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社会人物，吉尔伯特的生涯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金融生活的面貌。他几乎本能地完美体现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们曾经熟悉但现在已经褪色的美国式生活方式：喜欢空想和自我毁灭，盲目追求风险，喜欢在午夜驾车狂飙或匍匐在赌博轮盘旁，最终遭遇毁灭，不是偶然的毁灭，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所固有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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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股市崩盘打击了1961年兴起的证券投机商号和它们的疯狂客户，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挫了25%，让新一代的投资者和赌徒明白了赔钱是可能的。这次崩盘是对过去的回顾，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它不是“第一次”，而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以偏远小镇的经纪公司以及经常光顾他们的业余玩家为主导因素的危机；最后一次发号施令的是个人投资者的情绪，主要是恐惧和贪婪，而不是共同基金或养老金信托公司这样由计算机辅助决策的大机构。

糖尿病昏迷，一种能够预防的灾难性的人类疾病，发展得非常缓慢。它所带来的危险的疲乏感削弱了人们想要彻底消除疾病的理性警觉。股市危机也是如此。1929年的大危机在达到顶峰之前实际上在主要方面已经发展了一年，1962年的危机从各方面来讲规模都小一些，发展了5个月。继道琼斯指数在年底创下新高，接近735点以后（恰好差不多是1929年9月时的两倍），股市开始了持续稳定的下滑。一年前对投机的危险性提出谨慎警告的专家们，此时却成为投机热潮的受害者。1962年1月和2月，他们指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正处于“健康的调整”，并且推荐投资者继续谨慎地购进股票。一个下滑的股票市场变成一个急剧下滑的股票市场需要的不是原因，而是借口。4月，它找到了一个借口，因为肯尼迪总统决定在价格上涨问题上与美国钢铁工业及其领头羊美国钢铁公司死抗到底。以肯尼迪一贯的豪华风格，这场对抗演变成了高级情景剧，就像6个月后的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与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罗杰·M·布劳（RogerM.Blough）在白宫关起门来开了个会，联邦调查局的人拂晓时分来按门铃，会议的结果总算令人满意—钢铁业投降，价格回落。

但这花了怎样的代价呀！从前一年的“肯尼迪市场”大赚了一笔的投资者突然发现这个来自白宫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是商业的敌人。问题不在于肯尼迪是否真的在对抗最白热化时私下说过“我父亲总是告诉我商人是杂种”，而在于美国1700万股票投资者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他说过。市场连续几周下挫，5月21~25日出现了过去十多年最严重的一周下滑。接着，5月28日，道琼斯平均指数下跌34.95点，仅次于历史上1929年10月28日38.33点的单日跌幅，后来的华尔街文献称这一天为蓝色星期一。而且，这样的下滑导致了在当时不可思议的935万股的日交易量。在后来，这样的交易量算是小的，最新的股票交易所系统处理这样的交易量的两倍都不会有问题。但是，1962年使用的股票收报机（自1930年就在华尔街11号顽固甚至声音沙哑地发出滴滴声的机器）招架不住这样的交易量，以致星期一收盘后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交易记录，收盘的钟声敲响两小时28分之后，才将当天的交易记录打印出来。这天晚上，早上还存在的200亿美元的股票价值已经灰飞烟灭。

但星期二才出现真正的混乱。对包括IBM这样的蓝筹股在内的十多只领头股票的卖出委托铺天盖地，远远超过买入委托，以致根本不能开盘。已经开盘的股票跌幅惊人，一小时后道琼斯指数已经又跌了11点。股票交易所和经纪商之间的联系由于不堪重负而彻底中断，一些场内经纪商发现，最有指望让交易所职员收到他们的交易报告的办法是用尽力气大喊。许多买卖委托干脆在这片混乱中消失了，或许他们是幸运的。那些交易委托得到执行的客户后来发现，他们支付的买入价比他们谈好的高了几个点，而收到的卖出价则低了几个点。中午前后，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强劲的反弹开始了，结果人们发现，反应慢了56分钟的收报机撒了华尔街最大的慌—它正在一本正经地记录前面的跌市而不是现在的涨市。下午浩劫结束时，自诩为高效率市场的华尔街已是一片狼藉。反弹持续着，到星期四晚上，所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上午的损失都弥补回来了。但很快，市场又以更加缓慢的速度开始下滑。到6月中旬，道琼斯指数跌至535点，肯尼迪繁荣—作为60年代晚些时候将会出现的繁荣的序曲—已经结束了。

在1962年的“小崩盘”中，谁遭受了损失，或者谁遭受了最大的损失？很明显，是那些追捧新股的人，那些廉价股票爱好者，那些1961年靠投机暴富的百万富翁。他们用最少的保证金购买波动最大的股票来赚钱，要么在5月28日之前，要么在那灾难性一天的头一个小时，他们被逐出了市场。而那些相对保守的人呢？他们用较高比例的保证金购买比较受尊敬的公司的股票。为其硬件上的技术崩溃而懊悔不已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在当年晚些时候做了一项研究，以确定在5月底的事件中哪些人做了哪些事。结果是很有启发性的。美国金融界正在崛起的巨人，共同基金，赢得了光荣。资金雄厚、管理谨慎、坚持诚信传统的共同基金在星期一市场下跌的时候主要买进股票，而在星期四市场上涨的时候主要卖出股票。因此，除了保护它们的投资者不冒过大风险之外，它们实际上稳定了市场。恐慌主要来自个人投资者，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和新来的各色移民。这是一次个人危机，是由突然横扫百老汇到利特尔福尔斯、苏黎世到大章克申市的大众情绪引起的。如果说1962年5月的危机是最后一次由个人而不是机构控制的股市大事件，那么，昔日的传奇人物爱德华·M·吉尔伯特（EdwardM.Gilbert）成为它的最大受害者，也就很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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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出生于1922年，当时的纽约是一个古怪的地方，居住着大大小小的百万富翁和准百万富翁。他的父亲和叔叔是帝国木业公司（EmpireMillworkCompany）的主要持股人和管理者，这是他们的父亲创建的一家稳健的小木材企业，该公司的第一次壮大是借着1920年9月华尔街的一次神秘而可怕的爆炸带来的合同。很久以后，埃迪·吉尔伯特的父亲哈里这样形容他：“小时候去任何地方他都是跑着的。”但巴德·舒尔伯格（BuddSchulberg）①笔下的萨米·格里克（SammyGlick）②只是埃迪·吉尔伯特的一个侧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梦想比成为好莱坞的统治者更加复杂和宏大。最开始，他是一个聪明却偷懒的学生，对数学情有独钟，也是一个天才而狂热的运动员，一个被宠坏了的宝贝。父亲的纵容让他金钱无忧而道德薄弱。在贺瑞斯曼男子学校读书时，在一群有钱人的公子哥当中，他是一个可怕的网球手，获得过跳水冠军，也是长跑运动员。在缅因州的温尼贝哥营，他连续四个夏季被评为最佳运动员。

二战初期他被康奈尔大学录取，靠网球和拳击成名，得过宿舍的象棋冠军，是有名的恶作剧者，却一如既往地忽视学业。一年级或二年级的时候，他离校参加了美国空军。他先被派往北非，后来是意大利，为军方报纸工作，对学习外国语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天分。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美国人，当然会在这群说话结结巴巴的农村人中间脱颖而出，但此时的吉尔伯特显然在不止一个方面表现出众。服役期间，他继续保持对身体强健的追求，精通了更多的体育项目，包括滑水和板球。他一如既往地全力参加比赛，仿佛比赛是工作而不是游戏一样。

战争结束回国后，他回到康奈尔待了一阵，但并不长久。很快，他进入父亲的公司。在初学经商期间，他自己进行了一系列投资，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他资助了一名职业拳击手，结果那人也失败了。他当上了百老汇戏剧《离夏天有多远》（HowLongTillSummer）的联合制片人，该剧请黑人民歌手乔希·怀特（JoshWhite）的儿子主演，是倡导“全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先锋剧目，曾得到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Roosevelt）夫人的公开赞许。但《离夏天有多远》要么太超前了，要么不合时宜，于1949年12月27日在剧场剧院首演时，遭遇票房惨败，一周以后停演。吉尔伯特还涉足股市，却没有获得值得注意的成绩。在验证了成功商人的后代通常缺乏商业天赋这句老话的同时，他对音乐，尤其是歌剧，产生了深厚的热爱。在他身上，人们似乎可以看到熟悉的无实际能力而喜欢搞艺术的第二代的影子，而这一印象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他在帝国木业的工作很快出现危机。该公司在战后建筑业的繁荣发展中壮大起来，并向公众发行了股票，股票发行为哈里·吉尔伯特带来了约800万美元的现金。他和以往一样任由儿子挥霍，多年以来总是如此。这就像父子二人之间无声的交易。哈里·吉尔伯特从未担任帝国木业的首脑，他是一个继承了大笔家业的和蔼可亲的人。从来没能在业界呼风唤雨的他，渴望在他的朋友和同事面前做一个重要、有魄力而有趣的人。靠着父亲的钱，儿子才能做那些生意，并且把办公室电气化。毫无疑问，有时候父亲根本不明白儿子一再提起的那些错综复杂的生意是在干什么—债券呀收购呀之类的。但承认这一点是丢脸的，而且在鸡尾酒会上说“我们正在做一桩大买卖，但现在还不能说”却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于是，哈里·吉尔伯特一次又一次地出钱，从儿子那里买到了商业上的虚荣。

早在1948年，埃迪·吉尔伯特就觉得家里的公司小得容不下他，于是开始梦想把它当做工具，通过与其他公司合并，建立一个真正配得上它的宏伟名字的公司—一个真正的帝国。1951年，28岁时，他要求他父亲赋予他更大的责任，让他成为董事。哈里·吉尔伯特拒绝他后，埃迪·吉尔伯特自行离开了这个做硬木地板的企业。

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的一步。对于小吉尔伯特独立建立的公司，有两个版本的故事。一个版本于1962年发表，说他的公司成功了，4年后被哈里·吉尔伯特收购，从而把儿子带回帝国，并支付给儿子2万股帝国的股票。另一个说，埃迪企图通过自己的公司垄断木材市场，结果失败了，损失了一大笔钱，被父亲所救，才弥补了他的巨大错误。无论如何，1955年，埃迪又回到帝国，拥有了新的行动权力和自由。早在1948年，他在田纳西州为帝国办事时就与美国最大的硬木地板公司E·L·布鲁斯公司（E.L.BruceandCompany）相熟了。自那以后，他就梦想着收购布鲁斯公司，把它作为献给帝国皇冠的一枚宝石。布鲁斯公司当时每年的净销售额是大约2500万美元，比帝国大得多，但它是一家呆板的公司，管理保守，控股的家族死气沉沉，是有野心的捕食者经典的猎物。1955年，埃迪·吉尔伯特说服他父亲将自己和公司的大部分资源用于收购布鲁斯公司的计划。

现在，埃迪终于要大展拳脚了。他开始与华尔街的重要人物交朋友—他的胆识令经纪商欣赏，他们也乐得从他那里赚取可观的佣金。他的有些朋友来自金融界的最高层。很明显，他通过承诺向勒布罗兹公司（Loeb，Rhoades）的老约翰·勒布（JohnLoeb，Sr.）钟爱的哈佛大学捐赠10万美元获得了他的青睐；以后，他会自称为拉扎德·弗雷尔公司（LazardFr弐es）害羞的大人物安德烈·迈耶（Andr?Meyer）的重要客户，以及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JacquelineKennedyOnassis）夫人的密友。同时，吉尔伯特开始在自己周围聚集一些社会名流，他们会向他索要一些股市消息，反过来，他也可以利用与他们的亲密关系获得上流社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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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朋友的关键作用在于“社交”。与19世纪美国绝大部分大金融家，还有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笔下的杰伊·盖茨比（JayGatsby）①，这名贩酒商渴望着戴西·布坎南（DaisyBuchanan）的码头通行证，而布坎南的话就等于金钱—一样，吉尔伯特相信富人身上具有特殊的品质。对他而言，他的渴望是进入复杂的美国版的宫廷生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流社会。有趣的是，对以财产继承和盎格鲁腥隹搜费�澄��〉恼嬲�纳狭魃缁幔�托碌摹⒐夤致嚼氲摹⒉荒敲磁磐獾挠槔质澜纾�此�降目Х裙萆狭魃缁幔��飨圆患忧�帧Ｋ�粤秸咄��非螅�徊还�欠挚�非蟆?960年，随着民主思想的发展，或者仅仅是税赋对传统财富的瓦解，真正的上流社会迁往乡村，在中产阶级上层中消失，而产生于疯狂娱乐的萧条和战争年代的咖啡馆上流社会，则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的放纵和挥霍的本质，失去了它的地位。

但是，即便吉尔伯特相信上流社会丧失了世纪初的形式，他也没有表现出来。相反，看上去他相信它的生命力，并谋求借助它进行自我实现。实际上，他可以为他的新朋友提供很多东西。他此时30岁出头，身材矮小精瘦，长着黯淡的蓝色眼睛，稀少的头发下是一张精明的脸，一种直接的个人魅力遮掩了他的虚荣和极端的好胜心。有时候他的新朋友会在背后嘲笑他爱在社交中装腔作势和卖弄，不过他们仍然参加他的派对，并且利用他的市场消息。有人指责他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他们原谅他是因为他看上去真的相信自己的谎话，尤其是关于他自己和他的过去的谎话。他是一个有强迫症的赌徒，好笑的是，却是一个糟糕的赌徒。运气好的时候，他会将赌注翻番，直到将赢来的钱输光，或者玩赌注更大的纸牌游戏，运气差的时候他往往会孤注一掷。不过，他似乎总能非常轻松地接受大笔损失，仿佛这样能够显示他是个输得起的人，而金钱对他根本不算什么。人们提到他时都说他是个有趣的人，这是自然的，因为他为那些喜欢追逐和传播闲话的人提供了谈资。

在他的不断怂恿下，他的新朋友还有他的父母、姐妹、表亲、姑妈以及所有禁不起他说服的人，纷纷购买了布鲁斯公司的股票。1958年3月，对布鲁斯公司股票的收购进入高潮阶段，当时这只股票在美国股票交易所卖到大约25美元一股。整个春季，吉尔伯特父子和他们的亲戚以及埃迪的朋友都在买进这只股票，直到6月，它涨到70多美元，并开始了每时每刻的剧烈波动。布鲁斯公司的股票此时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囤积，这是危险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随着价格的上涨，布鲁斯公司的家族管理层终于迟钝地认识到股票正面临偷袭。他们的防御措施就是自己买进股票，从而加大股票上涨的压力。与此同时，主要由投机者构成的第三方一直关注着股票剧烈而且明显不合理的上涨，并且看到了卖空的机会—即先借入股票用来出售，待泡沫破裂后，再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并交割给借出方。于是，到了5月和6月初，布鲁斯公司一方和吉尔伯特一方购买的大部分股票都是来自那些手里根本没有这只股票的人。这些股票来自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上的“虚拟供给”，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6月，股票涨到77美元，敌对的双方总共拥有的股票，或者说有文件表明他们拥有的股票，超过了该股票的实际发行量。卖空者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如果股票借出方要求他们交割那些他们一借入即卖出的股票，他们是办不到的，而股票的拥有者有可能逼迫他们以此时奇高的价格买入所欠的股票。

囤积在华尔街有漫长而臭名昭著的历史。老“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在19世纪60年代就发起过三次，让那些中了他的圈套的卖空者和股票被他操纵的公司都遭遇了灭顶之灾。1901年北太平洋公司（NorthernPacific）的崩盘，正是因为遭遇了布鲁斯公司所遭遇的囤积—对控制权的争夺。其结果是全国性的恐慌，以及世界股市的震荡。纽约股票交易所经历的最后一次囤积发生在1922年，是针对皮格利威格利公司（PigglyWigglyStores）股票的。就布鲁斯公司事件而言，恐怕吉尔伯特和布鲁斯家族都没想过囤积，它只是控制权争夺的意外副产品。而且，由于布鲁斯公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微不足道，因此并没有造成全国性恐慌的危险。不过，那些没有卷入这场争斗的布鲁斯公司股东却有可能成为无辜的受害者，而且，在华尔街，包括1958年的美国股票交易所，“囤积”一词代表着不光彩的过去，令人提之而色变。于是，6月中旬，美国股票交易所采取行动，中止了布鲁斯公司股票的交易，以保护无辜者。人们立即开始在场外市场交易这只股票，那些慌忙争夺其少得可怜的供应量以完成交割的卖空者，让股票疯狂涨至188美元。（股票供给来自无辜的股票持有者，有些也可能来自吉尔伯特言而无信的朋友，他们出卖自己的忠诚以换取迅速的利润。）随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介入，吉尔伯特和布鲁斯家族开始谈判和相互指责，你来我往，最后终于达成相互妥协。9月尘埃落定之时，吉尔伯特持有布鲁斯公司50%的股票，并成为布鲁斯公司董事会主席。帝国改名为国家帝国（EmpireNational），作为对其地位提升的彰显。1961年，国家帝国与布鲁斯公司正式合并，取名为E·L·布鲁斯公司（E.L.BruceandCompany）。

1958年秋，从混战中走出来的埃迪·吉尔伯特终于获得了成功。很明显，凭借他所拥有的布鲁斯公司高价股票，他在账面上已经是个富人，同时，他也赢得了社交圈中的支持者的尊重，并且，由于参与了由他所引起的囤积，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由于此次囤积事件与1901年那一次相似，他被媒体拿来与昔日的巨人J·P·摩根和E·H·哈里曼（E.H.Harriman）相提并论。这名新晋巨头的真正目标可能会遭到老派贵族人士的嘲笑：成为实际上由寄生虫组成的上流社会的领导人。这个上流社会是个国际性的偏激而鼓吹艺术的社交圈子，当时已经开始被人们戏称为“喷气机富豪”。但吉尔伯特不这么看这个圈子。他喜欢把布鲁斯公司称为建筑材料工业中的蒂凡尼（Tiffany），这个他在与布鲁斯公司的长期争夺中所使用的戏称显示了他的雄心。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他开始宣传自己的形象。他在大都会歌剧院长期定下一个星期一的包厢。虽然并非所有的包厢拥有者都是音乐爱好者，他却是一个，而且，他也喜欢出现在他们中间。他结识了咖啡馆上流社会的两大显赫人物，埃尔莎·麦克斯韦尔（ElsaMaxwell）和伊戈·卡西尼（IgorCassini）。有时候吉尔伯特会自我陶醉地问卡西尼是否认识与他年纪相仿而又比他更有钱、更举足轻重的人，卡西尼会圆滑地一笑，然后摇头。他聘请卡西尼的马提雅尔公司（MartialandCompany）担任布鲁斯公司的公共关系顾问。出现在卡西尼的报纸专栏上的、关于吉尔伯特近况的文章，是由卡西尼自己作为布鲁斯公司的媒体代理人提供的，而这实际意味着，对于卡西尼的专栏版面，卡西尼愿卖，吉尔伯特愿买。他让他的妻子罗达，一个漂亮的布鲁克林女孩，接受语言障碍治疗和仪态训练。最终，他把股票交易交给一个叫弗朗西斯·法尔（FrancisFarr）的经纪商打理，后者也是一个经常出入俱乐部的人，他的兄弟在著名的怀特和卡斯律师事务所（WhiteandCase）任职，还是圣詹姆斯主教教堂的教区会员。他为乐俱乐部（LeClub）提供地板装修，以换取特许会员资格，这是纽约一个邀请会员制的迪斯科精英俱乐部。他在第五大道买了一套大公寓，并用法国古董填满了它，其中大部分是一流画作，还请了四名佣人。有时候他住在位于棕榈滩的豪宅里，典型的20世纪初照片中的上流社会派头。他在法国蓝色海岸的马丁角买了一幢大别墅，一有空就与玛丽亚·卡拉斯（MariaCallas）①和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Onassis）之类的人聚在一起，或者在奥运规格的游泳池边举办室外派对，旁边还有乐队伴奏。在派对上，埃迪总是用热情好客交换指挥的权利，他会充当乐队指挥，给出奇怪的指示。“大家都去打保龄球吧！”午饭过后，他会对他的宾客们大喊着说，于是四五十名有钱而时髦的或者准有钱和准时髦的宾客，为了满足他的愿望，会老老实实地跳进他们的轿车或者由他安排等候一旁的豪华轿车，奔赴摩纳哥豪华的四道保龄球馆。他生活在梦想中，一步步实现它的细节，并且像盖茨比一样，等待在下一颗星上敲响的音叉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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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不真正有钱。除1961年外，他大概都是入不敷出。据说他的账面净资产最高曾达到1000万美元，但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的账面利润来自借款，他的资产抵押水平总是维持在极限状态。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资产抵押水平，完全是因为他签订了信贷条款。1959年，他在没有通知公司董事会的情况下从国家帝国公司账上借钱。这显然是不当行为，但他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现之前就连本带息偿还了借款，因而未被追究。他总是缺现金，每年1月1日他都会一次性地预支他在帝国全年的工资。到1960年夏天，他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国家帝国公司的股票下跌了，吉尔伯特的经纪商要求他增加保证金①，而吉尔伯特在纽约已经处处举债了。他欠数十位艺术品经纪商一大笔钱。有消息说，把他欠他父亲的私人债务算在内，他那时至少身负100万美元的债务。但他还是挺住了。当朋友劝他卖掉一些艺术收藏品时，他拒绝了。他说，卖掉它们就等于丢脸。

在那个特殊时刻挽救他的是1961年的牛市，以及恰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的人们精神上的振奋。遵照朋友的建议，他打算聘请杰利·芬克尔斯坦（JerryFinkelstein）为顾问，后者是商界和政治界的显赫人物（后来当上了纽约市民主党主席），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国最佳的金融公共关系人选。虽然不抱希望，吉尔伯特还是向芬克尔斯坦发出邀请，预备遭到拒绝。但令他惊喜的是，芬克尔斯坦接受了，条件是布鲁斯公司的一大笔股票期权。接下来的事就很奇怪了：仅仅由于芬克尔斯坦的同意加盟，吉尔伯特就重拾自信，变成了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开始自己做他本来聘请芬克尔斯坦来做的事情。聘请大师的结果是解放了大师，芬克尔斯坦基本上什么也不需要做，只需要在布鲁斯公司股票大涨的时候数钱就行了。现在，吉尔伯特与他父亲相比占了明显的先机。当布鲁斯公司与国家帝国公司合并时，埃迪·吉尔伯特成为合并后的公司的总裁，而哈里·吉尔伯特成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该头衔的实际意思是—通常如此—“被踢出局的高层”。现在，他第一次成为商界受人尊敬的重要人物。他在布鲁斯公司的成功，使得两年前几乎不会让他进门的投资银行家现在找上门来，希望他同意由他们帮助他为以后的投资提供融资。吉尔伯特在股票市场上的购买力也大大增强了，这不仅是因为他手中的股票价值提高了，而且因为他的“朋友”数量在短时间内有了令人瞠目的增加，他们会非常高兴地把钱投向他指出的方向。这导致了危险的新一轮的乐观情绪。到1961年5月，吉尔伯特得意异常，扩张的欲望又一次抓住了他，他开始了为他招致毁灭的冒险。

他想为他的名叫布鲁斯的帝国得到赛璐特克斯公司（CelotexCorporation），这是一家大型建筑绝缘材料制造企业，总部设在芝加哥，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开始，他以大约30美元买进它的股票，后来趁它正好跌到24美元的时候，加大了买入力度，并一路追购，直到1962年初它涨至42美元。但他这一次的收购被迫中断，因为赛璐特克斯公司比布鲁斯公司大得多，其发行量是布鲁斯公司的三倍多，交易量则多一半。但此时的吉尔伯特相信自己是战无不胜的。他持有差不多50万股布鲁斯公司股票，分别抵押给孟菲斯、瑞士和其他地方的债权人，这让他拥有了数百万美元的购买力。他开始动用这笔钱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他让他的朋友（以及表亲和姑妈们）尽最大可能地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他又从父亲那里借钱，同样投入了赛璐特克斯。就连他的宿敌，布鲁斯家族，也受到这个从他们手里夺走公司控制权的人的蛊惑。1962年初，他们批准他动用公司的40万美元用于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后来又增加了约100万美元的赌注。3月，吉尔伯特亮牌了。他宣布，他拥有赛璐特克斯公司10%的股票，要求进入董事会。赛璐特克斯公司总裁亨利·柯林斯（HenryCollins）起初拒绝了，但拒绝得犹疑不决，很明显他只是在使用缓兵之计。吉尔伯特眼看着就要大获成功了。

接着，连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公事一件私事，加速了他的命运进程。市场开始不满肯尼迪与钢铁业的对抗，而吉尔伯特的婚姻也在前一年11月出了岔子，他只得飞回拉斯韦加斯，因为在内华达州必须居住满6个星期才能提出离婚诉讼。毫无疑问，以他的赌徒本性，他以为赛璐特克斯一役胜利在望，他可以通过电话下达远程命令，来完成最后的进攻。或者，在这个看上去即将胜利的时刻，他或许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吓得逃离了恐慌的现场。不知为何，4月底，他突然离开自与妻子几个月前分居后在沃尔多夫居住的住所，飞往拉斯韦加斯完成居住期。

吉尔伯特采取了严密的安全防范，防止他的离开可能导致的布鲁斯公司或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任何市场恐慌。布鲁斯公司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去向，他们被要求发誓保密。他使用了假名—爱德华·西顿（EdwardHeaton）。（斗志昂扬的爱德华①，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吉尔伯特仍然保持了他的幽默感。）他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安装了私人电话线路，可以直拨到他在纽约的办公室总机，这样，来电者可以立即转接给他，就好像他仍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一样。他的对外信件首先发到纽约或者布鲁斯公司在孟菲斯的总部，然后转发给相应的收件人。

吉尔伯特的个人习惯和地球的转动使他在拉斯韦加斯陷入奇怪而令人精疲力竭的时间表。3小时的时差意味着纽约股市在内华达时间早上7点开盘。因此，每天早上，吉尔伯特必须在沙漠拂晓时分起床，接通电话线，从经纪商那里获得纽约的早间报价。股市开盘时，他打电话的频率不得不加强，一直到拉斯韦加斯中午时分，东部股市收盘的时候，他的电话线都无法停歇。下午，他会去赌场逛一逛，一直玩到晚上。他梦到过完美赌局吗，让他赢得一大笔钱从而将赛璐特克斯公司收入囊中的赌局？即使有，也是徒劳的。后来他承认，他在拉斯韦加斯赌博确实输了很多钱。

有时，他像一只机警的蜘蛛，在真实世界中展开迅速的掠夺，然后快速退守。内华达州离婚法规的苛刻性使得他必须这样做。要想成为内华达州居民，他必须证明自己在6周的时间内在每天的某一时刻待在州边境以内。他请一名内华达州永久居民做他的证人，恰巧他的保镖符合这一条件。这名证人会在下午陪他去机场，并在第二天下午去机场接他，正式记录他的存在。5月初，他以这种方式去了两次纽约，去寻找更多的资金。但股票市场此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下滑，使吉尔伯特的偿债能力受到影响，他的债权人不愿再借钱给他。实际上，他从内华达赶来不但没有任何用处，还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谣言很快在放款人当中传开，说吉尔伯特遇到麻烦，处境艰难。5月中旬，他去芝加哥会见赛璐特克斯公司的柯林斯（午夜起飞，翌日在内华达的土地上留下脚印，穿过去机场的路上沿路店铺闪烁的灯光，凌晨1点30分再次起飞）。在芝加哥，柯林斯现在同意在赛璐特克斯公司给吉尔伯特一个董事会席位以及另选一名董事的权利。吉尔伯特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信誉状况，必须立刻得到董事会席位，但柯林斯坚持等到赛璐特克斯公司6月20日召开下一次董事会议时再宣布，因此，吉尔伯特带回他在沙漠中的藏身之所的胜利是虚有其表的。

吉尔伯特持有的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已达15万股，股市每跌一点，他就必须再找15万美元增加保证金，或者冒被经纪商卖掉股票的危险。遵照他的建议而持有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朋友现在有差不多50人，由于他们大多数也是以保证金购买股票，随着股票的不断下跌，他们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中的许多还持有布鲁斯公司的股票。他们有三个选择：卖掉赛璐特克斯的股票；卖掉布鲁斯的股票来支撑赛璐特克斯股票的头寸，这会进一步压低布鲁斯公司股票的价格，对吉尔伯特同样不利；或者找来更多的现金支付保证金。吉尔伯特的购买力已经枯竭了。他欠经纪商、朋友、瑞士的银行以及纽约黑社会放高利贷者的钱，这些债务现在通通压向他，而股票市场仍在不停地下跌，每天把他越抛越远。

5月的第三个星期成了吉尔伯特的噩梦，他不停地打电话求助，求债主借给他新的钱，求经纪商保持耐心不卖掉他的股票，求朋友再坚持一下与他同舟共济。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不停地被拒绝。绝望中，吉尔伯特重操旧业，赌了最后一把—为了避免必然的破产，他不惜冒犯罪的危险。吉尔伯特命令布鲁斯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分别向名为罗德斯实业公司（RhodesEnterprises）和帝国硬木地板公司（EmpireHardwoodFlooring）的两家公司开具由布鲁斯公司账户负责支付的支票，它们实为吉尔伯特制造的假公司，他用这些钱支付了保证金。支票金额高达200万美元，这一举动已构成重大盗窃罪。

这是冒险的一击，当然，它是基于吉尔伯特的渺茫希望，那就是布鲁斯公司和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能够突然上涨，从而减少吉尔伯特必须缴纳的保证金数目，让他能够抽回盗用的支票金额，偿还给布鲁斯公司。按他自己的计算—当然没有考虑欠他父亲的巨额债务—如果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高于31美元而布鲁斯公司股票高于32美元，他就有能力偿还债务。5月25日星期五，两只股票均出现上涨，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以31美元收盘，布鲁斯股票则收于323/8美元。这让他有了一线生机。但吉尔伯特第一次表现出了悲观。那一天，他曾对一名兼职秘书说：“按照今天的形势，星期一将有一场杀戮。”后来，他对《纽约时报》的M·J·罗森特（M.J.Rossant）说：“我突然感到不可能全身而退，也不可能不伤及无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一次吉尔伯特对市场的预感如此正确，但是由于欠下了累累债务并盗用了资金，他将自己紧紧地套在了网中，使他徒然拥有先知而束手无策。读者可能还记得，他所说的将有一场“杀戮”的星期一就是“蓝色星期一”，20世纪截至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跌幅第二的一天。

5

那个致命的星期一的早上，吉尔伯特蜷缩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不停地打电话，一刻不停地盯着远在3000英里之外的华尔街的下跌态势。整个上午，布鲁斯公司股票在30美元上下摇摆不定。打击于纽约时间正午时分到来，一名经纪商告诉吉尔伯特，布鲁斯公司股票现在是23美元一股。他无法相信，挂了电话又打给另一名经纪商，后者确认了这个毁灭性的消息。顷刻间，电话铃声响个不停，都是他的惊惶的债权人从纽约和瑞士打来的。

吉尔伯特现在对自己承认失败了。他后来说，星期一余下的时间里他就像一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拳击手”。布鲁斯公司股票这天收于23美元，下跌了93/8美元，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收于25美元，下跌6美元。吉尔伯特这个星期一的个人损失达到500万美元。除了应付债权人以外，他整个下午还要应付那些听从他的建议购买了布鲁斯公司和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朋友，他们也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星期二形势出现了大的好转，布鲁斯公司股票涨了53/8美元，但上涨幅度太小也太短暂，根本救不了他。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完全没有好转，而他还有其他无法偿还的债务，包括从毫无防备的布鲁斯公司那里盗用的200万美元。

星期二晚上，吉尔伯特尽可能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很明显，得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美梦完结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建立或者保住一个帝国，而是避免破产，并且有可能的话，避免牢狱之灾。他认为，他的希望在于找到一个能够一次买下他的全部或大部分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买家，用所得的钱偿还他从布鲁斯公司“借”的钱。他记起一家名叫路宝来（Ruberoid）的建筑材料公司曾经表达过持股赛璐特克斯公司的兴趣。不论达成这笔交易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他必须能够在纽约待一天以上。于是，尽管离他在内华达州的居住期满只有一两个星期，他还是放弃了离婚的梦想，于星期三阵亡将士纪念日飞到纽约，回到他在沃尔多夫的寓所。

星期四，他陷入更大的风暴。吉尔伯特发现他能获得的与路宝来管理层见面的最早时间是下个星期一，6月4日。整个星期四白天，他在沃尔多夫的寓所围满了他的债权人，有些人甚至从瑞士远道而来。他无法满足他们，只希望能够卖掉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星期五，知道他的处境以及他不得以采取的犯罪行为的朋友们劝他立即宣告破产。悔恨交加却顽固的他拒绝了。

实际上，吉尔伯特还有一点时间—准确地说，是6个工作日。6月12日，星期二，是预先定好举行布鲁斯公司下一次董事会议的日子，到时候向罗德斯实业公司和帝国硬木地板公司贷款200万美元一事一定躲不过。因此他必须在那之前拿出解决办法，不然事情就要败露。他最后能够争取到的贷款只是6天的时间—这一次贷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6月4日星期一—第一天—他按计划与路宝来公司的管理层见面，坦率地向他们承认自己处于危机，并建议，既然无论如何他们都想购买大量的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那么还不如利用他此时的困境接手他持有的股票。路宝来公司的人看上去很感兴趣，但还没有给他明确的承诺就结束了会谈。第二天，处境仍然绝望的他将整个事情经过告诉了他在谢尔曼斯特林律师事务所（ShearmanandSterling）的律师。可以理解地，他们感到吃惊，并着手采取可能的防御措施。为了避免吉尔伯特在恐慌中加重罪行，他们告知布鲁斯公司的管理人员不要再在任何情况下照他的指示签署支票。作为弥补他承认所犯罪行的第一步，他们要求他向公司出具个人借据，并以个人财产做担保。

第三天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但在第四天—6月7日星期四—突然出现了希望之光，路宝来的执行副总裁告诉吉尔伯特一个几乎难以置信的好消息，那就是他的公司愿意以一个公平的价格购买30万股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这笔交易即使完成，也不会让他免于破产，但他将能够挽救他的朋友和追随者，并且摆脱盗用布鲁斯公司款项的罪名。

吉尔伯特用星期四余下的全部时间和星期五从朋友那里收集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准备好交割。6月11日星期一，布鲁斯公司董事会之前的最后一天，由于股票已稳稳地拿在手里，他花了几个小时享受一种感觉，那就是他可能在一切结束之后仍保留某种荣耀，他或许不会失去一切—他的别墅、他的追随者以及他在上层社会的地位。布鲁斯公司的董事会在星期二早上10点30分召开。吉尔伯特抽着雪茄，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和黑色矮帮休闲鞋出现在那里。他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对其他董事讲述—有人已经知道或差不多知道了—他从事的疯狂而复杂的交易，以及它们如何最终导致他未经批准动用了在座的所有人受托共同看管的资金。接下来是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希望吉尔伯特立即辞职，有些人建议谨慎从事，或者至少等当天股市收盘后再辞职，以防止再次出现对布鲁斯公司股票的恐慌。就在紧张而压抑的讨论当中，路宝来公司向吉尔伯特传来消息，说该公司撤回向他购买大笔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意向。

这是对吉尔伯特致命的一击。午饭时会议中断，他没有同其他董事一起用餐，而是回家收拾了一个手提箱，到他的银行保险箱取了8000美元现金，订了晚上7点30分飞往巴西的机票。既然他最后的合法出路被堵死了，他决定开始真正的流亡。巴西当时已经成为走入歧途的美国金融家们的长期避难所。已经来到这里浪费时间、吹嘘过去、玩纸牌和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买卖的有：出身富贵的公司窃贼洛厄尔·比勒尔；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大盗窃犯本杰克·凯奇（BenJackCage）；出身贫寒、专门贩卖虚发银行股的年轻股票经纪人厄尔·贝尔（EarleBelle）。吉尔伯特肯定不愿意与这些滑稽透顶的无耻之徒混在一起，后来他一直骄傲于一点，那就是他与他们完全没有共同之处。但事实是，在1962年6月12日，他还是与他们所有人有一个共同点—让人们认识到，迫切需要与巴西这样与美国没有有效引渡协议的国家建立司法关系。

下午2点30分，布鲁斯公司董事会议重新开始的时候，吉尔伯特又回来了，冷静而自信。他现在需要做的是说服董事会推迟公开宣布他的辞职，以及其中不光彩的原因，直到他离开美国。只要推迟到7点半！他乞求。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他解释说他正好需要5个小时联系最后一位可能的放款人。经过另一轮冗长而激烈的争论后，董事会同意了，吉尔伯特又松了一口气。当然，可能的放款人是虚构的。他大约5点30分离开他在布鲁斯公司的办公室，假装去见作为他最后希望的放款人，并说将在7点左右带着最后消息回来。在其他董事紧张地等待时，吉尔伯特雇了一辆豪华轿车，接上他的父母，他们陪他到了艾德威尔德机场。哈里·吉尔伯特说，在车里，埃迪“歇斯底里地发疯”。但到达机场后，他冷静地支付了机票钱，毫不引人注意地登上了飞往里约热内卢的班机。飞机因为某种原因推迟起飞，让他最后害怕了一次，但8点刚过就起飞了。

在布鲁斯公司的办公室里，董事们越来越担心。8点15分，他们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打电话，报告他们了解的一切情况。已经太晚了。8点30分，埃迪·吉尔伯特的飞机到达飞行高度向南飞去，哈里·吉尔伯特给布鲁斯公司的董事打电话，遗憾地告诉他们，他的儿子不会回来了。

6

他在巴西生活得相对平静，只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巴卡巴纳区找了一个相对舒适的公寓，经常不刮胡子，避免去夜总会和赌场，有时写写信，做点当地生意，还学习葡萄牙语锻炼语言技能。（他没有为自己配备有司机的卡迪拉克。）永远爱他的父母时不时给他寄钱。“我无法面对别人。”他对去他那里拜访他的《纽约时报》的罗森特说。他还坚定地说：“我会用整个余生偿还一切。”同时，人们有时听到他把他的彻底失败归罪于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和所有人：拉扎德、勒布、罗兹、赛璐特克斯公司的柯林斯、言而无信的朋友以及肯尼迪总统。他对一个国内来的拜访者抱怨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们叫我天才，但我不是。如果不是他们告发我，一切本来都可以避免。”

这就是他的逻辑，也是那些继续忠诚于他的朋友的逻辑：如果不是他的债权人不合时宜的不耐烦，以及股市5月的崩盘，吉尔伯特就能够把赛璐特克斯公司收入囊中，在被揭发之前偿还从布鲁斯公司借的钱，并成为英雄。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个与现实完全不符的逻辑。实际上，后来人们发现，他的债务超过资产大约1400万~1500万美元。不论是最宽大的债权人，还是最风调雨顺的股票市场，大概都不能永远保证他不因过度的野心遭受惩罚。可以肯定的是，5月的崩盘只是加剧了他的陷落。

同时，在国内正进行着毫无意外的揭发和毫无体面的争吵，竟然成就了一种虚假的体面，与孤独地流落在外、把时间花在葡萄牙语语法上的吉尔伯特形成强烈反差。6月底，布鲁斯公司谋求并获得了法院的禁令，以防止吉尔伯特夫人私自处置他们夫妇二人拥有的家具和艺术收藏品：尤其是布歇（Boucher）①的《维纳斯梳妆》（LaToilettedeVenus）和《丘比特与普续克》（PsycheandCupid），它们在禁令申请中价值9.5万美元；莫奈（Monet）的《花》（Flowers），价值7.5万美元；和弗拉戈纳尔（Fragonard）①的《少妇的画像》（PortraitofaYoungWoman），价值9.2万美元。与此同时，司法部对吉尔伯特的15项证券欺诈提起诉讼，国内收入署则提出对他的税务置留权的申请，一直上溯到1958年，总额达300多万美元。7月中旬，纽约方面因为他盗用布鲁斯公司公款以重大盗窃罪再次对他提起诉讼。他的朋友当中有的仍然忠于他，他们坚持认为他被误解了，而且他从来没有有意做坏事；有的则不愿再承认认识这个人。他那些在布鲁斯公司和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上赔了钱的老朋友及商业伙伴伊戈·卡西尼，现在觉得称他为“骗子”一点不过分。到了11月，所有加在吉尔伯特身上的联邦和州诉讼总共可判他194年监禁，而此时，他突然回国了。他一下抵达纽约的飞机，就被联邦司法官围住。他被逮捕，又很快被保释。

他说他回来是因为他厌倦了无所事事和拉丁美洲的慵懒风格，显然这是真的。（他的一些朋友开玩笑说5个月是犹太孩子能够离家在外的最长的日子。）但还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吉尔伯特的父亲在他不在的时候为他聘请的纽约刑事犯罪辩护律师阿诺德·鲍曼（ArnoldBauman）已经告诉他，危险扫除了。确实如此。吉尔伯特因保释而获得了至少4年半的自由，其间他与他的律师不断向不同的检察官保证供出其他的犯罪分子。他说他可以供出好多人，他在拉扎德和勒布罗兹公司那里有东西。这些保证没有得到履行。1963年5月，他和罗达·吉尔伯特终于离婚，一周以后，他娶了一位名叫图丽德（Turid）的挪威空姐。别墅、艺术收藏品和池边派对已成过眼烟云，但吉尔伯特和他的新娘很过了一段好日子。他们穿着体面；住在公园大道上的一套公寓里；他们有了两个孩子，还去波多黎各度假。同往常一样，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他开了一家新公司，名叫诺瑟林公司（NortherlinCompany），经营地板。他仍然是一名好商人。诺瑟林第一年赚了20多万美元，吉尔伯特按照承诺偿还一些小债权人的债务—欠他第五大道公寓的油漆工2300美元，欠F·A·O·施瓦茨公司（F.A.O.Schwartz）138美元。此外，他又开始以10万美元一年的花销过起了以往的生活。他又开始在股票市场投机，不过是以他妻子的名义。一些上流社会不那么无能的子弟又开始试探性地留意他。

有些美国人会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但埃迪·吉尔伯特没有。以他的性格，他重返股市不可能成功，但即便是这样，他也确实赚了不少钱。背负多项指控、靠保释获得自由、欠债1000多万美元的他在1963~1967年之间有两次成为“有钱人”，有两次“陷入绝境”，还有一次甚至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他在诺瑟林公司的经营中有太多投机取巧，这家本来很有前途的新公司开始亏损，最终为了扣减税负被卖掉了。而他借助从未履行的承诺从民政当局那里争取来的时间已经用完了。1964年，他承认了12项重大盗窃罪和3项证券欺诈罪。每一项罪行都设定了判决日，但每个判决日到来时，判决都被推迟了。眼看着他似乎将无止尽地逃避监禁，但1967年，当局终于对一再拿不出有效证据的他失去了耐心。这年4月，他只偿还了1962年全部债务的极小部分，而且还增添了新债，联邦监狱的门终于为他打开。他两年以后获得假释，而此时他的盖茨比生涯已经彻底结束了。

7

吉尔伯特不能算是金融家。在赌桌上和股票市场上，他的一言一行都遵循着世界上最古老而确定的失败轨迹—如果不断将赌注翻番，平均法则最终将会打败你，那时你便出局了。他对华尔街的改革也没有什么催化作用，他的投机方式和最后的犯罪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是原创，而这些罪行的暴露也没有导致新的防范性法律或证券交易委员会法规的出台。而且，除了盲目相信他的亲戚朋友之外，也没有很多无辜的投资者受到他的行为的严重伤害。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留意他呢？

作为一个社会人物，吉尔伯特的生涯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金融生活的面貌。他几乎本能地完美体现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们曾经熟悉但现在已经褪色的美国式生活方式：喜欢空想和自我毁灭，盲目追求风险，喜欢在午夜驾车狂飙或匍匐在赌博轮盘旁，最终遭遇毁灭，不是偶然的毁灭，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所固有的毁灭。不论是垮掉的一代还是生于镀金时代的美国人，不论漂亮的还是丑陋的，都随着大萧条和二战成为过去。但吉尔伯特不知道这些。他很早就在潜意识中形成了特有的野心，一直不肯放弃，最终让他的野心毁了他。由于生得太晚，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开始用华丽的方式进行自我毁灭。

或许，所有那些抱着很高希望的人都曾和他一样—尽管赌注可能不及他押得大—把积蓄押在1961年大量出炉的新股票上，并在1962年被打翻在地。60年代末，1968~1970年之间，将出现一次更大的投机风潮和泡沫破裂。但那一次将是由机构主导的，到那时，美国的股票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个人和小部分自我经营的投资者无法操纵的地步，类似吉尔伯特和他的那一小帮追随者的行为将无法撼动它。

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统治股票市场前夕，即1961~1962年的投资环境，对吉尔伯特而言是完美的，他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疯狂追求虚荣的他渴望借助财富和声誉实现个人身份的改变。而60年代晚些时候的金钱追逐者将给自己设定更加务实的目标—他们要通过加入统治者来报复统治者，要推动国家进步，要藐视整个世界；他们将懂得吉尔伯特所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拥有金钱并不能让生活变成奇迹。他是1962年典型的失败者，体现了股票市场对空想的毁灭，同时他也成为对未来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