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落到地平线下，温度直线下降。我们胡乱吃了些饭。邱嘎尔正在做糌粑，他用了爱德的塔巴斯哥辣酱油，让味道更刺激些。他说很喜欢这味道，却不愿意多吃些。我们依然吃着煮米饭和蔬菜，还加上些豆腐干、咖喱粉和塔巴斯哥辣酱油调味。我们的藏族朋友认为这是“西方版”的牦牛肉和牦牛油茶。我们在饮食方面还没有实现文化融合。

马在旁边吃草。马普安越来越喜欢脾气暴躁的老阿加了，虽然这个老家伙整天都在利用一切机会偷吃路边的野草。

“它有自己的想法，是吧?”马普安对邱嘎尔说。

“当然。它刚两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它一块儿干活，由于两只手都忙着，我就把缰绳咬在嘴里。阿加跑了，现在你也看出来了吧?”

邱嘎尔露出灿烂的、金色的笑。

他回到自制的帐篷里，那帐篷是用从牧民那里借来的木桩固定的。我们回到自己的帐篷时，爱德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在3400米的海拔高度却喝了咖啡，这意味着他晚上要多上几次厕所，但现在帐篷外面全是巡逻的藏獒，没有戴锁链。它们被我们这些奇怪的帐篷激怒，情绪激动地叫着，马也因为受惊，高声嘶鸣。这种情况连睡觉都不可能，更别说到帐篷外面了。我们紧握着防“狼”喷雾剂，爱德则在橙子口味的“第5季”空罐里小便，希望滨崎步能够原谅他。

采访选摘，邓昌洲，成都，2003年9月7日跑到夹金山之后遇上沼泽，团长、排长的牲口就陷进沼泽里了，拉不出来。口粮本来就紧缺，只好把它们杀了，拿到藏民家里煮着吃。盐巴都没得。

我们穿过“过西沟”以北的河谷时遇到很多牧人。这里的草地不是我们在书上看到的那样，也不是老红军讲的那样。我们只是偶尔碰上沼泽，从中隐隐感受到那些老红军描述的恶梦般的场景。丛生的野草从浅水中冒出来，也许那些水塘只是看着比较浅吧。草踩上去软软的，好像没有根基，但你也可以在上面走，还是比较安全的。但要是不小心踩进水里，你的脚就好像被地面吃了进去，有劲使不上。出于研究目的，我们在沼泽的边缘进行了试验，然后就跟在邱嘎尔身后绕来绕去，他的马有寻找结实地面的本能。牦牛也是找路高手，从来不往沼泽里走。

“这里的草地一直是这个样子吗?”爱德问，“1935年时这里有牧民吗?”

“没有，”邱嘎尔说，“那时没人住在这儿。但草地很早以前就干了，然后就有牧民来这儿住。”

“还有没有真正的草地，就像红军当初走过的那些?”马普安问。

“我想可能有吧，红原那边就有那样的草地。”邱嘎尔说。

翻过“过西沟”的山，地形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因为海拔的关系，行程还是让人筋疲力尽。每座山看上去都一样，山谷通向四面八方。我们没有直接去朵里台，而是为了安全，向东走上通往松潘县城的路。在我们的想象中，草地应该是一马平川，但眼前似乎只有山谷连着山谷。天黑后两个小时，我们爬上了令人窒息的3700米最高峰，在山顶上我们最终看到了朵里台。饭店只剩下鸡蛋炒饭，我们吃完饭就在地板上呼呼大睡。邱嘎尔要在日出前回家。我们都太累了，甚至没有彼此道再见。

我们醒来时看见几个骑摩托车的长发藏族青年在我们睡袋旁边的桌子上吃早饭。“贾霁肯定会爱上他们中的一个。”马普安说。他们穿着厚重的橄榄绿藏袍，皮带上别着巨大的腰刀。

这里的阳光特别耀眼。缤纷的世界似乎被阳光洗去了颜色，稀薄空气中的寒意也凸显出来。前天晚上我们还认为自己身处一座山口，但现在却站在一片高原上，它向北向西无限延伸，看不到尽头。真正的大草地就在前面。

朵里台全是帐篷，分布在一个移动电话发射塔的周围。实际上这里只适于夏天居住，再过一个月人们就必须搬往低海拔的地方。牧民也得搬走。虽然草地已经干涸，但还是没有人能在那上面过冬。

日记选摘，爱德，草地，2003年9月25日……甚至到了这儿，我也没看到心目中一望无际的平原。低矮的山丘占据了四面八方的地平线，看上去似乎都不太远。宿营的地方垃圾遍地。牧民的帐篷之间保持固定的距离。许多地方的景色跟照片、电影还有书上看到的都很相似，草木茂密的土丘，被不知名的沼泽包围。牦牛在这里大行其道，好像这是一片安全、干燥的土地。只是在道班有一些永久建筑，还有几家小商店。实际上我们到今天才看到第一家商店，离朵里台大约有30公里远。

爱德看见了一个吃午饭的地方。一看它周围的垃圾就知道。

一位中年藏族妇女在路边的几个帐篷中开了家临时商店。一座帐篷的一边是一堆码放整齐的空啤酒瓶，方便面袋、各种塑料和纸包装袋扔得到处都是。马普安有点受不了了。这是他到过的最偏远的地方，荒蛮美丽，到处都是魂灵，到处也都是垃圾。他严肃地对那个女人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这里打扫干净?你不知道这太有碍观瞻了吗?”

她一脸茫然。“你想买什么?”她问。

爱德可管不了这许多。他已经在第二座帐篷里和一群牧民吃上饭了。其中一个人像是块笑料。其他人都拿他开涮，他也跟他们起哄，不断开着玩笑。有人建议爱德带他去英国。

“他在那儿能干什么?”爱德问。

“你们英国有卡拉OK吗?”一个人问，“他喜欢唱卡拉OK。”

“不，我们没有卡拉OK。”爱德说。他没有讲实话。“那，你们有小姐吗?”

“当然，我们还有男人干那事呢，你可以靠那个赚钱。”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大笑。

草地看上去与恐怖和死亡并没什么联系。这里生机勃勃，到处欢歌笑语，阳光灿烂。藏族人骑马时像美洲印第安人一样鸣叫，驱赶着成群的牦牛和马匹。他们向我们挥手打招呼，但我们还是在离他们尽可能远的地方搭帐篷，这是为了躲藏獒。

从第四天傍晚开始，山谷逐渐变窄，布满灌木茂密的沼泽，又大又凶的蚊子也出现了。

第五天中午，我们到达了第一个永久聚居地———包座牧场，寺庙、棚屋、栅栏，还有学校和政府新盖的砖房杂乱地挤在一起。那里有一座商店，店主问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英国给他寄一台摄像机。

“我会给你们付钱的。”他保证。

红军右路纵队在班佑村走出草地，那是包座牧场以北10公里的地方。

初见班佑，觉得它由地平线上的一条条竖直短线组成。走近一点，我们看到很多旗杆。

旗杆之间扯起无数彩旗，像无数船只都扬起了风帆。下面是黑土房，盖屋顶的泥和着草根加固。其他的房子都是崭新的红砖结构，就像某些英国农村的景象。房子一座挨着一座，和高耸的祈祷旗比肩而立。

一个穿藏袍的年轻人走过来。

“最好确认一下我们没走错地方。”马普安说。他向年轻人打招呼，“对不起，这是什么地方?”

“班佑。”年轻人说。

地图上有两个班佑，爱德想得到更确切的信息。

“红军曾来过这儿吗?”爱德说。

“红军?对，他们来过这儿。”

我们15天没有洗漱了，像是浑身散发牦牛味道的流浪汉。在一些生命的紧要关头，又总是想不起那些豪言壮语。我们只是笑，像两个没头苍蝇。爱德又从他那些陈词滥调中找出一句:“我们已经度过难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