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周期有多长
“倒霉蛋酒吧”是我和八堆常去的地方。
八堆是我们医院司机班班长，一直戏称自己是混在文明人堆里的一块杂质，这家伙整天吊儿郎当，骂骂咧咧，骂天骂地，骂别人也骂自己，一副十足的流氓无产者派头。八堆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绰号，他还逢人就解释说：“‘八堆’者，狗揽八堆屎之意，你把它理解成多才多艺也成，理解成搅屎棍一根也成，理解成巴顿的中国译音也成，总之，你看我是什么
，我就是什么。”自从有了这个雅号，他的真名袁啸就几乎被人遗忘了。
公众眼里八堆是个粗人，可我总觉得他的行径有那么几分魏晋之风。别看他文化水平不高，戴六十八公分帽子的大脑袋里，要什么有什么，就像一本庞杂的电子图书，装满了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军事、文学以及世态炎凉、人情世故，虽然都是半瓶子醋，但也足以让人刮目相看。我尤其佩服他那双总是睡意惺忪的小眼睛，能一眼把人看得入木三分，透了又透。
我从八堆那儿学到了好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学会了用辛辣的语言自嘲，学会了没心没肺、想吃就吃，也学会了三瓶四瓶不醉。跟他来往多了，有时说话也会加上点作料。有一回我在我妈面前，一不留神迸出一句国骂，把我妈吓得瞠目结舌。
总之，我和八堆不是一类人，可我们偏偏成了铁哥们儿，八堆为人真诚又仗义，和他在一块儿特别快乐。
和其他的酒吧相比，倒霉蛋酒吧里的气氛和消费标准都更平民化一点。按理说，如今的人一个赛着一个的迷信，连汽车牌子、电话号码都非得选八八八、六六六不可，这个酒吧起了这么个晦气的名字，应该没人光顾才对，可恰恰相反，这里从一开张就红火得不得了。
八堆对这个反常现象的分析是：第一，喜欢标新立异的人比迷信的人多。第二，走背字的人比走好运的人多。无产阶级向来是最唯物的革命者，敢于面对一无所有的现实。
我们来到倒霉蛋酒吧的时候，这里早已高朋满座。灯火辉煌的厅里，随处点缀了不少煤油灯、汽灯，还有好些白萝卜一样的大蜡烛排列在没有油漆的木条案上。地面铺的是青条石，座位有挺现代的包厢式的火车座，也有石桌、石凳以及仿旧的破桌子、太师椅。专门有一个角落设有农村的大土炕、小炕桌，炕桌上放着蓝花粗瓷碗。炕上，冬天铺狗皮褥子，夏天铺竹凉席，炕边的窗户是木框的，糊着窗户纸，上面还特意捅了几个窟窿。总之，没有规矩自成方圆。
曾经有一个搞装修的行家批评这里的布局不伦不类，没有统一的风格。老板赵彩旺听了一点都不起火，慢条斯理地说：“先生，规矩本来就是人定的，想变就变了，看现在的足球没有？都变成全攻全守了，看现代的战争没有？早就没有前方后方了。您看我这儿不顺眼？没关系，您常来，看着看着就习惯了，说不定哪天，您还想拿我这儿做个样板间哪！哈哈！”
我们找了个空座儿，八堆向来只喝扎啤，我要了一杯薄荷宾治。
酒吧里没有禁止吸烟的牌子，永远是一片烟气腾腾。服务生在人群里穿梭，笑声和说话声盖住了电视里播放的音乐。
“嗯，哥们儿，检查写得怎么样了？”八堆举着酒杯问我。
我苦笑。
“听哥哥一句话，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赶紧给他们写一篇深刻点的，把事情应付过去得了，别较劲。”
我哼了一声，对八堆说：“给我一支烟！”
八堆瞪了我一眼：“不行，抽烟有害健康，不能惯你这臭毛病！”说着话，他自己点起了一支，眯起眼睛，吞云吐雾。
“听说医院还答应赔偿那家伙三千块钱精神损失费，我的精神损失比他大多了，谁管？”
“嘿，别那么激动，依我看，这件事里头最合算的就是你了。”
“我合算？”
“是呀，医院出钱你练拳，省得你把恶气憋在心里得癌症，这么便宜的事，上哪儿去找哇？”
八堆又在开玩笑，我知道他这么说也是为了给我解心宽。
“哼，咱们医院的领导也昏了头，不问是非对错，就知道一个劲地给人家点头哈腰。”
“哎，不是人家昏了头，那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想想，真闹腾起来，他们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吗？”
“有那么严重？”
“你是个聪明人，可要是傻起来，比卖菜的老娘儿们还缺心眼。你想想，院长四年一换届，今年正好赶在坎儿上，人家这是花钱买平安，和为贵嘛。你小子觉悟也太低了，净在关键时刻给领导同志找麻烦！”
八堆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口啤酒，又清了清嗓子说：“你丫也得长点脑子，别总是一根筋，比方说开药的事，他要什么，咱就开什么，要多少，咱就开多少。只要不是跟你要成箱子的杜冷丁，你怕什么？”
“那还要大夫干吗？医院改成药铺多省心？”
“你看看人家内科的小高，每天大笔一挥，开药都开疯了，甭管是感冒、鼻炎，还是口疮、脚气、神经衰弱，一律七八盒子的抗生素，到月初，总能从药商那儿提成千八百的。你可倒好，因为不给病人开药，闹得大打出手！这年头，听人劝，吃饱饭，别再一天到晚玩清高。”八堆说得振振有词。
“我一点都不清高，我也知道钱是个好东西。但做人总得有点最起码的良心。比如说你妈，一月五百块钱退休工资，看病要自付百分之二十的医药费，又没有一个能挣大钱的儿子，买双新鞋都得从牙缝里扣，要是连这样的人都敢算计，真他妈的比杀人越货还残忍！”
八堆端着酒杯愣愣地看我。
“这差事我早就不想干了，我想好了，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就去当土匪，杀富济贫，总比趁人之危，刮人家的活命钱干净点。”
一直口若悬河的八堆闭了嘴，过了好一阵子才叹着气说：“冲你这番话，哥哥我这辈子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老板赵彩旺亲自端了个果盘走了过来，满面春风地说：“二位这么多天没露面，上哪儿发财去了？”说着放下果盘，坐在八堆的旁边。
实际上，倒霉蛋酒吧红火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赵彩旺这个老板特别有人情味儿。对所有的客人，一概笑脸相迎。送个果盘、送盘点心是很经常的事，不在乎东西值多少钱，总让人觉着人家拿你当朋友，宾至如归。
“最近生意不错呀！赵老板！”八堆说。
“马马虎虎，马马虎虎。比起去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出线的时候，差远了。”赵老板说。
“那倒是，对了，这台大背投还是那时候添置的。不过等着瞧吧，只要美国一打伊拉克，这儿马上就得爆满。”
“可别价，我宁愿关张，也不盼着打仗，一打仗，得死多少人哪！”
八堆笑着说：“瞧，咱们北京的爷们儿就是觉悟高，我要是联合国高级官员，非给赵老板发个维护世界和平大奖不可。”
赵老板笑着摆了摆手：“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嗯，说点正格的，您那档子大事办得怎么样了？”
我知道赵老板问的是什么事，八堆近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找个媳妇”。
八堆嘿嘿地傻笑，我替他回答说：“出师告捷！先后见了八个。”
赵老板说：“哟。哥们儿行呀！一口气见了八个，走桃花运啦，不过您可得悠着点。”说着哈哈大笑。
八堆三十五岁还没结婚，好多人都猜疑这家伙生理上有毛病，只有我知道八堆独身的苦衷。
八堆从小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棉纺厂的工人。十多年前，他父亲在厂里一次火灾中，为救火因公牺牲。如今八堆的母亲已经退了休，母子俩相依为命。
这些年里，也有过几个犯糊涂的小妞儿看上过八堆，可一瞧他们家那间小黑屋，就全都打了退堂鼓。后来，八堆还和一个做皮鞋生意的温州女人交往过，那女人离了婚，带个孩子，还比八堆大六七岁，两个人热火朝天地爱了一场，可最后还是吹了。八堆说：“那娘儿们样样都好，就是忒牛，总想骑着男人脖子拉屎，把男人修理得像个老娘儿们。这还好说，最可恨的是她黑眼白眼看不上我妈。那哪成啊，要女人一抓一把，妈却只有一个。”
我原以为八堆这辈子注定要独身了，可打去年“十一”起，八堆好像一下子底气十足，精神抖擞，乱蓬蓬的头发也像模像样地理成了板寸。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还去一家婚姻介绍所，写了一份自我推销的广告词，除了“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未婚，无经济负担”之外，还特别注明“有两居室住房”。
八堆向我解释说，他这么写绝非骗人，只不过现在那房子还在图纸上。他们家的小平房最迟半年之内就要拆迁，拆迁之后，怎么着也能拿到一套两居室，搞对象也不是三五天就能谈成的事，所以先这么写上，也没什么不可以，这叫小康、爱情同步发展。
一套拆迁的两居室就能让八堆信心倍增，这让我充分理解了“经济是基础”一说在生存中的重大意义。
“嗯，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都见了八个了，硬是没露一点口风？为什么不带到这儿来，让大伙儿给您参谋参谋？”赵老板饶有兴致地说。
“说来惭愧，大多数的女的见了我，没说三句话就掉头，没戏了。”八堆故意摇头叹气。
“别灰心，有一句广告词说得好，总有一款适合你。”赵老板也煞有介事地劝解。
“您不用替他操心，他早就锁定目标了！”我揭了八堆的老底。
“噢？有了？漂亮不漂亮？什么时候结婚，可别忘了请我去喝杯喜酒！”
“这岁数的人找对象，比年轻人简单，漂亮不漂亮都没关系，心眼好，身体好，谁也不嫌弃谁就算行了。这就叫瘸驴配破磨，咱们走着瞧。”说完，八堆大着舌头唱了两句流行的粤语歌，什么交出交出真心的爱，什么潇洒潇洒跟你飞，五音不全的大嗓门把旁边座位上的客人都逗笑了。
酒吧里灯光幽暗的一角，坐着一个瘦削的白发老人，一杯酒，一支烟，一副独坐、独思、独酌的模样，营造着一种喧嚣中的寂静。隔着烟雾，我认出了他是我中学的语文老师郑先生，一个在我人生成长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人曾经让我爱恨交织。
有句名言“人生关要处只有几步”。和这句话相比，我更喜欢另一位建筑大师的话——“魔鬼在细节”。的确，人生重大的转折，有时竟是发生在不经意的细节之中。
郑先生是我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在头一次给我们班训话的时候，就非常郑重地声明，希望大家称他先生而不是叫老师。后来我们才听说，郑先生原来是大学教授，因为出身不好，文革中调到了这所中学。而文革前的大学里，一般是管老师称作先生。
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绝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常常让老师和我母亲伤透脑筋。那时我的学习成绩马马虎虎，不落后也不争上游，还经常做出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比如在马路上滑滑板，被交通警扣留，比如踢足球砸破居民楼的窗户玻璃，比如整夜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小说，却不做数学作业，比如上课时给那位头发稀疏的地理老师画漫画。但值得自豪的是，我“博览群书”，作文成绩永远是年级第一。
那年期末，郑先生布置了一篇题为“等我长大了”的作文。我开篇就来了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接着，口若悬河地声称要驾神马，驭东风，周游世界，搜集中国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文物，让它们回归故里。还要偷来达芬奇的画笔，盗走贝肯鲍尔的金靴，重金收买普希金用于爱情决斗的手枪。还说要在一百零三岁的时候，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长寿老人。
一连好多天，我都在为自己才华横溢、妙笔生花的作品沾沾自喜。后来，这篇作文果然被作为典型范例在课堂上宣读，但郑先生的结语是：“颜澍！你的作文构思奇巧，与众不同，但却华而不实！而且通篇都是白日梦，不着边际，难道你的理想就是想入非非、游手好闲地过一辈子吗？”郑先生的一席话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那笑声有如晴天霹雳，把我炸得灰飞烟灭。
母亲为这件事气得要死，认定我是一个没脑子、没出息、成不了大器的朽木之株。从那之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我上人生理想教育课，反复强调，人不能总想着脱离地球吸引力，飘飘忽忽，要学会双脚落地，踏踏实实地走路，踏踏实实地做人。她还整天拿外祖父和舅舅颜卓文打比方，说外祖父从五岁的时候就说他要学外科，舅舅从小学四年级起，就确定要子承父业，做个出色的好医生。
铺天盖地的谆谆教导，终于挽救了误入歧途的我。一个暑假过后，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从此学习努力，循规蹈矩，而且变得性格内向、近乎孤僻。
我一直认定，我人生的转折和性格的改变，都源于这篇作文。许多年之后我偶然读了一篇有关建筑学的文章，其中提到二十纪世界最伟大的四位建筑师之一的密斯·凡德罗，有人问大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大师回答了五个字“魔鬼在细节”。这五个字也适用于我，可悲的是，这五个字是我人生失败的初始。
偶尔会想，好心有时也会扼杀一个天才。我是说如果万一我也是天才的话。假设当时他们不把颜澍先生的奇思妙想看得如同洪水猛兽，假设他们能稍稍给他一点鼓励和暗示，那么颜澍先生的人生就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整天心情落寞地总想着改行。
少年时代的奇思妙想变成了一只候鸟，飞走了，又飞回来，再飞走，如此往复。
如今这个被纳入正常轨道，按母亲的意愿做了四年零五个月外科医生的颜澍先生，在候鸟飞回来的时候，还会做他的白日梦。不过，不管是在梦中，还是在梦醒之后，颜澍先生都不知道他到底该上哪儿了。
我端着酒杯朝郑先生走过去。
他见了我，并不意外也并不热情，只是礼节性地朝我点点头，那种感觉和当初去他的教研室交作业本时，没什么两样。
我正不知道该对他说点什么，他突然问：“你现在是医生？哪个科？”
“外科。”
“外科不大好，风险大，而且需要非常好的体力。”
“是这样。”
“你怎么没想过当皮肤科医生？一个放大镜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知道，任何表浅的东西都是最好对付的东西。”
“其实我根本不想做医生。”
“可是你做了。”
“是按照别人的意愿。”
“不对，改变航向的不是风，是帆。”
我愕然。
“你觉得我很老吗？”他突然话题一转。
“没有，我觉得您变化不是很大。”如果我还会脸红的话，我现在应该脸红。因为我此刻脱口而出的话，不是事实。十多年不见，廉颇老矣。
“您已经退休了？”
“是，我现在研究佛学。”
“那您一定是居士了？”
“那只是形式，我不重形式。”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我有点班门弄斧。
“不错。世常有，世常无，世无边，世有边，命即身，命异身，如来死后有，如来死后无，如来死后亦有亦无，如来死后非有非无。”
“太深奥了。”
“那就说些浅显的吧，一个叫迪伦·托马斯的人写过一首诗：‘不要温顺地进入那个美好的夜，你要在白昼将近的时刻，纵情燃烧、激荡，顶住光明的消逝。’”
“他在说什么？”
“在说死亡。”
他说完话，也不向我告别，站起身，拄着手杖向酒吧的门外走去，留下一个苍老又茫然的背影。
离开酒吧回家，经过地铁的地下通道时，有人正在那里弹着吉他唱歌。我不是音乐迷，但我对这些不在舞台上表演的歌手，向来有一份特别的敬重，敬重他们在这种地方唱歌的勇气，且不管他们是为艺术，还是为生存。
歌手正用低沉浑厚的嗓音唱一首古老的英文歌曲，曲调忧伤哀婉，回荡在狭长的地下通道里，造成一种奇异的效果。我停住脚步，像是突然嗅到了都市的荒凉。
我从歌手面前经过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歌手穿着一件雪白的羽绒服，带着荧光的白颜色和歌手黧黑的脸以及蓬乱的长发形成了太大的反差，极具视觉上的冲击力。
有人往歌手放在面前的那顶破运动帽里投下几枚硬币。我也跟了过去，放进一张十元纸币，就在我俯下身的一刻，歌手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我看见一双熟悉的，有点忧郁的，黑白分明的眼睛。
歌声突然中断。歌手举着他的吉他一跃而起。
“许光辉！”
“颜澍！”
我们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许光辉朝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对不起，谢谢大家。”然后才转过身来，张开双臂，把我抱住。
大庭广众之下，两个男人紧紧拥抱，我有点不好意思。
许光辉是我在大学里同住一个宿舍五年的好友，也是医学院最多才多艺的美男子，尤其擅长体育和音乐，外号人称浪人老Ｋ。他在体育方面的天赋无人可比，当年的大学生运动会上，他一个人参加了游泳、跳远和标枪三个项目的比赛，夺回了两枚金牌，还打破了一项全国纪录。他当时有成为专业运动员的机会，但他放弃了。那时候，医学院里追他的女生不少，但浪人老Ｋ声称大丈夫要先立业，后成家，把所有的爱慕者都拒之于千里之外。
毕业后，他分配回老家沈阳。除了三年前那次同学聚会时大家见过一面，我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男人间的友谊大抵如此，再深的感情也不会婆婆妈妈，黏黏糊糊，更多的时候会相忘于江湖。
我和许光辉走出地下通道，来到华灯初放的长安街上。浪人老Ｋ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依然英俊得超乎寻常，但比从前更消瘦、更冷、更酷，更多了几分沧桑的痕迹。
“这几年过得好吗？”我问。
他嘴角微微挑了挑，微眯着一双长睫毛的眼睛，沉思了几秒钟才回答：“我辞职了，今后打算专心一意地做业余歌手。”
“为什么？”
“说不清楚。”
“……”
我建议找个地方一块儿吃饭，好好聊聊，许光辉看了看表，说他还要去赶个场。我们彼此留了电话，他说一有时间，就会约我。
他匆匆地走了几步，突然又折了回来。
“忘了告诉你，沈冰柳回来了。”
我的天，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许光辉从口袋里掏出电话本，撕下一张纸，写下了地址和电话，递给我说：“她新开了一家美容店，你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
我拿着那张纸条，站在冰冷的夜风中。
“分别久了的情人不要见面。”
据说这句话是一位资深的爱情专家说的。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有什么理由，是过去了的不可重复？还是重复让人乏味？
说心里话，和冰柳分手后的几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象过我们重逢时会是什么场面。但她真的回来了，我却不知所措。爱，也许还在，却已经是冰封冷藏过的；怨，也许还在，却是稀释蒸发过的。既然如此，见面还有多大的意义？
好像有这样一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爱情已经越过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望着长街上的车水马龙，我把那个写着地址的小纸条折起来又打开，打开又折起来，很快，纸条被揉得一团皱，趁着上面的字迹还能依稀可辨，我赶紧把它小心地夹进了我的电话簿。
这一夜漫长得恼人。那张小小的揉皱了的纸条，又一次把我丢进痛苦回忆的深渊。五年的感情突然断裂，断裂得没有一个充足的理由。是否可以由此推断，爱情也是有周期的，假设梁山伯与祝英台也能夫妻双双把家还，那么后来的事情一定也并不乐观。爱情化梦、化蝶、升华、永恒，全是肉体灰飞烟灭之后的事。
那年春节之前，我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装修我们的新房，白墙、白窗、白门，配上原
木色的北欧家具，显得既现代、又简洁。随后，我们又不厌其烦地跑了不知多少家商店，精心选购了窗帘、被褥以及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小饰品，把我们这个只有六十平米的小家布置得既高雅又温馨。一切就绪之后，冰柳搂着我的脖子哭了，她问：“将来如果你功成名就，春风得意，我却一事无成，又老又丑，你还会爱我吗？”
“当然。”
“如果有很多女孩子追求你，千方百计要刷新你的感情，你会无动于衷吗？”
“我现在要和你结婚，你却满脑子想的都是莫须有的别人！”
“别打岔，我要你回答，一定得回答。”
“好，我保证，今生今世，不管她年轻还是衰老，不管她健康还是病弱，我都会永远不变地爱她，和她在一起。”我像是在基督教婚礼上盟誓似的说着。
“你说的是‘她’，不是我。”
“女人真麻烦！”我笑了，把誓词重新说了一遍，把那个“她”换成了“你”。
其实，我知道冰柳忧心的症结所在。
冰柳天生是个精细又自尊的女人，一句不经心的话、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足以让她敏感的心灵受伤害。虽然我母亲从来都没有直接反对和干涉过我们的感情，但她从见冰柳的第一面起就表现出明显的冷淡，这让冰柳始终耿耿于怀。她们俩表面上相敬如宾，但内心却一直在相互抵触、相互排斥。
母亲不喜欢冰柳的理由多少有点世俗，她觉得冰柳有点虚荣，有点浮夸，有点自以为是，并把这一切归罪于冰柳的家庭。她认定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和自幼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冰柳的父母都是东北二人转演员，在母亲的观念里，那个剧种应该属于下里巴人的范畴。母亲勉强接纳了冰柳，是寄希望于医生的职业能够重塑一个人的人格。
我在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谈恋爱，这件事让母亲不满，直到我的成绩册上每个学科的考分都在八十分以上，她才松了口气。不幸的是，白雪公主却因为过分沉溺于爱情，成了班里排名最差的学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毕业的时候，都没能扭转。
毕业后，我分到市里，冰柳却被分配到郊区的一家县医院。冰柳哭得死去活来，看着她那副痛不欲生的样子，我真想放弃城里的工作，和她调到一起去。冰柳很感动却坚决反对。她说：“那怎么行？两个人都跑到县医院去，日子就更没盼头了！”此后，这件事慢慢不再被提起，但这种落差始终都是冰柳心头的一块痛。
母亲直到冰柳回长春探亲之后，才和舅舅一起来看我们的新家。母亲和冰柳总是相互回避，这种状况实在让人难受。
母亲冰冷着脸，在房间里巡视了一周，没做任何评价，倒是舅舅一个劲地点头称赞说：“还是他们年轻人时尚，这房子装得挺有情调。”看完了房子，母亲坐在沙发上，轻轻叹了口气对舅舅说：“卓文，我记得你是毕业八年后才结婚的。”
舅舅笑了起来，笑得憨憨的像个孩子，他说：“八年住院医制早就取消了，你就别翻老黄历了，其实细想起来，那些金科玉律，未必都能收到什么实效。”
母亲摇摇头说：“毕竟刚工作就结婚有点太匆忙了。做医生不容易。不要因为有了小家，就不求上进。”
舅舅说：“颜澍一向都很努力，姐姐对他太苛求了，再说，早点结婚也不是坏事，最要紧的是得选好对象。”
我知道舅舅的话是有感而发，他拖延到三十八岁才成家，可他找的却是一个最不适合他的女人。
母亲留下了两万块钱。嘱咐说，婚礼不必太铺张。结了婚好好收收心，钻研钻研业务，别把精力全放在装修房子之类的事上。”
冰柳没有如期而归，一直到临近春节的时候才回来。一个多月不见，冰柳胖了一点儿，原来有些苍白的脸色变得非常红润，衣着也比从前讲究了许多，我记得冰柳曾经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是绿色和平组织的追随者，激烈地反对穿皮衣、皮鞋，甚至反对使用一切真皮用品。她的观点是，把动物的皮剥下来穿在人类自己身上，有悖人道。但这次从长春回来，冰柳烫了头发，戴了耳环，还穿上了一件价格昂贵的狐皮大衣，像个仪态万方的俄罗斯贵妇人。
冰柳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新居的小餐厅里，三个啤酒瓶状的吊灯闪着柔和的黄炽光，我特意放了一曲小提琴曲《梁祝》。听着音乐，喝着微酸的干白葡萄酒。
“你总算回来了，走了这么久，连电话都不打，我还以为新娘子要逃婚呢。”我玩笑着朝她举起了酒杯。
冰柳看着我，不说话也不笑。
“我真后悔当初演《白雪公主》的时候没跟你拍张合影，要是把那时的剧照挂进新房该有多好！”我说。
冰柳忽然伤心地哭了，扑了过来，把湿漉漉的吻一个接一个地印在我的脸上。
积蓄了一个多月的思念，被泪水和热吻撩拨成滚烫的欲火，我一把抱起我的新娘，走进我们刚刚搭建好的爱巢。
那一夜，冰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她的脸像是抹上了一层厚厚的油彩，现出玫瑰花瓣一样鲜丽的颜色。她用汗湿的手紧紧抓着我，好像生怕我从她的身边跑掉，她战栗着、呻吟着，醉意蒙眬的眼睛却空空荡荡。
狂热惭惭平复，温馨的爱浪仍然还在一层层地缓缓波动。我把脸贴在冰柳丰腴的手臂上，她却轻轻地推开了我。
她穿好衣裳，坐到梳妆台前的矮凳上，对着镜子，不停地梳理着一头浓密的蜷曲的长发。她的脸色变得有些灰白，像一团燃烧过后的灰烬，眼睛里如梦的雾气，也凝成了冷冰冰的水滴。
“该谢幕了！”她没头没脑地说。
“什么？”我听不懂她的话。
冰柳回过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我们分手吧�”声音如雷贯耳，却又好像远在天边，飘飘渺渺。
我愣坐床头，眼前的女人变得陌生。
“命运已经把我们拉得太远，这种高下悬殊的婚姻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不想一辈子扮演低人一等的角色。”
沉闷的空气让人窒息。我知道人会变，但我不知道会变得这么快。快得如同世界一级方程式的赛事。
浅橘红色的窗帘外，破晓的晨曦正在一点点更替着沉沉的夜。
“总得有一个真实的理由吧，请直言，毕竟我们真心相爱过。”我说。
“是我背叛了你。对不起。”冰柳说着话扬起脸，虽然嘴上在说对不起，可神情里却明白无误地写着“心安理得”。
“你爱上了别人？”
冰柳点点头。
“他是谁？什么时候认识的？”
“……”
莎翁的名言：“女人哪，你的别名是水性杨花。”
谁能相信，五年的恋情敌不过一次旅途中的偶遇。
冰柳从北京回长春的火车上，结识了美国新泽西大学的橄榄球教练乔治。这个老该死的从见到冰柳的第一眼，就坠入了爱河，他被这个东方女孩儿的聪慧热情以及一口夹生的英语迷住了，而这个年过半百却还青春不老的美国单身汉，也让心比天高的冰柳想入非非。
火车到长春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形同爱侣，难舍难分。冰柳没有下车，跟着老乔治一块儿去了哈尔滨。
亚布力风车山庄滑雪场，成了老乔治和冰柳异国之恋的伊甸园。冰柳坦言，当驾起滑雪板跌跌撞撞地飞起来的时候，她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当老乔治用有力的双臂把她从雪地里搀起，拉进怀抱的时候，那一堵墙似的高大身躯，让她找到了安全感。
冰柳还直言不讳地把乔治和我做了比较。冰柳说，和那个成熟的美国佬相比，我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大男孩儿，她甚至指责我们的初恋之吻，指责我当时的被动。她一脸不屑地说：“这也许是你最可爱的地方——纯洁得像张白纸。但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的男人让人可怜。”
热血一阵阵往头上涌。纯洁得像张白纸居然成了她毁掉五年真情的理由，那么反过来推想，老乔治的可爱之处，是不是以强奸犯式的激情，把大男人的主动和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愤怒、痛苦、委屈、鄙视、绝望让我几乎崩溃，我差点抄起台灯向冰柳砸过去，但我的全身却像被巫师施用了定身法术，一点儿都动弹不得。
我在软弱和无奈中苦笑。
噢！上帝呀，你知不知道，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过春节一样的热情庆祝圣诞，他们之中很多人没听说过黄帝，没听说过轩辕，甚至没听说过孔子、墨子、庄子、老子，却以无限的崇敬对你顶礼膜拜，你是以平等博爱著称的神，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你却也有私心偏爱，不然，你为什么会帮着那么多的外国佬抢走风华正茂的中国姑娘？让无数像我一样的倒霉蛋，空怀夺妻之恨，望洋兴叹？！
我终于说服了自己，当所有的怨怼和愤懑都成了多余的东西之后。我用最平静的语气对冰柳说：“祝福你们。今生今世，不管他年轻还是衰老，不管他健康还是病弱，你都要永远不变地爱他，和他在一起。”我从基督教婚礼上的新郎，转换成了牧师的角色。
冰柳愣愣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眼神由意外变得愤怒，她冷笑了一声，点着头说：“我实在小看你了，你原来这么虚伪冷漠！”
我努力挤出一脸不以为然的笑，从那时起我才明白，有时候笑也是一种狼狈。我用笑掩藏起失败和屈辱，接受命运赐予我的孤雁失群的寂寞。
冰柳走了，像一枚疾飞的橄榄球，跃过大洋，径直投入了和她爹一样岁数的老教练的怀抱。
我最终以八堆的方式原谅了上帝，他老人家本来就不是东方的神，没人强迫你们趋之若鹜。你们追着赶着要唱诗、要做弥撒、要过圣诞节是一回事，上帝原本就是人家的上帝，这是另外一回事。
停职反省。顾名思义，就是不干活了，回过头去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有生以来头一回，我用调侃的方式，去思考最严肃重大的问题。
生活里的很多事，你以社会学、人生观、道德标准、行为准则之类的理论高度去衡量它，就会陷入一个又一个的悖论，反过来你用１＋１等于几的简单演算去评估结果，事情的脉
络反而变得简洁又清晰。
不想再去理论那一拳的起因和是非，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我眼前到底该怎么做。
难得糊涂＋磕头告饶＝保住饭碗＋失去尊严
实事求是＋拒绝检查＝维护尊严＋砸掉饭碗
一目了然，前一种做法是委屈加痛苦，其结果有得有失。后一种做法痛快加痛快，结果还是有得有失。
我的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当然我能这么底气十足地选择“不食嗟来之食”，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大前提，那就是我有确实的把握，砸了这个饭碗，不吃这口窝囊饭，也绝不至于饿死，我可以另谋高就，我还有出国留学的后路。
我把一首革命烈士诗抄里的几句话写在纸上：“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进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呀，给你自由……”
我把《我的自白》贴到了墙上，然后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打开了我的随身听，屠洪刚正在唱那首“剑在手，问谁是英雄……”
八堆来了，看了看墙上的那份正义宣言，挠着头皮说：“哥们儿，真打算死磕啦？”
我点头。
“够悲壮的。”
我笑了，八堆却朝我瞪起了眼睛：“别拿自个儿当根葱啦！我看你是屎壳郎上铁道，硬充大铆钉。你也不想想，真丢了饭碗你吃什么？”
“不知道，反正天无绝人之路。”
“你先说你会什么？上工地去扛水泥干得了吗？上饭馆去跑堂舍得下脸来吗？不是我看不起你，除了当大夫，你什么也干不了！”
“走到哪儿说哪儿，出国的留学生做苦力刷盘子的有的是！”
“行了，能刷洋盘子的人未必有勇气在家门口卖茶鸡蛋！你也是快三十的人了，还好意思让老妈供你吃闲饭？”
八堆把我问得张口结舌。
八堆从工作服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脏兮兮的纸，往桌上一扔说：“我就知道你这狗脾气！我替你写了一份，没你的文笔通顺，但保你过关。”
正说着，我们外科的女主任林秀珍敲门走了进来，她一脸阳光灿烂，一进门就朝我笑着说：“小颜大夫，辛苦了。”
八堆朝我挤了挤眼睛，又指了指他给我代写的请罪书，走了出去。
林秀珍朝墙上的宣言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摘下工作帽，把一头染成棕褐色的波浪长发甩散开来，用手指梳理着，坐进沙发。
“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处理我？”我问。
“你觉得怎么处理才算公平？”
“除了打人这一点之外，我没错。”我说。
林主任做了个很西化的动作，撇着嘴笑笑，端了端肩膀。然后用手示意，让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我听说你母亲是位教师。”
“这也和打人的事有关吗？”
“当然，一般说来，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孩子彬彬有礼，又都有点娇骄二气，你就很典型。”
“你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孩子就不该打人？”我问。
“你父亲呢？”
“死了。”
“噢，对不起。”
我弄不清她的来意，但总不会是专门来聊家常的吧。
“小颜哪，现在没有别人，我想说说我个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打人的确不像是你这种身份的人做的事，可却打出了十足的男人味儿，我喜欢。”
真是活见鬼了，一个领导竟会对她的属下说这样的话，我有点意外。
“不过，三十岁的人了，不能总图一时痛快，凡事都得预先想想后果，人这一辈子要想朝上走不容易，不能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你说是不是？”
她说着顺手从墙下扯下那张《我的自白》，揉成了一团，扔进了纸篓。
“你坚持不肯写检查，上边又催得挺紧，我夹在中间真为难，哎，你怎么就不知道体谅体谅我这个当主任的难处？”
我洗耳恭听，但面无表情，这让林秀珍有点失望。
“我在张院长那儿都快把嘴皮子磨破了，我说病人家属那边总算摆平了，小颜是科里的骨干，偶有过失，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处分就免了吧。至于检查的事呢，我看在科会上过一过就得了。”
“不管在哪儿过，我也写不出来。”
林秀珍笑着叹口气说：“你这孩子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只要上边同意这事在科里解决，我会成心难为你吗？”
“你是说，不用检查了？”
她微微一笑，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是呀，这样的结果你总该满意了吧？”
“谢谢！”没想到事情会出现这样的转折，一下子轻松起来的感觉让人觉得有点失重。
“说句心里话，咱们科的年轻人里，我最赏识的就是你，论素质、论医术，你都是最优秀的，可是你得警惕了，不要受太多的不良影响。”
“不良影响？谁的不良影响？”
“比如刚才来的那个司机，我听说这个人整天怪话连篇，目无领导，这种人档次很低，还是少接触一点好。”
这话说得让人不舒服，有点文化大革命阶级分析的味道。
“还有件事，咱们纤维镜室的机器都已经过了报废的年限。你准备一下，后天跟我出差去深圳，去买几台纤维胃镜和纤维结肠镜。”
“我？”公费旅游的美差，什么时候轮到平头百姓头上了？我以为我听错了。
“纤维镜室人手少，离不开，科里最熟悉机器的人就是你了。如果没什么困难，就这么定了，今天放你的假，回去准备准备吧。”
这算什么？是不是有点因祸得福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