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靠在沙发上看户外的阳光。阳光从一棵槐树枯黄的叶片间漏下，在院子里形成一大片金黄色的斑点。这些斑点仿佛是大堆大堆的金币。看着这些金币般的阳光斑点自然绝望。我的绝望大部分时候是轻佻浅薄的。在一个任何东西都可以拷贝、克隆、复制的时代里，绝望这玩意儿大家都有。大家都有的东西就意味着廉价。我给酒吧老板里奇打手机，找借口说我的女友要动阑尾炎手术，还缺这么一千元。我想说的是，我想把我的两幅油画作品先抵押在他的酒吧。可以先标个价格挂在他酒吧的墙壁上出售。他酒吧的老外很多，也许有“慧眼识英雄”的舍得掏钱来买。这种借口，我在北京用了好多年，经常生效。

我本来想告诉里奇我女友得了癌症，或得了肝炎，或得了贫血症需要输血，或得了精神病，或得了艾滋病，反正都是一些我们时代流行的症状。我怕吓坏里奇，找了个最轻微的病。里奇曾在加拿大住了两年，后回上海，不知怎么搞的又选择北京这座“集贸市场”一样的城市来开酒吧，大概是有钱人没处花的通病吧。里奇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有着其狡黠、圆滑、傲慢的一面。

里奇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洋名。他的中文名大家都不清楚，反正，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腰间的皮带别了一排道具，从左边数到右边分别是：手机、zippo打火机、呼机、瑞士军刀、钢制烟盒、酒壶，它们全部有棕色的皮套，挂在腰间那根花花公子牌皮带上，像捆绑了手雷和手榴弹的战士，随时都会牺牲在生活残酷的道路上。这样，看上去的确令人羡慕不已。

这一次，里奇听说我的女友动阑尾炎手术，表示出一点点的同情。也就是说，我说话的方法与语气还是勾起了他的一丁点同情，可谓良心尚未完全泯灭。他说：“那你晚上来取钱吧，现在我正在忙，晚上七点钟你再打电话给我。”我等到晚上七点钟，打他的手机，我问：“我已准备好作品，现在能不能过去？”里奇说：“酒吧的流水钱还没有这么多，你到九点钟再来吧。”

到了九点钟，我赶到灯红酒绿的娱乐区，在酒吧门口见到了里奇，他看都没看我，只说了一个字：“坐。”酒吧女为我搬来一张白色的塑料椅，我坐在那里发愣。

里奇让我继续等，我就继续等。我等着等着心里越来越没谱，我早就把画交给酒吧里的伙计，要酒吧里的伙计把它挂起来。我说：“与以前一样，百分之二十的提成是给你们老板的，别弄脏了。”伙计们不敢怠慢，以为我与里奇是哥儿们哩。

千呼万唤始出来。里奇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偷偷地从夹克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千元塞给我，样子就像一个毒贩子在交易。里奇这样子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不想让他女友知道他借钱给我。他女友是个高个儿，据说，以前在上海做过时装模特儿，现在看上去，尼古丁与甲醇早就把她的容颜腐蚀得一塌糊涂，变成了一个半老徐娘。他女友势利得要命，从来没正视过我的存在。她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就像磨盘一样来回旋动，很难想象她当年做模特儿时的样子。里奇的女友瞧不起文艺工作者。

第二天，房东见我一分不少的付了房租，几乎拉成皱巴巴菜叶似的脸顿时恢复了常态。这钱是冒着友谊破裂的危险借来的，房东的脸如果不恢复正常的话就太离谱了。

我和里奇的友谊可能只有一百岁，所以他会借钱给我。我和铁树的友谊万岁，所以很难借到钱。房东从不与我提友谊的事，而是说她与我缘分很深。我每次付房租的时候，房东便说我和她前世修了几百年。我问她是几百年？她说至少五百年。

我听后相当绝望，我说五百年太少，如果再给我涨房租的话我与她的前世就不止修了五百年，而是一千年。

我房东说房租一定会涨的。现在不是物价一直在涨嘛！涨不涨是迟早问题。看来，我与她的前世真是修了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