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不应该向共产党讨钱。”爱德说，“是国民党拿了他们的钱。为什么他不给台北写信呢?”

吴涛和他的家人也让我们当心去冕宁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然而我们在冕宁和旅游局人士还有县委书记吃午饭时，他们一致否认了关于危险的传言。对于我们要进山到彝海的计划，他们完全赞成，并期望更多的游客能步我们的后尘而来。杨肖说红军在这里发生的故事是长征途中最匪夷所思的，同时也是最美好的。红军一路向北急行军，想赶在国民党之前到达大渡河。整个长征途中红军领导层都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不插手他们的事务，培养他们对红军的信任，希望他们支持共产主义事业。可大多数情况下，少数民族老百姓一看见汉族士兵，还是逃得无影无踪，只有彝族人除外。

彝族人的地盘从冕宁县城以北15公里，向北延伸60公里直抵大渡河。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汉、彝聚居区交界时，遇到一帮当地武装部落的人劫钱。

索尔兹伯里记录了红军将领肖华讲的接下来发生的故事:“肖华让翻译（当地一个汉族商人）向彝族人解释红军只是想通过这里。‘不能过去!’彝族人大喝。一个大个子中年彝族人骑在骡子上。他是部落首领（果基）小叶丹的一个叔叔。肖华说他的领导（红军将领）刘伯承想和小叶丹首领谈谈。他想和他成为歃血为盟的兄弟。”

小叶丹同意了。当天，也就是5月22日，他骑着马去见刘伯承，与他一起来到彝海西岸。彝海是大山中的一汪3公里长的小湖，是小叶丹的地盘。他们从湖里舀起两碗水，捉来一只小公鸡，在鸡嘴上方一砍，将血滴进两碗水里，跪地对天起誓结拜兄弟，之后举碗将鸡血水一饮而尽。

这件事被称为“彝海结盟”，在历史上名噪一时，红军因此得以继续北上，彻底逃脱蒋介石的魔掌。第二天小叶丹和他的手下护送刘伯承直到彝族地区的北部边界。

太阳落山时，我们在小叶丹和刘伯承会面的地方搭起帐篷宿营。彝海就像镶嵌在大山中的宝石，水面只有几平方公里，从西岸可以一览清澈湖水的全貌。它真是一块世外桃源，北岸上方一座带门廊的小亭子是可以看见的惟一的建筑物。但不要指望人们永远不打这个地方的主意。一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餐厅、饭店还有卡拉OK歌厅，爱德的好兴致就打了折扣。

“如果人们一直都害怕彝族人，这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说。

目前，这里惟一的缺憾就是以前的宿营者留下来的碎瓶子和垃圾。杨肖对自己同胞环保意识的缺乏十分不满，他拿出一个塑料袋和一双筷子，尽量把周围打扫干净。

虽然有了歃血同盟这档子事，但刘伯承后面的红军士兵并没有受到同样的优待。长征落伍者的衣服、钱物还是被抢走，有的甚至被狙击手暗算。但我们两个新长征落伍士兵看到的却是住在附近的三个孩子灿烂的笑脸。他们脱光衣服和杨肖去游泳。最大的孩子有18岁，叫马黑阿替，他告诉爱德湖中有重达50斤的大鱼。

“你有鱼竿儿吗?”爱德问。

“有，你想用吗?”

爱德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马黑阿替已经告诉他最好的钓鱼地点，他沿着湖岸走到亭子下边，那里有一堆石头。他第一次下钩就钩住了河里的石头，不得已弄断了鱼线。早饭看来是没有着落了，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宿营地。

“我听说彝族人会抢劫并扒光弄断他们鱼线的人。”杨肖说。

说实在的，彝族人也不是永远都善待陌生人。“我父亲就曾在彝海附近被彝族人打伤。”陈致富说，“他被一直带到宴如，才有村民收留了他。”

宴如位于潮落乡上方的松林坡，我们在那里喝了杯茶，庆祝终于告别了108国道———我们沿着它走了250公里!从地图上看，从彝海往北50公里，是汉、彝和藏族混居地。宴如是汉族村庄，很少有外人造访。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问爱德是哪个省的，根本没考虑他可能从别的国家来。

村长陈致富是老红军陈辽进的第六个儿子，陈辽进1931年在江西加入红军队伍。陈致富给我们看了一张他父亲的照片，老人家已于1991年去世，后半辈子都是在宴如度过的，共有七个儿子。我们的思绪不禁飘到那个特殊的时代:一个年轻人离家几千公里，被陌生人伤害又被陌生人救起，在遥远的地方开始新生活，最终被自己参与创造的历史所遗忘。

日记选摘，杨肖，石棉县城，2003年7月25日……我以前到过大渡河，但爱德是第一次看见，他特别激动，盯着河水看了足足半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

大渡河显然没有辜负爱德的期待，甚至还让他感到惊奇。我们进入河谷，景色并不壮观，但十分险峻，摄人心魄。大渡河咆哮而过，与山壁搅动形成阵阵漩流，在这一段，大渡河与金沙江差不多宽。到了安顺场乡，水面变宽，水流变缓，可以渡船过河。

红军到这儿之前70年，有另外一支起义队伍经过这里。就在红军宣传共产主义的地方，当年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队伍也带来了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福音，这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往事。太平天国的首领认为自己是天父之子，是耶稣基督的弟弟。洪秀全把自己的追随者组织成一支军队，占领了南京并把它定为天国的首都。之后太平天国向北进军，想推翻大清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