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飞往拉萨的飞机上，我一直在睡觉。既没有通过舷窗看雪山，也没有半眯起眼睛看空姐，食品和饮料当然动也没动，一是太疲倦了，二是没了第一次的新鲜感。但是，当飞机在贡嘎机场着陆后，我的心情开始像拉萨的天空一样晴朗起来。大巴沿着雅鲁藏布江前行时，我已经把阴沉装进了背包的最底层。我想起一首歌——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只晓得这两句，从音像店里听到的。而这两句歌词和它的曲调，开始伴随我的回归了。
我像老朋友一样看雅鲁藏布江宽阔安静的河谷，缓缓流动的碧水，看江边虽然矮小但苍劲的杨树和柳树，看隆起的多石的裸露的山，破碎、沉静而荒凉。在如此大气的风景中，我仿佛再一次庆幸自己奇怪的选择。上天已安排好了一切，我们不过照着做罢了。
当然不会急巴巴到雪酷去找草。我知道，她的双人床是不会空闲的。我找她是为了开酒吧的事儿，如果无法独自开，看她或其他人愿不愿意合伙。其实我讨厌合伙。如果说我不想草的肉体，那是弥天大谎。我很想，像发情期的公狒狒想母狒狒一样地想。但我不会去打扰她和她的现在进行时的男友的生活。这点儿觉悟还有，或文明的虚伪。
还是决定到八郎学。熟悉的东西总是要亲切些。况且，它挺不错，我又何必换呢。
相对来讲，拉萨具有保存时光的魔法。八朗学一点儿没变，就像记忆中最好的老同学。我要了一个单间，在任何方面，不想同别人打挤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用新鲜开水泡了茶，热乎乎喝了一杯。然后到另一楼三楼的凯拉斯西餐厅坐下，怀旧的要了酥油茶、土豆煎饼和煎鸡蛋。当然，用英文写的菜单。梅子走的那天早上，我就是吃的这些东西。而外面，就是她和三个同伴争论的地方。我当时坐在角落看地图。在成都，我几乎从来没有想过梅子同学。拉萨也许是一个能唤起温情的地方吧，反正没什么急迫的如发怒的野象扑向你身后的感觉。一句话，放松。
我慢慢吃着饭，享受明亮和安静。餐厅除了我，另有一个老外，坐在那儿沉思，就像在参悟佛法一样。昨天还在想，找到草，尽快把酒吧开起来。现在却没有了那种急切的心情，草也好，酒吧也好，都不必着急。发发呆，晒晒太阳，瞎胡逛，比他妈什么都重要。这是不是我喜欢拉萨的原因呢。不太清楚，至少是原因之一吧。一个人一辈子最好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
吃了饭，喝了酥油茶，精神抖擞背上包，在门口看BBS。有一张昨天贴的约人去阿里，南线去，北线回，租了两辆车，还有两个空额，下周去，费用按人头平摊，署名是藏野驴，并留下了手机号码。我才想起这次上来，是有手机的，没卖。于是边走边给芳芳发了短信，平安抵达。又顺便给斗鸡眼和黑妹发了。毕竟是熬大夜、送啤酒、烧咖啡的工友，古时候说，亲不亲，阶级分嘛。
沿北京东路往西走，看到尽头的布达拉宫，便决定先去那儿坐坐，也许会遇到上次那个神秘的青年或少年。走到布宫广场，在老位置席地而坐，看几个红衣喇嘛的顶礼膜拜。布达拉宫，就像我第一次见到它一样，给我难以言说的震憾，它在湛蓝的天空下那样突兀、高大，凸显了世俗人生的渺小。的确渺小。当然，像我这种，也只好理所当然地渺小下去了。
坐了一会儿，从宇拓路走到了大昭寺广场，想上金顶的愿望很强烈，就买了一张票，先在桑顶大门前看磕长头，再往上爬，到了金顶。金顶上没人，我一个人，太豪华了。大昭寺广场人头攒动，转经者沿顺时针从左到右走过正门。下面，靠近正门的地方，也聚集着一大批磕长头的信徒。我看不见他们的面孔，只看得到他们的头顶和爬在地下的身体。我把包放下来，靠在护墙上抽烟。我的左上方，就是一尊在阳光下金光四射的法幢。
发呆的时间。我完全是漂浮的，在虚无的空中，没有肉体之沉重的漂浮，轻若羽毛。英格玛的《大门》的音乐，若隐若现，那引领的女声，在无形的天空的核心，金色的莲花的光芒。我双目紧闭，呆若木鸡。哦，如果能永远呆若木鸡该多好。但我听见一声布幅挥动时发出的轻微而响亮的哗啦声。我睁开眼，看见紫红色的僧衣的衣袖的一挥的余影，和那神秘青年或少年的不太确定的面孔（耳朵、额头和牙齿却又分毫毕现）。金顶上一片寂然。风吹在地上，细小的尘埃在阳光下搅动了10秒，归于平静。
我大喜若狂。背上包，在舞蹈的脚步中走下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喜若狂或大喜若狂什么。
我没有去转囊廓，我觉得应该起个大早，来转，像上次一样。我出了门。不知道那个德格来的少年和他父母现在在哪里。也许，他们已经朝拜了纳木措和遥远的岗仁波齐，回到了德格，回到了阿须草原。
我按顺时针沿八廓街漫步，在那些卖藏式门帘的店铺停下脚步。一直想买又没有买，现在就更不用着急。不定几天后，就算是拉萨人了。当然，半个。走到了到雪酷的岔道了。我想，现在可以去看看草了。一年没联系，不知她现在如何。这女人也怪，只要不在她身边，她就会当你是陌生人。不知道这是生活的智慧，还是她的特别的性格，或是她一以贯之的耍弄男性的绝情。
远远看过去，没变，小小的二层楼的白藏房，临街的窗子上绿色的遮阳蓬。走近一看，却大吃一惊，门当头的“雪酷”的招牌荡然无存，一个大大的以珠峰为背景的店招赫然在目：第三极旅游艺术品商店。莫非，草改了行了？
店里中间是个类似展示柜的大的平面柜台，堆放着从尼泊尔围巾到尼泊尔挎包的各类东西，另三面靠墙的地方是立柜和立柜前的封闭的玻璃柜台，立柜上有牛角、羊头、藏刀、唐卡、门帘等物品，而封闭的玻璃柜中是蜜蜡、珠宝手饰，以及铜制的各类佛像。总之，来西藏旅游的人们想买的工艺品，这儿都有了。我想草还真能折腾的。
店里有两女一男的店员，当然没有了迷彩服。站在门口那个女店员看样子比较好打交道，我就问她：“你好，你们老板在吗？”
“老板？”她有些怀疑地盯着我，“你找他干吗？”
“她是我的好朋友。”
“哦。他早就回尼泊尔去了。下个月要来。”
回尼泊尔？应该是去尼泊尔吧。
“你的老板，”我不太肯定地说，“是个女的吧，叫草。内地来的。”
“你搞错了！”她说，“我的老板叫普利马昌达，是一个尼泊尔人，以前在印度。”
“什么？”我说不出话来。就好像你点的是水果沙拉而别人给你抬出一具烤全象。
“那，”我有些紧张得结舌，“那以前的酒吧呢，酒吧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想草也许只是搬了个地方，开店的人都他妈这样，搬来搬去。另两个店员围了过来。那男的插话：“酒吧？没听说。我们半年前才租的房子，租的时候我陪老板来的，原来是一家服装店，但生意不好，所以才让出来。”
难道短短约一年时间，这个地方竟几易其主。不太可能啊，我想，找到房主人，问题也许就解决了。
“房主人？”男店员说，“在日喀则。这是他叔叔的房子，半年前，他叔叔死了，把这个留给了他。他叔叔没有子女。”
那也就意味这个在日喀则的房主根本不清楚房子以前的出租情况。但我坚信，草的雪酷只是搬了个地方。因为，有一万个理由她要办下去。好在拉萨不大，能够开酒吧的地方就更是屈指可数，转一下就会找到的。当然，除非她把酒吧搬到了南迦巴瓦峰的冰川上。
我从店里出来，略感惆怅。一面走，一面想起草去年说的：她要到尼泊尔境内的喜玛拉雅高峰去。去了吗？回了吗？这些，也许不是我能够关心的。我自己就已是满身虱子爬了。到八朗学对面的四川餐馆吃了青椒炒肉、蕃茄蛋汤和米饭，怏怏回了房间。从裤兜里拿出手机一看，才七点半。芳芳没有回信，倒是斗鸡眼和黑妹各回了一则。斗鸡眼说“人往高处走。”黑妹说“我也要上来。”惜墨如金，言简意赅。老芳芳肯定又带什么破团去了，懒得回。我看她也他妈不太正常。对我们来说，是更年期革命性地大大提前了吗？
听音乐。带了迪伦、斯普特斯汀、大门、甲壳虫、英格玛4、空气供给、阿巴巴（ABBA）和保罗·西蒙。由于遭受了草的忽然失踪的打击，决定听无忧无虑的利物浦穷小子的歌。听到“Thisisalow”时，睡意袭来，有点儿猛，没洗漱，关了随身听后就蒙头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觉得嘴里粘乎乎的不舒服，还有股口臭，赶忙爬起来，在牙刷上挤了足足2cm的牙膏，拿起洗脸帕，十二分认真地刷了牙，洗了脸，然后泡茶喝茶。老是去三楼西餐厅吃饭恐怕有些受不了，就到昨晚吃饭的那家小馆子，要了一碗排骨面。老实说，面有些泥，恐怕也只能如此，没办法的。据说有些藏餐馆用高压锅压面，压得糊兮兮，怕很难下咽哦。
上楼收拾好小背包，无非把重要的，要用的东西往里放。穿的行头是去年的，没新买。节约。决定先在北京东路、北京中路、布宫广场和八廓街一带搜索。这是人流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游客最多的地方。按理，酒吧就应该选在这一带。
我沿着北京东路向西走，走得很慢，为的是认真过滤街道两旁的店铺。我十分熟悉的东西都在那儿，我十分陌生的东西也在那儿，但没有“雪酷”，也没有任何新开张的酒吧。我穿过布宫广场，一直走到了德吉路，没有。然后往回走，在布宫广场一侧看了一下。还是那些店：户外用品、冲洗胶卷、兰州拉面，哪有草的臭烘烘的身影。到大昭寺广场和八廓街，除北京东路外，这儿也是重点。况且，它小巷岔路很多，又一处迷宫。广场周围没有。沿顺时针方向，我看了八廓街，没有。我又从玛吉阿米酒馆穿进东孜苏路，向北到翁堆兴卡路，向西到冲赛康巷，穿过一条不知名的小巷，到了丹杰林路，再走，是北京东路。从早上走到现在，已经走了5个多小时了，下午一点半了，又累又饿。左手边正好是凯拉斯餐吧，便踅进去，一屁股坐下来。
凯拉斯餐吧也是属于拉萨常见的半是藏式装饰，半是西餐厅样式的那种风格。天花板是藏式花纹，墙上是黑白照片，一个吧台，靠背椅，铺着桌布的餐桌。已过吃饭时间，未到喝酒时间，没客人。一个长得帅帅的小伙子抱着吉它，坐在吧台旁唱歌，什么“小薇啊，你可知道我爱你”，见了我，便扔下吉它，拿来了菜单。我要了一杯红茶，一份牛肉土豆烩饭，顺便问了一句：“你是这儿唱歌的？”
“不，”小伙子眼睛又黑又大，“唱着玩儿的，我叫扎西，是厨师。”
哦，扎西大厨。不过他唱得挺不错，怎么说呢，自然顺畅。藏民族天生就有歌舞的才能。
我喝茶抽烟，想这个草真是奇怪，他妈的宛如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无论如何，我也是不想回去的了。烟抽完，扎西把饭端了上来，自然是狼吞虎咽，只想一盘子倒进胃里算了。人一撑饱，自然就舒服。但却忽略了扎西的厨艺，好像还不错吧。至少没有觉得吃的时候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问扎西边上的凯拉斯酒店有没有出租自行车，他说他有，可以借给我。我付了帐，谢了他，骑上他的自行车出去了。干脆把那些酒店、宾馆找一遍。因为很多酒店里都设有酒吧。当然，八朗学、凯拉斯不在此列了。先找了吉日、刚坚、亚、新世纪、山水；然后是高原之宝、日光、哈达、雄巴拉、和平；又上行到宇拓路，看了金谷、品盛、天河、商业。另一个宾馆集中区是北京西路、德吉路一带，拉萨饭店、白云宾馆……反正见一个看一个，太多了，直看得头发昏。到当热西路看了天苑丽景后，实在没精神了。这也叫做尽了人事了。天色已是黄昏，我把自行车架在旁边，坐下来，抽烟。在我的前面，就是拉鲁湿地。对拉萨来讲，拉鲁湿地是非常重要的，它在拉萨的整个生态链中不可或缺，夕阳金色的余晖洒在静寂的广阔的湿地上，草不太密，也并不长，水洼像无数镜面反射着柔和的天光。
当拉鲁湿地变得一片朦胧时，我骑上车，返回了凯拉斯餐吧。餐吧里人不少，但未坐满。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一个女服务员拿来菜单，我看了半天没点。因为只希望吃一大碗热汤面。没有。但既已坐下，便点了咖喱鸡饭，一瓶拉啤，顺便让服务员把车钥匙还给扎西。我一面喝啤酒，一面等饭，双眼紧盯着玻璃杯里向上冒的气泡。饭来了，大厨扎西也来了。他坐在我对面，指着另一桌一个正说笑的女生，说是老板，广州的。我看了她一下，觉得还是吃自己的饭要老实本份一些，便埋头啃鸡肉。扎西也去厨房忙乎。今晚，估计他是没机会唱那个“小薇”的，就是有，怕也是十一、二点的事儿了。我疲倦了。
付了钱，没等扎西出来，背上包回八朗学睡觉。
接近中午才起来，有点不知所措。本来是来找草开酒吧的，结果找不到人；玩几天再走，又不是此行的目的。在房间里踌躇了约半个小时，决定无论如何，先走出去。走在路上想，自己去找个房子开酒吧如何？不是不可以，但囊中羞涩，还差那么一截。如果能借到钱……找谁借呢？父母？不太想向他们伸手；芳芳？也不妥当，她也未必愿意借；银行？哦，那纯粹就是另一次阿波罗计划。毫无目的沿北京东路往西走，路上遇到两拨少年，都在兴高采烈唱“小薇啊，你可知道我爱你”。想起大厨扎西，意识到，恐怕拉萨在流行这歌。对于这歌（可能是港台的），我以前既没有听到过，也不知道是谁的原唱。到了娘热路口，中巴车正在招客，往哲蚌寺方向，就跳上去了。车在哲蚌寺下面停了，不上去，是到堆龙德庆的。无奈，只好走上去，反正无所事事，正好打发精力。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买了票进去，游客很少。又在这座迷宫中东转西转。一个不大的殿内，几个青年喇嘛正在画壁画，用很细的类似毛笔的笔勾线条，画得熟练而流畅。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竟也在唱“小薇”，实在有意思。一会儿，转到了后山下，又爬到上次和梅子同学一起坐的地方，抽一支烟，看天看云，看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寺庙。想想人世真的无法把握，梅子、草，以及芳芳，甚至包括虹及以前的女朋友，她们和我，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现在，她们不过只是几个名字和大可怀疑的人类记忆的残片。而我之于她们，也不过是一个模模糊糊，或有或无的词而已。我上面那巨大的摩崖石刻，那黄衣黄帽的佛或上师的造像，是否才能见证永恒与不变呢。
当我从山上下来，穿过一条窄巷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神秘的青年或少年，在我前面5米远的巷口一穿而过，挟带着僧衣的破风之声。我急忙跟过去，两拐三拐，却到了措钦大殿外的平坝。除了灿烂的阳光和高高的经幡上空飘浮的云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向下看，众多僧人正汇聚在辩经院内，准备辩经。我没有试图再去寻找他。我不知道刚才是不是幻觉。我甚至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幻觉。我想起《美丽的心灵》，纳什不是幻想出一个与他朝夕相处的人了吗？当然，我可不是纳什，我连加减乘除都一塌糊涂。
走下去，搭中巴回拉萨，有些惆怅和疲累，不知道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所以直接到八朗学，躺在床上出神。天渐渐黑了，不想起来开灯，也睡不着。觉得那黑暗包裹了全身，反而要舒服一点。至少双眼没什么可以看或不得不看的。拿出手机给芳芳发短信：
——不顺。恐怕这次又搞不成。郁闷。
我把手机提在手上，但等了很久，芳芳没有回信。而且也没有回信的迹象。想打电话问她，又觉得，既然不回，肯定是有不回的理由的，打电话又有什么作用呢。可能的情况是，带团在深山野沟，连手机信号也没有。可能。又想到草，不知她如何了。是躲在拉萨哪个难找的角落开酒吧，还是在尼泊尔喜马拉雅的某一段，要么，干脆回了内地。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呢？我有些后悔没把她身边的人的任何一个信息留存下来。就我而言，当然希望她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下席地而坐，寒风吹起她的头发，紫外线把她的脸颊烤成高原红，她戴着墨镜，穿着红色的奥索卡羽绒服，嘴角向上，微笑，又带了一丝戏谑的意味儿。是的，她总是带有那种有些嘲弄的表情。我就是喜欢她那臭烘烘的样子。我甚至想，如果她回来，只要她愿意，我可以和她结婚。真的，我不在乎她比我大几岁，也不在乎她跟多少男人上过床或还准备要和多少男人上床。当然，因为她不在拉萨或她在拉萨而我们无法相遇，你可以说我是虚伪的。我也觉得他妈有点儿叶公好龙。
其实肚子早就饿了，只是没情绪吃。觉得自己是叶公好龙的混蛋后，有了吃饭的心情。起来打开灯，背上包。不敢去那些以旅游者为标靶的餐吧，节约几粒是几粒吧。还是斜对面，炒个肉，要个素菜汤，有盐有味，热热和和，还不贵。撑饱倒是撑饱了，就是有点儿意犹未尽。估计是想喝一瓶拉啤。当然，百威更好。决定还是去凯拉斯喝，听扎西唱歌。
凯拉斯今夜生意不理想，只有两桌客人，算我一个，共5人。所以扎西闲得又抱起吉它，
沉浸在“小薇啊，你可知道我爱你”之中，眯起了眼睛。我向一个女服务员要了一只拉啤，慢慢倒入杯中，然后喝了一大口，把口中的葱姜蒜的臭气一骨碌冲了下去。扎西唱完，到我对面坐下，问我玩得如何，我说一般，还可以。
“对了，”我问，“怎么全拉萨都在唱这首歌啊？今天到哲蚌寺，连画壁画的喇嘛也在唱。”
“拉萨流行的东西要慢两拍，”扎西说，“这歌刚传上来，大概简单易学吧，都在唱。”
“都是做餐吧的，”我说，“知道雪酷酒吧吗？还有那个叫草的女老板？”
“没听说，”他摇摇头，“也许我们老板知道。你既然知道酒吧名，去找不就行了吗？都集中在北京东路、八廓街、德吉路一带。”
我把事情的原委给他简略地说了一遍。
“这样，”他说，“你既然是个老酒吧，我们这儿还差一个人，就是大堂这一块儿，如何？当然要老板同意。”
我喝了两口啤酒。其实，扎西这办法还不错。我不想回去，又没办法自已办，坐吃山空也头疼。如果可能，在这儿打打工，不说能挣多少钱吧，至少可以在这儿生活了。不也是挺好的事儿吗？
“行啊，”我说，“只要你们老板同意。”
“本来就缺一个管酒吧的人。”
不一会儿，那女老板来了。扎西过去，对她嘀咕了一阵，她瞟了我几眼，走过来，有些警惕地把我打量了一下。觉得不像个坏人吧，才在扎西刚才坐的位置坐下。她穿一身红色运动装，很有精神的样子，当然，漂漂亮亮的。我就纳闷，在拉萨开酒吧的女人，干嘛都他妈有模有样呢，这对单身男游客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他们每天不来喝得酩酊大醉找机会才怪。
“我姓黄，叫我黄姐就可以了。”她说。
“我叫本本，叫我本本儿就可以了。”我说。
“干过酒吧？”
“干过。”
“大学没毕业？”
“没。不想读了。”
“我们这儿工资不高。”
“能混起走就行。”
她摸出一袋烟丝，一沓纸，一个像打火机的东西。她把一张纸片放进那个有点像打火机的玩意里，用手指抓了一撮烟丝搁在上面——我知道了，卷烟器——然后卷动一下，留了3毫米的纸边，用口水横着一涂，粘上，取出。我拿出打火机，给她点燃。
“来一根吗？”她快乐地吞云吐雾。
“当然。”我照着她刚才的程序走，但显然技艺生疏，卷得太紧了，点燃后费非洲大象的劲才抽得动。不过烟味儿和纸烟不同，比纸烟要香一些。而且有与众不同的仪式感。
“知道雪酷酒吧和它的老板草吗？”我问。
“拉萨？”
“肯定不会在墨脱。”
“没听说过，”她说，“拉萨的酒吧，应该说，我基本都知道吧。当然不是绝对了。找这家酒吧有事儿？”
“没有，一个朋友的朋友说过，顺便问一下。”
啤酒早已喝完，烟也抽了几根。想回去睡觉了。“扎西，拿瓶长城干红来，”黄老板喊，转过头对我说：“我请客，算是见面礼吧。”
“见面礼？”我笑笑，“打工的人还来什么见面礼哟，你这酒吧又没有韩国那样的工会。”
“其实都是朋友。开这酒吧也不过是大家有个玩儿的地方而已。”
扎西拿来两只高脚杯，把瓶塞取开，黄拿着倒在两个杯中，大约四分之一杯吧。她问我要不要冰，我摇摇头。拉萨的夜晚够凉了。她说干杯，我们俩碰了杯，把第一杯酒干了。又掺上。
“住哪儿？”她问。
“八朗学。”
“哦，这样的话，工资还不够给房钱呐。酒吧里腾不出房间。叫扎西给你租一个便宜的房子算了。”
“好啊！我自己也正想着去租，又没有什么门路。”
“不着急上班，先玩儿几天吧。来过拉萨？”
“去年。”
我抖出一只三五烟，递给她，点上火。要说抽烟，还是纸烟方便。
“问一个纯粹个人的问题，可以？”她吹出烟，一副老烟鬼模样。
“当然。”
“如果只是失恋，上来，玩儿几天就好。没必要长期呆下去。毕竟是在校生啊。”
“不是。不想像那样生活。如此而已。”
“幻灭？”
“好像也说不上。因为，自打上高中以来，就几乎没什么幻想。什么豪宅名车、公司老总、家产亿万、英俊潇洒、体贴幽默之男士，欲觅一年方二八、温柔善良、美丽大方、善解人意之铁定处女为伴……之类的宏愿，我是一个也没有。当然，我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哈哈！”黄老板笑着说，“有点儿愤青呢。”
“啊？”我一头雾水或一头雨水，湿淋淋站着就像呆立在棒球场的查理·布朗。“又愤青了？”
“愤就愤呗，不好吗？”她说，“喝酒！”
我喝了一大口，替我老板掺上，再给自己掺上。“就怕愤变粪啊！粪青？粪青也不错啊，在一个大粪时代。”
“这句话又是愤青！”
“哪个Fen？愤怒的愤还是臭大粪的粪？”
“差不多吧。”
“哈，哈！也倒是，有区别吗，后现代啊。”
来了一拨人，男男女女，5个，扮酷装。有一个男生，头上扎着花头巾，穿着篮球背心，下面是一黑色大灯笼裤，一双样式夸张的耐克鞋。我想，这儿不是哈莱姆区，他也不是黑小子或Rap高手。当然，他的自由。但拉萨的晚上真的很凉快呢。老板的熟人吧。她起身走过去，与他们寒暄。扎西则给他们提啤酒。
我脑袋有些木，喝了酒就这样。过了这关是屁话多，第三关是发酒疯。但发酒疯是入门级的。认识一个人，发酒疯是骨灰级。他把他们公司的一百多号人，从胖猪老总，到女清洁工阿红，一一找来痛骂一顿，历数每个人的劣迹糗事儿，砍瓜切菜，大快朵颐。当然，如此轰烈的人生高潮后，是低潮。他卷了铺盖走人。
黄老板又转回来喝她的酒。
“听扎西说，你是广州的？”我问。
“是啊！上来玩了几次，就干脆把这家酒吧打下来了。”她说。
“不会像你说的那样是所谓的失恋吧？”
“我是不想老呆在一个地方的人。一个地方再好，呆久了就腻了。不会因为失恋而改变自己的生活。”
扎西又开始唱歌，不是“小薇”，不知道是什么，长长的头发垂在额头，面容瘦削，比百分之九十三的男歌手有型有款。有时看电视换频道，会看到卖力唱歌的男演员，肥肥的脸油汗沸腾。吃演艺这碗饭呐，不好看可不行，第一印象就恼火，第二印象好不了哪儿去。
“怎么样，玩一下？”老板向扎西那儿努努嘴。
“不行不行，”我拼命摇头，“即使可以唱两首的，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下唱，有障碍。弗洛伊德又死得早，不然，让他老看看，也许可以治好。”
“不会是有害羞的毛病吧？”
“正是。”
“嘿嘿，看不出来，不像。”
“总得掩饰一下自己的毛病啰。”
酒喝完了。我想我也可以告辞回八朗学睡觉了。
扎西很有办法，第二天下午，他就在一个单位的宿舍区替我找了一间房，是那种老式的平房，不带洗手间厨房，以前做办公室的，反正不远就有水龙头和公共厕所，无所谓。况且，一个月只要200元，大大地在承受范围之内。黄老板答应给800元底薪，还有效益工资，中午、晚上在酒吧吃共产主义饭。在拉萨应付是一点儿问题没有。
先去买了一辆220元的自行车，又去买了什么棉被褥子钢丝床热水瓶塑料盆之类，一个家就有雏形了。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洗澡。但拉萨干燥寒冷，湿热大汗的时候绝对没有，因此个把星期不洗澡也不会两只爪子不雅地到处乱搔。当然，得找一家可以洗澡的公共澡堂，十来天解决一次还是必要的。
晚上没去酒吧，找了一家距住处只有几分钟的川菜馆子（川菜小餐馆真是无孔不入），吃了饭，把东西收拾停当，用电炉烧了开水，泡了茶，躺下来听音乐。ABBA。来点怀旧的轻松的吧。老听迪伦又会愤青。这四人帮结为两对夫妻，从歌声听来，配合如此默契绵长，一定美满幸福，但好像又都离了婚。感情真是件匪夷所思的不可控的化学反应，而结婚纯粹是把烟头扔进汽油桶。
一面听音乐，一面给芳芳发短信：“已安顿下来，在一家酒吧先打工。你怎么样，为何没有短信？”她依然没回信。拈量再三，决定打她的手机。取下耳机，拨了她的号码，耳朵里听到的是中国移动的电脑小姐冷冰冰的声音：“亲爱的用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傻B芳芳，在干什么嘛！
第二天，去上班，都是驾轻就熟的事情，干起来也得心应手。没客人的时候，坐下来抽烟，喝杯茶，整理一下一头乱麻，想让那种发呆的舒服感觉重新回来。但草和芳芳都他妈像横在我和平静之间的恶狗，真没办法。
日子就像这样一天天过去，波澜不惊。闲暇时骑车把拉萨的大街小巷逛了个遍，越发觉得它很适合我（如果所谓的现代建筑少一些更好）。但没有发现草的蛛丝马迹。我觉得草已不在拉萨。由于生活有规律，没什么更高的要求，性方面的事儿也很平和。除了个别时候，一般情况下，真的是可有可无。这次上来那么久，没什么艳遇，与上次完全不一样。其实，这才是生活的原生态。艳遇之类的事儿，对于我，有点儿像彩票中奖。当然，也有特别擅长此道的人，一抓一个准。
“十·一”大假时，游客特别多，餐吧中午晚上，都处于爆满状态，我、扎西和另外一个小姑娘忙的团团转。而黄老板陪他朋友去了日喀则，自然帮不上忙。假期结束后，生意就像过完性生活的男性生殖器，焉不拉叽。黄老板要放我们的假，轮休。我提出回成都一趟，把有些事情处理一下。她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