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到的有关草地现状的报道相互矛盾。有些人说草地干了，藏族牧民在那里定居;另一些人则撅起嘴说那里的沼泽依然可以致人于死地。

这次，没有争论:我们将找一个向导，他会把我们从毛儿盖带到一个叫朵里台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们那里有食品、有住宿的地方，甚至还有电话。朵里台有一条路向北通向班佑，红军从那里走出草地。毛儿盖所有的人都说，这是红军右路纵队走过的路线。毛儿盖的人都不主动。除非我们首先跟他们打招呼，否则没有人跟我们说话。在大多数城镇中，当地政府的领导都迫不及待地介绍他们自己，然后敬酒。我们吃饭的时候，乡长张勇却一句话也不说。爱德追着他出了门，向他解释什么是新长征，还说我们需要一个向导。

张乡长是一个含蓄、率直的汉族人，从黑水过来，一句藏语也不会说。他一脸严肃地听我们说，听完后立即答应帮助我们。

爱德又回到桌子边。“一切太顺利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说，“看来几个电话解决不了问题，他得骑摩托车亲自去找人。”

毛儿盖的行政中心是一个只有一条街的乡，叫上八寨，这里没有电话，电力供应也极不稳定。妇女和新长征者在街尽头冰冷的溪水里洗衣服。

几家商店里商品一应俱全:食品、厨房用具、时髦服装、藏族传统斗篷和服装、教科书、糖果、玩具还有装在百事可乐瓶子里的廉价汽油。最大的商店比我们住的地方还大一倍，外面有一个台球桌，由原来当老师的旦真（藏音）经营。

“这里的土地基本上不错，”旦真说，“小镇很偏僻，但并不穷。我们缺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富裕起来的良好的通信条件。”

松潘县城离这里有170公里，由一条土路相连，对那些能买得起车票的人来说，是一天的车程。单程票50元，相当于当地人一个星期的收入，或者更多。邮局保证20天内信件能够寄达北京。邮局对面有一家今年刚开张的清真面馆，主人是从县城来的母女俩。张勇黄昏的时候回来了。我们谈好条件、互相握了手，我俩保证在第二天向导来时就做好出发准备。

采访选摘，杨劲，成都，2003年9月5日过雪山草地时，没有吃的，首长把马匹杀了，连马皮、马蹄都吃了。树皮、无毒的草全都吃光了。大黄的叶子、苞谷秆、叶子用刺刀剁了吃。确实吃了皮带。我们过了三次草地，第二次、第三次都看到了白骨堆。

在老红军的记忆中，草地比雪山更大更恐怖。1935年这里只是一片荒地，什么也没有。

有些人陷入沼泽中，遭遇灭顶之灾，更多的人被活活饿死，或因疾病和饮用受污染的水而虚脱。他们不害怕炸弹和子弹，但草地让他们不寒而栗。

上八寨的夜晚空气澄澈而寒意逼人。我们准备出发时看到屋顶的霜花闪闪发光。镇子里的台球桌覆盖着一层薄冰。邱嘎尔（藏音）把我们的装备装上一匹年老的白色驮马———阿加（藏音）。我们要先走两天到朵里台，这两天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我们两个新长征者徒步而行，我们的向导骑着一匹叫果实（藏音）的黑马。

邱嘎尔46岁，有四个孩子，已经全部成年。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务农又饲养着牲口。他拥有60匹牦牛，按目前的价格计算，这些牦牛共值15万元。

邱嘎尔来的时候穿着一件厚厚的橄榄绿斗篷，袖子有两条胳膊那么长。他戴着一顶黑色平顶卷边圆帽，嘴里镶满金牙，严峻的表情时不时就变成了金色的笑容。他认为我们脑子有点不正常，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他对我们的行走能力并不十分有信心。

“走!”他催促到，我们已经浪费太多时间在准备活动和照相上了。“走!”

开始的几公里路程，太阳炙烤着山谷，我们开始脱衣服。田地被阳光映照得金光闪闪，上面点缀着蓝色的野花，小溪穿过田地，翻滚着汇入毛儿盖河。中午时我们身上只剩下T恤，但云彩不时遮住太阳，温度随即降低几度，我们又必须穿上衣服。这里的气候反复无常。下午温度计显示为25度;午夜时却降到零下5度。

像牲口一样驮了快一年的行李，马普安不忍看瘦骨嶙峋的阿加驮着那么多行李。

“别担心它。它只是年纪大了，有18岁了。”邱嘎尔说。

就像我们在藏区经常见到的情况一样，向导的两匹马都没有钉蹄铁。我们向东直奔松潘，邱嘎尔骑马尽可能地沿着土路走，不时穿过田地，而我们第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路上走。当地人认为红军过了一座叫“拉子上”的山后向北行军，我们下午三四点钟到达“拉子上”。之后，就沿着一条小河穿越一片座落于河谷中密布沼泽的草地，太阳快下山时，我们终于走出河谷，来到一个名叫“过西沟”的开阔地带。

一些牧民在这里建造了小木屋和牲口围栏。

“我们应该在这里宿营，”邱嘎尔说，“我们要是在没人的地方宿营，马匹会不安全。

因为有贼。”

他说服这些牧民让我们住下。这些牧民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对中文根本一窍不通的藏族人。他们皮肤黝黑，眼光澄澈，牙齿坚固。他们的狗———藏獒———看见陌生人或闻到他们的气味，就会变得非常暴躁、狂吠不止。还好，现在这些恶魔被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