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在富达很快就出名了。他总是打扮得无可挑剔，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冷漠得像佛像一样。他的表现俨然一个精明决断的以短期收益为目的的选股高手，在各只股票当中游刃有余，来去自由，他与它们的关系绝不似婚姻或者哪怕试婚，而更像是一个与戏子混在一起的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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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出版的《韦氏新国际词典第3版》（Webster誷Third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将“go-go”定义为“发现于菲律宾的一种藤蔓”，或者，指“班图人”。1966年的《兰登书屋英语词典》（RandomHouse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摈弃了这些生僻的语义，在“go-go”词条下注明参见“agogo”，后者被定义为“随心所欲；内心的满足；丰富热烈（多用于舞蹈表演、迪斯科舞蹈等的名称）”。1969年出版的《美国传统英语词典》（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则提供了这一词条最古老和有学术意义的来源。它说，“agogo”意思是“快而活泼地；自由地。主要用做副词：活泼地跳舞（dancingago-go）；也可用做形容词：活泼的舞蹈（ago-godance）”。它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短语来自法语，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快乐地”，有可能源于古法语的“gogue”一词，意思是欢乐或喧闹，由它派生出英语（最早是中世纪英语）中的“agog”一词。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大概是1965年底或1966年初，这个短语在美国获得了一种含义，但直到它所描述的现象结束以后，这一含义才为字典所收录。“go-go”一词开始特指股票市场中的一种操作方式，当然，这是一种自由、迅速、灵活，有时候甚至掺杂着喜悦、快乐和喧闹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迅速买进卖出大宗股票，专门赚取快速利润，特指一些共同基金的操作方式，而这些基金此前从来没有以如此自由、快速、灵活的方式对任何事物进行过操作。
这种投资情绪和操作方式似乎首先诞生于美国信托公司的发源地波士顿。在美国，为其他人代管资金的行业开始于波士顿这个美国直至南北战争结束时的金融中心。信托的初衷是保存资本，其本质是保守的，它在波士顿所吸引的从业者也是如此。约翰·P·马昆德（JohnP.Marquand）的小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在波士顿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代表最无懈可击的正直和庄严的受托人形象：银白色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但又不是过度整齐；蓝色的美国人的眼睛一眨不眨，至少在工作时间是这样；皱纹从鼻子延伸到嘴角，形成令人信赖的几何等腰三角；嘴唇只在每天设定好的时刻沾酒，而且以精确的对身体有好处的剂量；打扮无可挑剔（衣着上最夸张的举动是系一个小巧、整洁的蝴蝶结），只有一个明显的瑕疵—他在整个成年生活中只戴同一顶灰色的扁帽；他每天的必修课如此有助于养生，以至于他的生命很少会在85~90岁之前结束。
然而，波士顿的受托人并不缺乏想象力。他是外向的雅典人，而不是经常被误认为的内向的斯巴达人。早在1830年，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的塞缪尔·普特南（SamuelPutnam）法官曾写下了著名的观点：
人们唯一能要求受托人的是，他能够保证行为的忠诚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应该观察那些谨慎、思虑周详和富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管理事务的，不是看他们如何投机，而是看他们如何永久地保住资金，学会考虑收入的可能来源，以及投资资本的安全。
这种源于波士顿的“审慎原则”是信托法的一次重要法律自由化，并且是一项生命力持久的原则，直到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它仍然是受托人信奉的基本准则。1924年的波士顿是美国投资管理业另一次划时代创新的发源地，在这里诞生了最早的两家共同基金，马萨诸塞投资信托基金（MassachusettsInvestorsTrust）和道富投资公司（StateStreetInvestingCompany）。二战后，一个名叫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二世（EdwardCrosbyJohnsonII）的波士顿人在比肯山麓默默无闻而又漫不经心地开创了冒险投资文化的先河。
虽然从来不是职业受托人，但约翰逊基本上就是典型的波士顿受托人的化身。20世纪60年代，他正好60多岁，是一个充满活力、身材矮小精干的人，得意于自己在拉格尔斯乡村俱乐部一杆进洞的纪录。与传统的受托人一样，他喜欢戴扁帽和领结。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好像温和的教育和舒适的生活让他免受时间的苛责。他用他特有的富有魅力的声调谈论“任何事”和“任何人”，但他的话总是掷地有声。他说话就像放连珠炮，听上去有些口齿不清，因为他的舌头无法胜任地传达他跳跃的思维。
他1898年出生在波士顿郊区，父亲是波士顿一家老纺织品公司C·F·哈比公司（C.F.Hubby）的合伙人，祖先是17世纪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约翰·约翰逊（JohnJohnson）的清教徒自由公民。他继承了另一个曾在南北战争中担任联邦军长官的祖先的名字。他先进入米尔顿学院，又毫无悬念地进入哈佛，后来与门当户对的表妹埃尔希·利文斯顿（ElsieLivingston）成亲。他又顺从父亲让他当一名律师的意愿，进入哈佛法学院，然后加入波士顿有名的罗普斯格雷律师事务所（RopesandGray）。1925~1939年，他在那里工作了14年，专攻公司重组与合并。但一直以来他的心思都在股票市场。
他最先对股市着迷是在1924年，当时他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EveningPost）上看到埃德温·勒弗尔（EdwinLefevre）的《股票操盘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ofaStockMarketOperator）的长篇连载，讲述的是著名投机商杰西·利弗莫尔的职业生涯。“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激动”，近半个世纪之后他对朋友说，“一切都写在那里，或者以隐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人人靠自己的世界，没人请求帮助，也没人施与帮助。你有怎样的成就，不取决于你是谁的朋友，而取决于你自己。利弗莫尔，多了不起的人，总是那么自信！当然，他肯定会输，但关键在于他多么热爱这一切。在股市中操盘的他，就像在炮战中坐在军舰指挥室里的德雷克（Drake）①。漂亮！”在利弗莫尔这本书的影响下，这位年轻的浪漫商人，这位被生活眷顾，险些由于他是某人的朋友或亲戚，而成为他后来成为的人，开始在他的法律工作之余涉足股市。他的同事嘲笑他在事务所办公室的墙上贴股市趋势图。在1929年的大崩盘中，他和其他人一样赔了钱。但是，和许多人不同，他幸存了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尽管股市陷入深渊，他还是赚到了第一笔钱。“我注意到一系列信号，当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意味着大崩盘就在前面。”约翰逊很久以后说，“我看到了信号，预见到1931~1932年的股市下跌。我坐在我的小船板上划开了，我的资金完好无损。天哪，干得太漂亮了！”
1935年，约翰逊成为投资者公司（IncorporatedInvestors）的法律顾问，该公司是波士顿一家小型老式共同基金。渐渐地，他的爱好让他离金融越来越近，离法律越来越远。1939年，他离开罗普斯格雷律师事务所，成为投资者公司的全职副总裁和财务主管。4年后，他获得了接管富达基金（FidelityFund）的机会。富达基金是波士顿的另一家共同基金，当时只管理着不起眼的300万美元资产。此时，约翰逊已经有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接手富达基金的他没有从中谋取一分钱的利益，因为在波士顿的传统理念中，受托人职责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而不是可以买卖的利益。
在当时的华尔街，“共同基金就是信托”这一概念根深蒂固，并一直维持到1955年，尽管共同基金实际上根本没有信托性质。信托是指，一方依法为了另一方的利益持有资产—主要是年长的人为了作为继承人的年轻人的利益而持有继承财产。受益人并没有选择受托人，甚至也没有选择信托，因此可能对受托人和受托关系都没有控制权。而共同基金的持股人，或者受益人，是主动选择他想投资的基金，继而向基金经理授权对他的资金进行再投资，并支付佣金。基金经理不是受托人，而是投资顾问，因此不受制于与受托人有关的法规的制约，而受制于有关投资顾问的法规的制约。然而，1955年前，不论在波士顿还是其他地方，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像受托人，或者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二世尽管一身受托人气质，却明显有着爱冒险的背景和脾性。毕竟，他的股市偶像是最大的投机家之一。一开始，他对富达的资金采用的投资方法是非传统的，他后来对之做了极富个性的生动描述：“当我们买一只股票的时候，我们不想弄得好像我们是要娶它。你可以说，我们更喜欢把我们和它的关系看成‘试婚’。但这还不够。有时候我们也想要‘私通’，甚至在极少的情况下，想要‘一夜情’。”
他作为富达首脑的特立独行风格虽然远不至于成为华尔街丑闻，但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引起了相当多的谈论。爱德华·约翰逊是一个波士顿和哈佛造就的好人。到底中了什么邪？但他所做的一切还只是开始，富达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将从约翰逊第一次遇见小杰拉尔德·蔡（GeraldTsai，Jr.）开始。
这次见面源于1952年初，约翰逊接到斯卡德惺返傥乃剐克拉克投资咨询公司（Scudder，StevensandClark）一个朋友的电话。“我这儿有个中国年轻人，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但我们好像暂时无法安排他。”这位朋友说，“你能帮上忙吗？”约翰逊告诉朋友让这个年轻人过来。当蔡出现时，约翰逊很喜欢他的样子，当场就雇他当初级股票分析师。
这名当时24岁的年轻人1928年出生于上海，父母是西化的中国人。他的父亲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后来成为福特汽车公司上海区的经理。1947年，战争终于结束了，年轻的蔡被送往美国上大学。他先就读于韦斯利恩大学。由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市的土气令喜欢上海灯红酒绿的他不适应，他转学到波士顿大学。在那里，他感到生活自如，于是非常勤奋地学习，提前6个月完成了经济学本科课程，将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用来撰写一篇题为《上海的经济发展》的硕士论文。因此，在1949年夏季，他接连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他在普罗维登斯的一家纺织公司工作了一年，又在纽约的证券业巨头巴奇公司（BacheandCompany）工作了约一年，其间娶了一名美籍华人女孩。然后，他回到波士顿，已经下定决心从事股票投资的他拜访了约翰逊，进入富达。“我喜欢股市，”他几年后说,“我感到作为外国人我在那里没有竞争劣势，但在其他地方我可能有。如果你以40美元购买通用汽车的股票，而它涨到50美元，不论你是东方人、韩国人还是佛教徒都不会有什么不同。”读者很容易注意到蔡喜欢股市的原因与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二世十分相似，他曾说“你有怎样的成就，不取决于你是谁的朋友，而取决于你自己”。一个是来自波士顿的美国人，一个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却同样欣赏股市冷酷的客观性，这让他们两人有机会逃过偏见的束缚。而不同的偏见千差万别，实际上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一点则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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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手段
和惯施的骗术
异乡的中国人轻车熟路
杰拉尔德·蔡的东方面孔和背景，加上布莱特·哈特（BretHarte）1870年对东方人擅长黑暗手段和惯施骗术的漫不经心的描写，最终成功地把他以天才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但让他与爱德华·约翰逊走到一起的，是比对股票市场的共同爱好更加深刻的原因。
约翰逊可以说是一个东方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地传统，一是个人喜好。他的祖先，早年的美国商人，是东方迷，原因非常实际—东方是他们财富的大部分来源。绕过合恩角①搭载着快速帆船到来的东方文化与东方货物一起，影响了波士顿的建筑和室内装饰以及思想，甚至它的社会价值构成。在曾经为劳伦斯家族和洛厄尔家族（theLawrencesandtheLowells）所有的波士顿公园旁边，是占据两间房屋的联合俱乐部（UnionClub），里面除了挂着19世纪长着络腮胡子的旧时美国大人物的画像之外，还有两幅中国商人庄严的画像。约翰逊本人有一个坚持一生的爱好，一个难得的继承于他父亲的爱好—研究东方宗教。对远东的亲近感来得那样自然，就像他一定会去哈佛一样。
蔡也早已做好结识美国文化的准备。如果说他的内心仍然是东方的，足以激起和满足一个波士顿人的好奇，而他的思想和举止则惊人地西化。除了他流利而地道的美国口语还能略微透露他的东方背景之外，他开朗、务实、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思维富有逻辑、进取心强，基本上已是美国商人的典范。
还有一股力量让约翰逊和蔡走到一起。年轻人一直非常像他的母亲，一个坚强而了不起的女人，有独到的商业意识，在上海市场上讨价还价是她的儿子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但相对地，他与父亲不太相似。在约翰逊身上，他毫无疑问找到了父亲的替身，爱德华·约翰逊也非常乐意而骄傲地担任了这一角色。约翰逊自己有一个儿子，一个聪明而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名叫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三世（EdwardCrosbyJohnsonIII），昵称内德（Ned），也在富达工作，可以预见的是，这将使故事的情节变得更加复杂。
蔡在富达很快就出名了。他总是打扮得无可挑剔，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冷漠得像佛像一样。他的表现俨然一个精明决断的以短期收益为目标的选股高手，在各只股票当中游刃有余，来去自由，他与它们的关系绝不似婚姻或者哪怕试婚，而更像是一个与戏子混在一起的浪子。继续前面的比喻，有时床单甚至还没有凉，他又换了下一个。约翰逊，蔡眼中的约翰逊“先生”，也是公司所有人乃至整个共同基金行业所有人眼中的“先生”，对他非常欣赏，少有不满。几年后，蔡这样评价他的前老板：“基本上，约翰逊先生不像其他波士顿的投资人士那样保守。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并不真正喜欢传统。他总是希望让你独立思考，给你独自完成工作的机会，而不是作为一个团队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在他让你独立思考的同时，也会给你一个索套。‘这是你的索套，’他会说，‘去干吧，但不要忘了把自己圈在里面。’这是他最喜欢说的话之一。还有一句是：‘独立完成。两个人拉不了同一把小提琴。’”
1957年，蔡对自己在富达从事的工作已感到非常自信，他给约翰逊写了一张便条，请求—实际上近似于要求—约翰逊同意他开设自己的增长基金。“他只用了半个小时来决定，”蔡很久以后回忆说，“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把我写的便条还给我，说：‘去干吧。这是你的索套。’”
蔡的索套名叫富达资本基金（FidelityCapitalFund），是公司第一只公开投机的公众增长基金。从一开始，他就用当时被认为是彻底赌博的方式来操作。他把富达资本基金的钱集中投资于几只当时被认为过于投机和冒险、不适合共同基金的股票（比如宝丽来、施乐、利顿工业）。他会一次购入1万股或更多股票，并冷酷地告诉他的经纪商，假如他们不能在不使股价大幅上涨比如1~2点的基础上凑齐这些股票，交易就取消。经纪商们会抱怨，但通常还是能凑齐大宗股票。由于有大笔佣金，如果一个经纪商不能按照蔡的要求完成交易，自然还有别的经纪商。他的年投资组合转手率一般会超过100%，也就是说，每一股股票都会倒手一次，这在当时的机构投资圈子里是前所未闻的比率。他对市场变化猫一样的迅捷反应很快就声名远扬。“观察他的反应是一件很美的事，”约翰逊说，“多么优雅，多么及时—漂亮！要知道，如果他出现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会立即成为它的首席交易员。”随着富达资本基金净资产的上升和新资金的涌入，蔡开始与各大公司的管理者密切接触：国际电话公司的哈罗德·吉宁（HaroldGeneen）、联合食品公司（ConsolidatedFoods）的内森·卡明斯（NathanCummings）以及洛伊斯公司（Loews）的劳伦斯·蒂施（LaurenceTisch）。尽管公众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已逐渐为企业圈所熟悉和惧怕。一家公司的股票被突然抛售1万股可不是儿戏，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办到这一点的人则是值得结交的。
所有的升起之星都会遭遇挫折，这个投资界年轻的毕加索在1962年的险恶市场环境中也遭遇了一次重挫。他把重点放在成长型股票，只重仓持有少数几只股票的整个操作方式，意味着在股市崩盘时会面临巨大风险。1962年5月的浩劫过后，富达资本基金突然看上去像一只被戳破的气球。但蔡很快就重整旗鼓。那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他突然表现出异常的乐观。6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投入了富达资本基金的2600万美元购买股票。股市飞速上扬，到年底，这只基金的资产价值在3个月内上涨了68%。
蔡现在已经将他的手法掌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遇上了施展它的理想市场环境。同时，他在自己的公司里也获得提升。到1963年，蔡已拥有约翰逊的投资管理公司富达管理研究公司（FidelityManagementandResearch）20%的股份，相当于爱德华·约翰逊持有的一半。此时他开始将自己看做约翰逊的接班人。富达资本基金的资产价值一再上涨，最终，在1965年这个股市获得丰收的年份，基金增长率达到近50%，转手率120%。
沸腾岁月到来了，对此，杰拉尔德·蔡比任何其他人的贡献都大。突然间，他全国闻名。和葛丽泰·嘉宝（GretaGarbo）一样，他既喜欢出名，又害怕出名。富达从未聘请过公共关系公司，当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争先恐后地敲响他的房门时，他既惊讶又局促。当《纽约客》的一名记者要求对他的私人生活进行专访，好登在该杂志的“城市闲谈”栏目上的时候，他让他的秘书回复：“蔡先生从不允许报道他的私生活。”但是，不论怎样，媒体还是对他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谈论，有私生活的也有非私生活的。到了那个疯狂的秋天，他已经成为股市毫无疑问的金童。曾经，三十多年前，约翰逊眼中的英雄杰西·利弗莫尔也充当过同样的角色，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些希望借他发财的追捧者研究。曾经，“杰西·利弗莫尔在买入！”是人们疯狂抢购一只股票的信号，现在，它变成了“杰里·蔡在买入！”与利弗莫尔一样，在他的名望之下，他的预言开始具有某种自我实现的能力。他的传奇获得了自我延续的魔力，他买入或卖出一只股票的举动本身，就能使一家公司的市值在几小时内增加或减少数亿美元。利弗莫尔未曾受到联邦证券法的困扰，但现在，该法明确禁止股票操纵。但证券法能拿蔡怎么样呢？所有人都要跟着他下注难道是他的错吗？虽然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但他就是身不由己地成了一个股票操纵者。作为新时代的第一位巨星，他为监管制造了全新的问题，而华盛顿的监管者起初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至于爱德华·约翰逊，虽然他将杰西·利弗莫尔视为炮战中的海军司令，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另一个利弗莫尔，他的本性太含蓄、太波士顿化了。但现在，显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培养了一位。
接下来的问题是，蔡的种族和国籍对他的神秘成功有多大的贡献，又有怎样的道德含义？华尔街从未有过一位非白人的领导人，实际上，连不是纯粹盎格鲁腥隹搜费�车男陆掏蕉己苌佟Ｏ衷冢��辛艘桓觥；蛐恚��梢宰晕野参康匾孕鼗彻憷�跃印５�媸钦庋�穑课鞣缴缁嵩缫鸭�豆��饺说挠跋炝�土钊艘苫蟮牡赖铝α浚凰�遣祭堤亍す�乇氏录永�Ｄ嵫翘越鹑戎幸煜绲闹泄�耍�蛘呃系缬爸械谋说谩ぢ澹≒eterLorre）①，或者新电影中的早川雪州（SessueHayakawa）②：文雅沉着、举止礼貌、智慧过人，骨子里却非常西化，能够本能地觉察和追逐划算的买卖。一个不迂腐的波士顿受托人慧眼识珠，发现了一个新的活生生的东方天才，并放任他在美国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急切地追随蔡进入冒险游戏的华尔街人，以及蜂拥而至希望分一杯羹的投资者，并不是受到了高涨的社会情绪的指引。他们是在追随一位他们认为会让他们变富的金钱魔术师，一位他们既不希望也不可能有个人交往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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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蔡在富达的职业生涯来到一个岔路口。老约翰逊现在已经年过65岁，很快就可能退休。谁会是他的继承人？蔡，还是约翰逊自己的儿子内德？小约翰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英俊而富有才干，本身也拥有非凡的投机眼光。他有非常无聊的幽默感。他会对父亲说：“对于你的指挥台和试婚，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有些人有非常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你就是其中之一。”老约翰逊会开心地笑一笑。确实，作为一对父子，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地融洽。对杰里·蔡，内德·约翰逊很少说话，除了偶尔在会议室里与他就某只股票的优缺点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有时候，他们争论的东西似乎比他们实际说出来的要多。蔡现在有着功成名就的自信，在股市中享有号召全美国的影响力，他再也不会在富达的会议上默默无闻了。最终，他直接向约翰逊提出了继承问题。那一定是一个对两者都很艰难的时刻，但约翰逊坦然地面对了它，没有逃避。他只是说，内德是他的儿子，他希望内德最后能够继承他。蔡明白了，他知道富达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家族企业。但他也知道，他不能也不必忍受一个永远做二把手的未来。当年晚些时候，他辞职了，将他手中的富达股份以220万美元卖给了公司，然后取道纽约，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新基金。
他所推动的新的、令人兴奋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管理投资资金的方式，现在已经成为全美国的风潮。随着共同基金资产价值的上升，新的资金不断涌进来。蔡和他的同类人似乎为那些有几百或几千美元拿来投资的人发明了一种造钱机器。大约有300万人持有标准共同基金的股票，到1965年底，他们在这些基金里的投资达到350亿美元。当然，为了让蔡或他的同类人管理他们的投资资金，他们支付了不小的佣金，第一年投资的一半都是用来支付初始佣金的。1966年末，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愤怒地判定这样的佣金过高，但那是在股市下跌之后。我们已经看到，改革是一朵脆弱的花，在经济繁荣的刺目阳光下会枯萎，直到1965年底，证券交易委员仍然沉默无语。对此，客户们也无话可说，毫无疑问。据《韦星伯格报告》（WiesenbergerReports）公布，这一年，29家“业绩”最好的基金资产价值平均增加了40%，而由老牌蓝筹股，如AT&T、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德士古（Texaco），而不是宝丽来和施乐这样的时下热股组成的道琼斯指数，只迟钝地上涨了15%。现在，新的投资方式出现了，好像只要随意挑一只基金，你就能在一年里赚回40%。事情似乎只有先付完佣金，然后放松享受那么简单。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当然，前提是道琼斯指数每年增值15%左右，而绩优的基金每年增值40%~50%，当时的所有人确实是这样预想的。这样的假设只有在人们丧失理智的时候才可能被广泛接受。
在蔡的周围迅速升起了一群投资之星，他们中的一些将在后面的故事中或明或暗地发出一些光芒。纽约权益基金（SecurityEquityFund）的弗雷德·阿尔杰（FredAlger）刚刚30岁。他一半传统，一半非传统。从他父亲的生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影子，他父亲既是美国驻比利时前大使，又是一位底特律政客；他自己毕业于耶鲁大学，为经营国际共同基金的伯纳德·康菲尔德（BernardCornfeld）所喜爱；他头发凌乱，穿着宽背带裤，反应敏捷，经营一只著名的基金，1965年创下了增长77.8%的业内纪录。弗雷德·卡尔（FredCarr），还不到35岁，是一个经历过1963年11月艾拉泻榔仗毓�荆↖raHaupt）色拉油丑闻①的投资老手，后来为好莱坞式的科莱纳贝尔经纪公司（Kleiner，Bell）工作。现在，他坐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里，为古董家具和视觉艺术品所环绕，在人们闻所未闻的新冒出来（而且是不断冒出来）的成长型公司的股票中，进进出出，经营他的创业基金（EnterpriseFund）。“创业基金，”卡尔在一份针对他的保守派竞争者的公告中声称，“将不再靠交易那些盖宏伟大楼或生产漂亮服装的公司的股票来赚钱。”在华尔街也有一位这样的人物，那就是霍华德·斯坦（HowardStein）。他曾经是小提琴家，现在是德莱弗斯基金（DreyfusFund）的大人物。他跟随杰克·德莱弗斯成长起来，在10年间让基金的资产从100万美元变成3亿美元。像德莱弗斯那样，他向人们展示，那些站在金融世界死亡中心的人—买卖盖宏伟大楼或生产漂亮服装的公司的股票的人—也可以非常潇洒。这些人和蔡一起，成为沸腾年代早期的明星，在世界金融史上那个股票投资开始以百万计的年代，逐渐变成全美国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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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金同根派生出来的，还有各种奇异的赘生物和旁支，其中最为怪异的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是只对富人开放的私人共同基金，最小投资额必须达到10万美元，甚至更多。联邦法律通常禁止公共共同基金从事保证金交易，或者卖空股票。因此，它的投资杠杆是有限的，虽然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它可以获得大幅增长，但市场状况不佳的时候，就只能硬撑。但对冲基金不是公共基金，也不是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从不对公众宣传或发行，实际上是合伙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它完全不受制约投资公司的联邦法律的束缚。它可以像个人投资者一样不断举债投资和卖空股票，不论市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一搏，既冒最大的风险也制造最大的获利机会。从某些方面看，它与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投资联合非常相像。当时，一些富人和名人，包括沃尔特·P·克莱斯勒（WalterP.Chrysler）、查尔斯·M·施瓦布（CharlesM.Schwab）、约翰·拉斯科布（JohnRaskob）、珀西·洛克菲勒（PercyRockefeller）、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HerbertBayardSwope），等等，都会凑上几百万美元，交给股票市场的某个技术师，以一定的佣金或比例提成，让他通过市场操纵，以相对弱小和无知的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在几天或几周内返还他们一定的利润。1934年，市场操纵被联邦法律定为一项犯罪，但富人投资者联合不是。与30年前臭名昭著的投资联合一样，60年代的对冲基金是富人在股市中的狩猎。
虽然直到1968年也只有很少几只对冲基金，其起源却可上溯至1949年，也就是战后无与伦比的长期繁荣开始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最令人想不到的人。他就是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WinslowJones）。他不是一个蓄着连鬓胡子的强盗式人物，而是一名非常腼腆、富有学者风度的记者，学的是社会学，喜欢做善事。他于20世纪初出生于澳大利亚，父母是通用电气驻澳的美国人，192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30年代在柏林为外交部工作，40年代成为《生活》（Life）的撰稿人。从某个时候开始，他有了在股票市场赚钱的想法，说服了几位朋友之后，1949年，他离开《生活》，成立A·W·琼斯公司（A·W·JonesandCompany）。这是一家私人投资康采恩，起始资本10万美元，他自己出资4万美元，其余为朋友出资。琼斯的想法是采用传统的投机方式用保证金交易，买入股票的同时卖空股票，实现他心目中的保守目标：在风险最小化的情况下增加投资者的利润。他这种操作方式被称为“对冲基金”①的原因是，他所做的卖空交易（至少在理论上）是用来保护在市场上涨这一预期上下的注。学者琼斯颇有个性地认为，他所发明的投资方式被称为“对冲基金”在语法上不规范。“我最初的想法，也是正确的想法，是‘对冲的基金②。’”他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对他的朋友说。这时，这一不规范的说法已经被固定沿用下来。“我仍然认为，‘对冲基金’把名词用做形容词，感觉不好。”
根据琼斯设计的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在买入股票的同时用卖空交易进行对冲，第一只对冲基金实现了迅速的增长。（它的主要问题在于，股市一直大面积稳定上涨，使琼斯和他的合伙人总是难以找到用来卖空的股票。）基金的投资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的合伙人，主要是和琼斯一样的高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教师、学者、社会工作者，等等。最早的有路易斯·费歇尔（LouisFischer），一个获奖的传记作者；后来有由医生改行做雕塑家的A·阿里·西奈可（A.ArlieSinaiko），和桥牌专家、著名的“非逼叫斯台曼”桥牌规则的发明者萨姆·斯台曼（SamStayman）。琼斯从他亲自管理的这家公司抽取投资利润的20%，要价很高，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盈利，就不收取任何报酬。琼斯的合伙人基本没什么抱怨。年复一年，基金都能从交易中盈利，甚至由于能够卖空，在像1962年那样的股灾中也是如此。
1965年，当阿尔弗雷德·琼斯的名字和“对冲基金”这一表达不当的名词，在经过了长期小心的私密保护之后，进入华尔街的通用词汇时，他的基金5年增长率为325%，10年增长率则为这一数字的两倍还多。10年间，他的合伙人的投资几乎增长为原来的6倍，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才勉强翻番。琼斯基金的平均个人投资上升至近50万美元。他的合伙人，自然已经成为富人或准富人，毫无例外地都比原来富有多了。人们纷纷请求加入。一个竞争的对冲基金“产业”即将出现，从事它的主要是A·W·琼斯公司的老雇员。琼斯的两个主要对冲基金竞争者，城市联合基金（CityAssociates）和费尔菲尔德基金（FairfieldPartners），都是由琼斯原来的合伙人经营的。
琼斯既不反对竞争，也不喜欢惹人注目。专有性和保密性从一开始对对冲基金就非常重要。和老的投资联合一样，在对冲基金，尤其是琼斯的对冲基金里，基金成员就像一个高级俱乐部的会员。成为一名会员既能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又能显出他的精明。不经意地提到自己的会员身份，在那些注重关系的圈子里能够显示自己的地位。有申请者不断在他的门口哀求，琼斯几乎不需要担心竞争。如果太惹人注目，就只能带来坏处。确实，对冲基金是不受管制的，到目前为止依然如此。但这样一家基金，像老的投资联合一样聚集了私人资本，不需要在公开报告中披露经营状况，难道不会（像老的投资联合一样）利用内部信息，操纵市场，损害其他小投资者的利益，从而赚取利润吗？同样，它难道一点也不违反《证券交易法》吗？无论如何，20世纪60年代中期，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开始“委婉致电”各家对冲基金的办公室，但没有产生什么结果。
尽管相对于那些象征和代表华尔街民主的声势浩大的公共共同基金来说，1965年的对冲基金是旁门左道，但它却是神秘感、专有权和特权在华尔街最后的堡垒。它是新的特快列车中的豪华专列。再恰当不过的是，它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半路出家进行股票投资的人，一个优雅的业余选手，一个在追逐利润之外和之上，更喜欢把自己当知识分子的人。阿尔弗雷德·琼斯在65岁左右已经从A·W·琼斯公司每年20%的提成中赚够了钱，现在他可以尽情做他喜欢做的事了。他在布罗德街的办公室里花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地投入他消除一切贫困的梦想。认为在富足的土地上出现严重的贫困是一项国耻的他，建立了一个私人基金，用来推广社会生活技能，抵御贫困。他有时会长时间在南美和非洲从事美国和平队（PeaceCorps）的工作，把公司的管理交给合伙人。他开始写一本书（一直没有完成），希望它能够充当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Harrington）著名的研究美国贫困之作《另一个美国》（TheOtherAmerica）的续篇。一些华尔街人，或许出于妒嫉，称他为金融嬉皮士。只要他的基金能够每年为他少数几个走运的合伙人赚取75%~80%的利润，这样的指责便不可能长久。琼斯现在完全可以过贵族的生活，把赚钱当做一项太过简单而不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把尽可能多的精力不是放在追求利润上，而是放在慈善事业上。不过，虽然对冲基金数量稀少，而且高高凌驾于市场厮杀之上，但是它仍然逃不过华尔街的普遍原则：它也是靠借来的时间生存的，当华尔街的时间耗尽时，它的时间也将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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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末，在半梦半醒中被神化的蔡清理了他在富达的办公桌，向爱德华·约翰逊深感遗憾地说了声再见，又向内德冷冷地漫不经心地道了别，便动身前往纽约，建立他自己的曼哈顿基金（ManhattanFund）。他在丽晶酒店要了一个套房，又在第五大道680号租了一套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稍大的靠角落的房间，里面铺着哔叽呢地毯，空调总是调到12摄氏度，好让里面的人保持头脑清醒，最主要的装饰物是一件公牛形状的硕大的皮革制品。他开始出售股份，每股10美元，作为新公司的初始资本，并为他赢得一些能够让他再次表演投资魔术的资产。当然，他所出售的，就是他的魔术，曼哈顿基金真正的初始资产就是蔡在投资技巧上的声望。作为自己的老板，他冷静、沉着而果断。经过长期的历练，他从13年前走进约翰逊办公室的那个毫无经验却有潜质的年轻人走到了现在。他虽然仍然害怕名声，却已经习惯。他已经学会了忍受，实际上，对于名声，他有着同许多金融家一样的“忍不住要碰一碰烫火炉”的矛盾心理。现在，他会开心而轻松地与媒体争吵，表现出明显的乐趣。那年早些时候，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总是买入宝丽来、新泰克斯（Syntex）和仙童照相（FairchildCamera）这样的股票，而从来不买美国钢铁这样的权威股票。“这个，你不可能吻遍所有的女孩。”蔡露出东方人的笑容，沿用他的前老板的比喻回答说。为了保护他和家人的隐私，他的家庭电话号码甚至对办公室的同事都保密。
在曼哈顿基金1966年2月15日正式启动之前，到底能卖出多少股份呢？蔡自己最初设定的保守目标是2500万美元。但他大大低估了他对公众的吸引力。我们可以相信，除了对蔡过去记录的理性评价之外，影响人们选择他的还有别的因素。在60年代中期，美国存在一股思想的暗流，认为西方已经衰落，它的理性自由主义只是特权和暴力的伪善掩护；即使存在救赎，那也是蕴藏在东方更加直觉化的方式之中。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思想在共同基金的投资者中并没有牢固的根基。但是，也许曼哈顿基金的许多初始投资者，尽管有意识地对这种思想表示蔑视，却在决定将积蓄，进而他们的部分未来托付给蔡时，无意识地对之做出了反应。无论如何，支票向曼哈顿基金潮水般地涌来。那么，基金正式启动时的总数到底将是多少呢？不是2500万，而是1亿？或者，虽然听上去不太可信，1.5亿？
都不是。2月15日，曼哈顿基金聘请的化学银行（ChemicalBank）在派因街沉静的办公室里，上演了那一季度美国金融界最重要的事件。负责曼哈顿基金股份发行的经纪公司总裁哈罗德·L·巴奇（HaroldL.Bache），交给蔡一张代表股份销售收入和他的共同基金初始资产的支票。支票上记录的金额是2.47亿美元。按照标准的0.5%的管理费计算，蔡的新公司，蔡氏管理研究公司（TsaiManagementandResearch），一开始的年总收入就将达到125万美元。
他已经起跑了，并将独自跑下去。正如《机构投资者》（TheInstitutionalInvestor）杂志后来报道的，
他像建立富达资本基金那样建立了曼哈顿基金。他用他的老相好股票填满了它。为了便于扩大版图，他精心装备了一间交易室，里面配备了一台TransJets牌收报机，一个Quotron牌电子板，上面显示着所有相关证券的价格，还有3平方英尺的巨大活页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关于他持有头寸的股票的点线图和其他技术指标。交易室隔壁是一个“信息中心”，里面到处是不断变换的各种图表，就像五角大楼的战争指挥室。三名雇员全职维护数百种股票平均价格、比率、振荡幅度和指数等信息，从“价格上涨和下跌差额的10日震荡分析”，到多种政府债券的相关图表，到道琼斯指数的25、65和150日的移动平均数。“我们什么都有”，前美林分析师和信息中心老板沃尔特·迪默（WalterDeemer）说，他的图表在他眼中就像一个园艺专家眼中的珍品天竺葵。“你可能一年只需要某张图一次，但当你需要的时候，就能在这里找到。”
讽刺无时不在。股市的公正性，一家共同基金过去的业绩如同一个棒球手的击球率一样只不过是一堆数字，这一切在蔡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男孩，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谋求出路的时候，都是对蔡有利的因素，而现在变成了对他不利的因素。他在这里，在全美国投资者众目睽睽之下，背负着一年为客户盈利50%的期望。低于这一水平就是失败，喜怒无常的公众将把他们的英雄一夜之间贬为乞丐。而这一状况所处的时机又无可救药地糟糕，大盘所处的位置太高了。蔡办公室里供奉的皮革公牛并非偶然，就本性而言，他自己是一个牛派，因此他需要一个上涨的市场才能不断盈利。但最大的讽刺是，他恰好在20世纪60年代的牛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达到了一个再也不会达到的峰值—结束几周之后启动了自己的基金。
就这样，蔡在1966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失败之路，他的崇拜者则走向了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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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急转直下。20世纪60年代股市的第一把大火即将燃尽。但凭借机智灵活的投资手法，蔡还是能如愿以偿。
在最初两年，曼哈顿基金以及蔡自立门户后经营的一些其他小基金，一直很受投资者欢迎，尽管它们根本不值得这样追捧。没有了约翰逊慈父一样的照管，蔡似乎失去了他的选股眼光。继1967年表现可圈可点之后，他的基金在1968年的复杂市场环境下遭受打击。这年的头7个月，曼哈顿基金的每股资产价值下降了6.6%，在阿瑟·里普经纪公司（ArthurLipper）定期分析和比较的305只大基金中名列第299位。在60年代的鼎盛时期，冒险之王走向错误的方向。尽管这样的业绩令人失望，蔡的魅力在吸引新的投资资金时丝毫不减。1968年中，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管理的资产已增至5亿美元，这意味着该公司的年总管理费收入超过200万美元。他是否能够通过业绩挣到这笔管理费却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说蔡不再清楚何时应该将他为别人所做的投资变现的话，他却知道何时为自己变现。1968年8月，他将蔡氏管理研究公司卖给了一家保险控股公司C·N·A·金融公司（C.N.A.FinancialCorporation），以换取C.N.A.的高层管理职位和价值约3000万美元的C.N.A.股票。
这样，蔡及时并且一击即中地跻身美国富豪行列。作为C.N.A.的执行副总裁和最大的个人股东，他把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的管理交给他人打理，自己则专心投入C.N.A.的收购计划。作为基金经理，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是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历史悠久的大型美国公司的大股东，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他是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拥有乡村别墅；他有一个信托基金，能够保证他的儿子一生享有丰厚的收入。
这名来自上海的移民，有着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投资家身上的最简单和直接的目的和渴望。他和许多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及其他先他而来的人一样，在黄金海岸隐约光芒的吸引下，从遥远的外国城市来到这里。不过，在他通过他所选择的行业成为富人的时候，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另一件其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致富的方式很快将变为非法。1971年6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院大法官亨利·J·弗兰德里（HenryJ.Friendly）判定，出售共同基金管理公司获得的任何利润，不属于管理公司的出售者，而属于基金的股东。这一判决是对传统理念（我们看到，爱德华·约翰逊早在1943年收购富达基金的时候就从中受益）的回归，那就是，受托人不能变卖受托物。假如这项新判决在1968年生效的话，蔡便不可能出售公司。
但是没有关系。弗兰德里的判决没有向前追溯力，蔡和许多其他出售了他们的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被允许保留所得。现在，蔡可能会受到同行的批评，因为他过早地失去了投资技能，他甚至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正好赶在赌场大门被封之前兑现筹码的人。尽管如此，在他1966年的顶峰时期，这名来自波士顿的年轻天才仍然是华尔街的第一位东方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