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太平天国是红军的先驱者。他们解放了妇女的双脚，重新分配土地。

北征失败，洪秀全与起义军其他将领也决裂了。其中石达开率领一支军队向西出走，那是最后一支被清军清剿的太平天国军队。1863年6月初，石达开的队伍在大渡河边庆祝他的儿子出生。政府军队逼近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时间过河了。有种说法是，石达开向清军投降，希望用自己一条命换取其他人的生还。但清军将领不为之所动。太平军遭到大屠杀，他们的血染红了大渡河，几天几夜都不褪色。如果红军里有人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国民党军队就要用各种方式让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形。国民党的飞机撒下传单，称朱德和毛泽东就是“新石达开”，谁要是不想被杀头，葬尸大渡河底，就最好立即投降。

今天的安顺场充满了新旧碰撞带来的难解的魅力。主街两侧的建筑物完全保持着长征时期的原貌，这样的景象爱德自打离开湘江上的界首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环境优雅的纪念馆位于1935年红军曾经住过的房子里，但很快就要移到江边一个更大的处所。村子的另一边是许多现代化的砖房，有游泳池、饭馆、卡拉OK。红军当年在安顺场渡江的一条小船停放在旁边，船首悬下一块牌子，歪歪扭扭地写着“红军船”。

红军先遣队占领安顺场的时候，只找到一条船，可以装十几个战士和六个划船的人。

“我住在对岸，”78岁的于凤颖说，“我们跑出来看红军是怎么过河的。”

“国民党当时做了什么?”爱德问。

“他们向船开火，后来就离开了。红军过河后，他们才又回来。”

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次渡河是又一个渲染着英雄主义色彩的伟大历史传奇，而国民党只表现出极端的无能和懦弱。一船红军士兵前赴后继渡过湍急的河流，击退敌人的防守，控制了渡口。这就好比二战期间，十几个盟军战士乘着舢板占领了诺曼底海滩一样。

他们又找到两条船，毛泽东希望所有战士都能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当初在水流不太急的金沙江，全部队伍渡河也用了七条船和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样算来，红军用三条船过大渡河的时间，足够蒋介石军队从成都到安顺场打一个来回了。

毛泽东只好采取第二种方案，这项看似不可能的方案导致了长征途中最著名、最惊心动魄的事件。

另外一处可以渡过大渡河的地点在北方120公里的泸定，那里有一条铁索桥，建于1705年，当初用以沟通成都到西藏的贸易通道。红军部队所在的这一侧河岸没有路通往泸定，毛泽东便命令杨成武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先遣队找出一条路，击退守桥的国民党士兵。

毛泽东只给了杨成武三天时间。

杨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当然应该以杨成武军队的速度赶到泸定。

杨成武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第一天（5月27日）:清晨离开安顺场，在田湾扎营;第二天（5月28日）:下午2点到达磨西，然后连夜行军;第三天（5月29日）:凌晨到达泸定以南5公里的上田坝。下午4点开始攻打泸定桥。

我们的出发时间正好晚了两个月，7月27日。天下着雨，但我们精神不错，因为马普安的病因终于找到了，他给爱德打电话报喜。

“我得的是‘腐烂性胃炎及反流性食管炎’。”他说。

“那是什么病?”

“简单说，就是我的胃和喉咙正被酸液慢慢腐蚀。还记得我一直咳嗽吗?那全是胃液。医生说我应该休息六个月。”

“那你怎么办呢?”

“六天后咱们在泸定见。”

一些当地人说我们的计划不可能实现，老路已经被冲坏了。这样令人失望的话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往往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人们说的通常只是自己的猜测，他们不愿承认“我不知道”。在地图上我们没有看到把大渡河西岸星罗棋布的村庄连接起来的公路。“这说明那儿肯定有小路。”爱德对杨肖说。

7月27日是我们“飞夺泸定桥”的第一天，黄昏时我们爬上了田湾上方的万岗山。我们没有仗可打，没有临时搭桥，也不用背着沉甸甸的步枪、子弹或者手榴弹什么的，但我们还是累得精疲力尽。

天黑后，我们挣扎着下了山，进入田湾，那里刚停了两天电。除了面条和煮鸡蛋，没有其他吃的。

“这些对红军来说就够奢侈的了。”杨肖开玩笑说。

爱德眨着眼，他没有情绪去听英国式的黑色幽默。

总的来说，这一天还算比较轻松的。

从田湾到上田坝还有78公里。红军第一方面军先遣部队一口气赶到那里，中途没有休息。

第二天到达磨西的时候，我们走了一半的路程，比计划晚四个小时，太阳已经西斜。爱德问一个当地人往泸定去的路。

“红军走过的路?”他转了转眼睛，“全都冲没了，没人再走了。你们必须走另外一边的路。”

爱德又向友谊旅馆的老板打听情况。

“没有问题。”他说，一边用手指着磨杠岭山上的断崖，那断崖将磨西与大渡河谷割裂开来。“红军走的是那条路，你们沿着它一直走就可以到泸定。”

天色逐渐阴沉下来，磨杠岭上的景物影影绰绰。谁说的话可信呢?我们更愿意相信旅馆老板，但我们能在黑暗中找到路吗?这时，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帮助犹犹豫豫的我们打定了主意——吃完饭便去睡觉!和杨成武一比高低的计划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