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968年12月，里斯科股票在5年的时间里增值了5410%，使它成为同期5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增值比例最高的股票，成为毫无疑问的沸腾年代的股票之王。但我们的金融冒险故事还没有讲完，相反，才刚刚开始。勇于冒险的里斯科为60年代最大的，对防御者来说则是最头疼的企业征服冒险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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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1969年春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更加浪漫的时代的一部分，对商业世界来说是大卫们和哥利亚们①的时代：受人尊崇的泛美世界航空公司和古德里奇轮胎橡胶公司（GoodrichTireandRubber）分别受到公司中的暴发户休闲国际和西北工业的收购威胁。我们已经看到，股票市场对快速增长的新公司股票的短暂但普遍的欢迎，使得新登场而野心勃勃的公司向历史悠久而强大的公司发出厚颜无耻的挑衅成为可能。到底收购威胁是促使既定势力合理化的建设性努力，还是贪婪的掠食者无缘无故采取的不负责任的行动，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然而，毫无疑问，1969年初最出乎人们意料的大卫懈缋�鞘录��浅さ捍缶鼻�闪⒔?年的公司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LeascoDataProcessingEquipmentCorporation，资产仅4亿美元），对拥有长达一个半世纪历史的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ChemicalBankNewYorkTrustCompany，资产高达90亿美元）的收购企图。在商业界，任何既对计算机租赁（里斯科1968之前的主营业务）也对证券市场（里斯科股票在此大放异彩）不感兴趣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在这次收购竞赛中，化学银行的威廉·施赖奥克·伦查德（WilliamShryockRenchard）和里斯科的索尔·菲利普·斯坦伯格（SaulPhillipSteinberg）分别尽情演绎了哥利亚和大卫的角色。如果把他们之间短暂而紧张的冲突称为经典悲剧，似乎有些过分，但其中确实不乏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悲剧元素，另兼有闹剧成分。它向人们展示了，华尔街仍然能够充当有趣而动人的人间戏剧（不仅仅是生活，而是某种比生活更大的东西）的舞台，尽管这个舞台的寿命不会太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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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银行的领导人威廉·伦查德成长于新泽西州特伦顿市，父亲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NewYorkLifeInsuranceCompany）在当地的代理经理。20世纪20年代，伦查德少年时的特伦顿市是一个典型的老东部海滨城市，新移民已经在人数上占多数，轻工业主导这里的经济，但真正的权势仍然掌握在对过去念念不忘的美国乡绅手中，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自鸣得意（特拉华河对岸的华盛顿；特伦顿战役中被击溃的黑森人；向普林斯顿的进发）。这座城市念旧的一面在纪念碑、博物馆和庄严的老横排砖屋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它向前看的一面，则展示于生机勃勃的新工厂、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之中。它是小说家约翰·奥哈拉（JohnO誋ara）笔下一座典型的城市，这里的特权阶级沉溺于乡村俱乐部僵硬的享乐生活。或许，它最大的品质就是狭隘：特伦顿一直由于它立在特拉华河大桥上的巨幅标语“特伦顿创造，全世界接受”而受到嘲笑，但出于顽固的骄傲，它年复一年地保留着这个标语。精美的瓷器和橡胶避孕套是由它创造而由全世界接受的主要产品。即使在小康人士和大富之家居住的西州街，以及更为谦逊的伦查德们居住的州长大道，每天早上仍然是由马拉的货车运送牛奶。毕业于特伦顿高中之后，比尔·伦查德和许多富裕的特伦顿男孩一样，向往普林斯顿这座位于新泽西东北方向12英里以外的著名大学。虽然当时的普林斯顿强烈倾向于招收预科学校的毕业生而不是高中毕业生，但伦查德还是成功了。在普林斯顿期间，他与他的兄弟约翰合住一个校内房间。他安静地学习，加入了众多饮食俱乐部中的一个，完全不参加被认为是校园生活必需品的课外活动—体育、《普林斯顿日报》、三角俱乐部或幽默杂志《老虎》。他的毕业纪念册上写着“伦查德还没有决定未来的职业”。
或许伦查德兄弟二人在普林斯顿或多或少感到自卑，因此把自己封闭起来。确实，他们应该自卑。虽然他们仪表体面，又是新教徒，但是第一，他们是高中毕业生；第二，他们来自特伦顿，而当时普林斯顿的学生普遍认为特伦顿是一座只适合酗酒的城市。无论如何，从任何方面来讲普林斯顿期间的伦查德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学生，他的同学大概认为他不像什么大人物，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如果他们确实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他们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他们错了。不论怎样自我封闭，伦查德都是一个机敏的高个子年轻人，有一种明显的领导者气质。他是一个大器晚成者，成年以后的他令他那些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大学同学黯然失色。1928年毕业后，他来到纽约，成为国家商业银行（NationalBankofCommerce）的一名职员。1930年，他来到化学银行信托公司。他在那里先后担任文员、助理秘书和助理副总裁。1946年38岁时，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副总裁；1955年，他成为执行副总裁；1960年，他被任命为总裁；1966年成为公司董事会主席，此时公司已更名为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由合并带来的名称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公司的名望或尊崇地位。公司始创于1824年，到南北战争时期，已经成为全美国银行业的领头羊（南北战争刚结束的几年，它成为海蒂·格林的银行，银行为她准备了一个专用房间，她喜欢四肢伸开躺在地板上，周围堆放着她的债权凭证和股票权证。后来，当她错误地以为化学银行有人试图毒害她之后，便离开了）。1966年伦查德成为化学银行董事会主席之时，银行拥有90亿美元的资产，是美国最大的资本库之一，并且是全美第6大商业银行。
伦查德之所以能登上美国银行业的塔尖，得益于以下事实：他与一位漂亮而擅长社交的女士结了婚；搬到纽约银行界人士最喜欢的居住区，长岛的北部海滨；在6家大公司担任董事；充当多家医院和市民组织的受托人；是一系列显赫的都市和乡村俱乐部的成员，包括蝗虫谷著名的克里克俱乐部（CreekClub），他还成为了该俱乐部的主席。1969年，地位显赫的伦查德61岁，高大潇洒，一头铁灰色的头发，五官平平，眼睛既透着冷峻的权威，又透着慈父般的和蔼。他浑身散发着户外的气息—由精心维护的草坪和经过修剪的女贞树构成的户外。他很容易大笑，而且笑得自然，他喜欢短小的笑话，而不是冗长的冷笑话。他看上去获得了内心完全的平静，一点儿也不为自己在社会剧烈变迁时期享受的财富和成功感到不安，也不为之自鸣得意地炫耀。有一次，他不但与妻子一起出现在上层社会秀—400名社会名流在广场饭店举办的年度钻石舞会（当然，是为国际教育协会进行慈善捐款），而且凭借三枚硬币大小的钻石别针—明显都是假钻石—获得了《纽约时报》评出的“最闪亮着装奖”。这或许是一种恶劣的玩笑？但如果说有人能够承受这种玩笑的话，那就是比尔·伦查德。他看上去已经变成典型的老普林斯顿人，散发着咄咄逼人的绅士气质和富有教养的个人和职业魅力。
索尔·菲利普·斯坦伯格与著名的罗马尼亚裔美国艺术家索尔·斯坦伯格（SaulSteinberg）没有任何关系，他的背景与伦查德只有一点相似—两人的家庭出身都是美国地位卑微的中产阶级。首先，他比伦查德小了三十多岁。他1939年8月出生于布鲁克林，父亲朱利叶斯·斯坦伯格（JuliusSteinberg）拥有一家生产厨具的小型公司，叫理想橡胶制品公司（IdealRubberProducts）。在长岛的劳伦斯上高中的斯坦伯格是一个并不惹眼的男孩儿，学习成绩一般，积极地与女孩子约会，擅长体育但并不热衷。早熟的他是《华尔街日报》的长期订阅者，这使他与同班同学显得格格不入。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在沃顿，19岁已上大四，少年老成，性格傲慢，长着圆圆的娃娃脸的他经历了一系列的商业领悟。他的一位老师建议他的大四论文以“IBM的衰落和失败”为题。这是个相当古怪的主意，因为到1959年，IBM已经成为现代商业众神殿中的阿波罗，盟友和竞争者通常都将之视为组织杰作。“我的老师确信IBM是某种怪胎，”斯坦伯格在赚取了几百万美元的十多年以后对作家克里斯·韦尔斯（ChrisWelles）说，“他想让我来证实这一点。我是那种习惯于相信任何坏事的学生，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我发现……IBM是一家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妙而伟大的公司，有着非常乐观的未来。但当我告诉他时，他不愿意相信。他甚至不愿意看一眼我的研究。于是我不得不改写另一个题目。”
斯坦伯格遭到蔑视和抛弃的研究使他深信，IBM做生意的方式为聪明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提供了大赚一笔的光明机会，而他就是那个年轻人。关键问题是工业计算机报废之前的有效寿命有多长，而机会就在于根本没有人知道答案。统治计算机制造业的IBM对此持有处于潮头的巨型公司典型的保守观点。由于假设计算机会被尽早而不是尽迟报废，IRM为客户提供高价短期租赁，而且通常可以随时取消。斯坦伯格能够为使用计算机的公司提供省钱的机会，因为他相信IBM计算机的使用寿命比IBM自己设想的更长。他会干脆借钱买下IBM昂贵的计算机，然后将它们租出去，而且是不可撤销的长期租赁，租金大大低于IBM的租金，但仍然足够高，能够弥补长期不可撤销条款下的大部分或全部计算机成本。于是，用最简单的话说，斯坦伯格既能收回购买计算机的钱，又能拥有可供他出售或再次出租的计算机。
就是这么简单，又是这么巧妙。凭借在沃顿获得的聪明才智，斯坦伯格创造了一个新行业，独立的计算机租赁业—一个不生产产品的行业；一个IBM会很乐于通过改变租赁方式将之扼杀的行业；一个被顶尖投资分析师约翰·韦斯特加德（JohnWestergaard）后来蔑称为“会计花招”的行业；一个它的创造者本身索尔·斯坦伯格后来半开玩笑地评价为“计算机租赁？它只是免费获得计算机的一种方式”的行业。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将在60年代结束前动摇美国金融和银行业根基的行业。
1959年从沃顿毕业后，斯坦伯格花了两年时间为父亲工作。同时，他进一步研究了计算机租赁这个想法，又在街角报亭做了一点别的小生意。1961年，他靠父亲提供的2.5万美元，在布鲁克林的一间阁楼开始了他的计算机租赁生意，他的父亲和叔叔担任名义上的合伙人，公司的名字理想租赁公司（IdealLeasingCompany）则来自父亲的橡胶制品公司。银行虽然对他太过年轻和活泼的学校男孩儿气质怀有戒心，却仍然喜欢他的计划，并愿意为他提供购买计算机的资金，只要他能够找到租赁客户。但真正找到客户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花了三个月才找到第一个租户，他甚至为此中断了蜜月旅行回家签合同。理想租赁公司成立于1962年。成立第一年，总收入为180万美元，净利润5.5万美元。1964年，利润上涨到25.5万美元，收入达到800万美元，于是斯坦伯格决定上市。1965年6月，公司更名为里斯科数据处理公司，公司股票的公开发售带来了75万美元的现金。
计算机业正在飞速发展，IBM继续提供高价可撤销的租赁服务，里斯科公司的资产从1965年的800万美元跃升至1966年的2100万美元，而1967年的利润比1966年高出7倍还多。同时，先是在场外市场后来在美国股票交易所交易的该公司股票大幅上涨。里斯科公司开始被华尔街人作为有趣的小故事谈论。毫不例外地，作为一家雄心勃勃、急需资金和拥有很高市盈率的新公司，里斯科开始打收购的主意。1966年，斯坦伯格聘请博思管理咨询公司（Booz，AllenandHamilton）的年轻专家迈克尔·A·吉布斯（MichaelA.Gibbs）担任负责企划的副总裁，并交给他寻找合并对象的特殊任务。1966和1967年，里斯科通过收购几家或多或少与计算机或租赁业相关的小公司壮大了自己，包括卡特汽车运输服务公司（CarterAutoTransportandServiceCorporation）、文件管理公司（Documentation，Inc.）和福克斯计算机服务公司（FoxComputerServices）。这些收购使里斯科公司的资产达到7400万美元，员工人数超过800人，获得了位于长岛大颈区的更大的新总部，以及通过合并进一步扩张的巨大胃口。
使里斯科在全美企业界牢牢立足，使产业哥利亚们开始注意这个极度自信的布鲁克林大卫的一次收购，源于在1967年8月发生的几件事。当时，卡特胁�值滦威尔经纪公司（Carter，BerlindandWeill）的爱德华·内特（EdwardNetter）发表了一份题为“金融服务控股公司”的报告，其中描述了金融服务公司，比如里斯科公司，与火灾及意外保险公司进行合并对于合并双方的有利前景。内特的核心论点是，火灾及意外保险公司极度保守的公司政策在很多情况下使它们拥有大量现金储备，远远超过法律要求的覆盖保单风险所需的数量。内特把这些过度储备形象地称为“冗余资本”或“过剩的剩余资本”。州法律禁止随意动用这些储备，只要它们还属于一家火灾及意外保险公司。但是，内特指出，如果保险公司与一家不受管制的控股公司合并，就可以规避这些法律，而冗余资本将获得解放，被用于其他用途。也就是说，内特隐晦地指出（为了他自己的公司能够赚取合并中间人佣金和股票经纪佣金），野心勃勃的多样化经营公司正在错过一个改善处境的机会，那就是与火灾和意外保险公司联姻，为了它们的冗余资本，或者，更直白地说，为了钱。许多多样化经营公司会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收购保险公司，其中最大的一笔收购（实际上，也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是1970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对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HartfordFire）的著名而有争议的收购。
并非偶然地，被内特的报告横扫的无数办公桌中，有一张属于里斯科公司。邻近1967年底，内特与吉布斯会面，讨论报告中的观点。内特显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因为1968年1月初，吉布斯就向斯坦伯格发送了一份备忘录，详细陈述了里斯科收购一家火灾意外保险公司的巨大好处，但并没有提到具体的公司。同一天，卡特胁�值滦威尔经纪公司的亚瑟·卡特（ArthurCarter）致信里斯科公司，列出该经纪公司帮助以善意收购的方式收购一家这样的公司（仍然没有指明具体公司）的条件。条件包括向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支付75万美元的佣金，这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如此大费周章地谋求充当媒人的角色。
之后，同样明了的是，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心目中那家未指名的公司就是诚信保险公司（RelianceInsuranceCompany），一家设在费城的沉寂的老火灾和意外保险商，拥有5000多名员工，年收入近3.5亿美元，冗余资本超过1亿美元。不过，一切必须严格保密，避免惊动诚信公司的股票价格，导致该公司管理层采取防御措施。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并且享受阴谋的乐趣，里斯科公司的人在内部交流时会用拉奎尔来指代诚信公司。斯坦伯格后来向一个国会委员会透露，这个代号是借用女演员拉奎尔·韦尔奇（RaquelWelch）的名字。
1968年3月，里斯科公司用泽西市第一国民银行的一个数字账户做掩护，开始在公开市场购买诚信股票，每日购买量从100股到7000股不等。到4月初，里斯科公司已经持有13.26万股诚信股票，占总发行量的3%，完成了收购的第一步。第二步包括筹备提交给诚信股东的收购要约，并策划如何对付诚信管理层有可能采取的任何抵抗措施。5月，里斯科为其收购要约准备了登记声明。这是一个把事情公开的举动，因为登记声明是公开性文件，这样一来公众和诚信管理层终于明白里斯科打的什么主意了。诚信的第一个反应是宣布该公司正与另一家计算机租赁公司进行合并磋商，即数据处理金融通用公司（DataProcessingFinancialandGeneral）。这或许会让里斯科公司明白它遇到了对手，致使它要么终止收购企图，要么提出更好的条件。6月13日，斯坦伯格和诚信公司总裁A·阿狄森·罗伯茨（A.AddisonRoberts）首次见面，罗伯茨用再明白不过的语言说明，诚信将不会接受里斯科的收购。但是，6月21日，里斯科还是发出了收购要约，致信诚信股东，为他们献上可转换债券和认股权证，交换他们的诚信股票。我们已经听说过的被贬损为“企业内衣”的可疑证券的典型组合，但也是一个当前市场价值远高于立场坚定的诚信公司当前股价的组合，因为里斯科发行的全部证券市价都很高。三天后，仍不服输的罗伯茨致信他的股东，强烈要求他们“不要对你们的股票采取匆忙行动”，一个月后，他又进一步对里斯科及其经纪商提起诉讼（后来撤回了），控告他们违反证券法。
表面上，这俨然是公司之间的一场战争。但是，回顾起来，罗伯茨虽然对里斯科表现出顽强抵抗，但似乎并不完全反对合并，那些看上去像强烈的自我保护的举动实际上更像一种讨价还价。罗伯茨与内特和里斯科一样，似乎完全明白通过合并将全部冗余资本从法律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好处。实际上，早在1967年12月他就曾与内特讨论过这个话题，这正是内特第一次与里斯科联系的时间。然后，内特告诉罗伯茨，他相信能帮他通过合并—或许与海湾西部公司这样的联合企业合并—使时价30美元一股的诚信股票变为45美元一股。（这次会面中没有具体提到里斯科的名字。）虽然这样的价钱在1967年非常诱人，但罗伯茨对于任由他稳健的老公司被某家暴发户联合企业吞食并不热衷。因此，他并非完全反对任何合并，只是他认为诚信应该是收购方，而不是被收购方。
现在，鉴于里斯科显然已经准备开展收购努力，而不管意中人愿意与否。罗伯茨认识到，里斯科股票相对于诚信股票的强大股市表现，使他成为收购者的梦想破灭了。整个7月，他都在合作与不合作之间摇摆。犹豫着是否应该接受里斯科收购要约的诚信股东，从他这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建议。然后，8月1日，罗伯茨表明立场。他给股东们（他们的脑袋一定已经晕了）写信说，里斯科已经大大优化了收购条件，诚信管理层“同意停止任何干预行动”。这是一次向不可抗力的屈服。大部分诚信股东实际上已经预备无论如何都会接受收购要约，不论诚信管理层如何决定，里斯科都将获得它的控制权。到9月中旬，里斯科已持有诚信超过80%的股票；11月中旬，超过96%。收购已经完成。
实际上，那个常用的比喻需要改一改—这是一个小鱼吞下巨鲸的案例。诚信规模几乎是里斯科的10倍，而幸存下来的里斯科突然发现，自己超过80%的业务是保险，只有不到20%的业务是计算机租赁。被吞食的巨鲸似乎也没有受到伤害。实际上，乍一看上去，每个相关人的处境都毫无疑问变好了。虽然受里斯科的控制，但罗伯茨仍然是诚信的老板，获得了新的5年雇用合约，前4年的年薪仍为8万美元，第5年将涨到10万美元，外加一大笔非常有利可图的里斯科股票期权。索尔·斯坦伯格则在29岁上成为千万富翁，据《福布斯》称，他比任何30岁以下的美国公民自力更生赚的钱都多—账面价值超过5000万美元。他的父亲朱利叶斯，他最早的支持者，以及他的叔叔梅耶，都与他担任公司秘书的弟弟罗伯特一样，因为持有里斯科股票而身价数百万美元。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除了75万美元的收购佣金之外，还通过为里斯科购买诚信股票赚取了近5万美元佣金，通过收购要约赚取了23万美元佣金，总体加起来超过100万美元。诚信股东手中里斯科的企业内衣假如被立即卖掉的话，能为他们带来盛装的报酬（尽管他们在企业证券的意义上讲已经赤裸裸了）。至于里斯科，由于享受了盛宴，它突然拥有4亿美元而不是7400万美元的资产，2700万而不是140万美元的年净收入，分布于50个国家的8500名员工，而不是只在一个国家开展业务的800名员工。从股市表现来讲，截至1968年12月31日，里斯科股票在5年的时间里增值了5410%，使它成为同期5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增值比例最高的股票，成为毫无疑问的沸腾年代的股票之王。但我们的金融冒险故事还没有讲完，相反，才刚刚开始。勇于冒险的里斯科为60年代最大的，对防御者来说则是最头疼的企业征服冒险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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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7年12月，里斯科就开始研究收购一家大银行的可能性。银行股票和保险公司股票一样，市盈率通常很低，为里斯科这样的股市野心家收购大于自己的公司创造了条件。并且，斯坦伯格感到，根据商业原则，把里斯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一家拥有国际背景的处于纽约金融中心地位的大银行联合起来，将是非常有利的。1968年，正当诚信收购处于进行中的同时，吉布斯的里斯科企划部似乎就在选择目标银行，就像轰炸机指挥员仔细瞄准敌方的弹药库一样。面对目标银行的规模和实力，他们同样没表现出任何胆怯。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Trust）、欧文信托公司（IrvingTrust）、大通曼哈顿银行、汉华实业银行、摩根担保信托公司，这些美国银行业的全部精英，似乎都成为里斯科为了筛选合并候选人而进行的秘密而厚颜无耻的研究的对象。
到了秋天，诚信收购即将完成的时候，来自大颈区的盯着伦查德90亿美元的化学银行的贪婪目光被曝光。和收购诚信时一样，里斯科公司内部又起用了一个代号，这一次是借用菲·杜纳威（FayeDunaway）的“菲”。作为行动的第一步，里斯科对目标的历史和经营状况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菲起初是纽约菲制造公司旗下的银行机构”，诸如此类。（任何看过这些备忘录的外部人以及对银行业有任何了解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从上下文推断出“菲”指的就是“化学”。这再一次显示出，里斯科在企业袭击中所使用代号的娱乐性起码不亚于隐蔽性。）《美国名人录》中关于“菲”公司董事的条目连同注解一起被复制下来，以供随时参考。在这些董事中，包括美国商业界的一系列显赫人物，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会主席H·I·罗姆尼斯（H.I.Romnes）；杜邦公司总裁拉莫特·杜邦·科普兰德（LammotduPontCopeland）；美国钢铁财务主席罗伯特·C·泰森（RobertC.Tyson）；德士古公司董事及执行委员会委员奥古斯塔斯·C·朗（AugustusC.Long）；IBM总裁T·文森特·利尔森（T.VincentLearson）；以及纽约股票交易所前总裁基思·芬斯顿。实际上，“菲”的所有董事在《美国名人录》中都有长长的条目，而里斯科当时没有一名董事登上《名人录》。这对里斯科来说相当方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双方的不同。在无意的讽刺当中，美国统治阶级的标准花名册充当了一帮反叛者的瞄准器。
诚信收购中产生实效的每一个情景都被尽可能再现。11月，里斯科开始收购化学银行股票，这一次还是通过第一泽西国民银行。几天之内，里斯科就以350多万美元的成本默默购买了5万股，而没有引起外部谣言或市场混乱。同时，现在是里斯科子公司的诚信持有10万多股普通股，使里斯科控制的股票大大超过化学银行全部股票发行量的1%。1969年1月，事情仍然严格保密，并且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管理层没有建立任何联系，这时里斯科开始为化学银行股东准备一份模拟收购要约。和收购诚信时一样，它包括按当时的市价计算价值远远超过化学银行股票的认股权证和可转换债券。或许，曾经奏效的将再次奏效。当1月的最后一天，化学银行通过它的日常情报渠道终于获得确定的消息，得知里斯科正在筹备收购时，里斯科还没有决定进入下一步收购计划。
这一消息并没有完全出乎伦查德的意料。早在1967年12月，化学银行就开始不时谨慎地跟踪里斯科的收购行为，次年秋天伦查德就开始听到“一家租赁公司”想收购化学银行的传言。令人吃惊的是，11月对化学银行股票的收购竟然完全没有被察觉，化学银行甚至没人听说过“菲”这一代号，传言似乎也消失了。然而，当1月31日收到确定消息时，伦查德对化学银行应该采取何种反应没有任何迟疑。他和他的银行将全力迎战里斯科。确实，正如收购诚信一样，合并能够为双方股东立即带来经济利益。但对伦查德和他的同事来说，事情不是股东短期利益那样简单。拥有一个半世纪历史的化学银行会沦为名不见经传的暴发户里斯科公司的一个小小的子部门？董事会成员罗姆尼斯、拉莫特·杜邦·科普兰德、罗伯特·C·泰森、奥古斯塔斯·C·朗、T·文森特·利尔森和基思·芬斯顿会听命于29岁的索尔·P·斯坦伯格？在高级银行圈子，这样的想法简直是亵渎，因此，伦查德一听到这样的消息，便不出意料地打电话给一位银行家朋友，一个最有可能为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的人：小托马斯·J·斯坦顿（ThomasJ.Stanton，Jr.），第一泽西国民银行总裁兼里斯科董事。这是怎么了？伦查德要知道。“我会给你回电话。”斯坦顿回答。很有可能他接下来与斯坦伯格敲定了应该告诉伦查德什么信息。他并不掩饰地告诉化学银行老板，在里斯科下一次也就是2月11日年度股东大会之前的董事会议上，将讨论收购“一家大商业银行”的可能性。
收到这样的警告，伦查德开始采取积极的亡羊补牢行动。他成立了一个11人特别小组，谋划抵御任何收购企图的策略，总指挥为化学银行首席贷款官J·A·麦克法登（J.A.McFadden）—“一个聪明的家伙，对数字很拿手”，伦查德后来这样评价他，“并不是一个强硬的人，但也不是可以随便打倒的人”。他任命另一名银行官员罗伯特·I·李普（RobertI.Lipp）准备一份备忘录，列出化学银行所有可能采取的防御策略，2月3日，李普完成了一份包括7种不同措施的报告。（远在大颈区，几乎在同一时刻，里斯科完成了收购要约的起草，并进一步大幅买进化学银行股票。准确地说，以1422207美元买入了19700股。）伦查德在很久以后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持有我们多少股票，或者他们准备在收购要约中塞给我们的股东多少废纸。我们猜测，他们会为我们的每股股票提供市场价值110美元的交换条件，而我们的股票当时市价为72美元。因此，我们相当清楚要说服股东拒绝会是非常困难的。”
2月5日，伦查德采取行动，而且是激烈而危险的行动。他决定向媒体泄漏一条消息，迫使里斯科的企图曝光。这天下午，《纽约时报》金融版的银行专家H·埃里希·海涅曼（H.ErichHeinemann）打电话给他，说他听到了即将发生收购的传言，想求证一下是否属实。伦查德并没有照往常一样否认，相反，他回答说，传言确实有点影子。他又提供了一些细节和有针对性的评论，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刊出了一篇署名为“海涅曼的同事罗伯特·梅茨”的文章，摘录如下：
刚刚在商业剧中露面的约翰尼能够挤进大牌人物的圈子，俘获眼前最大的战利品吗？
看上去，这正是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在下一次野心勃勃的收购行动中希望做到的。传言中的收购目标是美国最有名望的银行之一，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该银行成立于1824年……
如果你想确定有事情正在发生……你将什么也确定不了。实际上，里斯科的公关人员已经打电话来希望从记者这里得到声明。
化学银行是囊中之物吗？可能性很小。化学银行董事会主席威廉·S·伦查德说话的语气就像一个海军上校演示着他确信将会得到良好执行的作战计划……他说：“我们决心采取一些手段抵御这类事情，而我们的手段将是强大的。”
可以理解，这篇文章成了当天银行界谈论的话题。伦查德继续执行他的计划，召开了新的战略会议，根据麦克法登为其中一次会议草拟的备忘录，会议讨论的一项措施是：
对于里斯科股票的市场广度还存在一些疑问，如果需要的话，打击它的价格或许是可能的。
这样的“打击”通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抛售或卖空里斯科股票来实行，将正中里斯科的要害，因为高股票价格正是它的力量之源，并且最重要的是，是收购一家像化学银行这样规模数倍于里斯科的公司的可能性来源。困难在于，卖空袭击这样的打击将构成股票操纵，违反证券法，有可能遭受罚款和牢狱之灾。由于明显的原因，没人愿意承认化学银行2月6日的战略会议采纳了这一行动建议。然而，令人吃惊而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同一天，一直盘旋在140美元高空的里斯科股票，突然开始以很大的交易量出现下跌。第二天收盘时，里斯科股票下跌了将近7点，在接下来的三周，它残酷地跌至100美元以下。关于即将发生合并的传言，尤其是巨人之间合并的传言，通常会使一家公司的股价上涨，而不是下跌。很久以后，斯坦伯格谈起发出化学银行收购要约和里斯科股票下跌之间的时间巧合时说：“这很奇怪，太怪了，就连国会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Patman）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但我们从没有机会阻止任何事情。”至于伦查德，他后来对一个国会委员会说，他认为股票下跌仅仅是机构投资者开始对里斯科失去信心的结果。但晚些时候，他又泛泛地指出，化学银行的战略会议上讨论的防御技巧之一来自《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叫做“多重打击”。在当时的背景下，“多重打击”只是老式卖空袭击的一个奇异的新名字。通过运用各种掩盖手段，从理论上讲，实施卖空袭击而不被当局发现是可能的。至少，有证据显示，在2月6日，有某个身份不详的人开始大量抛售里斯科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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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伯格对《纽约时报》文章的反应与伦查德预料中的完全一样。虽然斯坦伯格并没有做好提出收购要约的准备，并且实际上正在考虑推迟几个月，因为以他的观点看，时机还未成熟，但他现在决定，除了立即行动以外别无选择。而作为第一步，他决定下周一或周二与伦查德举行一次试探性会谈。
2月7日，星期五，《纽约时报》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斯坦伯格与海涅曼共进午餐。按照斯坦伯格的说法，这一时机纯粹是巧合，因为这次午餐几周前就安排好了。然而，这对海涅曼来说显然是意外的收获，因为当斯坦伯格这位如流星般划过金融天空的神奇小子出现在美国最大的金融童话的舞台中央时，这位记者充当了见证。午餐中间，斯坦伯格坚定地指出，双方都很清楚，他们所说的任何话都不得对外透露。然后，他开始自由地，即使不是轻率地，讨论里斯科的计划。结束后，他问海涅曼，作为一个了解银行业的人，他有什么看法。根据斯坦伯格的说法，海涅曼回答说，他有一刻相信斯坦伯格有可能放弃收购化学银行，因此斯坦伯格表现得像一个“无辜者”。无论如何，斯坦伯格后来确信，他对海涅曼才是无知的。那天下午，海涅曼打电话给化学银行，与公关负责人通了话，并对后者详细讲述了他从斯坦伯格那里听到的消息。同一天下午，这位公关负责人发给伦查德一份备忘录，部分内容如下：
海涅曼刚刚从与斯坦伯格的午餐会谈回来，并传达了如下信息。
他们说他们开始感到压力。他们知道将受到绝对抵制，并完全相信当他们提出收购意向时，将遭到拒绝……
埃里希说，里斯科在下周的年会上宣布收购意向和计划的可能性超过50%。斯坦伯格认为他们的收购条件将对我们非常有利……斯坦伯格明白地说我们处理国际业务的方式……是错的，将被改变。
（关于这一插曲，海涅曼的版本与斯坦伯格的版本在几个重要方面存在不同。首先，他后来说，这次与斯坦伯格的午餐会谈并不是几周前安排的，而是4天前安排的，是出于斯坦伯格公关顾问的紧急要求。并且更重要的是，海涅曼断言，在午餐中他没有被要求，也没有做出任何保证，所说的内容将被保密，他后来本着良心给化学银行打电话提供情报，是为了引出有可能成为新故事的更多信息。）
斯坦伯格后来说，这份备忘录基本上准确地记录了他在午餐中说的话，只有一个大的例外，那就是他并没有提到压力。实际上，他当时没有感到来自银行的压力，尽管他在后来有了足够多的感受。截至2月7日，里斯科感到最接近压力的是这一天斯坦伯格与大陆伊利诺伊银行信托公司（ContinentalIllinoisBankandTrustCompany）董事会主席唐纳德·M·格雷厄姆（DonaldM.Graham）的谈话，该银行是里斯科的大债权人。在谈话中，格雷厄姆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的企图对银行业将不是一件好事，并且补充说，他的银行高度重视与里斯科的合作关系，并且希望它继续下去。（伦查德实际上找格雷厄姆谈过话，并敦促他打消斯坦伯格的积极性。）这份备忘录似乎给化学银行带来了瞬间的优势。掌握主动后，这家银行采取了相对较大的行动，准备第二天在派恩街20号召开全面战略会议，虽然这一天是星期六。
这是一个佯攻和反佯攻的疯狂周末。斯坦伯格忙着参加里斯科地区经理的半年大会，由于这个缘故，他待在市内的丽晶饭店（RegencyHotel）。另一个巧合是，同一个周末，美国银行家协会（AmericanBankersAssociation）正在召开年会，因此纽约聚集了来自全美的数百位重要银行家。化学银行的战略会议不但有化学银行的内部特别小组参加，而且支持化学银行的其他华尔街大机构，包括第一波士顿、库恩勒布和霍恩布洛尔·威克斯公司（HornblowerWeeks）也参加了。该会议研究采纳了一整套防御措施，包括组织电话小组与化学银行的股东取得联系；拉拢最大的几家代理权经纪公司，让他们拒绝为里斯科提供服务；化学银行在可能的情况下自己进行与另一家计算机租赁公司快速合并，给里斯科设置反垄断障碍；以及可能通过在奥尔巴尼①和华盛顿的朋友寻求州和联邦政府的立法干预，使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为非法。虽然拥有这些武器，但在场的人似乎认为里斯科的冒险有很大的成功可能性。会上弥漫着背水一战、穷途末路和倒计时的感觉。对这次会议的报告当天晚上慢慢在聚在城中参加鸡尾酒会、招待会和晚宴的银行家们中间传开。其中一份报告说，一位与会者最后向上挥舞着双手说：“噢，让这小子把银行拿去吧。我们可以创建一家新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轻浮。
星期日，纽约遭遇了一场暴风雪，为数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结果，机场关闭，道路阻塞，铁路运输中断，银行家们被困在了城里。他们除了待着聊天以外无事可做，主要是聊里斯科和化学银行。银行家们与这一话题仿佛进入了一个高压锅。这天晚上，化学银行为来访的银行家们在广场饭店举行了招待会。（斯坦伯格，所有这些讨论的对象，则正在4个街区以外的丽晶饭店。由于并非银行家，他没有被邀请。）在招待会上，伦查德遭受了极大的愚弄。与他谈话的银行家似乎普遍认为整件事情相当可笑，对这种态度伦查德感到几乎没有赞同的理由。“别开玩笑了。”他会说，“如果他成功了，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你。”
星期一，纽约仍困在雪中，伦查德与斯坦伯格这两个之前甚至未通过电话的人，终于见面了。这天早上，斯坦伯格按照计划往伦查德办公室打电话，问他能否与他见面。伦查德说：“当然。我会为你的午餐买单，但之后我马上要开一个会。你有自己的车吗？”斯坦伯格说没有。“我会派我的车去接你。”伦查德回答说。于是伦查德派他的车去丽晶饭店，斯坦伯格上了车，舒舒服服地穿过泥泞来到下城，伦查德为他“买单”的午餐就在化学银行的私人餐厅里。人们不禁会想象这两名仇敌对对方的最初反应是什么。一个身形偏瘦，铁灰色的头发，有着特有的军人气质；在长岛的北部海滨拥有房产，非常了解他身后的帝国不可动摇的实力，是一个少言寡语而言词犀利的人。另一个圆圆的脸，爱笑，健谈，看上去比他荒唐的29岁的年龄小得多，说话时，喜欢挥舞双臂，或者触电般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在长岛南部海滨拥有房产（29个房间，网球场，两间桑拿室，毕加索和康定斯基的画。斯坦伯格自己富有个性的描述是：“一座同任何其他29岁的成功人士拥有的一样的现代建筑”）；一个生活充满能量和乐趣的年轻人。（与媒体反复报道的相反，他并不肥胖，只是有些魁梧；他胖胖的脸部照片欺骗了大众。）现在，以当年的悲喜剧风格，他就像一个公司版的校园激进分子，以混合着娱乐和同情的态度告诉大学校长，时代已经变了，年轻人掌握了天下。
两个人几年后向我对接下来的会谈进行的描述，在内容上存在一些差别，不过更大和更有趣的差别在于描述的风格和着重点。
伦查德：“斯坦伯格竭尽全力地阐述了他关于商业银行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如何发生变革的思想。大部分时候，我只是听着，我的同事总裁霍华德·麦考尔（HowardMcCall）和董事会副主席赫尔伯特·奥尔德里奇（HulbertAldrich）也是，他们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整个银行业都会受益，斯坦伯格说。我问他为什么单单选择化学银行，他说他喜欢我们的经营哲学，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组织一个单一银行控股公司，从而能够进行多元化经营，因此显示出我们信奉银行多元化经营的原则。显然，他放弃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是因为它们太大了。银行家信托公司和欧文公司被剔除则是因为技术性原因，摩根则大概因为它经营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批发业务。他看上去对我们比对汉华实业银行更感兴趣。
“我说，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明白，当一个没有银行经验的人通过收购挤进来时，会对我们的经营产生什么影响。董事和管理人员可能会离开。我明确说，我认为我不会留下来。在信托行业，要想让人们把资产交给银行管理，你需要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我说，遗产安排业务将会大批减少，不是因为他本身的任何原因，而是因为他是通过收购进来的。因此人们会担心某个喜欢收购的人掌握了我们的股东名单。银行家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将受到危害。
“我认为这对他产生了一点影响。斯坦伯格说他并不想进行一次恶意收购，换句话说，他不想，但也许会。这是某种威胁的暗示。我说：‘如果你想挑起战争，我是相当善于打恶战的。’他说他想在他公司的年会结束后，第二天下午把里斯科的计划完整地演示一遍，并希望化学银行能够改变主意，愿意合作。我很享受这顿午饭。当然，其问也有些好笑之处。”
斯坦伯格说：“那天上午到达派恩街20号后，我走出伦查德的车，进入这家银行。那天因为暴风雪，人不多。伦查德的秘书非常友好地说：‘噢，你好，斯坦伯格先生，见到你很高兴。’伦查德走出来，与我握手，说：‘你好，索尔。叫我比尔。能带你四处走走吗？’其实，我当时并不对那座建筑很感兴趣。于是我们边走边说，先到了他的办公室，然后去银行的餐厅。
“我们先开了一会儿玩笑。他问我为什么想成为银行家，我回答说：‘上帝眷顾醉汉和银行家，而我不想成为醉汉。’接着，我开始实话实说。我告诉他里斯科拥有多少股化学银行股票—超过30万股。我说，我们并不打算买进更多，因为太贵了。我坦白地告诉他，《纽约时报》的文章打乱了里斯科的计划。我们本来打算等到关于银行控股公司的新法律通过之后再行动，那可能需要6个月或者1年。现在，我们受到胁迫，我主动承认对于我们来说时机并不成熟。
“我开始讲我的哲学，那就是，化学银行以及所有商业银行的管理，都应该表现出对股东和客户更加积极的回应，以及我认为我们可以如何做到这一点。我说，我认为，在银行的普通职能之上增添一大批新的服务将增加其资金的内在价值，对于这一点，他表示完全赞同。他开始谈论一次恶意收购可能对银行经营造成的损害。他说，高级管理人员很可能会辞职。他提到会失去客户，我说他们在那样一个货币紧缺的时候匆忙退出的可能性很小。他谈论了信托业务的损失。我问：‘它赚钱吗？’他笑了，说他不确定。他说如果我想挑起战争，他是很善于打恶战的。我说我打恶战的记录也相当不错，至少相对于我的年纪而言如此。但接着我说，我并不打算进行恶意收购，虽然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告诉他，4天之后我将和妻子和孩子去波多黎各度假，孩子们正放寒假。而我是一个十足的专业人士，假如我企图进行恶意收购的话，是不会安排这次度假的。他看上去很惊奇，问：‘你真的要去波多黎各？’我说是的。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变得很轻松。我想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谈。一切都很友好。不过最后，当麦考尔和奥尔德里奇进来的时候，气氛变得压抑起来。麦考尔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奥尔德里奇则即将吃完。麦考尔看上去根本不想跟我有任何关系，奥尔德里奇干脆表现出敌意。但伦查德打断他们说：‘看，索尔说了他并不打算进行恶意收购。’麦考尔的脸色亮起来，他说：‘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我提议在我从波多黎各度假回来之后，他和伦查德说：‘噢，最好在那之前吧。’然后我们安排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公司股东大会之后。我出来的时候情绪很好，只是奥尔德里奇仍然很冷淡。等一下，我刚刚想到，他对伦查德也不是很热情。”
于是，敌对双方首领的第一次会谈打成平局。那天下午，伦查德接到诚信保险公司的罗伯茨打来的电话。从里斯科前一次征服行动中显然获得了满足的被征服者说，他认为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的合并对银行将是一件好事。“我对他说他疯了，”伦查德后来说，“我说计算机租赁与银行毫无关系。他说里斯科跟诚信合并并没有伤害诚信。我对他很失望。”同一天下午，麦考尔让化学银行的人为他准备一份里斯科债权银行的清单，后来一个国会委员会拿到这份清单时，发现上面一些银行名字的旁边打上了标记。这份清单的目的，以及那些标记的意义，没人知道，但表面上看，就在那天下午，斯坦伯格开始感到来自银行界的“压力”，里斯科的两家投资银行伙伴，怀特韦尔德和莱曼兄弟，打电话通知他，他们将拒绝参与里斯科对化学银行的任何收购要约。
那天晚上，银行家之间进行了更多的社交活动。伦查德参加了储备城市银行家协会（ReserveCityBankersAssociation）的晚宴，他后来说，他在这次晚宴上大概同300位银行家说了话。“除了大概谈论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外，我不记得做了什么别的。”他回忆说，否认他曾利用这次宴会进行反里斯科的宣传或者请求对化学银行的帮助。（不过，在工作时间他毫不吝啬这样的努力；怀特韦尔德和莱曼兄弟的反里斯科宣言就是因为受到化学银行的热切请求。）
第二天下午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礼堂举行的里斯科年度股东大会上，事情进展得很平静。开始，人人心中所想的话题并没有被提起，直到斯坦伯格提出，里斯科成为一家综合金融服务组织的努力包括进入银行业。“要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他说，“必须进行谨慎的权衡和判断。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确定具体的银行。”
全场安静下来，斯坦伯格通过提问打破了沉静。一位股东干脆问里斯科是否计划收购化学银行。斯坦伯格回答说里斯科并没有发表任何关于这家银行或任何其他银行的声明。一段时间以后，另一位股东问，里斯科是否已经与化学银行进行了收购谈判。
斯坦伯格面临考验。本来整个周末他都计划着在这一场合宣布收购化学银行的决定，但现在，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与化学银行的管理层举行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因此他已经决定暂不宣布。从策略上讲，最好是回避这一问题，但他放弃了这种做法。“我对自己说：‘咳，我不会撒谎。’”他后来回忆。他回答说：“是的，我们已经与化学银行会谈过。”就这样，他首次公开确认了至此为止只存在于传言和猜测中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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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管理层的私人会议上，斯坦伯格发现，前一天的午餐会谈打开的合作之门似乎关上了不少。防御方获得了自信。这一次，双方首领都带着各自的主要助手。斯坦伯格带着三个人，包括罗伯茨和顾问罗伯特·霍兹（RobertHodes），伦查德带着四个人，包括麦考尔、奥尔德里奇和特别小组总指挥麦克法登。斯坦伯格把前一天午餐会上对伦查德说的大部分内容重复了一遍，这一次更加强调他的友好意愿，以及对使用威胁的厌恶。（奥尔德里奇对这次会议的私人记录写着：“里斯科不喜欢恶意收购，但为了达到目的有可能实施。”）斯坦伯格还做了进一步让步。他说他不准备担任合并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里斯科的所有同事都愿意以合并后公司的利润决定他们的去留。当伦查德说他不愿意在“脑袋被枪指着”的情况下谈判时，斯坦伯格强调他并没有拔枪，这“不是一场战争”。双方后来都认为这是一次热忱的会议，只是斯坦伯格觉得它并非“极度友好”。根据奥尔德里奇的记录，它实际上是以伦查德的发言结束：“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我们会考虑的。他们会得到我们的消息，或许周末，或许下周中。”
实际上，斯坦伯格将在2月14日那个星期五，再次获得伦查德的消息，但同时化学银行的防御团队也没有闲着，而是正准备好大枪，即那些伦查德一开始描述为“强大”的“资源”。化学银行又召开了一次全面战斗会议，会议讨论集中在修改化学银行章程的可能性上，这能使里斯科的收购即使并非不可能，在法律上也会相当困难。会上还讨论了收购一家火灾意外保险公司，从而与里斯科拥有的诚信产生冲突的方案，以及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某个巨型保险公司收购化学银行的方案，表现出宁死不屈的东方情结。
实际上，这些方案都没有实施。不过，最后一个方案显然反映出银行家们强硬的不妥协态度。按照计划，化学银行请最大的两家代理权经纪公司，达德利·金公司（DudleyKing）和乔治森公司（Georgeson），拒绝为里斯科提供服务。伦查德打电话给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向他告知情况，并且并非无意地努力说服他里斯科收购将对整个银行业不利。（马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里斯科股票持续下跌。到星期五，它跌至123美元，陷入完全的溃败。或许，化学银行的各种防御手段中最有效的在立法层面。从2月14日起，化学银行的顾问之一，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的理查德·西蒙斯（RichardSimmons），开始全职投入里斯科的案子，集中精力起草专项法律，以防止或阻碍里斯科之类的公司对化学银行之类的银行进行收购，并使这些法律草案变成奥尔巴尼州议会和华盛顿国会上的提案。一项新法提案，由一个很大的相关利益方特别起草，却能够被州或联邦的立法机构毫不质疑地接受，这看上去是不是相当奇怪？无论答案是什么，州长洛克菲勒（Rockefeller）选择在这一周督促纽约州议会颁布一项法律，在本州境内停止任何非银行企业对银行的收购，只要“控制权的行使可能损害银行的安全和行为道德”。星期五，一份完全一样的直接出自西蒙斯之手的新法提案被发往奥尔巴尼，同时，一份目的类似的法案提交给华盛顿的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SenateBankingandCurrencyCommittee）主席，参议员约翰·J·斯巴克曼（JohnJ.Sparkman）。显然，化学银行有理由相信，两边的草案都将提为议案，而且将不进行重大修改。
于是，伦查德怀着战争出现转折的心情，于14日星期五再次致电斯坦伯格，安排新的会面。这一次，再没有关于恶战之类事情的讨论。毫无疑问，伦查德感到再没有进行这类讨论的必要。斯坦伯格还要去度假吗？斯坦伯格说他还要去，第二天出发，19日，下个星期三，离开波多黎各，那一天他在华盛顿有安排。伦查德友好地说，“打搅你的旅行可不好”，并邀请斯坦伯格20日下周四来与他再次见面。
到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本来的攻击方变成防御方。星期一出版的一篇《华尔街日报》文章对里斯科未来的盈利前景提出了质疑。里斯科股票当天下跌8点，至115美元，第二天又下跌2.5美元。西蒙斯的反银行收购法案及时地于星期二在奥尔巴尼提出。（随后获得通过，5月中旬成为法律。）里斯科又遭受进一步打击，它收到司法部的一封信，说司法部听说了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的计划，并指出：“虽然我们并不想暗示这样一笔交易将违反反垄断法，但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尤其是《克莱顿法》（ClaytonAct）第7部分，我们会提出一些疑问。”（第7部分禁止有可能通过减少竞争来限制交易的合并，把它如当时通常解释的那样适用于里斯科与化学银行合并案，将非常值得质疑。一直没有人解释为什么司法部会在那个特定时刻发出那样一封信。）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斯坦伯格与家人正在波多黎各的剑鱼滩打网球和游泳。他后来坚持说，他只与他在大颈区的办公室通过两次电话。不过，很难想象他竟然完全没有听说《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里斯科股票的持续下跌、奥尔巴尼的法案和司法部的恐吓信。虽然好冲动，但斯坦伯格是一个擅长思考的人，也许，在剑鱼滩的游泳池边放松的时候，他自嘲地想过，自己前一周刚刚在一个洛克菲勒（大卫·洛克菲勒）的银行里召开公司年会，现在又在另一个洛克菲勒（劳伦斯·洛克菲勒）的酒店，花最高的价钱，换取从作战前线上抽身的短暂休息，而同时，第三个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在敦促州议会通过一项法律，旨在阻碍他从事他认为既合法又对社会有益的事业。
19日，星期三，斯坦伯格在华盛顿的一天是令人沮丧的一天。一切现在似乎都对他不利。首先，里斯科股票价格的神秘下跌正在一天天削弱公司的收购能力，但这还不足以使情况变得毫无希望。斯坦伯格计算过，只要里斯科股票价格不低于85美元，他就能够发出对化学银行股东有吸引力的收购要约，而不会降低里斯科的每股盈余。到2月19日，里斯科股票稳定在110美元左右，因此发出诱人的收购要约仍是完全可行的，只要能够找到阻止股票进一步大幅下滑的办法。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全美国的立法形势，这正是把斯坦伯格带到华盛顿来的问题，而他在这里看到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全美的议员们都沉浸在可怕的反联合、反收购情绪中。这一天中，斯坦伯格与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一半的成员和几名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谈了话。毫无例外地，他发现他的谈话对象坚决反对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而他们的理由在他看来完全不可理喻。一次又一次，他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毁掉一家银行，而是为了赋予它新生，并且，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绝不一定是坏事，而是自由企业制度下重要而且必要的一部分，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积极进取的管理方式取代落后过时的管理方式的唯一途径。一次又一次，他发现自己的观点只得到对方的沉默，他本人则被当做喜欢掠夺并不属于他的财产的商业强盗。这些简短对话的高潮部分是他与关键人物参议员斯巴克曼的对话。根据斯坦伯格的叙述，部分对话内容如下：
斯巴克曼：几周前，一个人在这里向我抱怨，说有人挤进来收购了他的银行，然后把他解雇了。现在，我们再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斯坦伯格：但是，参议员，整个经济是靠利润运转的。如果一个银行的总裁带不来利润，他就应该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被取代。除非你想改变整个系统—
斯巴克曼：不，不，我并不想那么做。顺便说一句，你看过我准备提交的反银行收购的法案了吗？（打电话叫他的秘书）小姐，化学银行律师发来的法案在哪儿？我想拿给斯坦伯格先生看一看。
就这样，斯坦伯格第一次知道了西蒙斯按照化学银行的要求起草，并且按照参议员斯巴克曼的亲密说法，“发来”的法案。实际上，斯巴克曼在3月底提交了这份法案。与在纽约州议会不同，它从未获得通过。但3月19日，化学银行聘请的律师显然正在充当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主席的某种非正式法律助理，这一消息进一步加深了斯坦伯格的绝望。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开始认识到，他与斯巴克曼的谈话只是一幕华盛顿高级情景剧。
“我那天晚上回到纽约，感到没有获得任何确切的消息。”斯坦伯格后来说。实际上，那一天，由于认识到美国政界和商界的大人物都坚决一致反对他，斯坦伯格决定投降。第二天，他按计划去派恩街20号参加与化学银行顶层人员的第三次会谈。事后表明，这将是类似会谈的最后一次。让我们再一次看看两个不同版本的描述：
斯坦伯格：“我赴会时口袋里装着一份公开声明—一份投降声明。我告诉他们，我前一天去了华盛顿，以及我见过哪些人。我说，我已经从同那些人的谈话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提出收购要约的唯一途径是获得化学银行对合并的热情支持，我甚至也不确定这是否有用。我等了一会儿。说得好听一点，化学银行没有人表达出合并热情。接着，我说，一个半小时后，我将发布一份撤退声明。我把声明从口袋中拿出来，读给化学银行的人听。你可以感到他们如释重负，几乎能够触摸到那种感觉，就像一种沉默的喧闹。所有人都握了手。我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
伦查德：“斯坦伯格与几个随从一起来的。他说他已经决定，现在不是推进收购的时机，为此他当天将发布一项公告。这是一次非常友好和令人满意的会议。”
斯坦伯格后来发布的公告在最后一部分极大否定了他此前表达过，此后将再次强调的哲学，这表明他短期内被洗脑了。公告内容如下：
纽约大颈区，1969年2月20日。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董事会主席索尔·P·斯坦伯格今天宣布，他没有收购化学银行纽约公司（ChemicalNewYorkCorporation）的计划。没有对方管理层的支持和热情，里斯科对迫使化学银行就范不感兴趣。
斯坦伯格先生认为，恶意收购重要银行会对整个经济不利，因为有可能损害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和声誉，削弱公众对之的信任。
罗姆尼斯、科普兰德、泰森、朗、利尔森、芬斯顿和化学银行其他董事当天下午看到下面的电报时，大概会非常满意：
很高兴告知诸位里斯科已经宣布撤销收购化学银行的计划。
比尔·伦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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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事情在正式开始两周之后结束了。“他们”—化学银行、银行业的大部分人、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华尔街诸多方面的大人物、最大的代理权经纪公司、纽约州州长及议会、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众多或多或少相关的人物—联合起来打击里斯科的索尔·斯坦伯格，并且明显造成他在最后一刻丧失了勇气。他和里斯科那年夏天又卷土重来收购了英国出版业巨头，帕加玛出版公司（PergamonPress）。这次他表现得坚强不屈，但从财务的角度看是一场灾难。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它对美国商业和社会都产生了影响，有的影响不一定是好的，有的则可以肯定是具有净化作用和启示性的。伦查德后来说：“我对整件事情的态度相当严肃，虽然我知道许多人不是这样。我们银行现在对这种事情更为警惕。我为之受到很多嘲笑。如果斯坦伯格固执己见，很有可能会导致一场战争。我不是说我们可能会被打败，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成功打败他们。不过，我非常高兴我们并没有被迫进入这一过程。”
斯坦伯格对于整件事的主要记忆是那么多人对它歇斯底里的反应。“没有人是客观的，”他说，“我想要客观的观点，却就是得不到。整整那两周，我从未见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不停地从对方阵营跳出来攻击我们，就因为我们想收购一家大银行。有些攻击相当可笑，一贯稳重的投资银行家说话的样子就好像我们在玩弄黑手党的伎俩，而且攻击一直在持续。我们放弃计划几个月之后，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仍然打电话来激动地说：‘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你试图做的—’但他们就是说不出为什么。我们触动了某种神经中枢，我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在一次聚会上，一家巨型公司的老总问我，在针对我们的行动中是否有反犹太倾向。我说，就我所知没有。确实有反犹太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但事情比这个更复杂。我现在认为，假如我们真的进行一次恶意收购，那将会是一件好事，因为会举行国会听证会，好让所有那些腐臭的情绪都在空气中曝光。”
投降后，斯坦伯格立即在悔恨中总结了自己情绪化的反应：“我一直知道存在一个老派堡垒，我曾经还以为自己是它的一部分。”至于老派堡垒，或许它对这件事的结论，就是一家尊贵的商业银行的一名官员，用缺乏逻辑、惜字如金而又具有误导性的老爷方式发表的经典言论：“绝不要相信一个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