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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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沸腾岁月的墓志铭：

1970年10月中旬，格莱姆克公司管理层中止其濒临崩溃的离岸基金的赎回和销售的前一周，皮埃尔·塞林格董事高坐在他在伦敦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亲切地对一名记者说：“离岸业务是一只死鸭。”于是，曾经38美元一股的格莱姆克公司股票以1.5美元就能买到。

1972年6月，伯尼·康菲尔德（更准确地说，曾经的伯尼·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的一大笔优先股在日内瓦以每股1美分的价格转手。

1968年底到1970年10月1日之间，28家最大对冲基金的资产下降了70%，合7.5亿美元。（理论上讲，在各种金融机构当中，对冲基金的组合能够帮助它从市场崩盘中幸存，或许还能从中牟利。但只是理论上。组合不是天才，即使对高高在上的对冲基金来说，唯一的天才也是上涨的市场。实际上，它们的经理与其他人一样被沸腾的情绪左右，干脆忘记了及时对冲风险。他们中最有先见之明的一位碰到极佳的运气，或者说做出了极佳的判断，在1970年5月27日市场转向的时候开始大规模卖空，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一家1971年倒闭的对冲基金的严重受害者包括洛伊斯公司的老板劳伦斯·蒂施、奥本海默公司（OppenheimerandCompany）的合伙人利昂·利维（LeonLevy）、华纳兄弟公司（WarnerBrothersSevenArts）前老板艾略特·海曼（EliotHyman）以及唐纳森、卢弗金和简莱特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卢弗金（DanLufkin）。愚蠢的投资者可以在一起落马的最聪明的投资者，或者说前投资者身上找到安慰了。

1970年8月，《20世纪基金》（TwentiethCenturyFund）发表了沃顿商学院教师欧文·弗兰德（IrwinFriend）、吉恩·克罗基特（JeanCrockett）和马歇尔·布鲁姆（MarshallBlume）撰写的关于共同基金的研究论文。该论文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对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的平均加权或非加权投资带来的收益率，高于共同基金1960~1968年期间的总体收益率。”简单地说，根据论文作者的数据，亦步亦趋地选择股票比把自己的钱交给专业投资组合经理更加有效。

如果说这一结论暗示着快枪手基金经理们的投资业绩不过是大众的疯狂造成的假象，《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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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个人危机过后会有悔恨，公共危机过后则有改革。1969~1970年华尔街危机尘埃落定之前，实际上，在其最后阶段结束之前，改革就开始了。1970年12月，国会通过并由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项成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ecuritiesInvestorProtectionCorporation）的法案，简称Sipic。这是一家联邦会员制公司，由证券业出资，用来保护破产经纪公司的客户，减少他们的损失，限额为每人5万美元。纽约股票交易所现在宣布，每一个在1969~1970年由于经纪公司破产而遭受伤害的投资者又将获得保全了，甚至包括8月被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的普恩、第一德文郡公司和罗宾逊公司不幸的客户。纽约股票交易所对他们的短暂抛弃现在看来似乎是使得Sipic法案获得通过的筹码。但考虑到诉讼和法律的延迟，一切还需要时间。1971年仲夏，破产经纪公司的大约1.8万客户仍在等待他们的股票和现金。到1972年底，差不多每个人都被保全了。

就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纽约股票交易所开始从内部改革。1972年3月，交易所成员投票决定对其管理机构进行民主化重组，用新的由21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其中10人来自华尔街以外，取代过去由33人组成的由华尔街内部人主导的委员会，并用带薪主席取代过去无薪的名义上的兼职主席，比如拉斯克。新管理委员会以改革的精神，在7月的首次会议上选出第一位带薪主席，詹姆斯·J·尼达姆（JamesJ.Needham），他并非华尔街人，而是一名会计师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员。被选入管理委员会的首批“公众”代表大部分是不太可能赞成小投资者观点的富人实业家，这意味着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这一改变毫无疑问代表进步。

那么，是谁的建议被采纳为华尔街11号的更加民主的新模式呢？是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就是那个曾经早熟而认真的年轻经纪商。惠特尼丑闻之后，1937年刚过30岁的他便担任对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民主改革的委员会的秘书，并于第二年成为改革后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第一任总裁。对于马丁而言，早已退休的他在1970年12月受到拉斯克的紧急请求，生命中第二次花费半年时间研究如何将纽约股票交易所由为其会员服务的俱乐部变成为公众服务的市场，一定是一种奇怪的旧梦重温的体验。

这就是最后的讽刺：历史不但在事件的演变方式上重演，而且连主角也同原来一样。但是，如果说华尔街的20世纪60年代在许多方面是20年代的重演，那么，它的沸腾岁月则是这个年代大趋势的个性反映，折射和投射出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10年的困境、疑惑和恐惧。比如，让我们看一看主导这10年的富人欲望的微妙变化。60年代初的爱德华·M·吉尔伯特身上有着20年代受到推崇但现已消失的美国风格，富有上升到原则高度的个人和社会责任感。杰拉尔德·蔡渴望并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一个更加理性的美国梦，那就是贫穷的移民凭借自己的智慧在这个自由的国度获得成功，他在1964年和1965年达到顶峰，这正是约翰·肯尼迪遇刺和1967年巨变风暴之间的平静时期。1968年和1969年的索尔·斯坦伯格是当时为人们熟悉的国家舞台角色的金融版，这个年轻而鲁莽的外部人试图靠打败内部人而挤进来，结果，与同时代的美国反叛者一样，被打败了，并且承认自己的失误。伯纳德·康菲尔德，既冲突又同步的全国趋势的代表，用他的生命而不是笔著成了一篇讽刺文学，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夸张版本；不愿屈尊加入所谓的老派堡垒，而是尽可能明目张胆地鄙视它，正如他所做的那样。最后，主导华尔街60年代末的两个人物拉斯克和佩罗，恰当地反映了回归更加保守和传统的社会责任的全国趋势。他们坦然地爱着这个为他们的个人抱负提供了良好竞技场的国家，作为报答，他们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拉斯克将全副身心投入对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拯救，佩罗则将自己的大笔财富投入同一事业，还曾以一架波音707飞机作为他的罗西南多①四处奔波，像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徒劳地试图营救困在北越南的美国囚犯。

时尚和方式在变，但致富的渴望不变。最大的金钱追逐者们的风格和动机则如最大的情种，他们的套路一样微妙地反映了所有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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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或者说小投资者，这些华尔街的“消费者”又如何呢？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和20年代一样无情而有计划的诈骗了吗？联合企业和绩效基金像过去的合伙投资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一样冷酷地对待他们了吗？还是如同骗局的受害者一样，他们应该把主要责任归在自己身上？

首先，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股市的大输家。不幸正巧于1970年7月股市跌入谷底的时候，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布了最新全国股民调查结果。我们已经看到，总股民人数达到3100万，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股民。这意味着股民人数自1965年以来上升了53.3%，那时的股民人数刚刚超过2000万。因此，毫无疑问的是，近1100万人是在道琼斯指数接近1000点的1965年和大约650点的1970年年中之间首次进入股市。1969~1970年股市崩盘中总共3000亿美元的账面损失中，到底有多少是由这1100万新投资者承担无法计算，但可以肯定，1970年7月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布人民资本主义重新到来的最新证据时，人民资本主义已经使至少1000万美国投资者，或者美国全体投资者的1/3，比原来更加贫穷，而且贫穷了数十亿美元。

20世纪60年代，或者为了购买第三辆车，或者为了去加勒比旅行，或者为了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或者只是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曾经投资于凌·特姆科·沃特、里斯科、梅茨基金或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人们，相对于1929年同样进行危险的孤注一掷，投资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雪兰多或阿里范尼的不幸者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多亏了证券法案和证券交易委员会，20世纪60年代的投资者在技术上受到联邦法律完全信息披露要求的保护，可以免受公司欺诈的伤害。当然，关键字眼是“在技术上”。如果投资者完全懂得合并会计的深奥含义，他或许不会投资于凌·特姆科·沃特或里斯科；如果他抓住了基金投资组合中存信股票增值的奥秘，他大概不会投资于梅茨基金；如果他阅读并且读懂了全国学生营销公司1969年年报的脚注，他几乎一定不会把积蓄交给这家公司。那么，问题是，业余投资者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只有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股市的进进出出上，而且拥有这样的理解力。他没有权利依赖他的经纪商和共同基金经理的投资技巧和人格吗，尤其当他们的判断力如此频繁地受到最权威的投资机构、全国性银行、大基金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基金会的肯定时？简而言之，相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股票投资游戏的规则对业余投资者是公平的吗？

实际上，不是。当美国最精明的企业金融家和他们的会计师在法律范围内不断寻找新的欺骗方法时不是；当本应冷静的基金经理在追求迅速业绩的祭坛前成为疯狂信徒时不是；当经纪商对客户利益的承诺不断遭到私人利益或佣金压力的削弱时不是；当代表投资业风度的领导者们像业余人士一样贪婪而鲁莽地投机时不是。完全信息披露在20世纪60年代的股票市场上总的来说是一次失败，只给了小投资者虚有其表的保护。而这一失败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程度的披露能够成功保护投资者。规则可以加强，正如这10年以及今后会出现的规则一样。但就像白天过后一定是晚上，华尔街诡计多端的人以及他们的金融进贡者将永远忙于以新的诡计玩弄新的规则，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那些受人尊敬的机构在下一次快钱风潮盛行的时候将再次上演骗术。正如拉斯克1972年所说：“我能感觉到它的到来，不论有没有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轮新的灾难性投机将到来，所有我们熟悉的情景将依次上演—蓝筹股的繁荣，接着是对次级股票的追捧，接着是场外交易的火爆，接着是新股发行的又一个垃圾市场，最后是不可避免的崩盘。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我能感觉到，而且，该死的，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就这样，按照事物的本性，业余投资者相对于专业人士仍然并将可能一直处于劣势。或许他最好的保护在于对这一事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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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华尔街正朝着民主的方向改变，并且一定会发生更多变化：公众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或许将与美国股票交易所和小型区域性交易所连成一体）的管理委员会中将有更好的代表，越来越多的交易佣金将通过自由协商确定，而不是由证券业的行规确定，共同基金的收费和经营将得到更好的监管。但即将发生的最大变化或许不是金融方面的，而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

自从20世纪初变得不再富有的强盗们展开掠夺、精明的商人对铁路债券进行操纵的竞技场之后，华尔街不但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而且成为一个国家机构。20世纪60年代，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人总是害怕被称做的私人俱乐部，不是一般的私人俱乐部，而是美国最重要和有意思的俱乐部，全美风潮的制造者和反映者，全美领导者的学校。20世纪60年代，虽然它的贵族气质和政治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拥有它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上演着国家戏剧的浓缩和高级版本。但在这10年及其独特的那一幕戏剧结束时的震荡之后，它扮演旧角色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华尔街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的命运不是被改革结束，而是被机械化结束。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有大量的股票交易不是在天窗下的交易场内面对面地进行，而是在相隔数千英里、坐在闭路电视荧屏前的人之间进行。华尔街显然越来越无法处理全国证券业大规模扩张的业务，这增加了废除股票权证、用计算机存储单元中的记录取代它们的压力。全国最大经纪公司的老板，美林公司的里根，1972年预测：“到1980年，华尔街将失去它的大部分风情……华尔街相对于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将失去许多色彩……我猜，最早消失的将是那张装饰性的纸［股票权证］……当一切电子设备就绪，我们还会需要纽约股票交易所吗？或许不是以它现在的形式。”

那么，再见了，私人俱乐部。使华尔街成为一个社会单元的两股力量，一个是股票权证，它的使用要求场所的集中，因为它必须要能够迅速便捷地从卖方转移到买方，另一个是股票交易所，它使股票交易有了一个看得见的焦点。如果权证和交易所消失了，华尔街将走过漫长的将自己转变为毫无人格的全国性自动售货机的道路，这或许会对投资者更加公平，但作为美国的一个微观世界，它将失去大部分趣味。它私人俱乐部的一面，不论从公平和民主的立场来看多么令人谴责，对社会环境来说却是必需的；改革者和社会历史学家的愿望必须只占少数派。如果私人俱乐部消失了，或许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我曾提过的华尔街的一个特点：充当以占有、统治、归属为主题的高尚、纯粹的道德剧的舞台。可以想见，本书或许是为“华尔街”时代撰写的最杰出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