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连续几天，虚弱的芷芷都躺在床上。她早就预料到她上不了班，所以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工资奖金全部扣了。我从不关心她的工作，北京所有的公司都一样，老板尽可能的榨取员工的劳动力，把员工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但芷芷的公司似乎不太正规，忙的时候夜以继日的加班，闲的时候芷芷可以连续好几天都不用去。我服侍着芷芷，像一个模范丈夫，好多次，芷芷十分感动，说我变了，变得像个人。我说我以前不是人吗？她说不是这个意思。以前我不像一个正常人。不知怎么搞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彼此感动，但是，一旦她谈到什么同居或者婚姻生活，我便紧张害怕，支支吾吾。芷芷后来能感觉到我的心理的活动，尽可能的少谈她想要谈的问题。但偶尔，她的狐狸尾巴就会露出来。我便感到有点厌烦，往往以沉默拒绝回答。

我服侍芷芷，并非什么像她所说的我变了。我只是下意识地中了责任感的圈套，一旦我清醒，我便开始恢复禀性。但我知道，我与她丢失了某些珍贵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不是遗弃在医院垃圾桶里那块血肉模糊的东西，而是更珍贵的尚未说清楚的逐渐在消失的部分。

樱花胡同附近有一家书店，我傍晚出来散步的时候常进这家书店转一圈。书店很小，文艺类图书较多，可以看出书店老板的眼光不凡。说实在的，我一走进书店就很茫然，不知自己需要读什么，了解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买书的时候往往犹豫不决。这一次，我一不小心就买了契佛的《打女佣的屁股》和霍克斯的《情欲艺术家》。我为什么买它们，是因为我看中里面的一些关于先锋小说的介绍。仅仅如此，对于在文学方面缺乏鉴别能力的人而言，买书仅仅是为了了解，而不是研究。我阅读的速度较快，以至于芷芷根本无法相信我是否真的读了这些小说。小说究竟是何物，我说不清楚。生活要比小说有力量多了，我这么认为。也许这很可笑。

芷芷的身体逐渐好转，可以精神抖擞地去上班。我的任务似乎完成了，当我走在回西园的路上，我为自己能这么轻松地完成任务而感到惊讶。

回西园之前，芷芷曾经说：“我有一句话必须和你说清楚。你没欠我什么，所以你别感到内疚。”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她曾经说和一个男的有过一夜情，第二天走在上班的路上却忘得一干二净，连这个男的名字都记不起了。“我们算不算扯平了？”她问我说。

亲爱的朋友们，我和她算是扯平了吗？

我表示理解。但我暗暗下定决心，我发誓决不可能再与她生活在一起。

“生活是无罪的。”她接着说。

我听后毛骨悚然。这种过于哲理的话我无法忍受。

芷芷有一次在通电话的时候向我暗示，她的老板对她有意思。我问：“那你对你老板有意思吗？”她说：“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芷芷暗示我这些有什么意思。如果他们有意思的话，那就没别的意思了。

芷芷老板有一辆双塔纳2000轿车，从社会地位来看，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中国式的中产阶级。我去年曾经与芷芷在三里屯酒吧遇见过他，是一个胖子，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踌躇满志的，仿佛他娘的整个社会欠他什么没还似的。他的腮帮滚圆滚圆的，仿佛长了两个肿瘤。他当时携带着一个妩媚妖娆的女孩子，一看就是刚从三里屯找来的。他匆匆与我们打招呼，粗短的身材一晃一晃的，他走到停在栅栏边的双塔纳，打开车门，开走了。我没有任何贬低他的意思。我对他所知甚少，均是芷芷侧面介绍的。芷芷早就预防她老板骚扰她。但如果她不愿意的话，她老板的骚扰是毫无效果的。大部分时间，芷芷对男人有很强的防备心理。有时候，我觉得她的性格与我有点类似，如她想要，她就会去索取，如果她不想要，她就会无动于衷。

也许命该如此，芷芷只是与我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说穿了，人的关系，有时候像一根线，风一吹，便东摇西晃的，没准一不小心就断了。

与此同时，里奇的酒吧传来好消息，我的两幅作品被一位老外买走，价格是3500元人民币。里奇说：“那老外胖得像头猪，傻头傻脑的，看起来非常有钱，从美国的洛杉矶来，来北京没多久就泡了个妞。这两幅画是买去当礼物送人的。”我没有问里奇老外为什么没有用美金来买？我试图把百分之二十的提成给里奇，并把借来的一千元如数偿还。

里奇不要提成，我说：“如果你拒绝的话，我们以后就无法合作了。”他听了，朝天打哈欠，似乎挺不屑。这种不屑的神态我在北京见多了，从不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