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股票市场历史上有一件事情确定不移的话，那就是新股狂热永远是危险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警告，就像周期性呼吸异常是死亡的信号一样确定，但这种危险并非不可克服。如果人们的头脑能够冷静一些，记忆长久一些，不论大小投资者，专业还是业余人士，都能够注意这些信号、避开新股票、减少投资从而躲避危险……
1
就在斯坦伯格发现自己不属于老派堡垒，而且老派们虽然年事已高，但既没有绅士到也没有衰老到不能战斗的地步的同时，20世纪60年代的投资革命已经接近完成，这个时代正在纵情享受它最后的投机冲刺。
到1969年，机构投资者实际上已经统治了纽约股票交易所。60年代初，它们在这里的份额曾经不到1/3；现在，它们占公开发行股票交易量的54%，公共基金交易量的60%。投资机构中增长最快的共同基金现在持有大约500亿美元的资产，转手率为50%，也就是说每年转手它们投资组合资产的一半，而在1962年，这一比率还只有20%。
股市正开始热情地舒展。道琼斯指数继5月达到970点的高峰，只比1966年1月的历史最高值低几个点，之后进入长达三个月的急剧下滑，到7月底只勉强高于800点关口。联邦储备委员会由于担心加剧通货膨胀，继续紧缩货币供给，使利率一飞冲天，却收效甚微。同时，出现了对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衰退的恐惧，这令古典经济学家非常困惑，因为这两者显然是来自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恶魔。人们越来越多地指出以蓝筹股为主导的道琼斯指数在反映现实情况上的失败，曾经价格高涨的股市先锋已经不是像道琼斯指数那样缩水20%，而是50%~75%，或者更多。60年代初最高曾涨到60美元的全斯通，到1969年10月可以以不到10美元的价格买到。年初，国家通用公司已经从66美元的高位下跌至35美元，凌·特姆科·沃特则从135美元跌至62美元，利顿工业从100美元跌至50美元。一度以“拥有美国企业中属于你的股票”作为题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在没有解释原因的情况下撤掉了它。
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一个具体的不祥之兆是经纪公司利润的突然下降。作为经纪公司收入之源的交易量正在迅速减少。196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量比1968年下降了大约4%，美国股票交易所则下降了近15%，场外交易市场的下降幅度还要大得多。同时，由于前一年交易量大增而导致的纽约下城人员和设施的庞大扩张，大大提高了经纪公司的成本。基本支出的单位成本正在暴涨；华尔街文员和行政人员的工资在10年内上涨了60%，审计师和律师的收费则上涨了约80%。在这些压力下，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部分成员公司1969年下半年都出现了赤字。
到处都显示着不祥的征兆，毁灭即将来临，全美弥漫着明天就要灭亡和滑铁卢前夜的情绪。这样的气氛对于当前的狂欢再合适不过。美国厌倦了暴乱、犯罪和自由主义，华盛顿又由新的保守主义共和党政权掌握，国家在政治上正转向右派；在经济上，这意味着将进入崭新形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合并继续以疯狂的速度增加，因此资本集聚也在加剧：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占全国资产的比例在短短10年里从26%增加到46%。“创造性会计”继续繁荣，会计当局则视而不见。1969年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通告会计准则委员会，必须对合并会计中权益合并法的使用进行控制，但后者犹犹豫豫，一整年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没有进一步敦促此事。）同时，经纪商已经学会如何将股票市场的两大新势力—联合企业和共同基金—联合在一起，也就是用一种近乎阴谋的方式欺骗大众。经纪商会提议并推动一项合并，在此过程中为自己谋取合并双方公司的一大笔股票。接下来，他会把股票卖给基金，同时保守合并计划的秘密。然后，当合并被公布时，会计师们将表演他们的盈亏线魔术，疯狂吹捧合并、热爱盈亏线的公众将抬高股票价格，内部人将抛出股票，最后，公众将同20世纪20年代原始的股票市场操纵的受害者一样，只剩下大而空的钱袋。
不过，这种阴谋的受害者相对来说较少。数千万的投资者或者足够幸运，或者足够精明，避开了大部分受哄抢的联合企业股票和其他交易最频繁的投机股票，正处于有利的位置。一直到1969年年中，人们都不一定要购买道琼斯蓝筹股才能发财。比如，如果你1965年初买了仙童照相，你的钱就变成原来的三倍了。如果你在1967年初买了博伊西加斯凯德公司（BoiseCascade）股票，你的资产几乎已经变为原来的四倍。就连美国家庭用品公司这样的老马自1966年底以来也翻了一番，任何一只基本面良好的其他股票也都有类似的业绩。这些可观利润中的大部分都将在第二年消失，但此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1969年年中，账面利润还美美地在那儿，使小投资者感到自信和富有，从而进入一种消费情绪。私立学校和大学正在从蜂拥而至的申请者中精心挑选录取者；昂贵的餐厅里很少有空位；在一些地方，马路上的梅赛德斯几乎和庞蒂亚克一样常见；整个夏天和秋天，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飞往或来自欧洲的满乘飞机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有时不得不花数小时等待跑道清空，以供起飞或降落。染上华尔街情绪的投资公众正仿佛明天不复存在一样地活着。
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做什么呢？它自己似乎也染上了滑铁卢前夜的情绪。它由于相关法令几乎享有对公司会计实务独断权的会计部，正沉重地迈着老式而明显不称职的步子，继续把信任交给短视而道德多变的会计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职员正经历着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无可匹敌的腐败。那一刻，那将是非常短暂的一刻，似乎一切都疯狂了。
2
机构投资者的增加产生了一种新的高风险经纪操作，大宗经纪。这时，一家大型共同基金或养老基金可能突然想购买或出售单只股票的10万股、50万股甚至100万股。过去，为这样一笔委托负责匹配买方和卖方，并且在必要时为一方或另一方先垫付资金的责任落在交易场内的专业人士身上；但现在，由于这样的巨额交易牵涉的资金过于庞大，专业人士的自有资本相对于这一艰巨任务显得少得可怜。成功而轰动一时地弥补了华尔街传统交易方式不足的是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Brothers），即原所罗门兄弟泄�睦展�荆⊿alomonBrothersandHutzler），创建于1910年，是一家多年来处于领先地位的债券而非股票机构交易商。实际上，这家公司在债券交易中的声望颇高，因而一度华尔街对可流通债券的定义就是所罗门公司愿意购买的债券。60年代中期，当高盛和贝尔斯登公司占据机构大宗股票经纪业务的最大份额时，所罗门兄弟的合伙人，以精明、说话温和的威廉·R·（比利·）所罗门［WilliamR.（Billy）Salomon］为代表，经历了一次醒悟。他们想到，大宗股票经纪基本上与大宗债券经纪没有什么区别。在两种情况下，你都需要认识你的客户，机构投资者。所罗门兄弟已经通过交易债券认识它们多年。你必须拥有能够承担巨大资本风险的资源和勇气。所罗门兄弟多年来都是债券市场的投机之王，那么，为什么不进入股票批发生意呢？
1964~1965年，他们开始进入，到1968年，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领导者。他们的明星股票交易员杰伊·佩里（JayPerry）是一个说话很快、极具竞争意识的30岁出头的男人，来自阿肯色州的温泉城，以前曾是债券交易员。在所罗门兄弟位于华尔街60号的嘈杂交易室，佩里将收到一家大机构针对某只股票数十万股交易的询价，比如一笔价值3000万~4000万美元的交易。询问公司执行委员会之后，他会在电话中喊出一个比市价稍低一点的报价，但关键是又不会太低，以至于低到假如这么多股票被直接扔给缺乏资金的场内专业人士手中会发生的那样。然后，在连接着所有美国大基金的120键电话控制台（这是场内专业人士不能享受的便利，他们被禁止直接与机构做交易），佩里和所罗门公司的其他部门将开始把这笔巨大的股票分割成小部分，分别召集买方。很多时候，他们能够召集的购买数量会比可供卖出的数量少几十万股。这就是大宗经纪的重要性所在。所罗门兄弟会好心地为自己的户头买下这些剩余股票，完成交易，同时从卖方和各个买方收取佣金。接下来是比较棘手的部分：抛掉所罗门买进的股票，因为它并不想在可能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把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套在上面。“我们几乎愿意买任何股票，”所罗门温和地说，“我们买了不少了。”所罗门兄弟通过稳稳地从买卖双方赚取的巨额佣金，补偿了它由于对几乎不了解的公司股票的直觉性投机而承担的风险，而且还不只是补偿。1969年头三个月，所罗门兄弟“横扫”了近600只股票，不断将自有资本置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之中。一天，它曾以5236万美元交易了37.4万股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Data）股票，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单只普通股的最大一笔交易。
所罗门公司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额投机发生在1968年的头三个月，对象是1965年股市表现最引人注目的股票之一，仙童照相。1967年12月21日，很明显沉浸于圣诞节挥金如土情绪之中的所罗门兄弟从一家投资机构以88美元的价格购买了5.2万股仙童，投入资本大约450万美元。同一天晚些时候，该公司以905/8美元的价格卖出2.25万股，从而转眼间赚取了5.8万美元的利润。这样，所罗门还持有近3万股仙童。8天后，1967年12月29日，该公司又从另一家投资机构以881/2美元的价格买入4.1万股仙童。1968年1月22日，仙童的行情相当不好，所罗门兄弟确信此时买入相当合算，公司又以78美元的价格买入了3.1万股仙童，从而以85美元的平均价格总共买入了10.2万股，资本投入近900万美元。
日复一日，仙童没有复活。相反，它持续下跌，很有可能是因为对冲基金知道所罗门手中有大量需要抛售的股票，因此利用这种情况进行了卖空交易。几天的下跌变成几周的下跌，仙童股票完全没有复原的迹象，最后，比尔·所罗门和他的合伙人终于承认做错了。3月1日，他们以66美元的价格卖出了2000股仙童；3月2日，以591/2美元卖出1.74万股；3月6～9日，以555/8美元卖出2.55万股；最后，3月10~31日，以跌至52美元的价格卖出了所有剩余的股票，这一价格也正是仙童的全年最低价。所罗门兄弟在所有交易中的利润，包括12月21日的资本利得和佣金，是10.5万美元；损失为287.8万元，净损失277.3万美元。
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将有一笔新的大宗交易，带来300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利润，正如所罗门兄弟永远令人满意的年度财务业绩所证明的那样。大宗交易绝不是有助于午睡的业务，相反，它要求人们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而且它使共同基金及其客户，即投资公众，能够把一部分风险转嫁给杰伊·佩里这样具有钢铁意志的专业人士，他们看上去总是随时准备行动，还有比利·所罗门这种似乎永远不会慌张的人。
3
还发生了一些不那么有益的变化。许多共同基金本身正在利用宽松的市场环境恣意玩弄一种伎俩，使它们的资产价值瞬间不费吹灰之力地出现虚假膨胀，就像合并会计之于联合企业一样。不过这种伎俩在当时还是完全合法的。资产价值对共同基金的意义，如同每股盈余对联合企业的意义：它是它的门面，它是吸引新资本的诱饵，也是衡量它成功或失败的尺度。这种伎俩包括使用一种叫做“存信股票”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曾被许多共同基金的魔术师纵情使用。在公众的印象中，一个有幸与存信股票有联系的人叫弗雷德里克·S·梅茨（FrederickS.Mates）。
有一件事大概会令人们感到矛盾，那就是1968年梅茨成为华尔街最成功的年轻基金经理之一，却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心灵高尚和关心社会的人。他出生于布鲁克林，是布鲁克林学院1954届毕业生，娶了一位巴纳德学院的心理学教师，自己在布鲁克林的一所犹太高等学校也做过很短时间的教师，在1967年8月成立自己的梅茨投资基金（MatesInvestmentFund）之前，在斯平加恩海涅经纪公司（SpingarnHeine）工作过几年。他的基金立即获得巨大成功，使他很快就能把自己的社会理想融入企业经营当中。在梅茨基金的投资组合资产中，没有一只股票是生产军火、香烟或其他他认为污染环境的产品的公司。他宣布了利用基金帮助“穷人变富”的志向，为了这一目的，他计划将基金的最低投资额降为50美元，并在贫穷地区开展特殊的销售活动。事后表明，他对穷人福利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从未实施这些计划，因此使穷人幸免于成为梅茨基金的投资者。
他把他的办公室称为“威廉街上的犹太集市”，把他的年轻员工称为“花样少年”。他的公司看上去与他所处的时代完全合拍。不论是因为这些公司政策、目标和态度，还是恰恰因为排除了它们的阻碍，到1968年夏天，梅茨基金已经成为共同基金业新的轰动制造者，成立第一年，资产价值上涨了近100%，资金涌入的速度为每天150万美元，远远超过此前由弗莱德·卡尔的创业基金创下的纪录，使得梅茨不得不在6月暂时关闭销售窗口，防止他的公司不堪重负。
梅茨在1968年9月做的一项投资将使他以及基金业的大部分公司，有足够的理由后悔。一家名叫欧米加权益（OmegaEquities）的小型联合企业私下以3.25美元的价格卖给梅茨基金30万股普通股。欧米加当时在场外交易市场的市价是24美元左右，因此这一价格看上去是一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买卖，但只是看上去而已。梅茨购买的欧米加股票没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因此不能合法转售，直到它们经过登记为止。从操作的角度讲，它们是不可流通的。它们是通过投资存信合法地出售给梅茨的，这些条件在存信中都言明了，买者也同意在未获得登记之前不转售。于是，现在梅茨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有30万股欧米加股票。问题是，在计算基金资产的时候，应该赋予它们怎样的价值呢？按照当时盛行的奇怪规则，梅茨可能以经过登记的欧米加股票每股24美元的市价记账，即使这些股票并没有登记。或者，他也可能以更符合逻辑的成本价记账—3.25美元。一位终极保守的基金经理则可能鉴于它们的不可流通性只按它们的面值记账。梅茨却没有采取以上任何一种方法，而采取了当时存信股票会计中的普遍做法：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减去它的1/3以反映股票未经登记的影响，从而以每股16美元记账。人们将会注意到，这几乎是他购买成本的5倍。于是，既没有出现欧米加股票市场价值的变化，也没有关于欧米加经营前景的利好消息，梅茨基金却在他骄傲地展示给投资公众的账本上转眼间制造了近500%的利润。
外行人将毫不费力地认识到这是某种形式的欺骗。令人吃惊的不是梅茨这么做了，而是所有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整个1968年都这么做，并且直到1969年底，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温和地限制共同基金的存信股票投资以及之后随意增高投资价值的做法。让梅茨成为替罪羊的，是很快降临在欧米加头上的某种不合时宜的不幸。到1968年12月初，部分由于欧米加股票的原因，梅茨基金的资产在本年上涨了令人大跌眼镜的168%，使梅茨成为几年内美国基金业业绩遥遥领先的基金。然后，12月20日，证券交易委员会突然终止所有欧米加股票的交易，原因是它的交易“是基于不完全和不准确的信息”。这立即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导致了梅茨基金的灾难。梅茨基金的许多股东要求赎回股份，但是由于所有欧米加股票都不可交易，因此这是一个梅茨基金不可能满足的要求。从技术上讲，它破产了。但证券交易委员会并不打算迫使它破产，从而给3300名股东造成损失。梅茨匆忙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无限期中止赎回，证券交易委员会则匆忙而温顺地答应了。
基金业震惊了。这简直毫无道理，股份赎回权是任何时候都毋庸置疑的基本权利，是规模500亿美元的整个基金业的基石，就像银行存款客户有权从自己的账户取钱一样。现在，这一基石被打碎了，存信股票骗局突然曝光，数十家其他基金被怀疑掩藏了同样的问题。陷入绝境的梅茨尽可能地表现得勇敢和体面，他立即将持有的欧米加股票价值降为每股3.25美元的成本价，从而毁掉了梅茨基金这一年的卓越业绩记录。他信誓旦旦地承诺将尽早恢复赎回。这对他的股东来说是毫无作用的安慰，但一名华尔街的顶尖基金经理充满同情而公正地评价道：“毕竟，弗莱德·梅茨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1969年2月，一名似乎对整件事极为冷静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若有所思地说：“梅茨的情况让问题得到极大的解决。”那年7月，梅茨终于兑现了恢复赎回的承诺，而欧米加此时已跌至50美分一股。他一直希望能找到把他的30万股以高一些的价格卖出去的办法，但是，到1972年初，梅茨基金仍然持有它们，这时它们的账面价值是5美分一股。
梅茨基金的案例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版浮士德①故事，它与1969年华尔街的核心道德氛围惊人地接近。那一年华尔街遍地都是与魔鬼签订的契约,很快，时钟就要敲响12点，这意味着履行契约的时间到了。就连浮士德传说中的矛盾也在现代版中得到再现：与浮士德一样，梅茨并不是一个毫无良心的骗子，而是同其他人一样善良，或许还要更善良一些。他的故事或许让人们注意到一种非常棘手的两难境地，更糟糕的是它处于一个全美性的危机时刻：是做一个大胆的年轻人，拿投资者的钱投机，但保持高尚的投资原则，还是做一个保守的老人，舒舒服服地把客户的钱投在蓝筹股上，而这些蓝筹股公司支持着战争，污染着河流和空气？
4
除此之外，在华尔街以外还上演着别的戏剧，作为对投资者的补偿。它们越远离纽约的金融区，就越不像道德剧，而越像以音乐剧和闹剧为特点的剧院保留剧目。
有一个人现在已经出名，他就是伯尼·康菲尔德（BernieCornfeld）。他的名字在1969年开始为美国大众所熟悉：伯尼·康菲尔德曾经是布鲁克林学院（又一个毫无疑问的企业巨头孵化所）的一名社会主义者，现在是离岸基金之王（“离岸”的意思当然就是“不受证券交易所管制”）；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拥有解放全世界穷人，同时使自己致富的崇高理想，途径则是通过一种他称之为基金中的基金的事物，卖给穷人们美国共同基金的股票；他卖出了大量股票，后来证明，大部分不是卖给世界上需要解放的穷人，而是卖给贫穷国家的想要摆脱货币限制的富人，到1969年底，他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InvestorsOverseasServices）在100多个国家拥有2万名员工和100万客户，管理着25亿美元的资金，为他带来了1.5亿美元的账面财产；他把总部设在法国与瑞士边境交界处的费尼蟹���ò��嫘Φ娜私兴��嵝伏尔泰），而他自己离法律的边缘如此近，以至于他的公司总是被不同的国家驱逐出境；他向詹姆斯·罗斯福（JamesRoosevelt）和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统支付大笔报酬，作为对名誉的投资；他喜欢用“你真心实意地想当富人吗？”这种具有思想煽动性的问题考验应聘的销售人员；他在白手起家14年后，在莱蒙湖拥有一座拿破仑为约瑟芬建造的豪宅，一座有护城河和吊桥的法国城堡，一群大丹狗，一队赛马，能组成一个陆军中队的高级轿车队，一堆马屁精，一位同居的犹太母亲，还有随处可见的姑娘们。
“投资者的姑娘们在哪儿呢？”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对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提出这样的疑问，模仿20世纪20年代造访华尔街的达官显贵被展示属于经纪商的游艇时所说的老笑话：“但投资者的游艇在哪儿呢？”一个悲哀的事实是：没有多少卑微的小丑愿意为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的投资者服务。它的投资记录相当平庸，部分是因为它对销售人员进行了过度补偿，当然，钱是由投资者出。但康菲尔德只是冰山一角。到1969年初，“离岸”基金的竞技场上有70家公司角逐，其中一些由表面上备受尊敬的华尔街大公司经营，它们在美国股市的总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表面上，它们是为身处劣势的国外投资者服务，但显然，实际上它们是为刚刚获得优势的美国企业家当中贪婪的硕鼠们服务。其中仅次于康菲尔德的公司的是大美国管理研究公司（GreatAmericanManagementandResearch），简称格莱姆克（Gramco）。
如果某个拥有无边想象力的闹剧作家把格莱姆克的故事写成小说，人们一定会批评他文笔太放纵了。除了自格莱姆克蹒跚学步起就担任引导它前进的总裁之外，格莱姆克创始人兼老板基思·巴瑞希（KeithBarish）似乎是金融青年革命的终极体现。还是迈阿密大学一名18岁的学生时，巴瑞希就帮助在海厄利亚成立了一家银行，一举成名。由于不到法定年龄，他在董事会的席位一直由他的母亲代为掌管。1967年，他22岁，已经积攒了一小笔财富，于是创建了格莱姆克这样一家共同基金，主要投资于美国房地产，而不是美国股市。这样，他将为他的投资者带来价值似乎永远在上升的土地和房地产蕴藏的好处。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种基金颇不满意，因为房地产天生缺乏流动性。但没关系，巴瑞希计划“发明”一种叫做“流动房地产”的新事物。此外，他还打算通过在巴哈马群岛注册基金，只在美国以外出售股票，其中主要是卖给非美国人，来彻底逃避证券交易委员会吹毛求疵的监管。简而言之，这就是他所做的。拿骚成为格莱姆克的正式住所，伦敦是它的营运基地，巴拿马、库拉索和卢森堡大公国成为它的避税地，全世界除美国以外的地方则是它的销售领地。
巴瑞希让一个被驱逐的古巴人拉菲尔·G·纳瓦罗（RafaelG.Navarro）担任他的合伙人，后者有一点共同基金经验。他还找来一些没有这类经验的人担任其他职务。约翰·F·肯尼迪执政期间的一年夏天，十几岁的巴瑞希曾在白宫担任“暑期实习生”，并且显然在那些他发现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的大人物中间过得非常愉快。为了把肯尼迪在众多远方国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神秘光环运用到格莱姆克的股票销售上，巴瑞希聘请一群老“新边疆人”担任格莱姆克的管理人员和董事，包括两名前肯尼迪大使，两名前肯尼迪助理，一名前肯尼迪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副部长，一名前肯尼迪商务部副部长，以及最引人注目的皮埃尔·塞林格（PierreSalinger），他潇洒、和蔼，是前肯尼迪新闻秘书及后来的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
“经济从来不是我的强项”，塞林格曾经坦率地承认，但没关系。塞林格被任命为格莱姆克销售公司的名义负责人，该公司在50个国家拥有大约600名销售人员，到1969年5月他为格莱姆克吸引了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资金，而这一数字到年底还将翻一番。这些钱被投资于一些美国房地产，如华盛顿特区外的美国费尔法克斯公寓（AmericanaFairfaxApartments）、纽约的克莱蒙特大厦（ClermontTowers）、芝加哥的港口大厦（HarborHouse）、达拉斯的LTV大厦（LTVTower）以及俄克拉荷马市的一个购物中心。同时，格莱姆克内部的一些更懂经济的人正努力确保格莱姆克拿到它的那一份利润。首先，该公司照例向客户收取高昂的共同基金销售佣金和管理费，但对格莱姆克来说，首先仅仅是首先。房地产基金的经理掌握着股票基金经理无法合法利用的黄金机会，那就是，在交易中充当他们自己的经纪人，并收取相应佣金。而且，房地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信用购买，而股票不能，这使他们可以收取相对于实际投入资金比例相当高的佣金。格莱姆克为每笔交易收取全价5%的佣金，当然是从客户那里收。由于是以有时占购买价格75%的抵押贷款购买，格莱姆克经常能够把它为客户投入房地产的500万美元中的100万美元装进自己的口袋。格莱姆克经营的前三年半中，管理层为自己从基金中拿走了4300万美元的利润，为投资者托管给基金的总资产的17%。同时，公司会计则尽他们的一份力量，使公司的财务状况既在所得税当局面前显得悲观，又在潜在投资者面前显得极度乐观。利用自由主义美国的房地产折旧政策，会计师们将在他们的美国纳税申报单上报告格莱姆克购买的房产发生了贬值。同时，在向股东和国外潜在投资者报告基金的资产价值时，他们将对同一时刻的相同房产报告大幅度的增值。会计师们似乎在说，对俄克拉荷马和芝加哥来说正在下跌的东西，对拿骚、巴拿马和卢森堡来说却在引人注目地上涨。
1969年5月，格莱姆克跟随潮流上市了：发行了100万股股票，每股10美元。再一次，人人都富了，除了被人们忽视的遥远的投资者，他们把信任投给了肯尼迪的神秘光环，把一大笔钱大意地投入了前肯尼迪人员的口袋。毫无疑问，老“新边疆人”确实找到了令人激动的新边疆，正是那年夏天他们在白宫就开始喜欢的年轻人为他们铺平了道路。
接下来，华尔街以外要上演的一出闹剧将把一切都结束，在这幕闹剧中一应俱全—经纪商、基金经理、股票赌博、以钱买名、联合企业、离岸操作、存信股票、伯尼·康菲尔德。故事主要发生在洛杉矶，或许这才是合适的，时间是1968年和1969年。情节可以概括如下：
德尔伯特·威廉·科尔曼（DelbertWilliamColeman），生于克利夫兰，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名人录》进一步保证他是哈佛校友会成员，一个轻浮的投机者，1956年收购了J·P·西博格公司（J.P.SeeburgCorporation），一家投币式自动唱机生产商。他当做朋友的人包括悉尼·R·科夏克（SidneyR.Korshak），一个靠自我奋斗成功的芝加哥百万富翁律师，据说曾是卡彭帮①成员的顾问。不过，科夏克到1968年已经赢得了华丽的名誉，在芝加哥拥有豪华的律师事务所和一套公寓，在加利福尼亚的贝莱尔拥有一处高价房产，在纽约卡莱尔酒店拥有一个套房，还是小有名气的慈善家。知道科尔曼一直密切关注快速获利的生意机会，科夏克带他来到洛杉矶，把他介绍给阿尔伯特·帕温（AlbertParvin），一位70岁的老人，即将从他创建的帕温多尔曼公司的老板位置上退休。帕温多尔曼公司在拉斯韦加斯拥有酒店和赌场，有几个背景可疑的大股东。但那些把这归因于美国商业界阴暗面的人，会有机会想起，并且是经常想起，曾经有一段时间，阿尔伯特·帕温的私人公司的总裁是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O.Douglas），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每年从这一职位中获得1.2万美元的报酬。到底道格拉斯法官是如何被说服担任这一职位的，过去和现在都不清楚。
科夏克的介绍仿佛拥有魔力。把帕温多尔曼公司作为股票投机对象这一想法让科尔曼眼中闪过一丝亮光，部分是因为霍华德·休斯（HowardHughes）最近在内华达州的投资为拉斯韦加斯增添了投资魅力，部分是因为投资公众明显处于赌博情绪中，还有比购买赌场股票更妙的股票赌博方式吗？时髦的洛杉矶股票经纪商和通俗艺术品收藏家伯特·科莱纳（BurtKleiner），帮助建立了几乎所有最先锋派的联合企业。1968年和1969年，在他位于被称为“华尔街西”的威西尔大道的办公室里，投资者经常坐在那里盯着股票收报机，并唱着“快，快，快！”这些人被找来为科尔曼的西博格股票找一个买家，好让他有钱买进帕温多尔曼股票。没问题。科莱纳说服他的老客户联邦联合公司（CommonwealthUnited），西海岸的一家小联合企业，以980万美元购买科尔曼的股票，让科尔曼手头有了现钱。科尔曼立即用它以每股35美元的价格买了30万股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控制了多数股权。科莱纳的公司科莱纳贝尔公司（Kleiner，BellandCompany），由于为这笔交易牵线搭桥而获得了768805美元。阿尔伯特·帕温去非洲探险，科尔曼则以胜利的心情准备担任他的新舰艇帕温多尔曼公司的掌舵人。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科夏克的帮助下，私下将他的30万股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通过在美国股票交易所上市，卖出了143200股，买方是一些机构和个人，包括伯特·科莱纳（5000股）、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81000股）、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的两位老板和女演员吉尔·圣约翰（JillSt.John）。他给了他们一个超低价（每股35美元，他自己的成本价），换取他们不会将股票转卖出去的书面保证，这样，就把这些股票方便地（对科尔曼来说）隔离在市场之外。接下来，他拿到卖出这些股票的500万美元，把其中的大部分再次投入对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的战略购买中。这是为了买股票而买股票的毫无目的的行为吗？绝对不是。科尔曼的目的，或者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后来指控它的罪名，是标准的老式股票操纵，是为了人为吸引公众对帕温多尔曼股票的注意力，制造购买兴趣。同时，科尔曼在帕温多尔曼公司在拉斯韦加斯的酒店和赌场里与共同基金经理们喝酒用餐，其中一些基金经理购买了这只股票，作为对科尔曼友好盛情的回应。为了进一步迷惑公众投资者，科尔曼安排他的母亲在美国股票交易所购买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而他自己则在交易所外卖出相同数量的股票。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看上去就像当时最火爆的股票，因为它日复一日地出现在交易活跃股票的名单上，而价格也一涨再涨。为了让聚光灯更加集中地对准自己，帕温多尔曼公司成功借助科夏克与西海岸人物的广大关系网，以1500万美元收购了位于著名的韦加斯大道的星尘赌场酒店（StardustHotel-Casino）。（科夏克从中赚取了50万美元的佣金。）公众在眩晕中上钩了，急切地抢购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到1969年1月10日，股票价格上涨至68.5美元，几周后涨至110美元。
科尔曼及其同伙所做的事情，对于华尔街的政府管制时代和文明时代来说，是典型的股票操纵，技术上非常接近野蛮的20世纪20年代，只是添加了一些时新的调味品，比如赌场、时髦的联合企业、一个收藏通俗艺术品的经纪商，甚至一名好莱坞明星。而且，似乎人人都赚得盆满钵满。显然，现在人们不需要去拉斯韦加斯就能赢得赌博！
但是，一天，美国股票交易所的一台计算机开始表现异常。美国股票交易所的计算机被设定了一种程序，在任何上市股票出现矛盾和可疑的动向时，会发出警报信号。这一次，它真的奏效了。它开始对帕温多尔曼股票发出疯狂警报。美国股票交易所展开了一项调查，结果，3月26日，它决定暂时中止该股票的交易。第二天，该公司披露了此前卖出143200股股票的秘密交易，使华尔街以及华尔街之外的人都大跌眼镜。1969年4月4日，内华达控制赌博委员会（NevadaGamingControl）给予帕温多尔曼公司又一次打击，宣布禁止该公司在拉斯韦加斯经营赌场，除非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卖掉那81000股股票。（科尔曼之后会抱怨，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不但卖掉了股票，而且从中大赚了一笔。）
5月，证券交易委员会终于介入了。绝望中的科尔曼让科夏克找到一个名叫内森·沃洛申（NathanVoloshen）的说情者，请他安排一次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默·巴奇（HamerBudge）的会面。沃洛申安排成功，科尔曼见到了巴奇（沃洛申显然从中获得了5万美元的安排费）。但从科尔曼的角度来看，会面很不成功，因为他没能说服巴奇召回手下。于是，科尔曼和科夏克开始慌忙寻找某个他们能以140美元或150美元一股的价钱摆脱帕温多尔曼股票的人。他们最后找到丹尼餐厅（Denny誷Restaurants），洛杉矶一家有意扩张的咖啡甜点连锁店。丹尼餐厅非常热衷于这笔交易，仅仅合并的传言就使帕温多尔曼和丹尼的股票暴涨。但丹尼餐厅不喜欢一直控制着帕温多尔曼的影子势力，主要因为它最大的股东之一曾经是司法部反暴调查的目标。1969年10月13日，与丹尼的合并化为泡影，帕温多尔曼股票跌入深渊。10月16日，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科尔曼、科夏克及其一大帮同伙，控告他们违反证券法，操纵帕温多尔曼股票。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判决书上签字认罪。
1970年春天，表演结束了。科尔曼把他的帕温多尔曼股票交给一家股权信托公司，辞去管理职务。股票已经跌至12.5美元一股，因此他以及他所有的朋友和支持者都损失惨重。科夏克对一名报纸记者激动地抱怨说，他从星尘收购中获得的50万美元佣金税后只剩下6.8万美元。联邦联合公司的股票下跌97%，跌至每股70美分。晴天的威西尔大道再也听不到“快，快，快”的喊声，因为科莱纳贝尔公司由于违反多项证券法，遭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封杀，突然从经纪行业消失了。所有的人，从科夏克到吉尔·圣约翰都变得更加忧伤和聪明，但对于美国股票交易所电子警察向他们发难前的那段令人激动的日子的记忆，让他们心中充满温暖。
5
让我们把折磨着1968~1969年股市痴呆症的种种症状逐一看清。最后是炙手可热的新发行股票，或者“射手”股票，它们上市的第一天就从10美元涨到20美元，或者从5美元涨到14美元，之后又涨到75美元或100美元，尽管它们所代表的公司通常既不健康也不盈利：它们就是垃圾股票，人人都能从它们上面赚钱，只要人人都能捂住鼻子，把眼睛转向一旁，假装这堆垃圾实际上既营养又美味。
如果说在股票市场历史上有一件事情确定不移的话，那就是新股狂热永远是危险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警告，就像周期性呼吸异常是死亡的信号一样确定。但这种危险并非不可克服。如果人们的头脑能够冷静一些，记忆长久一些，不论大小投资者，专业还是业余人士，都能够注意这些信号、避开新股票、减少投资从而躲避危险。但投资者，无法超凡脱俗，仍旧悲哀地重复着他们的错误。当危险信号清晰可辨时，快钱的诱惑漂白了他们的记忆，驱散了他们的冷静。1929年，射手股票是阿里范尼（Alleghany）、雪兰多（Shenandoah）和联合公司（UnitedCorporation）这样毫无希望的投资信托公司。1961年，它们是一小撮眼睛闪亮的年轻博士们攒的小型科技公司，公司名称总是以“—电子”结尾。1968～1969年，要想发行一只新股票，除了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名足智多谋的会计师之外，只需要一个“故事”—一个容易为人们记住的概念，最好与时下某种全美性的风潮或热点相关，听上去能够带来利润。这种故事，同大多数故事一样，最好能够简单明了，又以直接蕴含在公司名称中为最佳。新的政府医疗保险和补助计划不是在将数百万美元投入老年人医疗吗？一名狡猾的投资者很有可能会购买四季疗养中心或联合疗养院的股票，好从中分一杯羹。一只名叫休闲国际的股票的出现绝非偶然。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不是时下的大众热点吗？哎呀，看那儿—一只名叫互动环境（ResponsiveEnvironments）的股票！不是兴起了减肥热潮吗？或许人们可以借助体重检测国际公司（WeightWatchersInternational）在致富的同时获得苗条的身材。最后，还应该考虑，有些投资者根本不愿意费心关注公司名称所隐含的任何特殊产品或服务，他们只想要一只名字听上去像能赚钱的股票。比如效能系统公司，更不用说财富国际（BonanzaInternational）了。
接下来是全国学生营销公司（NationalStudentMarketingCorporation），它的“故事”就是年轻人市场：美国现在一半的人口都在25岁以下，而这一半人口，根据专家的观点，每年支出450亿美元。那些时候，学生们总是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尽管更多情况下被当做商业的敌人而不是潜在消费者。然而，正当昙花一现的反传统文化盛行的时候，在登上头版的学生们占领学校大楼和破坏老师办公室的同时，校园里还出现了一种反反传统文化，那就是疯狂追求快钱，其孜孜不倦的程度堪与安德鲁·卡内基媲美。学生和新毕业生不再狂热于拯救世界，而是热衷于迅速致富。现在他们发现，通过做一些校园生意或者玩股票，就有可能在毕业之后甚至还可能在那之前很快实现目标。他们中的一名年轻人安德鲁·托拜厄斯（AndrewTobias）这样描写1968年的普林斯顿：“一个男孩……在玩‘看涨和看跌期权’……每到午饭时间，这家伙就会沿着拿骚街走到甲乙丙丁经纪公司的本地办事处，我想他是要在Quotron上查询他的所有资产吧……还有个家伙每天接到他的经纪商打来的电话，永远是好消息……大厅的另一边是一家即将上市的小公司①，卖一种寿险和共同基金的混合品。有些晚上，蓝十字公司（BlueCross）的推销员会过来交流股票心得。他以每股50美分的价格买了一只叫做欧米加权益的股票……”
最大张旗鼓地开发年轻人市场的年轻人，或者至少让华尔街相信他在这样做的年轻人，是科尔特斯·韦斯利·兰德尔（CortesWesleyRandell）。他是华盛顿一名商业顾问的儿子，身高6英尺，身材魁梧，能言善辩，笑容可掬，上过弗吉尼亚大学（他在该校写了一篇题目为“如何建立一家小企业”的论文），在通用电气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工作过很短的时间，1965年，年近30岁的他在华盛顿成立了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网罗了一批校园兼职学生，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分发就业指南、从事市场研究以及销售海报和纸制衣物之类的时髦物品。公司发展迅速，截至1966年8月的第一个财政年度的销售额是16万美元，第二年则达到72.3万美元。1968年初正好赶上全国性的投机狂热，兰德尔已拥有近600名兼职学生，并准备让公司上市。而华尔街也迫不及待地迎接它。成为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发行承销商的不是查尔斯·普恩，而是老牌经纪商奥钦科洛斯信量诵雷德帕思公司（Auchincloss，ParkerandRedpath）；法律顾问是科文顿伯林律师事务所（CovingtonandBurling）；会计师是安达信（ArthurAndersonandCompany）。在这一豪华阵容的支持下，这只1968年4月24日以6美元发行的股票在当天涨到14美元，到6月初则涨到30美元。
凭借出售公司一半股票获得的数百万美元现金收入，以及余下的一半股票，兰德尔现在是富人了，并且一点也不打算掩盖这一事实。很快，他就买下了波托马克河岸的一幢豪宅，一艘55英尺长的游艇，和一架到处炫耀的70万美元的李尔喷气式飞机。作为公司总裁，他只拿2.4万美元的年薪，原因非常巧妙：通过避免为自己和同事支付高额薪水，他能提高公司利润，而利润才是真正的财富所在，至少对大笔股票期权的持有者来说是这样。股票上市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小事，科文顿伯林和安达信突然无理由辞职。事后看来，这是兰德尔和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罪恶的先兆。但在当时，华尔街没有人在意罪恶的先兆，更加不会把它们和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这样的射手股票联系在一起。
于是，凭借一只被市场捧到市盈率100的火爆股票，兰德尔开始通过收购把他的公司变成巨人：1968年进行了6次收购，1969年则更多，其中包括三家校园巴士公司、亚瑟·弗罗默（ArthurFrommer）的低价导游公司、高中学生名单汇编公司、校园电话簿出版公司以及一些甚至与年轻人市场几乎没有关系的公司。由于这些用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收购来的公司市盈率相对较低，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每股盈余便随着每次收购自动上升。华尔街则对这种情况做出应有的反应：随着每股盈余的上升，买方出价也越来越高，不到年底，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在场外交易市场从最初的6美元暴涨到82美元。
同时，兰德尔把公司总部从华盛顿搬到纽约，来到金融活动的第一线。很大程度上，他所鼓吹的企业风格与反传统文化毫无关系。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管理人员，不论多么以年轻人为中心或者本身多么年轻（他们中有些还不到20岁），并不喜欢留长发和胡子，不喜欢珠饰和牛仔裤，也不抽大麻；相反，他们穿着深色套装和窄领带，皮鞋擦得锃亮。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回应校园反叛情绪的主要行动，实际上也是唯一行动，似乎就是利用它销售静坐示威时使用的专用座垫。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全国学生营销公司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向年轻人销售商品和服务，而是向华尔街销售股票。
它在这种特殊行业获得的令人吃惊的成功成为华尔街那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兰德尔会邀请证券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参观他的豪宅，或者从他的李尔喷气式飞机上给他们拨打空中电话，来奉承和征服他们。预测来年的每股盈余比前一年提高两倍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并且他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年轻人，尤其当他的听众是愿意相信他的人们时。实际上，即使他不被完全相信，在短期看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在1968年和1969年的市场上，只要被人们普遍相信，假象与事实又有什么区别呢？银行家信托公司、摩根担保信托公司、芝加哥的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和波士顿的道富基金在买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捐赠基金、通用电气养老基金以及芝加哥大学也在买。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投资堡垒是兰德尔还没有攻克的。
股票经纪商呢？他们对兰德尔对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现在和未来的热情鼓吹产生质疑了吗？他会安排一些事情，让他们不敢质疑。不久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为他工作，为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物色收购对象，从而不断提高它的每股盈余，而作为丰厚的回报，他们也将得到大笔的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股票。以股票形式获得这种猎头回报的包括W·E·赫顿（W.E.Hutton）、哈尔西（Halsey）、斯图尔特（Stuart）和史密斯·巴尼（SmithBarney）。显然，经纪公司有时发现能够通过向他们的客户推荐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获得报酬。于是，1969年，基德衅げ┑瞎�驹谝环?7页的报告中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对这只股票的评论，不到一周之后，该公司获得了4000股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股票，时价每股120美元，就因为它富有想象力和智慧地向全国学生营销公司推荐收购一家叫做斯塔基兴蛊ざ�⊿tuckeyandSpear）的生产大学戒指的公司。
因此，金钱工厂是一条封闭的链条，只要链条不断，它就不会倒闭，同时，也只有链条不断，它才能够维系。当然，链条上薄弱的一环在于兰德尔的许诺与公司实际业绩之间的差距，因为，仔细一看，人们就能发现公司业绩实在平平。预测某年每股盈余将增长两倍之后，兰德尔发现自己不得不求助于创造性的会计操作才能使预测变成现实。在人为增高了当年的每股盈余之后，他又在游戏的内在驱动之下被迫预测来年每股盈余还会继续增长两倍，从而鞭策他的会计师登上创造性会计的高峰，以实现新的预测。华尔街对他的可信度的第一轮严肃检测在1969年底来临。全国学生营销公司截至当年夏季的财政年度报告显示了大约350万美元的净利润，恰如其分地实现了兰德尔的预测。但为了实现这一数字，公司的会计师被迫在其他一些创造性处理之外，将53.3万美元的产品开发和启动成本递延到下一年，尽管费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将280万美元的“未开账单应收账款”记入收入，所谓未开账单应收账款，意思是没有收到钱是因为还没有向对方开出账单；并且或许最离奇的，是把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在该财政年度结束时还未收购的子公司的300万美元利润记入收入。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在报表的一条不起眼的脚注中向投资者解释道，仅刨去最后一项，该公司1969年的利润就会全军覆没。
这份年报公布之后，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股票出现短暂下跌，之后又回到100倍的市盈率。但似乎有些华尔街人注意到了年报的脚注，股票分析师和投资机构开始在1969年底首次向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管理人员提出尖锐的质疑。同时，兰德尔开始受到公司内部同事的挤压。他们中的有些人开始在他每次公开发表声明的时候就躲到一边，更加保守的人甚至要求他辞去总裁职务。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游戏即将结束—他没能成功地开发年轻人市场，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市场的话，因为他从未在开发股票市场之余认真开发过这个市场；并且，现在投资者终于醒悟了。然而，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1969年11月5日，面对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NewYorkSocietyofSecurityAnalysts）时，他一如既往地预测1970财政年度的每股盈余将比1969年增加近两倍。股票暴涨了20点，使兰德尔的个人资产上升到650万美元。他和他的同事私下对公司却抱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该公司及其要员在12月突然抛出了32.5万股股票。1970年1月，兰德尔顶着同事的疯狂反对（其中有些人此时最想干的事就是用口塞和胶带让他们的总裁闭嘴），发表了全国性讲话，仍然不断重申他对1970年每股盈余的预测。
2月初，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财务副总裁向一群目瞪口呆的公司管理人员透露了一个爆炸性消息，那就是刚刚结束的一个季度实际上是亏损的。2月17日，兰德尔的嚣张终于偃旗息鼓，至少，在这一天对圣路易斯的证券分析师的演讲中，他只是说全国学生营销公司1970年第一季度将是“盈利的”。他对事实的部分承认太勉强，也太晚了。第二天，在对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管理层的恐慌当中，兰德尔辞去总裁职务。一周后，公司公布第一季度亏损120万美元，两天之后，公司羞愧地承认“存在将数字从一套报表转移到另一套报表的技术性错误”，实际亏损更接近150万美元。到这时，这只股票的市场已经毫不意外地塌陷了：每股价格在12月还是140美元，现在已跌至50美元，并且还在迅速下跌；到7月，它将跌至31/2美元，损失几个月前最高价格的97%。可以预测，到那时，投资公众，包括许多具有实力的企业公民，对贩卖拥有时髦故事的公司股票的花言巧语的年轻人的印象将会更加恶化，即使不是变得更加英明。至于科特·兰德尔，他，以及他及时抛售股票获取的数百万美元，将一起消失在他的波托马克宫殿里。年轻人的短暂时代中，又一颗股市明星坠落了。
非常不错，但问题还没有获得解答。他如何能够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愚弄摩根担保、银行家信托、哈佛、康奈尔、所有那些机构投资者的智囊团以及无辜的投资公众呢？答案简单得令人难过：因为他能言善辩，而他们既贪婪又轻信。因为，在疯狂投机的年代，最稳健、最清醒的人们的智慧和经验，在面对一个嘴角透着笑容、眼中闪着光芒的年轻人呈上的金矿幻境时，也会歇斯底里地落败。
6
1968年9月底，总统竞选进入高潮时，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M·尼克松向一群华尔街高层管理人员发了一封信，在信中批评了民主党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过度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表达了对继续实施这种政策“可能严重损害美国获得未来经济发展资金的能力”的担忧，并且承诺在他的执政下，对证券业的监管将相对消极和宽松。
[尼克松写道］市场的自由和健康运行对投资者至关重要……我们的证券法旨在通过确保完整和完全的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我认为应该彻底实施证券法，以实现对投资者的绝对保护……然而，当前[民主党］政府的哲学是，仅仅信息披露还不够，政府能够为投资者做出比他们自己能够做出的更好决策。我反对这种哲学。
华尔街震惊了。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所反对的，当然，正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数百万人参与股票市场的时代，仅仅信息的完全披露绝不足以保护普通投资者。他正在明确而鲜明地表达取消卡里和科恩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的积极监管，以及把时钟拨回老“艾森豪威尔繁荣”时代的意图。华尔街的智者们都很疑惑，正当一场新的投机狂欢向高潮进发时，当搅拌客户投资组合的经纪商、购买存信股票的共同基金和规避法律的离岸基金正在嘲笑“完全披露”并用新的手段玩弄不谙世事的投资者时，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吗？
华尔街的一些人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运气—显然，存放甜饼的橱柜再也不会受到看管或者被上锁了。也有人感到惊惶。“我完全被迷惑了，”一家投资银行的高级合伙人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存在了三十多年了，一直履行着它的职责。市场需要监管。”实际上，很多务实的华尔街人相信，一个充满活力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给予公众对证券的信心对证券业是一个积极因素，对它或者它的权威的任何削弱都是不好的。不过，人们对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是不是真的打算像他说的那样做，还存在广泛的怀疑，这倒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的惊惶。人们普遍知道，尼克松的竞选资金大部分来自华尔街，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副主席伯纳德·J·拉斯克（BernardJ.Lasker）是尼克松的密友和主要出资人，狄龙欣锏鹿�荆―illonRead）的彼得·M·弗兰尼根（PeterM.Flanigan，后来是白宫富有争议的高级助理）是竞选的关键人物。人们推测，或许尼克松只是以政治竞选中的巧言令色精神，试图只拣他认为华尔街喜欢听的说。甚至有传言说，那封信不经候选人过目就被发了出去，惊慌失措的尼克松支持者大力推动了这一传言。
这种推测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当中忠于职守和富有才干的成员和员工毫无安慰作用。假如尼克松当选，他们所面临的，毫无疑问，是在一个要么反对他们的一切努力，要么做出反对的样子的总统手下工作。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不令他们的士气受到打击。科恩担任主席的四年期间，证券交易委员会着重实施监管，而轻于纸面工作，但起码它既富想象力又富进取性，使大部分员工既充满干劲又感到愉快。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内部人都明白，在这里表现出众的人都既坚持原则又有自我牺牲精神，因为华尔街和律师事务所总有更高薪水的职位等着他们。现在，尼克松的这封信使这样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这封信公开后几周之内，一小部分人才从证券交易委员会流失。11月，尼克松当选后，人才开始大规模流失。
一群富有才干、经验和动力的中坚分子留了下来，进入新政府领导下的新的一年。他们仍然从事着审批新股票登记的日常工作，等着看尼克松将任命谁为科恩的继任者。对证券交易委员会中的激进主义者来说，尼克松2月任命的人选绝非令人愉快的人选。哈默·H·巴奇是一个身材矮小、秃顶的前国会议员，来自爱达荷州，在政治上受到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Dirksen）的保护，后者曾在1964年作为共和党人受约翰逊总统的指派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巴奇法官—人们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曾在爱达荷州担任过很短时间的联邦法官，或许还因为这样称呼很好听—碰巧曾坐在科恩的左边，科恩曾多次嘲笑这一称呼。从政治上讲，巴奇法官绝不比科恩左。相反，他是一个有着中庸共和党人思想的和蔼可亲的共和党人，对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角色和职责，他认为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
上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第一天，巴奇出乎人们意料地强烈公开攻击了联合企业和它们在股票市场上与共同基金勾结的行为，标志着尼克松执政运动的开始。最终，大法官理查德·W·麦克拉伦（RichardW.McLaren）的办公室将成为这一运动的指挥中心。但巴奇最初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只是昙花一现。与司法部不同，证券交易委员会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限制联合企业的势力。当1969年夏季到来，华尔街到处盛行的投机泡沫即将撑破时，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现出昏昏欲睡的迹象。按照尼克松的承诺，“过度监管”消失了；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制定任何管理计划的迹象；有传言（后来被证实）说，证券交易委员会自1968年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于机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的大规模研究逐渐停止；甚至有证据显示，反股票市场欺诈的基本监管活动也被放松。最令人吃惊的是，7月，公众不慎了解到，巴奇法官虽然担任着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一职，却坦然地接受了投资者多元化服务公司（InvestorsDiversifiedServices）年薪8万美元的一个职位，该公司正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范围内的一家大型共同基金。
考虑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此时正在与投资者多元化服务公司就其经营方式展开讨论这一事实，巴奇的行为已构成丑闻，至少对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来说是这样。巴奇法官对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做出了令其满意的解释。但即使按照最宽容的解释，巴奇在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职务的同时，实际上，是在他上任才6个月的时候，接受高薪业界职务的草率行为，为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树立了最糟糕、最打击士气的榜样。可以预见，他们效仿了这一榜样。到5月，对如此多出色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辞职，巴奇法官开始表现出惊恐和疑惑。
到1969年秋天，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才储备和士气都达到最低点。尼克松任命的两名新委员，一个纽约州北部来的会计师和一个保守的毫无证券业背景的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加强了放任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在委员会中的多数地位。一年多以前就开始的对股票经纪收费的听证会仍然悬而未决。巴奇法官欢欣鼓舞地向华尔街保证，它将进入“自我监管”，从他的办公室不会发出对它的干预。一名醒悟过来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员工发出听天由命的保守评论：“监管正在放缓。”
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管并未放缓。从证券登记、颁布新法规而不是实施现有法规的意义上讲，证券交易委员会比以前更繁忙了，新的股票和证券登记申请滚滚而来—7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有1000项申请，金额达到120亿美元—来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大楼办理申请的商人们需要领取号码来确定顺序，就像拥挤的肉铺门前的消费者。与其他登记机构一样，证券交易委员会向前来登记新发行证券的公司收取费用。收费的目的是弥补员工成本，并为委员会的执法、监管和计划等其他活动提供资金。1969年，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收费颇丰，而支出颇低。于是，本应该由于其对华尔街的监管工作从纳税人那里获得报酬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这一年年终，自己的盈亏线却显示—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