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了跟你说了。”
她想立刻动身离开，可张姨像是还有话跟她说，就只好缓了缓。
“你不在的时候，”张姨说，“有好几个人来找过你，两男一女，其中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来过好多次，他们都很着急，总是问我你回来了没有，我说你一直没回来过，他们听了就更是着急。”
“那一男一女都很年轻是吗？”
“是的，以前你在家的时候他们也来过。”
她噢了一声，知道是谁了。
“还有一个男的比他们都大，40岁出头，以前好像从没来过，但他今天早上就赶了来，在这儿等了好长时间，我说你不在，他还不信，偏要在这等，吃过中饭又过来等了一下午。”
她知道张姨说的无疑是阿森。她立刻感到一阵紧张，忙问：“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快吃晚饭的时候才走。”
“他说什么了吗？”
“他只是说你肯定回来过，说我在骗他，别的倒没说什么。”
她不想再在这耽搁了，就草草地告辞，说：“那我走了。”
“怎么这么晚还走？不好住一夜吗？”
“不了，我现在就走。”她心想阿森很可能还会赶过来，说不定马上就要来了，她不能拖延。
“那你明天还过来吗？”
“有什么事吗？”
“你不是还有好多东西没拿吗？”
张姨边说边朝房间内看了看，她的确还有好多东西没拿，一只箱子装不了那么多。但她已经打定主意不要了，她不能仅仅为了拿这些东西而给阿森逮着。
“那些东西我不要了，”她说，“你看如果有用的你就留下，没用的就麻烦你当垃圾扔掉。”
张姨眨巴着眼看着她，显然不理解她这是为什么。
“那你就以后再来拿吧，”张姨说，“我给你保管着，等你租到房子，就叫一辆车过来全部拉走。”
她想了想，说：“也行，那就谢谢你了。”
“没事，”张姨说，“东西放在我这儿很安全，你放心。”
从张姨屋子里走出来，提着那只大皮箱，她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泰隆大酒店。
她不敢给吉米打电话，不敢跟任何人联系。自从被阿森带走那天起，她就一下子失去了自由，希望能有人来救她，她把这一希望押在吉米身上，只有吉米清楚她是在阿森这儿。然而后来她就不抱希望了，她想吉米肯定不知道阿森住在哪儿，否则怎么迟迟不去救她呢？她也想过应该给吉米打个电话，告诉她阿森是一个怎样的人，告诉她她终于逃了出来，她已经拎起了话筒，可转念一想又放下了，她害怕会由此暴露目标。
有那么一刻她甚至怀疑过吉米的用心，怀疑吉米和阿森串通好了来折磨她。当然这一假设不可能成立，她也清楚，然而她太害怕了，不得不怀疑身边的一切事物。她几乎不再相信任何人。
她待在酒店的客房内，看看电视看看报纸，不敢出去，生怕给阿森找到。只要一想到阿森这两个字，她就有些毛骨悚然。
当然她更不可能去百乐门夜总会，她得远离那个地方，即使什么工作也找不上，她也不会再去那儿。
想到要重新找工作她就头疼，可以说当初她就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去那家夜总会的。当然现在的情形已跟当初大不一样了。她从西部一个闭塞的小镇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身上穷得连住招待所的钱也没有，穿着老土的衣服，操着一口拖腔拉调的普通话，只有初中文化，折腾来折腾去，除了在一家小饭馆打打工以外，就再也别想找到个正式工作。与过去相比，她至少在外貌上有了很大改观。她已添置了一些必要的行头，剪着时髦的发型，跟那些漂亮的上海小姐相比，她相信输的绝不会是姿色。特别是在上海待了这么几年，她比以前白多了，皮肤也细腻多了，而且她已经学会了上海话，就形式上而言，她已与上海人没什么区别。应该说现在再出去寻找工作肯定不会像刚来那阵子那样困难。
她还必须找个住处，必须重新租房子住，不能老是待在这酒店里，天数一多她仅有的一点儿积蓄就会全部花光。可是目前她还不敢出去找房子，得尽量避避风头。
夜里，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山上跑，匡云龙在后面追，她已经跑得气喘吁吁，一只鞋也跑掉了，脚掌磨破了皮，很疼。但她顾不上这些，她拼命跑，后来一下子摔倒了。太阳光眩目，她回过头，眯细着眼，惊恐地看到匡云龙已经追了上来，不过更令她吃惊的是那追上来的竟不是匡云龙，而是一个青面獠牙的鬼怪。那鬼怪张牙舞爪朝她扑过来，她吓得使劲儿叫救命，可奇怪的是就是叫不出声，不管她怎样使劲都叫不出一点声音。她的声带在这紧要关头出了问题，哑了。她心想这下完了，必死无疑。这时她突然醒了，身上已吓出一身冷汗。
她从床上坐起身，心有余悸地瞥了瞥房间的四个角落，发现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才敢肯定刚才是在做梦。电视机还开着，音量很小，但画面很亮，她想刚才之所以眯细着眼睁不开可能是这电视机的缘故。
一时间她很难再睡着，就抽起了烟。她经常做类似的噩梦。
她离开那个偏僻的小镇快有6年了，一次也没回去过。她也很少去想，不是不想，而是竭力不去想。她相信即使离开60年，她对那小镇的记忆也不会抹淡。那是处于陕西与四川接壤地带的一个小镇，小镇的居民大多务农，她爸爸是镇上惟一一家农用机具修理厂的职工，妈妈是粮站管理员，但他们经常干农活，有属于自己的菜地，他们经常去菜地里忙活。爸爸从来不去，别说是去干活，就光是叫他去拔些菜回来他也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