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几个月又过去了。这天中午，凤子翔从地里回来，见媳妇杨菊侧躺在炕上，没有做饭，一脸疲惫，他推推媳妇问哪里不舒服，话音未落，公社书记孙春旺推门进来。他一见凤子翔就责备说：“子翔啊，你还犹豫什么呀？快把地分了，这一晃就准备种麦子了，这事可不能再拖了。”�凤子翔说：“孙书记，我没拖呀！这八千多口子人的大村，这地说分就分，哪有那么容易!”�孙春旺说：“有什么难呀，快分，快分！早分早主动，晚了可就被动了！”�凤子翔道：“孙书记，我总觉得这事非同小可，还是慎重些好。”�孙春旺有些动气了：“凤子翔呀凤子翔，分地的问题，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但赶快分了，县委催得很紧。分不分地可是思想解放不解放、拥护不拥护三中全会农村的改革问题，难道你不拥护改革吗？”�孙春旺又说：“凤子翔，我实话告诉你，前几天，县委转给公社一封联名告状信，我今天违犯组织原则告诉你，告状材料上签名的有十几个人；告你不分地是保守、顽固，不接受新鲜事物，告你之所以控制着不分地，是怕丢权。”�凤子翔一听很激动，但他很快压住自己的情绪，说：“孙书记，今天晚上我和大队全体支委通通气，明天上午召开全村社员代表大会，每个生产队推荐十个代表参加讨论。如果大家多数同意分地，咱就把地分了。但这是群众意见，不是大队党支部决定的。”�孙春旺笑笑说：“行，你凤子翔就是比其他大队书记棋高一招，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出现反复，这分地是社员群众意见，不是党支部决定，你有退路，不担责任啊。”�凤子翔一脸正色：“孙书记，说心里话，我压着不分地的真正原因，就是觉得这是复辟，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如果都愿意分，那我就左右不了了。至于联名告我的状，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动机，告就告吧，我凤子翔经得起告，经得起社员群众的监督。”�第二天上午，凤凰街村三十六个生产队选出的代表来到大队部院内。公社书记孙春旺坐在会场一侧，会议由凤子翔主持，他望望近三百多人的会场，从人群中看到马胜有的目光正盯着他。没有什么铺垫，直抒胸臆：“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就是讨论咱们村的地到底分不分，上级领导也非常重视，孙书记出席了我们今天的讨论会，一会儿作重要指示。我先说说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党支部。大家都清楚，我们村三十六个生产队总共八千二百一十六人，一万八千八百多亩地，全大队共有五十五马力拖拉机二十台，小拖拉机二十五台，电动机、抽水机、水泵有四百多台件，一百八十多辆马车，牛、马、骡、驴、大小牲畜三百四十二头，每个生产队队部和牲口圈房子都是十四五间，全村总共四百六十多间房屋。村办油坊、豆腐坊、磨面坊和砖厂四个厂子集体积累由原来的六十多万增加到了四百多万。全村三十六个生产队，都新建了养猪厂，除了养猪积肥，过年每个生产队杀猪，一个社员最少也能分五斤肉。我们村人均口粮达到420斤，解决了吃饭问题，也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集体这几年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家底，难道说分就分了？这些财产一分可就完了，这是我一年多来压着、摁着不让分地的原因。大家讨论吧，随便发言，各抒己见，大队支部全体支委都在这里，我们今天就听听大伙的意见。”�三百多人开始讨论起来。你一言他一句，讨论来讨论去，渐渐形成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不分，认为集体经济积累搞到现在这样不容易；一种主张分，把牲口、土地、农机具、村里的几个厂子全部分掉。参加会议的人们争来争去，公社书记孙春旺一言不发，只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凤子翔今天是一副完全听信大家意见的神态，面对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他想，既然公社孙书记在场，而且有一大部分人不同意分，这不能总说我压着不让分了吧？看你公社书记表什么态，如何处理这种场面。马胜有站了起来，直眉瞪眼地盯着凤子翔问：“凤大书记，周围的村地都分了，外省、外县差不多也都分了，而且比咱凤凰街村富得多的村都分了，咱们县恐怕就凤凰街村没有分地了，你为什么还摁着不让分？”�凤子翔说：“我摁着不让分的原因刚才我已讲了，分不分大家讨论，孙书记最后表态。”�马胜有的话更具有挑衅性：“你不让分的原因只是个幌子，恐怕还有其他目的吧？”�凤子翔一愣，他没有想到马胜有说出这种话来，两眼一转：“我有什么目的？我凤子翔还不是为了保存集体经济实力。”�马胜有嘿嘿一笑：“中央一号文件叫分，你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吗?这可是原则问题。再说了，县委和公社要求快分，相当一部分社员也希望分，就你凤子翔摁着不让分。其实，说白了，分了地，集体的几个厂子分了，你的权力就小了，你的目的就是永远做咱凤凰街村的皇帝，权力集中，一呼百应，自然，还有很多的好处可捞。”�凤子翔双眉一皱，他没想到马胜有在会上来这一招。再一想想，马胜有受了处分，下了台，自然恨你，在他潜意识里不让你干好，恨不得把你弄下台，说不定还梦想着实现他往日的辉煌。�公社书记孙春旺看着讨论会这样开下去没有什么结果，并且马胜有和凤子翔可能还会出现争吵，他把握住这个时机，挥挥手，不紧不慢地说：“刚才我听了大家的讨论发言，概括起来是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分，一部分人坚持不分，这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一种新生事物的产生，或者说一项政策的出台，不可能所有人的意见都一致，这不符合辩证法。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也很正常，但在两种意见不能达到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按照党的组织原则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按照中央精神，把地分到社员手里，至于怎么分，可以参照其他县、其他公社或村的方法分。我讲的这些，是代表公社党委的意见，我们凤凰街村不能拖全县的后腿。”�公社书记孙春旺一锤定音，讨论会就此结束，人们呼啦一下子走了。凤子翔坐在那里半天缓不过神儿，两眼直呆呆地一动不动，直到有人喊他回去吃饭，他才“哦”了一声站起身走出大队部院子。凤子翔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分地的事实，但公社孙书记关于分地的指示在当天下午就传遍了全村，要分地了，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事实。吃过中午饭，他一个人走到村外，顺着百亩大濠向南走，而后再转向西，日光照在他的脸上、手上、脚尖上，他感到脸上有被掴了耳光后的热疼。他走走停停，感到四处落落寞寞，那一刻，他浑身颤抖了一下，心里猛然间觉得漫天漫地空旷起来，死寂和荒凉像降下的冰雪落在他的全身。他身上觉得一阵阵发冷，冷得止不住哆嗦起来，原想围着全村转一遍，但他感到浑身没劲儿，迈着颤巍巍的步子回到了家。�凤子翔泄气了，浑身发着高烧，杨菊叫来卫生院的医生给他拿药打针。他在炕上连躺了四天，心情沮丧，好像自己犯了什么对不起百姓、对不起凤姓家族、对不起苍天的弥天大罪，觉得无颜见人，不愿迈出家门半步。�仅四天的时间，全村各生产队里的土地、牲畜都分了，生产队部的房屋、牲口圈拆了，大小拖拉机、抽水机和各种机械也分了个一干二净。原村办的榨油厂、豆腐坊、磨面加工房都承包给了个人，马胜有一家就承包了村里的榨油厂、砖厂，承包期二十年。凤子翔觉得仅四天时间，凤凰街村发生的变化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似乎还不够，二十多年的集体经济一下全变成了个人经济，每户都把分到的土地插上了户主的牌牌。�凤子翔白天不愿意见人，他痛心疾首地不敢或者不愿意看到四天时间里凤凰街村所发生的一切。但他又想看看集体经济分光、分净后又是什么样子。这天夜里，他从家里走了出来，先来到他们八队的队部，队部紧靠大濠东岸，这里一片寂静，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原有的十几间房全拆了，就连破砖烂瓦也没有剩下，猪圈、牲口棚、拖拉机和机械房等等也被分得一干二净。凤子翔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他顺着大濠东岸向南走。夜深了，大濠里的青蛙叫个不停，星星在头顶似乎少了几颗，月光显得有些凄苦。凤子翔从大濠南岸向西岸慢慢走着，突然听到前面有喃喃低语的声音，又有一团闪闪的亮光，凤子翔明白了，前面就是“文革”中拆了的凤凰庙旧址，不知是谁家怀孕的媳妇到这里祭奠供拜，让自家生一个凤凰蛋，出一个官呢。凤子翔苦笑了一下，刚想绕道而走，在燃烧的黄表纸光亮下忽然看到的，却是自己妻子和七十多岁的老母。�凤子翔绕过凤凰庙的旧址回到家里，爬进被窝等了半个时辰，母亲和杨菊才推门回来。等杨菊脱衣上炕，凤子翔摸摸她高高隆起的肚子说，刚才我看见你和咱娘去了凤凰庙，还盼着生个凤子龙孙?我这个小凤凰蛋，这个小支部书记就没当好，身不由己啊。杨菊说，我正要和你说，子魁哥找你没找到，他说咱们八队人多地少，原来公社磷肥厂、机械厂占了咱三十八亩地。现在一分地，咱们队每个人只有六分地，咱家三口人，分了不到二亩地。子魁找你商量商量想找公社要回那三十八亩地，因为公社机械厂、磷肥厂都解散了，两个厂子都闲置起来，人散房空，那地闲也是闲着，不如种上打些粮食，要不然地少，粮食也不够吃。�凤子翔满腹不快，他说，明天再说吧。在被窝里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地长吁短叹，直到后半夜才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凤子魁就敲响了凤子翔家门，凤子翔睡眼惺忪，满脸疲惫，直呆呆地不吭声。凤子魁说：“子翔呀，我知道你想的啥，这世道变了，生气上火不顶事。四天时间咱凤凰街村翻了个底朝天，比土改那时闹得还快。眼下就是这个形势，以后老百姓就靠种那分到手里的地过日子，我找你就是为这事。前几年公社白白占了咱三十八亩地呀，当时咱八队的社员都不同意，马胜有任村革委会主任，和原来公社革委会主任李吉庆，还把成立叔抓去蹲了半月监狱啊！还说我搞封建迷信撤了我生产队长的职，其实都是为了占咱那地。后来他们也觉得理亏，觉得这地说占就白白占了，公社和咱们八队立了一份合同，每年给咱们队补助四吨磷肥。”�凤子魁说完从衣袋里拿出那份合同递给凤子翔。凤子翔看了个仔细，说：“按照合同，公社应该退给咱那三十八亩地。磷肥厂、农业机械厂去年就散了，补助四吨磷肥的承诺也已经两年没有兑现了。”�凤子翔娘说：“这地可是老百姓的根，咱可是凭地吃饭啊!人口越来越多，就说咱家吧，三口人分了一亩八分地，杨菊很快就要生了，这添人可添不了地啊。子魁说的对，咱要找乡里把地要回来。”�凤子魁说：“那我去公社找找，看看人家说啥，回来我再给你说。”�凤子翔说：“那也行，试试吧。这事恐怕找一般公社干部不行，这么大的事，原来的公社主任李吉庆升任了副县长，现在的公社书记孙春旺管这事吗？”�凤子魁说，我找找他，看看他说啥。�凤子魁手里拿着那份合同进了公社大院。早晨的太阳就在这瞬间从东边射出红红的光彩，这光彩照在公社大院正在吃饭的干部们身上，他们抬头看看凤子魁，没谁想搭理他。做饭的师傅就是凤凰街村的，他看见凤子魁便说：“子魁，你来公社有事？”�凤子魁唯诺着说：“我是来找地的。”�靠凤子魁较近的几个公社干部都哈哈大笑：“你脑子里有问题吧，你到公社找的啥地？”�凤子魁像被一块黑布蒙住了眼，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做饭的师傅在背后捅了他一下，说：“公社哪有什么地呀？”�凤子魁把手里的合同晃了晃说：“那年公社建磷肥厂、农机厂、卫生院占了俺们八队三十八亩地，现在这两个厂子都散了，原来公社答应每年给俺们四吨磷肥也两年没给了，俺找来是说，那厂子闲着也是闲着，院子里的草长得一人深，都荒了，把这地退给俺们。”�公社干部们这次听明白了，孙春旺书记放下饭碗，掏出手绢擦了擦嘴说：“那地闲是闲着，可这地是公社的，不是你八队的呀！你要的是什么地呀！”�凤子魁一下子想不起说什么了，一着急，更说不出话来。一个农村百姓进公社大院，被几十个公社干部围住，这种场面让凤子魁慌了神，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公社干部们看着凤子魁傻呆呆的样子，都哈哈笑了起来。�凤子魁觉得像做梦一样，如武大郎攀杠子——不知在云里还是雾里。那个本村师傅又捅了他一下：“回去吧，子魁。”�凤子魁一下子清醒过来，我这手里不是有合同吗，怎么说这地就是公社的呢？他觉得身上有了几分勇气，说：“孙书记，这是那年公社给我们订的合同，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那地可不是你公社买了，而是你公社租的，上边写着每年给四吨磷肥，这地怎么说就是公社的呢？”�孙春旺一听火了：“别说你们八队那三十八亩地是公社的，各村的地都是公社的，全县的地都是县委的，全中国的地都是中央的，凤子魁，我说得对吧？”�凤子魁初中毕业，也读过一些五花八门诸如宪法之类的书，他觉得孙书记说得不对，可一个农民哪敢说公社书记不对。他绕了一个弯说：“孙书记，我觉得你说的是个大理，具体到我们那三十八亩地上这就不在理了……”�还没等凤子魁说完，孙春旺已满脸怒气，指着凤子魁的鼻子：“噢，你跑到公社来给我论理来了？真是笑话，要论理你还得等下辈子上上大学。现在论理你还差得远，出去，出去！”�孙春旺一挥手，几名公社干部把凤子魁连推带搡地轰出了公社大院。�凤子魁从公社回来到了凤子翔家，把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凤子翔听后觉得孙书记说的不在理，他把那张合同又详细看了一遍，安慰凤子魁说：“这事你先别急，晚上我去找孙书记。”�凤子翔详细向他母亲问了那年占用那三十八亩地和抓凤成立的过程，作为一名部队培养出的党员干部，他感到深深悲哀，我们有些干部怎能如此对待一名持不同意见的老百姓呢。�吃过晚饭，凤子翔下决心去找孙书记谈谈，这不仅仅是他们八队的地，别说这三十八亩地和他有着利益关系，就是其他生产队发生类似的情况，他也要去，这是一名村干部的责任。�百亩大濠里的水坦坦荡荡，清清淡淡，一如往日地掀起阵阵涟漪，像一个阅历很深不动声色的哲人，对尘世的一切都保持着智者的沉默和平静。凤子翔站在大濠的东岸，他在心里深深自责，他在村里已当了三年支部书记，三年之间建起了砖厂、榨油厂、豆腐坊，他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理解深刻到位。而今，这一切都化为泡影，集体经济一夜之间被分干抢净。凤子翔心潮起伏，他精神上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走进公社大院，恰好孙书记屋里亮着灯光，他径直推门进去。�孙春旺正在灯下看文件，抬头见是凤子翔，客气地倒水让座，又拿出一盒大前门香烟，抽出一枝递给凤子翔，问：“子翔啊，我正想找你聊聊，你看看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多高，几天时间就把中央精神落实了，县委非常满意，这样咱们全县二百多个村庄的地都分下去了。”�凤子翔把烟点着，他望着孙书记说：“孙书记，我正是为这事来的。至于把这地分了是对是错，我保留意见。我找你是为那年咱们公社建磷肥厂、农业机械厂、卫生院时占了我们队那三十八亩地的事。这地一分到户里，一个人平均只有六分地，现在不少社员找我，今天早上凤子魁不是已找公社了吗？他们要求归还公社占去的那三十八亩地。磷肥厂、农机厂都解散一年多了，厂也空了，地也荒了，孙书记，我看还是把那地退给我们队吧。”�孙春旺听完，脸色显得不那么好看了：“凤子翔啊凤子翔，你也认为这地是你们队里的？”�凤子翔说：“是啊，当初那地不是公社买了呀，是租，这有合同呀！公社还答应每年补偿四吨磷肥，这地可不是咱公社的。”�孙春旺明显地不高兴：“今天吃早饭时，凤子魁来我已给他讲清了，生产队里的地是大队的，大队里的地是公社的，公社里的地是县里的，总之都是国家的，都是中央的。”�凤子翔说：“孙书记，这样说恐怕不妥吧？咱们国家的土地可不是这么简单的政策呀，况且还在搞分地承包……”�孙春旺火了：“凤子翔，你也是来和我讲理论、论政策来了？我当了十一年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公社书记了，一直做农村基层工作，我连这些都不懂？”�凤子翔谦和地说：“孙书记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不懂土地政策，那磷肥厂、农机厂散了，地撂荒了。我们队人多地少，还是把地还给我们，让社员种上吧。”�孙春旺说：“这件事我做不了主，当初占你们队的地是李副县长搞的，你们找他好了，我管不了。”�说到这个份上没有再往下谈的余地了，凤子翔说了几句客气话便告辞走出公社大院。�第二天一大早，凤子翔叫上凤子魁，两人骑上自行车，不到八点就赶到县城，在县政府门口等到了副县长李吉庆。李吉庆非常热情地把他二人领到办公室，让服务员泡茶端水，当他问明来意，他的话和公社书记孙春旺如出一辙：地是国家的，公社磷肥厂、农机厂占用的那三十八亩地归公社所有。�凤子翔和凤子魁窝了一肚子气回到村里，他们二人又找出那些法律之类的书，对照着那份合同看了一遍又一遍，觉得公社书记孙春旺和副县长李吉庆说得毫无道理。急性子的凤子魁又跑到临近的行原县找了个律师，律师看完那份合同说保证能把官司打赢，但要收代理费和给法官们的请客费。凤子魁又返回村里跑东家找西家，按人头一人分摊了五元钱。一个人五元钱可不是个小数，不少人家根本拿不出，为了赌这口气，争这个理，大部分人家把猪坑里的猪卖了，才凑够那代理费和给法官们的请客钱，一纸诉状把公社列为被告，送上了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