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杯咖啡吧。”他说，想用他们的惯用方法打起精神。

爱德去拿开水瓶，空的。他对开饭店的年轻女子说:“你们有开水吗?”

女老板正和一位年纪大些的妇人坐着聊天呢，可能是她的姐姐或是其他什么亲戚吧。她指着空水瓶，全不听爱德说里面什么也没有。爱德假装去看有没有水，然后拿着空水瓶再过去问。

“没有开水。”女老板的亲戚说。

爱德用怀疑的口吻重复了她的话。

“没有。”她确定。

“那，拜托你们能烧一些吗?”爱德问。

她们不理他。他又问了一遍。最后这个亲戚让老板娘去做些开水。

本想提点精神，结果却适得其反。爱德垂头丧气地回到桌子边，他的忧郁情绪一股脑儿发泄出来，让马普安也激动起来。

“说真的，我不想每件事都要去说。”爱德说，“就像顾客想要开水这事吧，如果没有开水你就应该去做一些，多合情合理的事情，但他们好像就没有这根弦。”

“对呀，”马普安说，“我知道你的意思。给别人一个否定的回答，打发别人走，自己根本不用站起来做任何事，这太容易了。”

这时，一个孩子挤进屋子冲着马普安咳嗽。孩子们就一起向马普安叔叔咳嗽。

“这里的文化没有要求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捂上嘴巴?”他生气地抱怨着。

“他们笑的时候用手捂住嘴，咳嗽的时候不。”爱德说。

“还有吐痰!”马普安加上一条。

我们相信旅游能开阔眼界。然而同一种想法，同一时间，出现在我们的头脑里。

“我们听上去像什么?”爱德说。

“两个愤世嫉俗的种族主义者?”马普安说。

“为什么会这样?新长征应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人，并把我们好的一面展示给他们。但现在我们却变成了心胸狭隘的家伙。”

老板把热水瓶放在桌子上。“开水来了。”她带着微笑说。

日记选摘，马普安，榜罗镇，2003年10月13日……昨天晚上在直沟，我们花钱住宿，却睡在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冷的地方。我梦见滨崎步和章子怡在洗泡沫浴。醒来时，爱德正冲着我的脸呼气。

马普安选中了我们右边田里的一堵矮土墙，然后冲过去解大手。路的左边，地势稍微倾斜，人们就着地势开辟了一层层广阔的梯田，梯田下方是四罗坪村。爱德给山谷和对面山顶上要塞的废墟照了几张照片，要塞在四罗坪村的上方。从八力开始，我们就经常看到这样的“堡子”。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有一次我们一下就看到五座，全都聚集在山顶地带。

正在路下面收土豆的郭元元告诉爱德，很久以前，村民遇到游匪就会躲进这种厚厚的高墙之内寻求保护。他证实了我们走的正是红军当年的路线，但他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是关于当地历史的。马普安方便完回来，爱德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

“你知道自己是在古长城上解手吗?”

马普安很高兴。靠在具有2200年历史的古长城边，他的肠胃竟然很少有地争气了一次。

自从得了病，排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

我们从没想到路上能碰上长城。长城主要的一段在长征路线以北，而这里是秦始皇最初修建的古长城的南方支线。要不是因为马普安的肠胃问题，还有郭元元的土豆，我们可能不会发现它，它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书中。谁能想到那些不足一人高的土堆会是长城呢?日记选摘，马普安，界石铺，2003年10月19日……我们在一家清真饭馆里吃饭，就像往常一样，人们纷纷来“看老外”。大多数人都是进来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这里谦恭礼貌的风气盖过了人们想多花些时间看西洋景的渴望。但就有那么一个年轻人坐到我们正前方的凳子上，张着嘴，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有大约10分钟。他正在抠鼻子，老板从厨房出来，训斥他不要那么盯着准备吃饭的人（他没有说“外国人”）。“这不礼貌。”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新长征中听到一个人要求另一个人不要盯着我们看，因为这不礼貌。今天是10月19日，应该是我们结束的日子。

召唤祈祷的声音在山谷中回响。那里的男人戴着白色的帽子和巨大的棕色太阳眼镜，正用三轮拖拉机把土豆运到市场上去，当地95%的交通工具都是这种拖拉机。这里的宗教活动比云南的更昌盛。新建或重建的清真寺是几乎所有村子的标志。其中最精美的要属兴隆镇那座绿色穹顶的大清真寺了，3公里外就能看见。

我们在公易乡当地政府大院呆了半个小时，研究一块纪念碑，那上面有我们要走的路线，惊人的翔实。戴着白帽子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在忙自己的事，没有人跟我们说话。只有我们先跟他们打招呼，他们才一脸严肃地点点头，算是回应我们。

兴隆清真寺正对面有一座水泥方尖石塔，是为了纪念长征，特别是1936年10月，也就是第一方面军突围一年后，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到达西北而建的。部分部队在兴隆与他们打头阵的同志会师，其余的在北面15公里的将台会合。这个纪念碑刚立了七年，但已经破败不堪，碑后成了一些人大小便的场所。“他们应该立一个牌子，写上:‘不要在纪念碑周围大便’。”马普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