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刚好像不屑一顾。

“藏族人非常爽直，”他说，“如果你是好人，他们愿意和你做朋友。如果你干坏事，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他面露喜色，喝了一大口啤酒。“我可以喝12瓶，”他说，“你们能喝多少?”

最后，他带我们上楼，进了一间肮脏的屋子，里面有六张肮脏的床。我们住这样的屋子都有好几百次了。他们通常要5块钱，或更少一些。

“每张床25块钱。”他说。

对于一个一晚上都在吹嘘自己有多么多么诚实、收钱时却漫天要价的人，你应该怎么对待他?我们拿起包，径直走向门口。

“你们还能住在哪儿?”他说。他知道我们走投无路。已经是深夜11点半，外面全黑了。

整个木坡都进入了梦乡。张民刚得意地笑着。

“我们去找个回族人家，跟他们住在一起，非常感谢你。”爱德说。

我们在县城以北几百米的一块空地上支起帐篷。

如果没有陌生人的热情帮助，我们不可能走完新长征。过了木坡，我们的精神开始低落。我们对当地人热情诚实的信心被大大地动摇了。

在小金，我们经过的最后一座村庄是木城。北面六七公里远处，就是第二座雪山梦笔山的进山口，我们已在海拔3500米以上。村子里只有几座石头搭建的藏族房屋，位于新修的路的下方，祈祷的白旗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点缀在村子上方的山腰上。天黑后闪着几处昏暗的灯光，这里是靠山上流下的溪水发电，路边的房子根本就没有电。

这些房子里面有一间住着养路工人。我们对这些穿着橙色工作服、佩戴路政标志的人非常信任。他们像我们一样处于“在路上”的状态，对距离的概念也比农民准确得多。

一个叫牛培均的年轻人把我们让进屋里。

“你们吃过饭了吗?”他问。

我们还没吃。“正好，我们一会儿吃火锅，你们一起吃吧。”

“非常感谢，但很遗憾我不吃肉。”马普安说。

牛培均的妻子陈素兰回到厨房。

“别担心，我给你做一些素菜。”她说。

牛培均给我们提来一桶热水洗脚。一会儿又来了几个工人，有汉族人、藏族人还有回族人，都是从木城或一些边远的镇子过来的。他们围着火坐下，一边吃喝，一边开玩笑。天快黑的时候他们点起蜡烛。这种天下一家的氛围让我们非常放松。

“爬梦笔山难吗?”爱德问。

很容易，他们都这么说。山上根本没有雪，路也不陡。

我们都吃得很饱，爱德甚至还喝了几杯主人敬的酒，这是他新长征路上惟一一次沾白酒。最后我们睡在他们给我们找的双人床上，我们的朋友曾开玩笑说我们俩像一对老夫老妻，我们晚上盖的被子上绣着红双喜，好像印证了这一点。

早上，陈素兰给我们做了早饭。

“你们太热心了，我们给你们一些钱吧。”爱德说。

但牛培均坚决不要，“不行，我们不要钱。”

我们写了封感谢信，又在里面包了30块钱，留在了枕头底下。

日记选摘，马普安，木城，2003年8月30日……仅过了一天，藏族人在我头脑中的印象就从“骗子”变成整洁、好客、可敬的人。

我读了过去几天中充满憎恨的日记，不禁感到羞耻。这仅仅是我心理丑陋的一面吗，也许是我们所有人心理的丑陋面，只是几次偶然的遭遇就让我们对所有事物都抱有偏见。

梦笔山北面的藏族房屋构成一幅非常优美的画面。房子一律是坚固的石头小楼，共有三层，微微倾斜的屋顶切去了一个角，这样第三层楼有1/4是露天的晒台。窗框周围的石块都涂成白色。窗框上则涂着红色、黄色和蓝色的简单几何形状作装饰。精心栽培的花朵赋予这个地区的浓郁文化气息是长征路上其他农村地区无法比拟的。

通往梦笔山的路与成都到马尔康的公路在卓克基镇交汇。卓克基是迄今为止我们在长征路上见过的最好看的镇子。这里狭窄的石路和传统建筑都保存完好，只有电线还算是现代社会的标志。

卓克基的标志性建筑是“关寨”———以前当地首领的宏大住宅。索尔兹伯里曾经充满激情地描述:“长征者在他们的回忆中用敬畏的笔触写道，那房子中庭有7层，两边有巨大的木柱，涂成红色、黑色和绿色，一层层的阳台由木头雕成，山形墙上装饰着珍贵的宝石。墙上装饰着挂毯，起居区有丝绸装裹的睡椅、雕工精美的桌椅和橱柜。藏文卷轴挂满了所有的墙面，甚至还有一个收藏着藏文和中文典籍的图书馆。有一层楼供着玉石、金子和银子制成的佛龛。窗户也是玻璃的，闪闪发光。”如今关寨已经不再住人，但有一些工人在整修房子。工头说整修后这里将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他指着几间空屋子，说周恩来和毛泽东1935年时曾在那里住过。

真的吗?卓克基的老人不会说汉语。我们找不到见证1935年长征的人，但天要黑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曾经在成都上过学、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藏族人。红军当年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在卓克基，从小到大他就一直听母亲讲那时的故事。

“卓克基那个时候鸦片成患，”59岁的金扎九（藏音）说，“藏族人一般不抽鸦片。大多数鸦片都卖给汉人，我父亲那时也往新疆贩鸦片。红军开进卓克基的时候，有一些人跑到阿坝，有一些则跑进山里。他们目睹红军进出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