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子翔带领全村社员昼夜不停地忙着削玉米、刨山芋、摘棉花、割谷子，抓紧腾茬种麦。三中全会以后革命委员会已被取消，各级组织又恢复了各级政府党组、党委。凤子翔的革委会主任职务改为凤凰街村党支部书记，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胜才任大队长。刚把麦子种完，凤子翔便召集大家召开全体支部委员会议。会议还没有正式开始，马胜才说：“前天我去县城看我舅舅，听我舅舅说，安徽省朱元璋老家那个凤阳县把地全分了。按人头分地，只要交够国家的公粮，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个人的。”�副村长凤子辉也说：“我也听说了，真的有不少地方把地分了。”�凤子翔一听火了，呵斥道：“别瞎传小道消息，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地分到户里，那不就变成单干，走回头路!”�十三名支委听凤子翔这么一说，也觉得在理，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吐吐舌头，不敢言语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包产到户这股风越传越烈，大人孩子都纷纷议论，不只是安徽，四川的大部分县，把地也都分到户里了。�还没出正月，听说中央发了一号文件，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在全国推广大包干。�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传达了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文件没有强调必须搞包产到户，但文件精神是支持大包干的，而且要推向全国。包产到户的风在凤凰街公社各地迅速刮了起来，杨村、五里堡几个村干部、社员一商量，把土地、牲口和脱粒机、扬场机、拖拉机，甚至连牲口圈的房屋全部分了。公社、县委、地委明明知道，因为有一号文件这个上方宝剑在手，任其发展，该分就分，各级党组织没有人出面干涉。�百亩大濠的水清澈荡漾，凤子翔就像他父亲凤成全当年一样围着大濠转了一圈又一圈，无论如何他接受不了这眼前的事实，这些日子，他的脸老是阴沉着，眉头紧皱，唉声叹气。凤子翔和杨菊在性爱的形式上寡然无味，而杨菊的身体却如同一块适宜耕种的土地，很快就有了收获。那天中午，他刚回到家里，媳妇杨菊挺着个大肚子问他一声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凤子翔没好气地大声道：“不是我不舒服，像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舒服不了，还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杨菊眼里噙着泪花不敢言语，凤子翔躺在炕上愤愤不平，原公社书记李吉庆升任了副县长，公社新任书记孙春旺吃过早饭就把他叫到公社，又是批评又是解释地说：“子翔呀，别的村都分了地，而且都半年多了，你们村，你这个支部书记硬顶着不让分？”�凤子翔说：“孙书记，我可没有硬顶着，文件里不是说，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搞一刀切呀！”�孙春旺说：“你的政治嗅觉不灵，虽然文件里有这句话，但你要领会整个文件精神实质。说白了，这文件就是让分户经营，自负盈亏，这样就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充分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这也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这可能更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凤子翔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他念了一遍那些分了地的村子里人们编的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回到解放前。�因为文件中没有“必须分田到户”这些明确的指示，公社书记一下子也说服不了凤子翔，争来争去，也说不出谁是谁非。�分田到户在全国各地进行。农民们被这分地搞得异常兴奋，一部分人也惶惶不安，极强的创造力裹挟着猛烈的破坏力，消极的破坏力诋毁着积极的创造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有意无意地裹挟在一起，像怒海卷起的滔天巨浪，在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中，无法分清哪是前进的激流，哪是回退的漩涡。�凤子翔当兵时有一个复员的战友就是安徽宣城地区宣城县人，凤子翔急忙写信，让他的战友详细谈谈他们那里分田的事。凤子翔等了十几天，那战友的信用挂号寄来，足足十五页，写了一件件使凤子翔看后震惊的消息：人们在分地分物时靠手气抓阄，靠听信天命的赌注。一些地方出现了“血淋淋”的事件——几户一夜之间决定分田的农民为一条水牛的归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找不到分水牛的好办法，几个小青年用炸河鱼的雷管和炸药塞进牛屁股，牛被炸没了。�这个战友在信中写到了他们村和邻村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大包干了，可保证不了谁家不发生口角，尤其收割大忙季节。人手不够，有对夫妻请来帮工，平时省吃俭用的女主人，在吃饭上怠慢了男人请来的帮工，爱面子的男人火了，辛辛苦苦让人家帮了一天，没能好好招待，他火气冲天，打了女人一巴掌，女人一时想不开，自缢身亡。这件事在安徽宣城一带几经流传，县委、地委的领导都感到可怕；又有一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后，一户女主人家缺乏劳力，感到这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同样自缢身亡。�“血淋淋”的事实从战友的信中不断地传来：某村的牲口被杀了，牲口圈的房子被烧了，马、驴、骡、牛和生产队养的成群的猪都被卖了；有的地方哄抢了，一个队的拖拉机被“五马分尸”了，零件拆了，车轮子卸了；一个队的队部揭了房顶，拆了门，檀、椽子都抢了；一个村的党员干部在包产中被拒之门外；某地出现了新型地主，一年暴富，雇用了八个小工，开了作坊，办了工厂，把马克思老祖宗规定的雇工标准给超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令凤子翔毛骨悚然。�这天早上，凤子翔媳妇杨菊做的是山芋干粥，切一盘萝卜咸菜。凤子翔吃完了第一碗起身到锅里盛第二碗，刚舀了一勺倒进碗里，他呆呆地拿着勺子，两耳直愣愣听着屋檐下那个小喇叭传来了广播电台一篇重要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辑部为这篇来信加的按语，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编辑部在按语中说，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社员推荐张洁同志的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认真地想一想，议一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同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完全是两回事……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过渡；更不能以‘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洁的意见是正确的……干部群众对此作法持怀疑态度……大队干部们说，现阶段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已搞了二十多年了……分田到组，包产到户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这个基础。他们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要让这么干。贫下中农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分田到户，怎么能搞机械化、现代化呢？一位六十多岁的富裕中农说，这样也行，就是拖拉机使不上了……”�听完电台里传来的这个消息，凤子翔放下饭碗，匆匆跑到大队长马胜才家，问他刚才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没有，马胜才说听到了。凤子翔说，咱立即召开全村社员大会，凤凰街村的土地坚决不能分!马胜才说，咱别光听电台那一套，要看中央的真实用意，它电台广播不让分地到户，可为什么安徽、四川早把土地分了。实质上这还不是单干，而就像你那战友来信中说的，不光分完了集体地，连所有物品全分了个一干二净。更多的人大张旗鼓地做买卖，长途贩运，倒卖货物，咱挡不住这势头。你看到没有，马胜有这几天在他家房后临街开了个后门，到县里办了个营业执照，进了不少百货用品，办起了供销社，这可是上边批准人家干的，咱不让干，行吗？”�凤子翔一脸急色：“咱先不说马胜有开百货供销社。今天是3月15日，过了惊蛰，如果人心惶惶，就影响了春耕生产。”�马胜才不急不躁地说；“我看等几天再说吧，咱们下边的基层组织只有跟着形势跑，人家怎么干，咱也就怎么干，光听广播不顶事。再说了，咱们公社十几个村的地都分了半年了，咱村顶着不分，公社早对咱们的工作不满意。这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消息也广播了，《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文章，咱看看公社孙春旺书记啥态度，我想总有些什么反应吧。”�凤子翔说那也行，过几天看看形势再说。�从马胜才家出来，凤子翔往东走，路过马胜有家，马胜有老远就看到了凤子翔，他热情地打着招呼：“来来来，老弟，我开了个小卖部，进来指教指教。”马胜有心里明白他和凤家结下了世代仇恨。他从凤子翔怀里夺走了蓉蓉，凤成全也是被他间接迫害致死的，这可是天大的冤仇——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因而马胜有处处防着凤子翔。他比凤子翔大两岁，见了凤子翔总是一副毕恭毕敬、笑眯嘻嘻的样子，张口闭口“老弟、兄弟”地叫。�凤子翔豁达直爽，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之人，对“文革”中批斗他父亲的人从不耿耿于怀，寻机报复。马胜才当时是“革命造反派”的副团长，积极参加了对他父亲的批斗，甚至谋划了对他父亲的迫害，现在仍然当着村里的大队长。凤子翔看着马胜有热情的邀请，迈步进了马胜有的百货供销社。他不仅一怔，马胜有五间房子全部打通，四周墙壁摆满了货架，物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比凤凰街公社的供销社的规模还大，那张县工商局批准的营业执照挂在显眼的北墙上，而且到这里买东西的人出出进进，络绎不绝。凤子翔和马胜有说了几句话退了出来，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倒不是看到马胜有买卖兴旺而犯红眼病，相反，他觉得这是彻头彻尾走资本主义道路。很显然，村里的人们都来马胜有的百货供销社买东西，那公社集体的供销社自然就没人去了。这不是个人和集体争夺市场吗？但从深处想，这仅仅是买集体一件商品或买个人一件商品的问题吗？他再次想到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