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慢慢呻吟

翁上元的喜日子刚过三天,父亲翁太元就召开了家庭会,会议的主题是商量翁上元分家的事。

翁太元说:“上元,你们哥儿们弟兄多,我手头又不宽裕,都聚在一堆,日子不好拆兑。既然你已经成家了,就分开过吧;这对你也是好事,早分家,早立门户。”

翁上元感到太突然,“这不太合适,我刚结婚你就扫地出门,会让旁人说闲话。”

“谁的日子谁掂配着过,关别人蛋疼!”翁太元有些不高兴。

“分家要首先有地方住,我连房子都没有,朝哪儿住。”翁上元提出了实际问题。

“自己盖嘛。”

“我连钱都没有,拿什么盖?”

“自己去借!”

翁太元扫地出门的决心已下定了,翁上元感到已没有别的出路,就说:“既是盖房,你作老家儿的也应该给点儿帮配,不能光站着说话。”

“祖上留下的两棵大杨树交你去砍,成柁当柁,成檩当檩,别的就你自己操持吧。”翁太元不耐烦地说。

“那么,就把家里的钱借给我点儿。”翁上元请求着。

“不借。”翁太元答得极干脆。

“为啥?”

“家人之间不借钱,再说,我是一个贫农,没钱可借。”翁大元把话口给堵死了。

“不过,我可以给你指个路子,”翁太元毕竟还是个作老子的,还是为翁上元着想,“你去找你三叔,他准备娶媳妇攒了几个钱,眼下他用不着了,你可以先借着用。”

一想到跟三叔翁息元借钱,翁上元就感到有些别扭;但事已临头,无路可走,便还是硬着头皮去借。

翁息元看着拘涩不安的侄子,说:“媳妇就是那么好娶的么?”然后嘿嘿一笑,这一笑,意味深长。

翁上元怀揣着借款走出三叔的房门,黑黝黝的天空上已有了几颗稀稀落落的星星。在刚刚开始的幸福生活中,他感到了几丝苦涩。

房子盖起来了,也置备了两三件必备的家具,当然也少不了锅、碗、瓢、盆掌勺的炊具。但还未来得及品尝出在锅碗瓢盆交响乐中家庭小日子的温馨滋味,村里开始吃集体食堂了。

吃集体食堂,是个新奇的事物,人们兴奋异常。人们只须按村里的吩咐去出工出力,干集体的农务,而不用耽吃喝之虞。收了工村里人簇拥在大庙里,尽情地吃大灶,把肚皮都吃大了。

但吃了不到半年的集体伙食,大灶上的吃食却突然清寡起来——人们吃不上干粮,每顿喝稀可鉴人的大锅粥。村民的怨声顿起,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成了一种公开的存在,农忙成了农闲,生产搞不上去,庄稼也长得很勉强。

入秋,收成大减;有限的几囤粮食,断了集体食堂的前景——为了能把食堂撑过年去,大锅粥里掺进了玉米轴磨成的粉,吃到肚里感到疙疙瘩瘩,人们都得了便秘,苦不堪言。

收秋的最后一天,翁上元奉命到南沟收几垅地瓜。那地瓜长得也不火,但从土里刚刨出来,紫红的皮上也泛着润泽的光,让人体味到地瓜肉那脆美的口感。翁上元用衣袖擦去地瓜皮上的泥土,一口咬下去,汁液溅出来,甜润了整张干渴的喉嗓。他不顾一切地吞咽起来,不太长的光景,那被饿耷拉了的肚皮便饱满得不能再饱满了。

一种慵懒的甜蜜感觉使他睁不开眼睛,他倒在地瓜蔓上睡着了。

他梦见荡漾的海面上浮出来几条大船,船上装满了白花花的馒头;岸上成群的人疯狂地呼喊着,叫大船靠岸。大船走得极慢,性急的人们便纷纷地跳下水来;在水上沉浮了几下之后,便都没了踪影。他站在岸上望着沉下去的人影,惊骇极了。刘淑芳站在他身后,“人家都抢馒头去了,你怎么还傻站着!”他不敢说害怕,只是更踌躇迟疑。刘淑芳很生气,一脚踹过来,“你给我下去吧,亏了还是个大老爷们儿!”他一头栽下去,大喊一声,瞪开了眼睛——

地瓜地上,刘淑芳果然咻咻地看着他。

“都开晚饭了,怎么还睡在地里。”刘淑芳说。

“我已经吃饱了,回去不回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吃啥了?”

“吃地瓜。”

“你真是个背时的货,今天晚上改善伙食,吃精粉捞面。”

听到精粉捞面,翁上元的口涎出溜地流下来;但他溜圆的肚腹不给他争气——上边想吃,下边胀满,急得他直跺脚。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好,半年多了,才有的一次面条啊!”翁上元急得居然流出泪来。

“看来就只有一招儿了。”

“啥招儿?”

“往外抠。”

翁上元便依着刘淑芳的招数用指头往外抠。但只是干呕,并呕不出东西来。整把指头都抠进去了,依然如故。

翁上元,眼白翻着,脸子扭曲着,一派受难之相。

“我刚吃饱,肚子有些沉,我给你屙一泡。”刘淑芳说。

“你屙一泡有什么用?”翁上元迷惑得很。

“叫你闻一闻。”

翁上元恍然大悟,“那你就快一点屙!”

刘淑芳便蹲下了。翁上元迫不及待地凑上去,盯着那两片白白的臀尖。

物质终于生产出来。那是好吃食酿出来的新鲜货,味道锐利,直直地刺进翁上元的七窍之中。翁上元感到了一阵窒息,但待那瞬间的窒息像塞子一样被翻腾的酒液冲开一样,翁上元腹内的物质喷薄而出——

吐出了今天的地瓜。

吐出了昨天的玉米轴粉子粥。

吐出了母亲连同血脉一并给他的生命汁液。

……他把自己吐空了。把自己吐成一条装裹捞面的口袋。

到了公共食堂的大锅前,眨两眨眼的光景,这条口袋便被面条装满了;又圆圆地鼓起来,鼓得不能再鼓,如果再轻轻地敲一下,这张鼓面就会豁地爆裂开来!

翁上元捏着喉咙挪回家去,偎进炕角的旮旯便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

就如此这般,他整整坐了三天三夜。

当他终于可以活动活动肚腹,慢慢地站起来的时候,公共食堂宣布解散了。

公共食堂散了以后,开始以队为单位按劳决算。所谓按劳决算,就是每天到队里干一天的活,叫出一个工;出一个工,精壮劳力记10分,妇女劳力记7.5分。每户有个工分册子,每晚到队部由会计给各户记分,记到年终,算出总分,按总分结算出现金。按工分结算,就要有个分值;年景好,队里收入高,分值就高。但后岭是个穷村,分值从来就没有高过,精壮劳力出一个工,也就是10分的分值,总是在三分人民币左右。那时,三分钱能买一个油饼,所以山里把这种低分值的生产队叫“油饼队”。

后岭是典型的“油饼队”。

因为年终才结算现金的特点,社员吃粮由队里分给,叫分口粮;口粮钱在年终决算时再扣除。由于吃食堂把人们的肚子都吃大了,挣工分后的第一年,人们的口粮吃得多,到年底决算的时候,扣除粮食钱,几乎没有再算出现钱来的;相反,大部分社员还欠队里的,“超支户”便这样产生了。

翁上元自然也是“超支户”中的一员。

第一年超支了,还不了三叔的借款,三叔也没有吱声;他一个人分家另过,有祖父分给他的一份家产,也不缺钱花。但翁上元心里有数,明年无论如何也要把钱还上,等三叔说出话来的时候,亲戚之间也会生三分。

第二年一开春,翁上元与刘淑芳准备大干一场,多挣几工分的时候,刘淑芳怀孕了。

翁上元当然高兴得很,在高兴之余便是怎么也抹不去的愁烦。

“上元,别发愁,崽儿是咱自己个儿的,怎么都得要;工分是挣给咱三叔的,怎么都得挣。我没那么娇气,工照样出,小心点儿就是了。”刘淑芳款语释愁。

翁上元感到磨不开面子,“怎么能呢,你就在家怀孩子,我能养活你。”

“你拿什么养活呢?就这个没钱没粮的家底,就甭再说漂亮话了。”刘淑芳爽快地说。

翁上元尴尬极了,红透了脖梗,久久不说话。

就这样,刘淑芳挺着肚子出工,吃食上也不要求特殊补养,反而省吃省喝,能吃稀的不吃干的,能以菜代饭的,不煮一把口粮。刘淑芳的美德叫翁上元无话可说,他能报答的,就是处处顺从淑芳,事事听从淑芳。每天收工回来,翁上元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为淑芳洗脚揉脚;晚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淑芳舒舒服服的倚在被垛上,他用一只缺了口的口琴给她吹曲子。曲子一响,刘淑芳的少女情怀便泛滥开来,扯开五音不全的嗓子,唱那时的歌子。那尖厉破裂的歌声吓得家猫跑出门去,但翁上元却不迭地叹道:

“好听,好听,好听得很哩!”

十二月份的小北风刺得人的骨头都疼;惜命的人都。“窝一在暖屋子里偎熟地瓜吃。但刘淑芳却还与一伙精壮汉子在山地上垒堰[注]。快到中午了,在猫腰时感到肚里一阵抽痛,便蹲在了地上。

“淑芳,怎么了。”翁上元跑过来。

“好像是神了。”刘淑芳低声说到。

“那就别再动了,静静地蹲一会儿吧。”翁上元关切地说。

“不行,我要尽屎。”刘淑芳急切地说。

“那我就扶你去厨。”翁上元把刘淑芳扶到一边背人的草窠子里。

翁上元扭身要走,刘淑芳哇地一声大叫:“上元,我厨出来了。”

翁上元看到了淑芳身下的一片血光,血光中蠕动着一块血肉。

翁大元出生了!

翁大元出生之后,队里就开始决算。翁上元两口子总算结出了几个现钱,钱尚未在手里焐热,就全部还了三叔的债;剩下几个零钱,就割了几斤肉,预备着过年。他心里兴奋极了,觉得生活是有奔头的。

三叔翁息元拿到翁上元的还款之后,转身就向队里买了一些余粮;他听人说,后几年要大旱了,存些粮食有冬无患。他叫翁上元帮他把粮背回去,翁上元很高兴,高兴他能帮翁息元干点什么。

粮食背完了,翁息元留翁上元吃饭,“咱爷儿俩喝两盅。”

“不了,淑芳那里有崽儿拖着,等我去做饭。”

“咳!没几天,也有崽了,变化真是大哩。不过,一个挺自在的爷们儿也变得不自在了,连口酒都喝不安生,也让人怜的烘。”翁息元的话有一丝讥消。

“您自己个儿喝吧,对机会再陪您。”翁上元转身要走。翁息元挥一挥手,“慢点儿,跟你撂个话儿,等明年亏粮了,你还可以跟三叔张嘴,这些粮,咱替你们留着,你们不吃谁吃。”说完,嘿嘿地干笑起来。

翁上元心里有些反感,觉得这个三叔有些阴损——我刚还完帐,你就希望我亏粮,你怎么不给咱念个好?也难怪,自从爷儿俩相了一个刘淑芳之后,爷儿俩的关系便显得不那么自在了;俩人谁也感觉得到,但是谁也不说。

翁上元说:“三叔,谢您的好意,您留着慢慢吃吧。”

望着翁上元远去的背影,翁息元心中漾上来一股浓浓的醋意,一拳砸在粮袋上,“你早晚还得来求我。”

过了年,翁上元就去找母亲,“娘,跟您商量个事。”

“啥事?”

“您看,淑芳给您生了个大孙子,是您老的福气;淑芳想出工,您就给看看孩子。”

“不看。”

“为啥?”

“就你们出工挣工分?我也得挣工分。”

“我们养着您。”

“不用,我一个革命老党员,身不驼背不弯,用你们养着?”

“不是那个意思,是想让您给儿女帮村帮衬。”

“不帮衬。谁的日子谁过,用啥帮衬?”老太太极执拗,翁上元感到说服无望,心里便有几分恼怒,说:

“您连儿女都不帮衬,等您动弹不了了,做儿女的可也不管您。”

“你们瞧着办。”母亲依然执拗。

“那就不管。”翁上元有意激怒母亲。

“不用你们管,真到了动弹不了的光景,我就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用不着看你们的脸子。”老太太话语铿锵。

母亲是个远近闻名好强的人,那年村里驻进一个排的八路军伤兵,到年关吃不上肉,她不顾公婆的打骂,把公公家的一头肥猪赶出来,一刀捅了,架上大锅给兵们炖肉吃。兵们吃着肉,流着眼泪管她叫姐,都撂下话,等有了出头之日,一定回来报答她。后来这些兵,一些个死了,一些个果然都当了不小的官,但都顾不上回来瞧她。村里有人讥她:“你看,你看,你的肉不如喂狗。”她跳到墙上,“(入肉)你娘个×,老娘的肉爱叫谁吃谁吃,咱心甘情愿,咱有那个瘾!”讥讽她的人便不敢吱声了,从此她也落下了个“老鸹嘴”的称号。

翁上元想到了母亲这个称号,情急之下竟顺嘴出溜出来了,“真是一张老鸹嘴。”

老太太终于被激怒了。大喊:“翁大元,你快出来,你瞧瞧你养的孽种,竟敢叫他娘的外号,你要是不管一管,我就撞死在你脚下了。”

翁太元从屋里出来,白了翁上元一眼,顺手便给了他一个耳光。翁上元捂着酸辣的脸颊,拔腿就跑到街上去,放声号啕起来。

人们都从屋里跑出来,围在他身边。待他擦了一把泪眼,看到这个阵势,不禁吓了一跳;他倏然站起身来,从人缝中钻出去,跑回家去。

翁上元的号啕,其实刘淑芳早已听到了;待落魄而归的人儿跌进屋来,她说到:

“翁上元,你是长把儿的吗?要是,就甭指望谁;孩子咱生得起,就看得起;横竖没两年光景,一咬牙,就过来了!”

“淑芳”——泪涟涟的汉子把媳妇一下子抱住了。

这一年,刘淑芳没有出工,翁上元虽然风雨无阻地一个工也没歇,但“油饼队”的收入水平,还是没让他挣足了口粮钱,他超支了,欠了队里的钱。

第二年,刘淑芳披挂上阵,翁上元的儿子翁大元开始了他苦难的儿童生涯。

两岁的儿童可以用小勺扌汇玉米面糊糊了,刘淑芳使每天早早的起床为翁大元熬一铝盆玉米面糊糊。在屋地上铺一块毡垫,让翁大元坐上去;在他的右脚腕上捆一根绳子,一头捆在八仙桌的桌腿上,防止他爬到放水缸、菜缸和铁锅、刀铲等危险物品的地方去。在他身边,便放了那盆玉米糊糊,勺子插在盆中央,给儿童一个明显的提示。然后,把屋门一锁,翁上元与刘淑芳双双出工而去。

最初的两天,翁大元啼哭不止,盆里的玉米糊糊也不曾动一动。收工回来,刘淑芳看到翁大元睡在毡垫上,小脸上满是纵横的泪痕。她把孩子抱进怀里,把乳头塞进儿童的嘴里;儿童看乳头如看异物,并不去吮一吮。刘淑芳的泪下来了。

“淑芳,不行你就别出工了,孩子又没得罪咱。”翁上元说。

含泪的淑芳摇摇头。

两天过后,两岁的儿童翁大元被独自挂在屋里,却不再啼哭。他感到饿的时候,会从毡垫上爬起来,扌汇盆里的糊糊吃。一勺、两勺、三勺……他吃得很香甜。勺里的糊糊撒在地上,蚂蚁一只一只地爬过来。他惊异极了,停住了扌汇食的动作,定定地盯着看。蚂蚁爬了一层。他用手指试探着摁一只蚂蚁,发现摁一下,那蚂蚁便不动了,手指也没有疼痛的感觉。翁大元咯咯地笑起来,便一只又一只地摁那蚂蚁,那一群黑色的蚂蚁就都不动了。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翁上元和刘淑芳收工回来,看到翁大元很老实地坐在毡垫上,盯着那群不动的蚂蚁。

“这孩子,胆真大,敢摁死蚂蚁。”刘淑芳说。

“他不是胆大,是稀罕。”翁上元说。

第二天,翁大元又开始了与蚂蚁的游戏。他似乎看出了蚂蚁为何而来,便一小勺一小勺地把糊糊撒在地上。蚂蚁便一群一群地爬过来,围着糊糊游走。他咯咯地笑看,开始一只一只地收拾它们。他今天摁的动作很快,几群蚂蚁很快就都不动了,他开始看着死蚂蚁发呆。他感到饿了,想吃糊糊;但糊糊都被他撒在地上了,而地上的糊糊上都爬满了不动的蚂蚁,他有些拿不定主意,便哭起来。哭了一会儿,见门外仍没有人的动静,就不哭了,用手抓起地上的糊糊往嘴里送。当然,送入嘴巴的,还有那些死蚂蚁。

正巧,刘淑芳中途回来,看到了翁大元吃蚂蚁的一幕;她吓坏了,去找翁上元。翁上元听了,竟笑起来,“吃几个蚂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蚂蚁是治风湿病的,他整天坐在地上,正感阴湿,吃蚂蚁说不定正是老天的旨意。”

“那他一年得吃多少蚂蚁啊,再吃出异相来。”刘淑芳担心地说。

“也是。”翁上元也有些担忧,“要不,就把他放在炕上?”

“要放炕上,起先不就放了;放在炕上,屎尿巴巴的,再从炕上栽下来,摔个好歹,咱当什么养他啊。”刘淑芳嗓音发涩,泪流下来。

翁上元蹲在地上想主意,翁大元吃蚂蚁的影像总是在他眼前闪回。突然,他一拍脑门,倏地站起来,“淑芳,有主意了。”

那个主意就是让淑芳每天多熬点粥,在翁大元爬不到的边界上,事先撒上一围粥;蚂蚁要咂完这圈粥,再爬到翁大元的粥阵中去,大人也就收工了。

“那咱们就要费些粮食了。”刘淑芳说。

“咱们吃得稀一些,什么也就都有了。”翁上元安慰到。

如此这般,喝稀粥,干重体力活的两口子,跟他们亲爱的崽子翁大元玩了一年“粥阵”;待到三岁上,翁大元已会说话,会走动,两口子便带着他出工,挣那决定农家人命脉的工分了。

农谚云:分儿分儿(工分),是命根。

刘淑芳背着翁大元出工,是队里的一件新鲜事;刚到地头就引起了社员们的议论:

“刘淑芳也真豁出去了,刚头胎的一个大小子,就在野地里抢,非抡出毛病来不可。”

“就是,是孩子的命重要还是工分重要,两口子也不会算算帐。”

“可不是。但掉个个儿想想,也没办法,翁上元一结婚就分家另过,盖房子生孩子,根子浅又样样调费,不挣几个工分,你让他靠啥。”

“咳,真是不容易,咱庄稼人的命苦啊!”

翁上元的三叔翁息元刚当上生产队的队长,见侄媳妇背着孩子出工来了,先是哈哈一笑,然后就变了脸——

“淑芳,出工带孩子,你是干活儿啊,还是哄孩子?”

“我两不误。”刘淑芳笑着说。

“那不是简单的事儿,一个带腿儿的孩子跟着,横竖得分神。”

“那你叫我咋办?”刘淑芳问。

“得扣你点儿工分,也让大伙儿服个气。”翁息元说。

众人叽喳成一片,“刘淑芳本来就够不容易的了,还扣工分,是不是有点不仁义?”

“你们都是黄鼠狼哭死鸡——假慈悲,等刘淑芳把工分挣到手了,你们该有意见了,不如一开始就把你们的嘴堵上,让她干得也踏实。”翁息元说,“淑芳,这么着吧,一个妇女劳力一天挣七分五,那个五厘就给你免了,你有意见不?”

刘淑芳看了一眼翁上元,翁上元低着头不说话,也没有什么表情,刘淑芳便说:“能有啥意见,图队里和大伙给个照应。”

春天翻地,风冷沙土多,刘淑芳就用秫秸在地头上给翁大元搭了一个临时窝棚,让他“窝”在里边。一个天性好动的孩子怎能“窝”得下呢?就从窝棚里跑出来。一跑出来,便听到母亲一声呵斥:“快钻回去,不然就打折你的腿。”儿童的心激灵一下,吓得又钻回去。但还是“窝”不住,就又跑出来,任凭大人怎么呵斥,也不想钻回去。母亲生气地跑过来,狠狠地在屁股上掴了几巴掌,又把儿童掼进窝棚里去。儿童哇哇地哭着,惹得干活儿的人们心里烦。

刘淑芳的心里更不是滋味,不仅烦,还心疼,翻地的镐子就有些不听使唤,一镐招下去,竟招在脚尖上;疼啊!她一声不吭,让疼痛无声地钻进心里去。

那边的儿童已不再哭泣,久久不见了动静。刘淑芳醒悟到什么,飞快地奔过去。儿童合上双眼,像睡着了。

“不许睡觉!”一声低呵,儿童又激凌一下坐起来。

山里人的生活经验,儿童哭困了,睡在凉地上,中了邪风,非聋即哑。刘淑芳怎能让宝贝儿子哭着睡觉去呢?

“不许睡啊,大元,”刘淑芳哄劝着,“你要是听话,晚上娘给你做热馒头吃。”

“没有热馒头。”儿童嘟嚷着。

“有。”

“没有。”

热馒头的许诺,从来没有兑现过,所以,在儿童那里已失去了效力。

为了不让孩子睡去,刘淑芳翻过一截地后便叫一声孩子,孩子应承了,她才放心地翻下一截地。后来,孩子竟不应承了,刘淑芳的心就扑通扑通跳起来,飞快地奔到窝棚跟前去。伸进头一看,儿童依然坐着,两只小眼儿乌溜溜地瞪着她——

“坏小子,你可吓死娘了!”

儿童咯咯笑起来,他从自己的恶作剧中发现了乐趣。

……

夏天好过。夏天山风清凉,不耽心中暑;鸟雀呢喃得勤快,虫草也生得纷繁,在儿童面前是满目的新奇,儿童的笑声要多过他的哭声。秋天也欢快。山里秋天的果子品类繁多,青、红、橙、紫,酸、甜、爽、脆,应有尽有。儿童身边放满了大人们给他采来的果实。他吃不动了,就用果实玩他自己的游戏。比如他用酸枣打螳螂——

螳嘟离他有两尺远,趴在一片肥阔的谷叶上,他用第一颗酸枣投过去,落在谷叶前的隙地上,就用第二颗。第二颗越过谷叶落在后边的隙地上,就用第三颗。第三颗打在了螳螂趴伏的谷叶梢上,螳螂倏地跳走了。他觉得不好玩,他要把酸枣投到螳螂的身上,便重新找到螳螂的身影,一颗接一颗地投弹。酸枣终于击中螳螂,螳螂翻身落在地上。待螳螂欲重振羽翼的当口,儿童轻轻地猫上来,把螳螂抓在手上了。他捏着螳螂的两条长腿,欢快地笑着,逗惹它。螳螂的两只钳子,一开一合,开开合合,捕捉儿童的手指,儿童机灵地躲闪着,看它徒劳的努力。儿童笑啊笑,他已经感觉到了人的机智。

突然螳螂的钳子钳住了儿童的手指,儿童本能地松开手,但螳螂并不借机逃跑,依然紧紧地钳着。儿童甩起手臂,试图把螳螂甩掉;可越甩螳螂夹得越紧,疼痛已让儿童不能承受了——

“娘,娘,螳螂夹你的儿子了。”儿童喊。

大人没有听到,儿童急得哭起来。

“娘,娘,螳螂夹你的儿子了,再不来,你就没儿子了。”

大人终于听到了,帮他把螳螂捏死了。儿童的小小手指上,深深的咬痕中,滴出殷红的血。刘淑芳心疼不已,用嘴吮着儿子手指上的血——

“我的儿呀,娘的小可怜啊!”

儿童竟偷偷笑起来。

待大人走后,儿童看着地上螳螂碎裂的肢体,“干嘛咬我呢,不咬我,你会死么?”儿童感到很婉惜。

再过几天,就要年终决算了,刘淑芳心里充满了喜悦。

她带着孩子出工,终于把这一年熬过来了,而且工分挣了不少,年终会有不小的结余,可以买下一些余粮,明年吃得好一些。这的确是值得喜悦的事。

但喜悦的脚步不免飘浮,在一天收工回家的路上,刘淑芳踩在了一块有一层薄冰的石头上,摔了一跤。这一跤,刘淑芳并未伤着什么地方,但孩子的腿,却被她一屁股坐折了。

到了三十里外公社卫生院,好歹是把骨头接上了,打了厚厚的石膏,背回来静养。为了让儿童养好骨头,吃食上的营养要跟得上,便买回来一些翁大元从未吃过的细粮与补品。自然,翁大元终于吃上热馒头了。

翁上元与刘淑芳决算出来的血汗钱也就抖落光了。

刘淑芳窝在土炕上,一天天不说话。

翁上元劝道:“淑芳,想开点,别憋坏了身子。”

刘淑芳哽咽着,“上元,都怨我,一年的活白干了。”

翁上元的眼圈也红了,“淑芳,没白干,横竖这是咱的命,你想,你要是不带大元出工,也说不定大元会摔折了腿,也得花上一笔钱。”

“哪里的话呀,你是憋昏了。”刘淑芳换了个姿式又窝下了。

“不,命定的事,你改变不了,这我信。”翁上元接着说:“咱们这就算幸运了,咱俩挣下了几个钱,给孩子瞧腿之后没欠债;要不,就非欠债不可了。”

刘淑芳一下子坐起来,一把抱住了絮絮叨叨的翁上元,喊了一声“上元”便大哭起来。

翁上元起初还劝:“淑芳,别哭,别哭。”劝着劝着自己的心里也酸涩难奈起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籁籁地滚下来,张一张嘴巴,竟也哇地哭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