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缺点在于不宽容，年轻人统治则使华尔街一直尊崇的品质—年龄和经验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变迁能够更加深刻地摇撼传统的华尔街。那么，价值观的突然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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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偶然地，文化和社会变革在冲击着美国华尔街的同时，也冲击着纽约的华尔街。1968年，纽约第一次在那些一向乐观的公民眼中显得难于驾驭，失去控制。热爱这座城市的人坚信，尽管它经历着短暂的混乱—迷雾、噪音、阻塞的街道、种族对抗、毒品和犯罪的致命循环、丧心病狂的反公众行为、办公室腐败—某种深层次的代表秩序和善行的文明法则之手会在无形之中掌握它，因此情况最终会好起来。但1968年，臭名昭著的教师罢工，既震惊了对关闭学校嗤之以鼻的公众，也震惊了导致它并使它持续下去的玩世不恭的政治玩弄者。也许正是因此许多市民绝望地感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消失了，假如它确实存在过的话，并且秩序的基础不复存在。
当然，这仍然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并且总有一天绝望的感觉会过去。少数派发出新的尖锐声音是因为获得了新的自由，而不是遭遇到新的敌意。正如音乐评论家哈罗德·C·勋伯格（HaroldC.Schonberg）指出的：“很快，世界上任何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艺术、最好的音乐、最好的图书馆、最好的餐厅、最多样的娱乐将唾手可得。”纽约勇敢而坚韧的艺术与文化之花在社会秩序的一片废墟中正在盛开。有立必先有破，我们可以不把1968年的纽约看做一座垂死之城，像许多城里的智者自信地宣称的那样，而是把它看做一座新生之城。
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化中心都首先是金融中心。纽约为这一句话提供了经典例证，但是用它作为论据必须非常谨慎。如果从中得出金融中心会自然而然地催生文化的结论，就会落入最普遍的逻辑错误。不过，这却是一个隐含的事实，尤其从1968年华尔街的角度看，因为它与百老汇戏剧界、百老汇以外的戏剧界、林肯中心、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格林尼治村屹立在同一块岩石上。在那一刻，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1965年华尔街的道德和习俗的变革是猛烈的：与后台办公室瘫痪并存的，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社会变革中必不可少的对旧式权威的颠覆，以及对旧习俗的断然摈弃。但华尔街的变革，如同纽约的变革一样，并非完全不好。废墟中有新的花朵在萌芽，甚至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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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看或多或少并未被触及的老社会教条。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华尔街最邪恶又最不可或缺的，比如，它由来已久的对女人和黑人的偏见只在象征意义上减轻过。
华尔街的女人（和美国其他地方一样）正在为争取重要地位而奋斗，但她们人数不多。到1968年，有数百名，或者数千名女性经纪商，她们主要为不断增加的女性投资者服务，而后者主要也只信任女人，这是社会改革与金钱之间达成共同利益的一个令人愉快的例子。但在高层，纽约下城的女人则很难与华尔街的男性沙文主义者一争高下。1967年12月28日，性格坚韧、雄心勃勃而和蔼可亲的三十多岁的女经纪商穆里尔·西伯特（MurielSiebert）成为现代纽约股票交易所第一位女性成员。她曾在数家经纪公司当过股票推销员，后来决定自立门户。她第一天步入交易所场内进行交易时，从不以敏感闻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当局，要求她佩戴实习生的徽章。1970年7月，纽约的一名家庭主妇，玛德龙·泰利（MadelonTalley），厌倦了全职太太的生活，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了一些金融课程，成为德莱弗斯杠杆基金（DreyfusLeverageFund）的合伙经理人，她也是华尔街第一位女性基金经理。几扇长期紧锁的门打开了一条缝，但也只是一条缝而已。
至于黑人男性（更不要说黑人女性），华尔街将1965年对他们的非象征主义歧视升级为60年代末的象征主义歧视。1968年7月，希尔森汉米尔公司（ShearsonHammillandCompany）开始着手在哈勒姆区①腹地开设分支机构的计划，这是全美国在黑人聚居区开设的第一家经纪公司分支机构。认为哈勒姆区的本地人能够产生足够支持一个分支机构利润的经纪生意，是不现实的，而希尔森汉米尔公司没有进行如此堂吉诃德式的假设。人们有一个顽固的观念，那就是白人金融机构—大基金会、共同基金、退休基金、捐赠基金—出于慈善或公共关系的目的，愿意把一部分经纪业务从一个设在哈勒姆区的分支机构分流出去，其用心良苦的目的是把佣金收入注入贫穷的黑人社区，而不是反过来让富足的华尔街人赚取佣金收入。希尔森汉米尔公司与不同的哈勒姆区团体，尤其是当地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就具体事宜发生了争论。最终，希尔森汉米尔公司决定建立一个基金会，命名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CrispusAttucks），据信这是在美国革命中第一位被杀死的美国黑人的名字。该基金会将“致力于帮助哈勒姆社区建立健康的经济”，以希尔森汉米尔公司的哈勒姆分公司总收入的7.5%作为其资金。1969年7月，分公司开业，位于哈勒姆区的主要街道，第125大街，职员主要是黑人，经理是小拉塞尔·戈英斯（RussellGoings，Jr.），一个严厉而和善的人，三十多岁，曾在美林公司在郊区的一个分支机构干过，还当过一段时间布法罗比尔橄榄球队的球员。很多白人机构给分公司送生意，使它能够小有利润（起初，99%以上的生意都是机构生意），也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基金会带来了大量收入。用玩世不恭的观点看，希尔森汉米尔公司的所作所为，可以看成是有负罪感或者恐惧感的白人向黑人献殷勤的又一个例子。不过，在华尔街与世隔绝的环境下，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显然，在大多数时候，这是世界上最不会为负罪感驱使的一个地方。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有类似进展的迹象，不是在1968年，但很快。1970年2月，约瑟夫·路易斯·瑟尔斯三世（JosephLouisSearlesIII），一名31岁的年轻黑人，纽堡勒布公司（Newburger，LoebandCompany）的一般合伙人和交易所场内经纪商，将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成员。与他之前的许多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一样，瑟尔斯是借钱购买席位；和拉塞尔·戈英斯一样，他以前也是一位明星橄榄球员—在那时，曾经参与美国人最喜爱的周末娱乐运动的记录，很明显是黑人进入经纪业实际上的先决条件。但事情有意想不到的讽刺意味，约瑟夫·瑟尔斯在对任何肤色和种族的人而言都最糟糕的时刻进入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市场是残酷而公正的，到这年11月，瑟尔斯在1970年的大崩盘中输光了全部身家，很快退掉席位，离开华尔街，在别处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1970年底，纽约股票交易所将只剩下一名女性成员，而没有任何黑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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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开始，华尔街几乎再没有什么和原来一样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年轻人的胜利。两代人之争以一方大获全胜告终，华尔街杀死了它的父亲，完成了弗洛伊德式的想象。在昙花一现之间，20世纪60年代末期变成年轻天才（蓄着连鬓胡子的快枪手）的全盛时期。那是怎样的年轻人形象呢？他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通常上过不错的商学院；不到30岁，通常远小于30岁；穿着醒目的条纹衬衫，宽宽的领带随意飘动；浑身散发着自信，自以为是，近乎傲慢，嘴里不停冒着新词，“业绩”、“理念”、“创新”和“协同效应”；说话很快，干活卖力（但和后台办公室的那些人不同，他似乎很少碰毒品，包括大麻）；如果走运，他能够从他管理的资产里获得40%~50%的提成，外加每年超过5万美元的年薪。
实际上快枪手们几乎不需要争取“业绩”。年轻就是他交易的资本，借着华尔街文化时尚令人难以置信的陡然转向，他已经是赢家。《机构投资者》杂志介绍了一名不到30岁的股票分析师，有三年的工作经验（对于1968年的年轻分析师来说是很不错的），年薪2.5万美元，为了改善自身环境，他决定换工作。自我推销的两周之内，他收到15份工作邀请，其中一份年薪3万美元，实际上可能拿到5万美元，并且在两到三年内可能当上合伙人，另一份年薪3万美元外加奖金、利润分红和递延薪酬。《机构投资者》还介绍了另一位，32岁的年纪，已经年薪5万美元，收到一家招聘管理人员的共同基金的邀请，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年薪近15万美元。“你知道这一位说什么吗？”目瞪口呆的招聘者说，“他说他愿意考虑！”
从数量上看，年轻人已经统治华尔街。一家波士顿的老牌投资咨询公司估计并向其客户报告了令人吃惊的事实：1969年的所有投资业人士中10%为45岁或以上，25%为35~45岁，余下的65%都在35岁以下。在新的环境下，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面临如此多的选择，以至于有时候他会选一个全国闻名的股市弄潮儿当一当。阿尔戈斯咨询公司（ArgusResearch）的马丁·萨斯（MartinSass），25岁，发现了一家处于反弹阶段的针织品公司，叫做度普兰（Duplan）。由于中意它的管理层和主要产品女性内衣，他便在1968年4月推荐了它的股票。结果，度普兰成为当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上涨幅度最大的股票。当《商业周刊》1969年初采访萨斯的时候，他身体往后一靠，说“我选出来的股票大约95%都是表现平平的”，一副年老政治家漫不经心的派头。接着是比尔·伯克利（BillBerkley）。1966年，20岁的他还是哈佛大学一名帅气、自信的大二学生，据说有个人到他的班上去，请所有对一年2万美元的报酬满意的学生起立。一些学生站起来。5万美元呢？更多学生站起来。那么，10万~20万美元？这时整个班都站起来，除了伯克利。1968年6月一毕业，他就与一名“老”合伙人（25岁）成立了伯克利械习补�荆˙erkley，DeanandCompany），到第二年1月，他们已经管理着1500万美元的投资账户，并发起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基金。
1968年，创业基金的弗莱德·卡尔已经年过37岁，权益基金一度令人畏惧的弗莱德·阿尔杰也已35岁，都是转瞬即逝的明星。（“你喜欢哪个弗莱德？”几年前华尔街人还互相询问，现在再也不了。）杰拉尔德·蔡，40岁，是值得尊敬的昔日英雄，但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开始相信，而且也没有出现反证，几乎任何40岁以下的人，都能本能地比40岁以上的人更能理解和预见飞快发展的新兴非传统公司的壮大。在这种新的歧视性景象面前，年龄再一次陷入绝望的挣扎。“才能和判断力不光是年龄的产物。”注重传统的戴维·L·巴布森公司（DavidL.BabsonandCompany）严厉地致信它的客户，“但在经验和评估风险的能力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人们可以想象年轻的枪手们对这种说法会报以怎样的嘲笑。
年轻人的缺点在于不够宽容，年轻人统治则使华尔街一直尊崇的品质—年龄和经验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变迁能够更加深刻地摇撼传统的华尔街。那么，价值观的突然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好事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华尔街出现了人才的青黄不接，1930~1950年之间，富有才华和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不愿意去那里工作，造成人才真空。但显然还有别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的青年恐惧和青年崇拜的洪流；人们开始相信，只有年轻人才能理解和掌握老一辈创造却不能控制的新世界；最后，人们开始排斥无意义的经验，并且不加判断地服从不经事实干预的直觉。靠梦想和风潮生存的华尔街，尽管装腔作势地摆出理性务实的样子，却正是年轻人茁壮成长的温床。
华尔街提供了一个让一种趋势可以自我延续下去的氛围。华尔街成功的传统秘诀、个人关系和内部消息，现在为年轻而不是年老的基金经理或经纪商服务。一名飞速发展的特许经营公司或计算机租赁公司的30岁的总裁，愿意与一名60岁的华尔街人一起进餐或达成交易呢，还是愿意与和他一样自命不凡的30岁的时髦年轻人这样做呢？至于股市1968~1969年的热门股票，华尔街的老年政治家只有白日做梦的份儿。他们仍然可以随时搞定通用汽车或者国际电话，但那不是最令人激动的所在。
到底管用吗？年轻人的直觉和特有精神，作为证券分析的工具，对广大投资者来说管用吗？从结果上看并不管用。1970年，大部分热门股票都会跌下马，大部分吹捧过它们的年轻枪手都会离开证券业，或者，被证券业抛弃。正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70年春天所写的：“天才就是上涨的市场。”一旦上涨的股市开始下滑，鹰的眼神就会变得空洞。但年轻人的狂欢所带来的华尔街信仰和价值观的短暂变革，对于某些脆弱的习俗是一次必要的修正，是一次以后会带来统一的对立。它让华尔街明白，老人也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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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金融界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战争代表牛市、和平代表熊市的顽固观点，这还是本世纪第一次。这种实际上的鹰派观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根深蒂固，正是一战使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最大的债权国，并带来巨大的军火利润，这在新政时期曾遭到奈氏委员会（NyeCommittee）的严厉曝光。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牛市，主要是因为过重的收入税，但它显然也没有造成熊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比珍珠港事件前一周高50%。朝鲜战争，以道琼斯指数来说，稍稍有点熊气。事实上，正如艾略特·简维（EliotJaneway）在《危机经济学》（TheEconomicsofCrisis）中所写的，“美国的战争似乎不光对大人物有好处，通常对几乎所有人都有好处”。国际冲突是很好的商业版新闻，因为战争，或者战争的可能性，让人们像机器一样繁忙。相反，国际调解或者调解的表象，会引起人们对就业不足或产能过剩的恐惧。正如共产主义者一直说的，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地靠战争繁荣。或者如果从道德而不是政治角度考虑这一问题，道琼斯指数多年来对和平与战争的反应，为市场尽管是人类心理的产物，却缺乏人类灵魂这一事实，提供了最鲜活的证明。
20世纪50年代末，是冷战冲突、核试验竞争、各种难以想象的武器的储备竞赛如火如荼的年份，华尔街已经习惯于把最轻微、最短暂的国际调解，更不要说国际友好行为，当做恐慌的信号，华尔街令人心寒的态度也被带入20世纪60年代。但是，1962年10月令人毛骨悚然的古巴导弹危机过后，出现了短暂的股市下滑，显然是因为投资者在惊恐中认识到，虽然战争可能对股市有好处，但首先要能够活着才能享受这样的好处。1966年，当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首次到达华尔街时，它的反应基本上是轻蔑的。那年4月12日，一群自称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约十多个青年男孩儿和女孩儿，从观光走廊向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投放反战传单，使交易所交易出现短暂的中断。他们被武装保安拖出了观光走廊。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官员则说，毫无疑问是理由充分的：“我们不希望观光走廊被当成政治平台。”不用说，股票市场平均指数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两天后，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外面的布罗德街发生了一起小规模激战，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青年与右翼团体美国自由爱国者联盟（AmericanPatriotsforFreedom）拳脚相向，相互辱骂。华尔街官方完全不加理会，但对战争的公开辩论最终还是侵入了它的领地。一年多以后，艾比·霍夫曼同他的朋友朝交易所场内扔美钞，并招致他们预想的反应。
起初我以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扔钱只是小事一桩［霍夫曼后来写道］……我们甚至没有叫来媒体。我们大概有18个人，我们一进去，保安立即和我们对上了。“你们是到这儿来示威的嬉皮士，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生。”“谁是嬉皮士？我是犹太人，而且我们不示威，看，我们没有示威标语。”我反驳道。保安……同意放我们进去。我们与所有其他游客一起排队，互相聊天。当队伍移到角落时，我看到从来没有那么多记者挤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开始搞怪，吃钱，接吻，拥抱，诸如此类……我们被引进去，并立刻开始朝栏杆里面扔钱。庞大的收报机停下来，经纪商们发出大声的欢呼。出来的时候，我又继续在媒体面前表演……我们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门前跳舞，庆祝扔钱行动的结束。我烧了一张5美元的钞票。
这一事件完全没有明显的反战内容，但这群嬉皮士还是被华尔街与反战行动联系起来，或许，收报机停止、经纪商为嬉皮士欢呼的那个1967年的夏日，标志着华尔街转变其战争态度的时刻的到来。无论如何，这一转变到第二年春天就彻底完成了。1968年4月头两个星期的股市表现令人惊讶，股价狂涨，交易量刷新，预示着疯狂的投机年代即将来临。这明显是市场对和平做出的反应，因为约翰逊总统在3月31日发表了退位演讲，在巴黎也即将举行越南和平会谈。事实将证明，种种和平迹象都是虚假的。但对那些如我一样碰巧在4月3日身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人来说，华尔街的反应是真心实意的，几乎可以说是激动人心的。这一天创下了空前的交易量纪录，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天的下午。到收盘前10分钟，这一天的交易量已经突破1900万股大关，轻而易举地打破此前所有纪录，道琼斯指数则上涨了6点。交易场上方的荧光屏上，股票报价不断跳动。经纪商们不时地大喊和大声吹口哨。有一个人还发明了一种发射器，用它不时地把一架纸飞机发射到接近高高的天花板的高度。最后5分钟过去，场内的嘈杂声更加震耳欲聋。最后30秒，所有在场内走动的经纪商都加快脚步，几乎要跑起来。当收盘的钟声敲响时，欢呼声几乎要将它淹没，碎纸片从每个交易柜台飞起，仿佛节日里的焰火。看上去，每个人都很高兴。
如果真是这样，应该认为他们的高兴不但是因为和平的前景，而且是因为每个人都毫不费力地赚了钱。当然，在1968年的华尔街还是看得出一丝真正的和平主义理想的。比如，一个名叫弗莱德·梅茨（FredMates）的年轻基金经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弗莱德—甚至拒绝投资军火公司的股票，因为他不愿意发战争财。但总的来说，华尔街即将拥有的鸽派作风不像是与年轻人胜利的意外巧合。虽然他们衣着华丽，表面上反叛，但这些时髦的年轻人总体来说不关心政治，不感情用事，潜意识里一心只追求利润。从这一点来讲，与他们的投资技巧和个人风格相反，他们是老辈美国人的倒退，而不是同龄美国人的榜样。华尔街表现出来的反战思想主要来自老辈华尔街人，这一表现在1969年10月15日即反越南战争日达到顶峰。这一天华尔街领导人轮流朗读刻在三一教堂两个石质讲坛上在越南战争中死亡的4万美军士兵名字。除极少数例外，他们都不是少壮派，而是代表责任的巨擘，比如，纽约的美国信托公司（U.S.TrustCompany）执行副总裁及前证券交易所主席J·辛克莱·阿姆斯特朗（J.SinclairArmstrong）；布朗兄弟公司（BrownBrothers）合伙人及前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V·鲁萨（RobertV.Roosa）；莱曼兄弟公司的约翰·R·莱曼（JohnR.Lehman）；基德衅げ┑瞎�镜陌Ｃ籽撬埂ぐＤ匪梗灰约翱死�咚孤墒κ挛袼�–ravath）合伙人及前国防部副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Gilpatric）。
老冷战派已经发生180度逆转，现在正领导着华尔街走向和平，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实际的。就像1910年雄辩的诺曼·安吉尔（NormanAngell）领导下的英国，突然认识到帝国事业不再是一项赚钱的事业一样，1967年和1968年的华尔街领导人也突然意识到，像越战这样的战争对生意没有好处。实际的考虑因素变了，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联邦赤字使政府合约远远不像原来那么有利可图（如果曾经有利可图过的话），美元的大量流出使之不断在国际市场上遇到麻烦。美国人突然认识到，国外战争现在变成了国家债务。
讲求实际的头脑和疲软的美元使华尔街变成鸽派。美国人不能庆祝股市精神的转变，因为它根本没有灵魂。不过，1968年4月的疯狂日子，似乎不光是华尔街展现人们所熟悉的人性私利的日子，华尔街还展现了新的为人们所不熟悉的令人着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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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更加实际的层面上讲，华尔街的良知仍然同过去一样恶劣。我们可以从一个故事确定这一事实。
年轻英俊、精力旺盛的牧师弗朗西斯·C·亨廷顿（FrancisC.Huntington）长相酷似纽约市长林赛（Lindsay）。1966年，他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当助理牧师。他工作得并不开心，他认为他在那里的任务，就是探索那些在紧挨着三一教堂的金融区工作的高级专业人士在工作方面的道德问题。为了这个目的，他开始同经纪商、银行家、金融律师之类的人探讨问题，他会鼓励他们倾诉，用亨廷顿的话讲，“工作中什么使他们烦恼”。这一计划并没有大规模展开，因为那时的三一教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坚持它的传统原则，也就是着重灵魂的缔造，对世俗的股市放任自流—把恺撒的事交给恺撒，把上帝的事交给上帝。受到上级冷漠态度的打击，亨廷顿离开了三一教堂。1967年1月，他和一名秘书孤零零地在自由街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成立了一个名叫华尔街牧师会的跨教派组织，继续他在三一教堂开始的计划。
不多的资金来自一些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也包括三一教堂。三一教堂虽然不愿意鼓励亨廷顿在教堂内部开展计划，却乐于把它作为独立项目来支持。华尔街牧师会立即开始定期举办华尔街专业人士的午餐论坛，鼓励他们在论坛上说出他们的内心问题。1968年，辞去高管职位的约翰·费森加盟后，它开展了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后台办公室生活调查；1969年和1970年，它已处于研究市场全面崩盘对金融业员工的士气和道德的影响独一无二的位置。正如亨廷顿在组织目标中所写：“我们瞄准的是证券业内部的价值结构。”
起初，论坛很令人失望。它没有吸引到那些愿意提出亨廷顿所说的爆发性问题的人，当人们确实提出问题时，那些问题总好像是别人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除了文不对题以外，亨廷顿还发现，当他拒绝对他们的问题提供明确的道德回答时，他们会生气和失望，尤其是律师。为什么亨廷顿不能像最高法院放弃人类的法律一样，放弃上帝的法律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时，亨廷顿会笑着否认自己神职人员的身份。但律师们仍然不满意。
牧师会的论坛和访问最富有成果的方面是股票经纪商的良心问题。与律师不同，经纪商非常急于卸下包袱。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到1967年和1968年证券经纪业为罪恶感和绝望所负累。《牛津字典》告诉我们，1377~1694年间，“经纪人”的意思是“中间商、掮客、拉皮条者；总的来讲就是中介”。从亨廷顿和他的同事听说的情况来看，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的许多经纪商感到，这一解释并没有多大改变。
首先，该如何回答投资与投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这一永恒的问题呢？一名经纪商到底在什么时候鼓励客户购买一只明显有风险的股票是符合道德的，什么时候又是不符合的呢？投机提供了经济增长从而为国家造福这一老式论调，是一个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观点，还是伪善的狡辩呢？投机的习惯，就像肆无忌惮的赌博习惯一样，会令一个来到股市想要养成这一习惯的投资者丧失道德吗？或者，会令鼓励他这样做，好赚取佣金的经纪商丧失道德吗？“事实是，”亨廷顿后来写道，“一个敏感而有思想的销售商将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1967~1968年的华尔街又有多少股票销售商是敏感而有思想，或者有足够丰富的体验从而有时间把敏感和思想运用到这些问题上呢？“许多销售商，”亨廷顿又写道，“没有给这些问题他们愿意给予的思考，或许为了他们的心灵健康必须给予。”
华尔街牧师会发现，令经纪商最为良心不安的，并且触动他们的员工最为脆弱的神经的，是经纪商为了增加佣金，对客户的投资组合进行的“搅拌”，即过度交易。虽然这既不符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则，也不符合行业道德，但是过度交易到60年代后半期已经成为经纪行业的习惯。人们在上帝和财神之间的选择再也没有比在华尔街更残酷的了。选择上帝的经纪商坐在桌前，在经过仔细的研究后相信，自己为客户所做的投资好得不能再好了。旁边的桌前坐着选择财神的经纪商，他永远在打电话说服客户，把投资从Zenith转为摩托罗拉或者从泛美转为克莱斯勒的时机到了，尽管他或者他的客户也许都不是这么认为的。他的客户被说服了，佣金滚滚而来。财神的经纪商一年赚得4万~5万美元，上帝的经纪商赚了1.5万美元，以及虽败犹荣的声誉。
直白地说，亨廷顿发现，许多经纪商感到一种为了增加自己和公司的利润，不得不损害客户利益的压力。再多针对投机或不经调查的投资的正式管理规则，也不可能掩盖根本的利益冲突，它交织在现实商业之中。“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什么让我烦恼，”一名经纪商告诉亨廷顿，“那就是我让一位客户抛掉通用汽车，吃进克莱斯勒，而我内心觉得他或许根本不该持有任何汽车股票。”
经纪商的另外一个道德问题，或精神问题是亨廷顿称之为商业的职业危险—他们的财务状况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只有在60年代的股票经纪业中，一个人才不需要换工作，也不需要改变工作方式，而第一年挣2.5万美元，第二年挣8万~10万美元，第三年却只挣1.5万美元。姑且不谈实际的考虑，单单这样的起伏就会经常让他感到困惑和沮丧。运气好的年份，他会感到获得了过多的报酬，从而产生负罪感。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经济上的成功是对努力工作直接而量化的奖赏，因而这样的年度起伏使他身心交疲。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承受不了经济和地位的过山车，它通常会使他们的生活和婚姻都一团糟。
就这样，华尔街牧师会用谦逊的方式履行着一开始就降临到它头上的职责，看到了牛市普遍欢欣背后的精神倦怠。它的工作绝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它公布在经纪商负罪感方面的发现之后，一位之前支持这一事业的某公司高级合伙人打电话给亨廷顿说：“如果这就是你要干的事情，那么你没有我的支持也一样。”还有一些类似的人也发出了类似的抱怨。但是，华尔街牧师会—1971年它更名为平淡无奇的华尔街中心，因为“牧师会”一词在许多华尔街人听来太有刺激性—还是找到了足够的支持者，它仍然是喧哗的股市中一抹微弱而平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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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漠然对待亨廷顿努力的三一教堂正在随时代而变。它甚至走在时代的前面，试图改变华尔街的放纵情绪，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
首先是教堂管理的改变。自1952年就担任教区长的约翰·豪伊斯（JohnHeuss）是一个坚守三一教堂老式传统的人：从他自己和教堂的角度来讲，他都是一个虔诚的人，在社会和教会问题上都很保守，习惯墨守成规，不喜欢新奇事物；一个亲英派；一个特罗洛普（Trollope）①笔下人物的世俗翻版，安于自己的避风港和俱乐部，喜欢户外生活。在《美国名人录》关于豪伊斯的条目中，列出了10所俱乐部：大英午餐会（BritishLuncheon）、世纪俱乐部（Century）、下城体育俱乐部（DowntownAthletic）、下城联合会（DownTownAssociation）、大学俱乐部（University）、美国朝圣者俱乐部（PilgrimsofAmerica）、新移民协会（NewcomerSociety）、圣乔治协会（St.George誷Society）、码头港湾游艇俱乐部（StageHarborYacht）、查塔姆海滩俱乐部（ChathamBeach）。他统治下的三一教堂与他之前的三一教堂一样，看上去过于世俗化，相当清楚自己的财富、地位和名望，急于同世俗社会的大人物保持关系，只对生活在教堂尖塔的阴影下，有着各种信仰或者根本没有信仰的男女大众的生活，抱有漫不经心的兴趣。
表面上，他1966年去世后的继任者约翰·V·巴特勒（JohnV.Butler）与他是同一类人。确实，他当时加入了4家俱乐部—大英午餐会、哥伦比亚男子俱乐部（ColumbiaMen誷Faculty）、美国朝圣者俱乐部和圣乔治协会。但他拥有纯粹的圣公会背景，毕业于主教神学院（GeneralTheologicalSeminary），自1960年就担任坐落于第111大街的圣约翰大教堂（CathedralofSt.JohntheDivine）主教。他也不是莽撞的年轻人，接任三一教堂教区长时，他已经年过六旬。不过，他是一个对社会变迁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必要性非常敏感的人。1968年，他聘来了唐纳德·伍沃德，这位勇敢的牧师在1970年5月8日的暴乱中不顾危险地守在教堂前门。与伍沃德一起来的还有三十多岁的约翰·华莱士·穆迪（JohnWallaceMoody），他此前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当了14年的牧师，还抽时间在纽约大学获得了绘画和雕塑硕士学位。穆迪是一个热情外露的人，留着中等长发，具有艺术气质，喜欢用“优雅”的方式表达热情。
穆迪是负责“特殊教堂服务”的助理牧师，被指派为当地金融业员工，尤其是低层次员工，开设工作日午餐时段服务项目，不是要让他们进入教堂生活，从而像传统做法那样改造他们，而是为了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丰富他们的生活。穆迪认为，华尔街虽然富有，却是某种意义上的贫民窟，一个由于致力于赚钱而将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排除在外，因而与任何其他赤贫地区一样需要丰富文化生活的地方。在巴特勒和伍沃德的帮助下，同时借助拥有大量房产的三一教堂提供的人员招募资金，穆迪和他由神职人员和非神职人员共同组成的午间项目委员会很快放开手脚干起来。他们所做的与改造异教徒相距十万八千里。不多不少，这只是一次把华尔街的午间愁容转变为笑容的尝试。
1969年6月初，新计划在华尔街横空出世，那是三一教堂的第一个夏季节日。计划启动的那一天，一个名叫沟通工厂（CommunicationWorkshop）的摇滚乐队为聚集在三一教堂前院的一大群人表演节目。在此后的午餐时间，有著名民歌手的演唱，有古典音乐会和免费戏法课程，气球从教堂烟熏的塔楼飞下，围墙周围的标语上写着“三一正在狂欢！”
为什么而狂欢？就为生活本身，就为这个在华尔街最不会得到欢呼的事物。更令人吃惊的是，按照传统教堂的标准，三一教堂内部的狂欢一点也不逊色于外面。教堂南翼的牧师休息室举办着展览，还提供咖啡和三明治。关于滥用毒品的小册子开始出现在原先专门用来举行教堂活动的教堂后半部的架子上。每周有一天，在礼拜堂的前厅，会举行“非正式膜拜”—人们用穆迪所说的“祈祷的方式”朗读诗歌或弹奏吉他。在一般的午间服务过后，在这庄严的教堂里，有时会出现与祈祷毫不搭调的音乐或舞蹈表演。最开始的某一天，林恩·莱文（LynnLevine）和雷蒙德·约翰逊（RaymondJohnson）这两位衣着稀少的现代职业舞蹈家，为一群目瞪口呆的牧师观众献上了一场表演，连圣坛都被搬离本来的位置，为表演腾出地方。
光是午间节目的新奇和大张旗鼓就足以吸引众多的人群。不到一周，每天就有四五百个华尔街人涌入教堂和它的墓地。为了鼓励人们主动参与，穆迪和他的工作人员在墓地边的场地上安放了涂鸦板，供华尔街人以办公室机器或股票转移单不能允许的自由方式宣泄情绪。
起初，涂鸦板使用得少而谨慎。为了打破坚冰，三一教堂的工作人员开始每天早上在涂鸦板上写下不完整的启发性句子，让来访者在中午完成：“你害怕什么？____________”“今天的城市生活是__________。”这一招奏效了，空格在中午被填满，很快来访者就会自己写下完整的句子。杂志撰稿人玛丽·科尔·汉纳（MaryColeHanna）摘录了其中的一些：
爱是人类唯一始终拥有的力量—爱的缺乏可能令一个人毁灭。
和平是爱的终极结果。
华尔街，它的手跟随金钱的声音而动。
你在大通曼哈顿或许能够找到魔鬼。
这并非思想或文字表达的惊人之作，但对笨嘴拙舌、循规蹈矩、单调无趣的华尔街人来说，这却是新鲜事物。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脸、花朵、树木、旗帜、和平符号和“要生活！”之类的醒目标语表达原始而由衷的情绪。
凭借最初的新意，午间计划基本上没有受到质疑，只有极少数面貌严厉的人从百老汇对面的高大建筑物探出身子，对这一新事物大喊着发表诅咒。“上帝将在坟墓中辗转”，一个人在第一周听说教堂中的现代舞之后对穆迪说，但他是笑着说的。然而，到第二周周末，笑容便逐渐消失了，一次严厉的大规模声讨即将开始。一些午间来访者大声谈论着神灵亵渎，还有人悄悄向教堂投诉。一天，一个人走到涂鸦板前，一言不发，从架子上拿过一支画笔，将它折断了。另一个华尔街人站在院子里默默地听两个年轻女孩儿热切地讨论爱、和平和人类。然后，他突然大叫道：“你们令人恶心！如果你们想听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应该被杀掉！”同时，三一教堂的决策者几乎被攻击新午间计划的商人淹没。于是，他们迫于压力做出了一些让步。到7月1日，计划进行到一个月时，教堂当局决定所有午间活动在实施之前都要经过预审。由于这项命令，由耶鲁剧院（YaleTheatre）全体演员表演的戏剧“华尔街组曲”（WallSuite）被取消，因为对话中有脏字，导致午间计划的一名领导工作人员抗议辞职。至于涂鸦板，它得以在某种形式的审查之下继续存在。从此以后，只有在一名手拿黑板擦的三一教堂工作人员自始至终的陪同下，人们才能在上面涂鸦，只要出现任何被认为超越传统或者良好品位的华尔街心理发泄，就会被当场抹去。
最后，声讨声渐渐消失，三一教堂午间计划得以幸存，并领导了1969年11月的和平游行计划。在接下来的两个夏季，它繁荣扩大。1971年，又与毕克曼市中心医院合作，增加了药物咨询和美沙酮康复计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1969年突然出现的午间计划，它每天为被数字折磨得麻木的华尔街人增添两个小时快乐、色彩和乐趣，使即使最麻木的神经也受到触动，正面抨击了即使不说是刻板，也应说是过于严肃的华尔街生活方式。每天两小时的歌唱、舞蹈、写作和绘画，人们感受着、微笑着、谈论着，仿佛身处幼儿园。“我小时候，就喜欢这些东西，”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裁这样评价午间计划，“但现在我已长大成人。”他又神情黯然地解释道：“我把那些小孩子玩艺儿都抛弃了。”他确实抛弃了，但为了什么呢？
于是，在一种微妙的美国式矛盾中，儿童式的单纯每天会在华尔街的水泥峡谷底部出现一两个小时。与此同时，在高空的办公室里，人们被困在成人交易中，种种迹象表明灾难即将来临，而灾难的原因恰恰是他们脱离了具体而单纯的世界，脱离了快乐和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