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先是坐上汽车到汉中，然后由汉中直接坐火车去上海。那是他们第一次坐火车。

那是一列绿皮车，很旧很脏，她和弟弟坐在17车30号31号，弟弟坐在靠窗的一面，始终盯着窗外看，她则有些局促和紧张，一双手夹在大腿间不停地揉搓，还不时地瞟一眼对面那个老头。她不知道那老头为什么总在盯着她看。尤其是当老头问话的时候，她都紧张得出汗了。那老头问她哪里人，她一会儿说宁强人，一会儿又说南郑人。老头又问她去上海干吗，她说去上海爸妈那儿；爸妈在上海干吗，在打工；那你知道他们的地址吗，他们会到车站去接；他们怎么狠心把你们姐弟俩撂在家里自己跑去打工呢，家里穷，打工好挣些钱；那你们跑去找他们就不读书了，读，回来后读……老头慢吞吞地问了许多问题，她回答得很小心，生怕引起怀疑，结果老头还是怀疑了，她看得出，毕竟她有些地方在明显说谎。好在后来天黑了，老头要睡觉，去补了张卧铺票，不再坐这儿，她紧张的心才得以舒缓。

她觉得上海的远是用时间来衡量的，那辆老旧的绿皮车摇摇晃晃整整过了两天一夜才到达目的地。他们的脚都坐肿了，不会走路，走起来很痛。好不容易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上海站出口，他们一下子傻了眼，看着眼前矗立着的一幢幢高楼大厦，他们晕头转向不知往哪走。

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周围的街道和商店开始霓虹灯闪烁，一切都显得像梦幻般的不真实。弟弟好奇地盯着陌生而新鲜的东西看来看去，她可没这心思，他们在车站广场上走了半天，竟没能走出去，后来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们走进候车室，找了个空位置坐下，这一夜，他们就是在车站候车室度过的。

第二天，她决定走出候车室走出广场，可结果像迷路一样，在广场上晕乎乎地转了几个圈，竟还是回到了原地，还是没能走出去。这不仅是没有方向感，更主要是她不知该上哪去。天又黑了，没办法，他们只好又走进候车室过夜。自从上路以来，弟弟就几乎没说过一句话，这时候他开口了，一开口就哭，“我想回家！”

她想起了在家里早就作好的打算，必须先找个便宜的旅馆住下来，然后再找事干。她对找事干并不担心，心想上海这么大，要找个事干挣点儿钱应该不会难。然而当她费尽周折才得以在一家小饭馆做服务员的时候，才知道这一切远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天刚亮她就叫醒弟弟走出候车室，她也还是不知应该往哪走，但她想，管它呢，反正往哪走都一样，只要能找个住处再找份工作就行。天上下起了小雨，她带着弟弟沿着一条街道边走边用心看，好在没走多远就给她找到一家地下招待所，价钱比较便宜，她心想也许没有再便宜的了，就住了下来。接下来她开始寻找工作，找了好多天，才在火车站边上一家小饭馆做上服务员。暂时她还不想替弟弟找工作，一方面是缺乏信心，因为的确太难找了；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弟弟太小，觉得应该让他适应一阵子再说。

那家小饭馆给她300块钱的工资，答应一个月试用期满再加给她，可当她做完一个月，那老板却食言了，说，“你要么走，去找比这好的工作，要么就老老实实在这干，别再嫌工资少。”她没想到做老板的还会这么奸诈，没办法，她只好继续待在那儿。可问题又出来了，他们从家里带来的钱已经用完了，靠她这点工资连付招待所的钱也不够。她想只能叫弟弟去找工作了。

她把弟弟带到那家饭馆，心想只要那老板收下他，就至少也得再给个300块一个月，这样生活就能勉强挺下来。谁知那老板得知弟弟还不满16岁，就坚决不同意，说是用了童工会被罚款的。她便带着弟弟去其他地方找，结果都一样，都说至少要到法定年龄才能收他做工。如此一来她可慌了，不知还有什么办法可想。眼看连工资也快用完了，她就更是焦急，弟弟也是，怪她不该带他到上海来。

“我要回去，我不想再待在这儿了。”

“你一个人回去吗？”

“反正我要回去。”

“你就没想到回去以后可能有什么等着你吗？你真的敢回去？”

“我不管，我只要回去。”

“可你哪来路费呢？我们没钱呀？”

弟弟哭了，一连声地责怪她，“都怪你，都是你给害的。”

她知道弟弟已经后悔了，后悔他们所做的一切。

好在她后来终于给弟弟找到了工作。那是一天下班后，她路过一家洗车行，见那儿挂着一块招工的牌子，就带着弟弟去找那老板，那老板只问弟弟是否吃得了苦，别的一概没问，这样弟弟便有了一份洗车的工作。

两个人都能挣到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便不成问题。为了让弟弟安心待在上海，她在外面租了间房，这样比住招待所要便宜许多，而且可以自己做饭吃，多少有了点家的感觉。只是弟弟也还是不怎么说话，老是闷着脸，她知道这不单纯是没能适应新生活的缘故。对此她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她无法说，提都不能提，只要她一提起，弟弟就肯定会哭，也就更是无法摆脱那个阴影。况且她自己也还是没能从那个阴影中走出来。

转眼间他们在上海已待了好几个月，弟弟不再像刚来那阵子老是嚷着要回家，但她知道这并非因为他像她一样早已死了这个心。看到他那始终郁闷着的脸她就有些担心，生怕有那么一天她的话对他不起任何作用。她已经觉察到他不怎么相信她的话了。他恨她，他不说她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