易所的带薪总裁罗伯特·哈克，民主党人，同时也是一个性格与拉斯克大相径庭的人。另一方面，和蔼可亲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巴奇法官是共和党人，因此也是拉斯克感到亲近的人，据说这种亲近与证券交易委员会1970年4月同意那15美元的附加佣金大有关系。于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没有与他逻辑上的朋友，交易所的行政长官，保持良好的关系，反而与他逻辑上的敌人，执华尔街牛耳的监管机构的领导人，发展了异常良好的关系。使事情进一步复杂从而达到完全讽刺地步的是，哈克与巴奇合不来，原因非常奇怪，那就是这位华尔街人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头儿太右了，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头儿认为华尔街人太左了。

人们很难想象，假如拉斯克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而华盛顿政府是民主党政府，在1970年大危机中纽约股票交易所与政府的关系将会怎样。事实证明，尼克松是对的。从华尔街的角度看，拉斯克确实是此时此刻的不二人选，因为他获得了总统的欣赏和信任，总统在电报中向主席表达的信任将不证自明。4月29日，美军入侵柬埔寨，这一天股票价格继续下跌。拉斯克开始动用他在华盛顿的关系，在拉斯克的建议和尼克松的准许下，他和一批华尔街其他领导人在白宫会见了一些顶级政府官员，包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PaulMcCracken）。双方相互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然而，美林董事会主席唐纳德·里根（DonaldRegan）后来说：“会议的基调令人沮丧。”不过，它开通了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系，这在未来的几周将发挥关键作用。

5月初，华尔街的情况进一步恶化。5月3日，曾经专门撰书研究1929年大崩盘的加尔布雷思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形势与1929年的一系列惊人相似之处：过度投机，控股公司过度负债，投资基金过度膨胀，有些基金只投资于其他基金，等等。4日，道琼斯指数遭遇7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收于714点。第二天，政府首次采取主动措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购买股票的最低现金保证金比率从80%降至65%。但市场下跌的势头太强了，仅仅放宽信用不足以扭转它，5月13日，道琼斯指数跌破700点，收于694点。交易量仍然相对较低。这不是恐慌，而是恐惧—“一种神经衰弱症”，尼克松的管理预算局的乔治·舒尔茨（GeorgeShultz）说。舒尔茨没有说的是，这种恐惧，或者神经衰弱症，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尼克松政府在非经济领域的行为导致的。其他的不说，单是美军入侵柬埔寨和肯特州立大学惨案已让全美震惊。展望未来，人们只能看到更多徒劳无益的海外战争和国内暴力。此时，他们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购买股票。

庞大的股票蚁丘和信用网络正在崩塌，与它们一起毁灭的是它们的建造者。康菲尔德的迅速陨落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在6个月的时间里由于投资和贷款不慎损失了7500万美元，1969年底还是20多美元一股的股票，现在只卖2美元；5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气氛激烈的董事会上，董事们迫使康菲尔德辞去董事长职务。5月17日的达拉斯，詹姆斯·凌的凌·特姆科·沃特公司正遭受政府的反托拉斯诉讼，深陷于巨额债务之中，连利息都支付不起，股票从最高的170美元一股跌至16美元左右。凌在公司债权人的压力下，默默辞去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职务。就这样，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联合企业之王和共同基金之王双双从王位跌落。

拉斯克知道现在是使出最后一招的时候了。他想与尼克松进行一次私人会面，他认为尼克松完全把股票市场及其造成的影响放在国际事务和通货膨胀之后。5月20日下午，他被通知总统将在第二天上午11点接见他。拉斯克几乎整晚没睡，把他要说的内容记下来，在搭早班飞机奔赴华盛顿的路上，他还在做笔记。他8点15分到达白宫，来到总统秘书罗斯·伍兹（RoseWoods）的办公室，在那里对他的笔记又做了一个小时的最后修改。然后，他来到街对面的行政大楼，拜访了他的朋友副总统阿格纽（Agnew）。在这次拜访中，他收到了副总统秘书爱丽斯·弗林格（AliceFringer）的急切求救。她对他说，她把大部分积蓄都投入了一只共同基金，却发现它的价格已经跌得低于她购买时的价钱。“告诉我该怎么做，”她请求着，“我不能损失这笔钱。”大吃一惊的拉斯克并没有立即给她答复。

“像和巴奇在一起时一样放松！”拉斯克在长达5页的笔记的第一页顶端这样提醒自己。“自1929年以来最糟糕的市场崩盘，现在还没有减轻的迹象。信心是最大的问题。”拉斯克后面的笔记主要是经济分析、关于工资和价格控制及政府采购政策的具体建议，以及另一次1929年大崩盘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最后被引进总统办公室时，问候和寒暄过后，拉斯克立即打开手提箱，拿出他的笔记。“那是什么？”尼克松问。拉斯克用纽约股票交易所式的幽默回答说他带来了他的午餐，因为他再也吃不起餐馆了。他得到了总统的开怀大笑。他接着说，美国“离另一次1929大崩盘的午夜只有5分钟”，要想避免这样的灾难，总统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突然，拉斯克发现，他可以抛弃他所准备的事实和数字，用具体到个人的方式最好地表达出形势的严峻性。于是，他把精心准备的笔记扔到一边，以戏剧化的强调方式复述了阿格纽秘书的事，以及她对于她在共同基金投资的担忧。

“告诉她不要卖掉股份。”尼克松立即说。

“你来告诉她，总统先生。”拉斯克恢复了高级军官的语气。

尼克松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个人达成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组织并宣传一次大型白宫宴会，邀请政府、华尔街和商界的高级官员参加，向全美显示政府是真正关心股市形势，并准备尽可能挽救它的。（1929年3月，临近大崩盘之时，理查德·惠特尼来到白宫向胡佛总统报告了股市形势。之后投资者信心出现短暂的提升。）

拉斯克同一天回到华尔街，对他在白宫的听众非常满意。这天下午，他与把握债券市场命脉的比利·所罗门（BillySalomon）会谈。后者告诉他，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天突然开始通过购买债券为经济注入货币供给，拉斯克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成功警告尼克松的第一个成果。白宫宴会计划还没有向公众宣布，但是正在进行。股市继续下跌，拉斯克所说的最后5分钟正在慢慢消逝。5月22日，道琼斯指数达到1963年以来的新低，美林不得不要求其以部分信用方式购买股票的客户追加1150万美元的保证金。周末的休市没能阻止市场的下滑，5月25日，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20.81点，是1963年肯尼迪遇刺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收盘时勉强高于640点。简维开始预测股市跌破500点大关了。

午夜的钟声似乎就要敲响，恐慌即将爆发。星期一下午，股市收盘之后，经纪投资界从道琼斯新闻报道中得知了计划中的白宫宴会的消息。宴会将在27日星期三举行，六十多名商界和金融界的大人物将参加宴会。然而，人们对总统对华尔街命运的关心的领会没有产生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二天，星期二，道琼斯指数又下跌9点，跌至631点。接着，在星期二的晚间电视新闻和星期三的早间报纸报道和评论中，这一即将到来的盛事的巨大影响似乎渐渐为人们所理解。在美国历史上最盛大的总统宴会和具有惊人经济意义的鸡尾酒会之后，道琼斯指数星期三上跃32.04点，为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最大的单日涨幅。

宣布之时就已经达到大部分目的的宴会本身则有些虎头蛇尾，甚至有些闹剧色彩。（没有记者在场，没有关于宴会进程的正式报道。但是，我们有不同参与者的叙述为据，尤其是美林的唐纳德·里根，他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白宫的国家宴会厅，政府、商界和金融界的大人物悉数到场。政府这边，除总统以外，还有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Burns）、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肯、财政部长大卫·肯尼迪（DavidKennedy）、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MauriceStans）、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Mitchell），以及总统特别助理彼得·弗兰尼根、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Colson）和威廉·撒费尔（WilliamSafire）。商界人士有通用汽车董事会主席詹姆斯·洛希（JamesRoche）、美国电话公司董事会主席H·I·罗姆尼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会主席哈罗德·吉宁、保诚保险公司董事会主席唐纳德·麦克诺顿（DonaldMacNaughton），以及大西洋富田公司（AtlanticRichfield）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安德森（RobertAnderson）。华尔街的代表除里根和拉斯克外，还有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哈克、美国股票交易所总裁索尔，以及几家最大经纪公司的老板。

龙虾鸡尾酒、威灵顿牛排、罗斯柴尔德拉菲堡1962年红酒—在白宫的股票市场之夜除了喝一杯罗斯柴尔德拉菲堡红酒之外还有什么呢？接下来的事情看上去严肃而怪异，甚至有些可怕。总统最先发言。他指着身后一幅巨大的东南亚地图，把三个星期前入侵柬埔寨说成自麦克阿瑟1950年登陆朝鲜仁川以来美国最成功的军事行动。总统想知道，为什么华尔街把这样一次国家胜利看成抛售股票的契机？他说，其实它应该被当做极大的利好消息。他预测，国内经济将恢复增长，下半年通货膨胀将放缓。拉斯克接下来发言，他心急如焚地强调，股市的大面积复苏有赖于政府的三项措施：美军严格按照公布的计划从柬埔寨撤军，美联储明确表现出对政府债券价格的支持，以及美联储采取进一步措施增加货币供给。下一个发言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向在座的人保证，美联储完全了解华尔街当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并明确而令人满意地表示，美联储准备履行最后放款人的职责。实际上，这是整个晚上政府做出的对建设性经济措施的唯一具体保证。

伯恩斯讲话之后，尼克松号召大家提问。有人问总统打算如何对待美国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校园反叛行为。总统回答，对于抗议学生，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应该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显然这一回答令所有人满意。据里根叙述：“他说，他成为美国总统不是为了看到所有同盟国的破产，或者看到我们失去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从能够获得的记录来看，宴会最后变成了某种疯狂的茶话会，不同的出席者表达着自己的优先利益，而对别人的考虑漠不关心，他们的观点不比国家宴会厅以外的普通市民更加接近事实。接着，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一位几乎所有在场人士都不认识的名叫伊西多尔·科恩（IsidoreCohen）的嘉宾提出了一个“问题”，使形势很快演变成对政府政策长达10分钟的鞭笞—经济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伯恩斯博士对总统提出的糟糕的经济建议（发言者是这么认为的），以及按里根的话说，“在过多的领域表达过多的建议”。随着科恩继续激烈而不留情面地发言，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商界、金融界和政府共同参加的宴会上，存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那就是普遍的恐惧和惊慌。里根碰巧坐在科恩旁边，他不断拉他的衣摆，试图让他坐下，但都没有用，科恩顽固地站着发表讲话。当科恩终于结束长篇演说坐回座位上时，总统冷静地接着他的话往下讲，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几分钟后，总统就赢得了普遍的掌声。

这是怎么回事？伊西·科恩是谁，他去那儿干什么？“他要在那儿干什么？”班尼·拉斯克后来问，委婉地表达出他的愤怒。“他是民主党人！”至少，科恩绝不是一个地位可与其他在场者相比的商人。实际上，他是约瑟夫·科恩父子公司（JosephCohenandSons）的一位领导人，这家公司在纽约和费城生产男装，最近刚与飞速美国公司合并。读者可能还记得，后者是风光一时的以色列人梅苏莱姆·里克里斯领导下的联合企业。简言之，科恩出现在那里，是因为某个参与准备宴会的人的疏忽大意。我们要感谢这个不知名的疏忽大意者，以及科恩本人，因为他们使总统的宴会变得比任何人计划的更加人性化，更加代表美国人的心声。

历史充满了讽刺，托这次白宫虚张声势的宴会的福，美国勉强幸免于“另一次1929年”。（“如果市场跌破了600点，它也有可能跌破400点。”拉斯克后来说。）这次宴会在许多方面与理查德·惠特尼在黑色星期四，恐慌最盛的时候，出价205美元购买美国钢铁股票的著名表演有异曲同工之妙。华尔街第二天流传的关于宴会的报道着重于伯恩斯的保证，而不是科恩的质疑，市场出现上涨。当天，道琼斯指数上升21点，第二天，星期五，突破700点。6月初，市场又出现新一轮的下滑，并且21日人们心目中坚不可摧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PennCentralRailroadCompany）由于事后看来无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管理层的原因，突然破产，这时市场大有崩盘之势。这一次，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国家政策的信心，而是更加触及经济层面的东西，那就是“商业票据市场”的生存。这个市场是企业间的信贷系统，各企业在其中相互进行无担保的短期借款，1970年6月，该系统的借贷总额为400亿美元。随着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商业票据的失效，那些不幸借给它数千万美元的公司本身也将有可能无法履行自己的偿债义务，而它们的商业票据放款人又可能突然拒绝将贷款展期，从而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典型的全国性货币公司恐慌，当然，还有股市崩盘。但这一次，联邦储备委员会准备采取行动。它事先就获得了警告，于是针对这种典型的困境采取了经典的补救方法，大大敞开了通常严格控制的贷款窗口，暂停对各银行的最高利率加以限制，从而向市场注入大量货币供给，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连锁反应的发生。平时动作迟缓的美联储这一次反应迅捷，使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的破产成为个别悲剧，而非全国性灾难。7月初，道琼斯指数开始了长期稳定的上涨，并将一直持续到年底，最终突破840点。

我们已经比较了1929年和1970年的事件演变和人们对事件演变的态度，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与不同之处，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客观数据。从1929年9月的顶峰到1932年夏天大萧条的谷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从1968年12月的最高点到1970年5月的最低点，该指数从985点跌至631点，跌幅约36%。按照这个标准，1970年与1929年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光看这个标准是不够的。道琼斯指数准确地反映了1929~1932年的市场，那时，不论是油漆匠还是办公室女孩都大笔买进道琼斯指数成分股票，比如通用汽车和新泽西的标准石油。但很遗憾，它不能反映1969~1970年的市场，因为人们大笔买进的是控制数据公司或凌·特姆科·沃特公司的股票。一个名叫马克斯·夏皮罗（MaxShapiro）的金融分析师在1971年1月的《邓氏评论》（Dun誷Review）上撰文，试图构造一个更适应新形势的市场标准。作为代表老时代的道琼斯指数的现代版，夏皮罗列出了一份20世纪60年代最耀眼的30只股票的清单—10只最大的联合企业股票，包括利顿、海湾西部和凌·特姆科·沃特；10只计算机股票，包括IBM、里斯科和斯佩

里欣嫉拢?0只技术股票，包括宝丽来、施乐和仙童照相。夏皮罗发现，1969~1970年之间，其中10只联合企业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6%，10只计算机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0%，10只技术股票的平均跌幅是77%。全部30只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1%。即使刨去夏皮罗事后诸葛亮才能选对股票的事实，他的分析仍然有力地显示，以新手投资者最有可能大笔投资的股票的表现来衡量，1969~1970年的大崩盘完全可以与1929年相提并论

并且，按照受影响的人数和他们的总损失衡量，1969~1970年的崩盘比1929~1932年严重得多。1929年，至多有四五百万美国人拥有股票；1970年，按照纽约股票交易所自己的骄傲统计，美国有3100万股民。至于股民的总损失，1929年9~11月，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丧失了大约300亿美元的账面价值，其他地方交易的股票则损失了数十亿美元；1969~1970年的这一损失，包括在最大两家交易所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总共超过3000亿美元，是前一个数字的10倍。

一年半内3000亿美元的损失分摊到3000万投资者头上—这就是沸腾年代酿成的苦果；联合企业及其鼓吹者的协同效应和“2加2等于5”的理论酿成的苦果；投资组合奇才们搅拌客户资产酿成的苦果；富有创造力的会计师们编造的盈亏线故事酿成的苦果；每周两股的承销商向股市倾倒垃圾股票酿成的苦果；股票推销商为了赚取快速佣金充当掮客酿成的苦果；共同基金为了获得短期业绩虚增未登记的存信股票的价值酿成的苦果。不过，后一次大崩盘造成的人性和社会方面的危害小得多，倒是事实。这时的美国比1929年富裕得多，因此1969~1970年的市场失败者能够更好地消化他们的损失，而且此时更富智慧和责任感的国家监管也保护了投资者，使他们免受轻信和贪婪所能带来的最严重的惩罚。1929年，政府对借钱购买股票没有任何限制，人们可以随意以10%或20%的保证金把积蓄投入股票，从而面临市场下跌10%~20%就赔个精光的自杀性风险。美联储对最低保证金比率的限制（1969~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高达80%）使得投资者，除少数人发现了极端高明的规避方法外，必须提供相对于他们的风险而言充足得多的现金，这正是防止1929年大规模个人悲剧重复上演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对最低保证金比率的限制使得1969~1970年的投资者很难彻底赔光。实际的结果只不过是失去中产阶级地位，生活出现困苦，而不是遭遇灾难。如果说人们在1970年只会听说股票投资者生活困难，而不是家破人亡和自杀的话，大部分功劳都归于罗斯福新政的一项关键改革性法规，《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ExchangeActof1934），它（以及许多别的因素）赋予联邦储备委员会管理股票市场信贷的权利。在老式自由主义遭到辱骂和耻笑的同时，虽然不为人注意或欣赏，仍然存在的大量老式自由主义卑微却显著地证明，40年来，美国毕竟获得了一些教训。

当然，与其说是由于更加英明的政府政策，不如说是由于美国工业力量的强大，与1929年不同，1970年的大崩盘之后没有发生灾难性的萧条。不过，也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萧条。1932年，曾有高达1/4的全美劳工失业，而在1971年最糟糕的日子里，失业率也只是刚刚超过6%。但这已足够糟糕了，尤其是（与1932年不同）大部分失业集中于大城市的黑人区。而在这些区域，失业率有时确实超过了25%。总统1970年的经济报告含糊其辞：它提到“放缓”、“产出减少”、“很多方面未能实现预期”的经济表现，却只字不提“衰退”，更不要说“萧条”。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试图将形势粉饰得光明一些时竟然使用了“增长衰退”这个自曝其短的词。

但对外行人士来说，1970年处处明白显示着衰退的迹象。10月，劳工统计局报告说，全国劳工失业率为5.2%，年龄不到20岁的城市男性黑人失业率为34.9%。同时，衰退开始向经济阶梯的上层蔓延。经济衰退的潮水从未打湿过富人的衣裳，更不要说把他们浸透—公司老总们凭借天文数字的薪水过得好好的，银行则由于持续紧缩的银根飞黄腾达—但在1970年的秋天，经济衰退的潮水吞没了中产阶级。一名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Steelworkers）的组织者曾对撰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编年史的作家斯特兹·特克尔（StudsTerkel）说：“一个在家附近的银行兑现半月一张的薪水支票的人，前几年拿出的支票都是每张300~400美元，现在他只能拿回家150~170美元。”一名22岁的年轻人则这样描述年轻人反传统文化年代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大部分留着长发的人都不得不为狗一样低贱的工资工作。没多少地方能雇用他们，于是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你知道，每小时1.75美元。就像黑人一样。”

10月，航空公司由于预计全年总损失至少为1亿美元，削减了奢侈服务：用三明治取代牛排，用纸巾取代毛巾，减少空中电影，不再供应昂贵的澳大利亚坚果制成的小吃。同月，劳工部确定了35个有“严重或持续”失业问题的主要劳工区；优化商务局理事会（CouncilofBetterBusinessBureaus）估计当前有40万名失业的管理人员；大公司开始大幅削减管理人员和白领员工的工资。例如，马萨诸塞诺顿公司（NortonCompanyofMassachusetts）削减了5000名经理和白领员工15%的薪水，这意味着，一名年薪2.5万美元的员工每周少领取72美元。到11月，在纽约显而易见的是，申请福利救济的非波多黎各白人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增加得更快。在纽约州就业服务中心的专业人士就业中心，要求领取失业救济的专业和管理人士在一年内增加了100%还多。人们开始听说股票经纪商开出租车，艺术总监从事版面设计，会计师接受锐减的工资并有生以来第一次支付中介费。这年冬天的曼哈顿，供出租的豪华轿车供过于求；许多歌剧赞助商记忆中第一次出现了几乎每场大都会歌剧院演出都有空座的情况；许多以前光顾萨克斯第五大道（SaksFifthAvenue）①的消费者现在选择光顾Klein’s或Alexander’s，许多原来的出租车乘客现在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12月，大学里的就业指导员开始向毕业生告知职位的大幅减少，并警告他们对第一份工作挑挑拣拣的日子结束了。大部分大工业公司开始大幅减少校园招聘，有的削减幅度达到一半。高学历就业市场变成小型灾区，新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找到工作的比率只有前一年的一半。习惯于看着有钱的家长们为子女的就读发愁的城市私立学校，突然间互相展开竞争，争夺稀少的申请者。

诸如此类。没有出现排队领取面包的情况，但人们现在吃的是面包，而不是蛋糕，苹果而不是火焰冰山。而忧虑的政客们对不断恶化的形势的反应则更加讽刺地重演了历史。1970年即将结束，国民生产总值自195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全国工业只实现了生产能力的3/4，经国会同意，总统开始运用赫伯特·胡佛的应急点滴投资理论，试图通过国家向商界的转移支付，保住旧有工作职位，并创造新的职位。到年底，国会已经投票通过了赋予洛克希德飞机公司2.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试图以经济援助使该公司免于破产，从而保住6万名员工的工作；破产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即将获得1.25亿美元的联邦贷款，使它的火车能够继续运行，它的员工能够继续工作；一家新的政府公司美国铁路（Amtrak）正在组建，它将经营全美所有的城际铁路；政府的造船部门也将迅速扩大。一切都很像胡佛的著名商业救济之举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FinanceCorporation）的再现，不同在于复兴金融公司与请求帮助者之间展开了比现在的尼克松政府更为艰难的讨价还价。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两个时期新的相似之处不断出现。1971年，尼克松不断否定由政府直接提供工作机会的计划，就像胡佛1930年和1931年所做的那样。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疲软。当美国1933年4月18日最终被迫放弃美元兑黄金的承诺时，离1929年股市崩盘正好过去了三年半。这一次，政治需要战胜国家荣誉的一幕降临得更快。当1933年美元失去与黄金的兑换能力的旧事于1971年8月重现时，距离1970年大崩盘只有一年。

历史，从经济的角度看，似乎变成了不断重复的噩梦，而美国就是不能从中醒来。但对华尔街来说，这一次噩梦有了新的内容。1970年下半年，华尔街，与其不幸的投资者不同，表现出陷入不可逆转的破产迹象，美国证券市场即将进入完全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