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有多种模式
和康小妮不欢而散已经快一个星期了，她从那天气冲冲地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一点消息。像是树叶上的一滴露珠，太阳出来了，它就蒸发了。
一夜疯狂打破了我以往的生活秩序，这些日子里，我常常会无由地烦躁。这个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女孩儿，让我必须重新面对自己。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如果真有可能，我会和她结婚吗？我无法回答。
阅历了一个苹果从青变红，康小妮在我的心目中从单纯活泼变得精明性感，我虽然熟悉了她的外在，却对她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我理想中的妻子绝不应该是这种超酷的类型，我虽然没有封建到非娶一个处女不可，但我还是希望我未来的老婆文静一点儿，质朴一点儿。
想起母亲撞见康小妮时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我就更希望康小妮从此再也别来给我添麻烦。可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康小妮的笑声就会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里若隐若现地冒出来，黑暗中的孤独让我倍加思念那只疯狂的红苹果。
母亲那天给我送来一份美国洛杉矶东方医学院的招生简章，说她的一个美国朋友愿意做我的经济担保人，让我出国去读医学硕士。她放下材料没坐多一会儿就走了，对那个意外遇到的女孩儿只字未提。
这是她一贯的方式，北京人管这种做法叫不打你、不骂你、臊着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大的轻蔑是无言，连眼珠也不转一转。我把母亲的这种态度理解成她对我的失望。
母亲做了二十多年的中学老师，后来又当了教务主任，是个老牌的教育工作者，性格和职业注定了她不是一位慈母。从小到大，她对我总是严厉有余，温情不足，好在我早已习惯了。
是不是真的出国留学？母亲给我留下一道难题。几年前，我的确一门心思地想出国，但现在，我早已经过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二十八岁的人，既不敢上天堂，也不敢下地狱。
学医是母亲为我选择的人生之路，当医生是我的任务却不是我的理想。但在五年的大学生活里，我却真的爱上了这个专业。我常常梦想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超一流的医学专家，像发现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莫森那样，在生命科学的金字塔上向上攀登，并留下自己永久的足印。或者做一名性学专家，去拿一项“赫西菲尔德”国际大奖，以此来填补中国性学研究的空白。
毕业的时候，我遭受了人生中头一个重大打击，分配方案下来之前，我已经得知自己被分配在全市最好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但公布名单时，那家医院的名额却被班里的一个女生顶替了。后来听说，人家走了某副市长的后门。从那时起，我对公平竞争四个字不屑一顾。
我后来分配的这家医院也不算差，但级别低了些，是二级甲等。年轻人的优势就在于拥有强大的适应能力，我很快熟悉了消化外科门诊、急诊、病房、手术室以及内窥镜室的全部工作，被公认为消化外科最年轻、最有培养前途的医生。
然而就在我一帆风顺的时候，冰柳走了。这是我人生中又一个更沉重的打击，虽然还不至于把我完全摧垮，却把我心底里那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气消减了一大半。
渐渐，繁重劳累又缺乏新意的临床工作，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以及一大堆与业务无关的是是非非让人疲惫不堪，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学生时代所有美好的、大胆的、开拓性的设想，都是些早该丢掉的白日梦，我现在每天要做的和能做的，只是局限于消化外科这么一个小小领域里的各种手术。在这里，穷其一生的努力，也不过成就一个名匠，而绝不是一个名家。
我的日子开始过得杂乱无章，我把所有的医书都丢在一边，迷上了尼采和叔本华。为了消磨时光，我偶尔也夹杂在一群熟悉的或者并不熟悉的朋友当中，飙飙车、蹦蹦的、下下馆子、泡泡酒吧。
从生活的表面看，我很正常，我还在谈情说爱，但我已经开始讨厌这种过后不思量的游戏。
从工作的表面看，我也很正常，我仍然在尽心尽力地治病救人，但我也已经开始讨厌无影灯、手术刀。每天一到医院，闻着呛人来苏水味儿，我就忍不住想吐。我越来越怕接触病人，我受不了他们脸上的痛苦表情，痛苦永远比快乐更富于感染力，它们已经把我折磨得一天比一天更衰弱。
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暗下决心，如果将来我有儿子，一定不让他当医生，我会建议他做个婚纱影楼的摄影师，每天看着那些幸福得快要晕过去的人们，心情一定会总是春天。
很长日子以来，“生命”这个曾经在我心中神圣又神秘的字眼，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偶尔头脑清醒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多半是患上了忧郁症。这样的精神状态还要出国，简直是去找死。
舅舅颜卓文对我的状态颇为忧心，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可以不出国、可以不结婚，甚至可以不当医生，但你不能总是这么无所用心。你才二十八岁。等你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就会明白年轻是多么宝贵。
舅舅也问起了有关康小妮的事，是我母亲告诉他的。母亲表面上对我的个人问题不闻不问，实际上，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她就会如临大敌。当初我和冰柳恋爱的时候，母亲曾极力反对，但冰柳真的离开了我，她又对此暗自内疚，从那时候起，她对我的恋爱婚姻就再也没参与过任何意见。
“你母亲说她从没对你抱有过高的期望，她只希望你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她希望你能找个合适的女孩儿平平稳稳地成家过日子。”舅舅说。
“我知道。”
“你母亲对网上流行的那些东西极为反感，她说‘新同居时代’足以毁掉整个年轻的一代。我是搞医的，没她那么保守，也没她那么偏激，婚前能相互深入了解，包括了解性生活是否和谐，是件好事，有助于婚姻的美满和稳定，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拿感情当儿戏。”
我点头，除了点头，我无话可说。
像舅舅这个年龄的人，能以这么开明的态度看待时尚，实在已属难能可贵。至于像我母亲那样的老教育工作者，总是以传统的眼光看待下一代，也是没办法的事。
人年轻的时候，大多会嘲笑上一代人的因循守旧，总会对传统有着不同程度的逆反和突破，而当他老了的时候，他却和他的上一代人一样，无法接受更年轻一代的思想和生活。
我想我母亲在学生时代穿着游泳衣走进游泳池的时候，一定曾经被一些“九斤老太”看成是有伤风化，几十年过去，她能接受游泳池的泳装，却对Ｔ型台上的泳装表演嗤之以鼻。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色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式，如果人不论多大年纪，总以二十岁的心态生活，也许代沟这个词就不再存在了。
我不想再跟舅舅探讨爱情。爱情是件永远说不清的事，现代人愿意以最简单的办法处理最复杂的问题。何况，自从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之后，“永恒”这个词就已经变得越来越黯然失色，爱情也就由“一生一世、生死不渝”刷新成“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了。
星期天的早晨，我奉命从病房调到急诊室，临时替班。
外科急诊总是这么乱哄哄的，胃出血的、肠粘连的、胆结石的、外伤的，什么病人都有，一上午的门诊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中学生来看病。中年男人满脸怒气地拽着那
个男孩儿，女人跟在身后。
“你放开我！你松手！”那个中学生使劲地喊着，想挣脱他父亲的手。
“别吵，你们谁是病人？”我问。
“小兔崽子，学会要挟老子了！”中年男人说着话，朝男孩儿的后脑勺拍了一巴掌，然后按着他坐下，顺手把门诊病历扔给我。病历上写着：王大宇，男，十三岁。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我问王大宇。
“我没病，是他们非让我来。”王大宇说着，斜了他父亲一眼。
那男人在儿子的胳膊上拧了一把，对我说：“你赶紧给他查查吧，他吃了两个棋子，噢，也许是三个。”
“吃了什么？”
“棋子，五子棋的棋子，瓷的。”那男人说。
“把棋子吞了？为什么？”我一脸疑惑地看了看那位父亲，又看了看那个孩子。
“这崽子，属狼的，说翻脸就翻脸。”男人没好气地说，“下棋输急了，他就吞棋子，我一下子没拦住，他就咽到了肚子里。”
我强忍住笑，给王大宇做了些常规的临床检查，然后对他的家长说：“没什么大事，棋子会随大便一起排出来。”
王大宇系好腰带就往外走，被他老子一把揪了回来。
“不用查查别的了？”
“不用了，可以回去了。”我说。
那男人竖起了眉毛，瞪着眼问我：“也不透视、也不化验、也不开药，揉两下肚子就把我们打发了？”
我告诉他，只要异物没有被吸进气管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那男人一听就急了，用手拍着桌子说：“别废话，我们要照透视。”
我耐着性子解释说，常规的透视看不见消化道里的东西。吞了两个棋子就做消化道钡透实在没有必要。
我的话音还没落，那男人就跳起脚来：“什么都不查，我们上医院干吗来了？你是大夫呀？还是糊弄？”
有个女孩儿从外边走了进来，推了推我的胳膊，悄声说：“怎么那么死心眼？要查什么就给他查呗，人家又不是不给钱！”
我抬起头来，说话的人竟是康小妮。
病人透视去了，我白了康小妮一眼说：“你来干什么？”
“你还在赌气呀？我都不生气了，你倒没完没了？”康小妮笑嘻嘻地说着，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
“这儿是医院，我正在上班，请你先离开，有什么事等我下班再说。”
康小妮随意翻着桌上的处方、病历和化验单，不以为然地说：“得了，别跟我打官腔，医院怎么了，医院是不是人来的地方？”
“别闹了，我没跟你开玩笑。你要是再捣乱，我可真急了！”
康小妮委屈地撅起了嘴：“你这个人真没劲，就让我在这儿坐一会儿都不行吗？我想看看你怎么给病人看病。”
“不成，你不能影响我的工作，你先出去。”
“我就不！”
我急了，走过去拉起康小妮的胳膊，把她推出诊室。
康小妮不可理喻地大声说：“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你，我想你，我想你了！”
王大宇回来了，他父亲把透视单举到我面前，阴阳怪气地说：“大夫，你可真够忙的，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我深深地调整了一下呼吸，看了看透视单，尽量语气平和地说：“放心吧，透视没发现问题。棋子就在胃里，大便的时候留心观察一下，最迟明天就能排出来了。”
“药呢？开什么药？”
“不用吃药。”
“那不行，棋子那么脏，出了毛病怎么办？”
“那你说，你想要什么药？”
“嘿！你他妈的说的是人话吗？”王大宇的父亲出言不逊，还发狠地朝我挥了挥拳头。
“不许打人！”康小妮叫喊着从外边蹦了进来，站在我和那男人的中间，用身子挡住了我。
那女人拉起丈夫的胳膊往外走：“算了，走吧，我们又没钱又没权的，谁能拿我们当回事儿？”
此时诊室外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那男人一把甩开老婆的手，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更加起劲地喊着说：“大伙都看见了吧？现在的医生就这么对待病人，看来，不但住院做手术要递红包，门诊看病也得给他们点好处才行，不然，他们就不把咱们当人看！”
围观的人一片哗然。
“请你不要无理取闹！”我已经濒临忍无可忍的边缘。
“你们知道小报上怎么说？现在的医院都是‘角子机’，大夫都成了‘白衣狼’，他们这些人，眼里就认得钱！钱！钱！眼前的这位更有绝的，上着班还不忘泡妞！这算什么大夫呀！”男人说着话，一脸挑衅的神情看着我。
血涌到了我的脸上，我忘了我在哪儿，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一心只想冲上去，把这个混蛋一拳揍扁。
急诊室的护士长闻讯跑了进来，拍了拍那男人的胳膊说：“这位先生，有话好好说，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医务科反映，别影响其他病人就诊。”
那男人胳膊一扛，把护士长推了个趔趄，他上前来揪住了我的衣领，把唾沫星子直喷到我的脸上：“我今天就要当众教训教训这只臭猪，上着班还发情，真他妈的下流！”
我的眼睛里冒起了火星，身子在抖，我猛地推开那只揪着我衣领的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记直拳，打在那张大猩猩似的脸上，打了他一个满脸花。
“哎呀，妈的！你小子敢打人？”那家伙抹了一把鼻血，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
我的心骤然一沉，知道这一回真的闯下大祸了，尽管我是正当防卫。
遇上这种倒霉的事情，我就是再有理也说不清了，以往医院处理这类纠纷，无一例外的是胳膊肘往外拐。
总值班的张院长让护士长把病人请到医务科去，然后冷着脸对我说：“你先看病吧，其他的事情等明天上班后，交你们科里处理。”
下班后，我和康小妮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吃晚饭，我一连喝了三瓶啤酒。然后带着康小妮去了一家电子游戏厅，我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筹码，然后在赌马场上，押了一匹名叫“无敌”的六号马，我声嘶力竭地为我的“无敌”加油，体验着大获全胜的疯狂和一败涂地的沮丧，直到输得两手空空，才筋疲力尽地对康小妮说了声：“回家。”
一路上，我懒得说话。康小妮也识趣地一声不吭地跟着我，就像一个刚从幼儿园里被接
出来的小朋友，紧紧地跟着家长。
回到家里，我顾不上打开电灯，一把抱起康小妮，走进卧室。
我的神经被压挤得没有一点缝隙，快要爆炸的心让我失去最后的一点矜持，我急切地渴望要贴近一个真实的、有热度的生命。
愤怒让人失控，也让人变得异乎寻常的原始。
我用每一根神经末梢贪婪地感知快乐，用每一次深深的呼吸吐出肺泡里的郁闷，让屈辱和烦躁从每一个毛孔中尽快地蒸发出去。
康小妮在床上扭来扭去，拼命躲闪着我近乎野蛮的吻，她推我，打我，踢我，大声喊着，你疯啦？喊着喊着，她突然抱紧我，用尖尖的指甲，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肩膀。
当疲惫的身体被汗水浸得发黏的时候，脑子也像经过格式化的软盘，轻松得一片空白。
黑暗中康小妮用脸贴着我的胸膛，小声地试探着问：“你不生气了吧？”
我用手揪了揪汗湿的头发说：“不生了。”
“那一拳打得真伟大！完全改变了我对你的印象，我原以为你是那种面团捏的男人，没想到急了也会打人。”
“那是为尊严而战！嗯，你可得小心点，再给我出难题，可别怪我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又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跑到医院去找我？”
“那有什么？”
“不成，那是工作的地方。”
“我要是看病或者带朋友去看病呢？”
“这种情况另当别论。”
我虽然说话的语气很强硬，可对康小妮的怨恨早就烟消云散。她为了怕我挨打挺身而出，那份勇气已经让我十分的感动了。
我趁机给康小妮约法三章，不许她随便去医院，不许搞突然袭击来找我，想见面要提前打电话，不许无缘无故地跟我耍小脾气。
康小妮乖乖地点着头，突然高兴地坐了起来问：“你提了这么多的要求，是不是真的把我当做你的女朋友了？”
我把康小妮拉进怀里，亲了亲她的头发。
“你倒是回答我呀！”
“就算是吧。”我回答得模棱两可。
康小妮哼了一声，在我的小腿上狠狠地踹了一脚，然后轻轻地笑了起来。
后来我昏昏欲睡，康小妮却使劲拍打着我的脸把我弄醒。
“你怎么除了折腾就知道睡觉，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我迷迷糊糊地答应着：“你说，我听呢。”
“你能不能帮我看个病人？挺严重的，他大便拉血。”
“可以。”
“能不能替他想办法省点医药费？”
“医院也不是我开的。”
“总可以想点办法嘛。”
“好。”
“你能不能陪我去趟内蒙？”
“不行，请不了假。”
“那，你借我点钱吧。”
睡意一下子全消，我在黑暗中凝视着康小妮。她的神情在暗夜里显得格外模糊。
“借钱做什么？”
“去内蒙呀，我父亲在内蒙。”
“要多少？”
“一千吧，差不多够了。”
康小妮故作轻松的声音让我从心底顿生厌恶。她总是在我情感升温的时候，提出经济上的要求，这让我弄不清她这么刻意地追逐我，究竟是爱上一个男人，还是看准了一家银行。
第二天早晨送康小妮走的时候，我给了她一千块钱。我希望她真的是有急用。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假如这是她给自己标的身价，一切也就到此结束了，好在我还没投入太多的感情，分手不会给我带来半点伤害。
一记直拳让我一夜之间成了医院的名人，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变成了咬人家耳朵的泰森。
我已经停职反省两天了，一个人关在医生休息室里写检查。听说那个王大宇的父亲还在纠缠不休，一会儿说要上法院起诉，一会儿又说要让媒体曝光。
我心里憋着一股怒气，对着桌上的一摞白纸发呆。我不想写什么检查，满脑子想的都是
一些不相干的事。这很糟糕，心理学家说过，一个人要是总沉浸在一种对抗和仇恨的情绪之中，很容易造成性格冷漠甚至会加速心脑血管的硬化。
我想起我们科的老主任，他很不幸，在临近退休时的一次胆囊切除手术中不小心划破了手指，那个病人澳抗阳性，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手术后二十天，病人痊愈出院，而老主任却患了急性重症乙型肝炎，险些丢了命。被传染的过程又偶然又简单。
此刻我也成了一个被感染者，感染的不是乙肝病毒，是更可怕的精神毒素。当那些恶意中伤的话像箭一样刺伤我的同时，毒素已经进入了我的血管，损伤了我原本健康的肌体。
下班后我落寞地走出医院，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碗兰州拉面，然后形只影单地走在华灯初上的大街上，想着我在做外科医生四年零五个月的时候，填写了这段走麦城的历史，我忍不住直想放声大哭。都说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很实际，把利益看得重于荣誉，以前我也是这么想，但现在，我觉得荣誉对我很重要。
手机嘟嘟地响了几声，是康小妮发来的短信。写的是：世上本没有沙漠，只因我想你一次，上帝就丢下一粒砂，从此便有了撒哈拉。
康小妮好像是要安慰我，又像是在向我表示感激，一连两天都在不断地往我的手机上发短信。真感谢现代化科技，让谈情说爱变得如此省时、省脑、快捷、便利，但惟一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千篇一律的套话，也让情感变得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真假不分。
我在月坛附近的那家花鸟市场里转悠了很久，颇有兴致地看人家怎么把一盆六百八的君子兰侃到二百，又挤进人群去，听一只黑色的小八哥说英语。那只八哥的英语说得字正腔圆，还是地道的美国音，它一会儿说“Ｈｏｗａｒｅｙｏｕ！”一会儿又说“Ｋｉｓｓｍｅ！”逗得所有人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可笑完了，心境变得更凄凉。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不知不觉来到舅舅居住的小区前。这是位于复兴门外的一片老式的高层建筑，建于八十年代，虽然建筑设计有些单调过时，但因地处市中心的黄金地段，仍然不失为市区内最好的住宅。
我走进２５楼，坐电梯上了十二层，来到１２０７门前，正准备按门铃，一声玻璃破碎的巨响从房间里传了出来，紧接着，女人又高又尖的叫骂和女孩儿的哭喊乱成一片。我知道，这个家庭频繁不断的内战，又开始了。
舅舅是海湾战争爆发那年结婚的，距今已经有十二个年头，在这十二年里，他们夫妻间的恶战远比中东的局势更紧张。
没有人相信像我舅舅这么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老实人会和人打架，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让人不可思议，老天爷好像专门喜欢和人开玩笑，偏偏让一个走在街上被人踩了一脚都会对人家说对不起的男人，娶一个随时随地都会叫骂连天、拔剑而起的女中豪杰。
我站在门外，听不到舅舅的一点声音，但我敢肯定舅舅就在房里，没有他这个靶子，舅妈冯彩云就不会有这么力拔山兮的气势。
当年我在舅舅的医院实习的时候，看过舅舅好几台手术，无论是胃切除、肝切除还是胆切除，他都做得那么干净利索，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病人出现危重险情的时候，他也从来不会有一丝的慌乱，用大将风度形容手术台前的颜卓文，一点都不为过。可舅舅偏偏最怕冯彩云，一回到家里就像被人抽了筋，摄了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舅舅在同事和病人眼里，是个医术高超的专家，可在冯彩云眼里却是个连木匠都不如的穷光蛋。俗话说，道不合不相谋，我不明白舅舅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女人面前逆来顺受。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把他划入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群。
里边的吵闹声越来越大，门突然一下子打开，舅舅像支离弦的箭蹿了出来。他的身后，冯彩云手举着一把菜刀，紧追不舍。房间里，我那个可怜的小表妹双手抱着脑袋，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赶忙上前拦住歇斯底里的舅妈，拼尽全力抓住她举刀的手。冯彩云瞪圆双眼，大喊着：“你给我起开�”话音未落，重重的一巴掌已经打在我的胳膊上。那一刻，我真想可着嗓门大喝一声：“欠揍呀�臭娘儿们�”然后把一记响亮的耳光摔在那张满是黄褐斑的柿饼脸上。
可话冲出嗓门的时候变成了：“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
冯彩云翻了我一眼，气哼哼地退回门里，用手里的菜刀朝墙上连连砍了好几下，又扭回头朝着大哭的小表妹直着脖子大喊：“哭丧什么！你那个混账爹还没死！”接着，狠狠地摔上了门。
舅舅瘫坐在楼道的地上，两只光着的脚上只有一只拖鞋，另一只，肯定是在激战中跑丢了。舅舅苦着一张脸，黯然无光的眼神像一潭死水，那种神情，是成年男人遭到无端的羞辱之后才会有的哀莫大于心死。
尽管他与冯彩云之间的恶战早已成了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但如此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地暴露在我的面前，却还是第一次。我和舅舅像朋友，无话不谈。可这一刻，我不知该对他说点什么，设身处地地想，他现在最怕的，肯定是我的同情和安慰。
沉默相对的场面让人难受，我忽然想起前几天刚看过的一部外国小说《兔子，跑吧！》，于是我对舅舅说：“兔子，跑吧！”
舅舅先是一愣，随即朝我会心地一笑。我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舅舅光着一只脚，跟着我从楼梯上一阶一阶地走下来，走出楼门，走出小区。我们没坐电梯，原因自然不言而喻。
舅舅在小区门口的夜市上买了一双条绒布鞋穿在脚上，又向卖鞋的小贩要了一个塑料袋，把那只已不成双的拖鞋放进去，拿在手里。然后问我：“咱们去哪？”
“还能去哪儿？你今天大概只能在我那儿过夜了。”
来到我的住处，舅舅已经谈笑自如了。他这种惊人的自我调节能力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要是换了我，我起码得有一个星期缓不过劲儿来。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真娶了这样的老婆，就是闹得鱼死网破，我也不会甘受其辱。
我从阳台上拿了几瓶啤酒，又从厨房翻出一袋五香花生米。对于两个失意的男人来说，这样的时候，酒必不可少。
“你这么晚去找我，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舅舅问。
“没有，我是路过。”
这一刻，我觉得已经没有诉苦的必要了，和颜卓文的处境相比，我那点麻烦真的算不了什么。有人说，没鞋的人在看见没脚的人之前，总觉得自己可怜。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一双完好无缺的脚和脚上一双毛茸茸的棉拖鞋，禁不住笑了笑。
“出国的事想好了吗？”
“没有，最主要是没有心理准备。”
“你好像心情不大好？”
“是，心很浮，也很乱。”
“还是为了爱情？”
“不，是整个的生活状态不如人意。”
“和同龄人相比，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
“是呀，人心是个最不容易满足的东西，有时候是自寻烦恼，总觉得走的没有看的远，活的没有梦的好。”
舅舅笑了笑说：“一点都不奇怪，也不是坏事，没这点想法，人就不会往高走了。”
酒瓶一个接一个地空了，舅舅的话也越来越多了，他平时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只有酒后才会这么滔滔不绝。
“我从来没听你抱怨过生活，你就真的事事满足吗？”我问。
“我很少想过满足还是不满足，也许我这个人天生愚钝。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更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足够了。”
“你是说你一辈子只想当个好医生？你真的快成白求恩了！”
“我成不了白求恩，医术没那么高超，精神没那么纯粹，其实我给自己定的目标一点都不高，只有四个字，问心无愧。但是真想做到也没那么容易。”
“每天站在手术台前，站了二十多年，你快乐吗？”
“当然，每一个成功的手术都能给人带来快乐，带来自信。但更多的时候，我会感到紧张。”
“紧张？”
“真的紧张。电影《南征北战》里那个国民党高级军官说，和共军作战多年，魄力是越来越小了。我也是，这些年，做的手术越多，我也就越紧张。”
“你是在开玩笑吧？我看过你那么多次手术，哪一次也没看出你紧张，相反，我倒是觉得你一站在手术台前，就比平时任何时候都更从容。”
“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这种紧张不是对手术没把握，而是因为责任。咱们的工作太特殊了，人这一辈子里，有时候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都不能生死相托，但他们把命交到了你的手上。”他说完，一口气喝干了一杯酒。
我一向觉得舅舅是个淡漠的人，但今晚，他的话说得很动情。
“当初我考上医学院的时候，你的外祖父并不高兴，他担心我并不适合做一个医生。他很少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却总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医乃仁人之术，非仁者而莫为。我记得第一次实习做手术之前，我问他该做哪些准备，你猜他怎么说？”
“弄清解剖结构，熟记手术术式，胆大、心细、沉着、镇定。当初我的实习导师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回答。
舅舅摇摇头：“你外祖父说，上手术台前，先测测自己的体温、摸摸自己的心跳，要是温度太低，心在别处，就千万别拿那把手术刀。”
“太有哲理性了，他说的体温和心跳都不是指人的自然体征，而是说一个没有古道热肠和真情挚爱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医生。”我情不自禁地感叹。
“正是这样。我父亲去世快二十年了，他的样子我都快记不清了，但每次上手术台，我都会想起他的话，试试体温、摸摸心跳。这么多年以来，即使是切一个阑尾，我也会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因为生死只是一线间的事。”
“哎！你的话让我感到沉重，而且不是一般的沉重。”我说。
“算了，你要是真的想改行，我也不想勉强你，你说得对，很沉重……”
舅舅破天荒地喝了这么多的酒，说了这么多话，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酒精让我一阵阵地发热，我走出房间，在阳台上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清冷的夜色，像是一碗醒酒汤。
一个做了二十多年外科医生、医术高明、有口皆碑的老家伙，每次站到手术台前都会紧张，会试试体温，摸摸心跳。
一个初出茅庐、浅尝辄止，还总想着跳槽的狂妄后生，却自恃艺高人胆大，在手术台前表现得横扫六合、洋洋洒洒。
这种对比真他妈的魔幻，我觉着，不是他不对劲，就是我不对劲。
今晚，舅舅对他和冯彩云的恶战只字未提，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了。一个人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其他的一切，就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隔着玻璃窗，望着像大虾一样佝偻在沙发上熟睡的舅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不知道是怜悯，还是敬佩。但舅舅的谈话并不能打消我弃医改行的念头，我还是想换个工作，换个活法。
我神经脆弱、情绪飘忽，我向往自由、散漫的生活，所有这些都注定了我不适合医生这个严谨、刻板而责任重大的职业。并且，我也实在没勇气像舅舅那样，让自己的一生，每天都去面对生命的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