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爱德问。

“这非常重要。四川人喜欢‘骂人’，你必须知道怎么和他们对骂。我在北京很少吵架，但在四川老吵架。这儿的人根本听不进你说什么，但你要用四川话骂他们就完全不同了。

我坐汽车来找你的时候，身边站了一个男人，他一直向我脚边吐痰。太恶心了，我劝他好几次，让他别吐了，但他根本不理我。最后我实在气不过，骂了一句，‘龟儿子，你吐了那么多痰!’他吓了一跳，再也不吐了。”

日记选摘，爱德，德昌，2003年7月13日……我发现话语轰炸是达到目的的最有效方式，这让人疲惫不堪。仅仅说一句“我是对的”根本没用，你必须至少10次、以10种不同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中国人说话很多（Kath说他们很像意大利人），我发现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比他们还能说。如果你说得比他们多，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加上这个“能说的人”还是外国来的，他们就更茫然了。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必须要有身体上的接触。抓住他们的手，使劲摇晃，脸上呈现一个灿烂的笑容，看似真心实意地说:“谢谢你，谢谢你。”最后说你有多高兴，还有“我们是朋友”。这种方法屡试不爽。

由于爱德学不会四川话，杨肖只能教他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面对着永郎瑞祥饭店一盘标价15元的鸡枞（会理的雪花饭店只卖7元），杨肖勃然大怒:“胡说八道!”

他说要找有关部门说理。他引用法律规定，说饭店的菜单必须明码标价。老板去打电话叫警察，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菜单，那意思好像在说:“哈!”但发现菜单上根本没有我们吃的几盘菜后，他顿时不那么趾高气扬了。两个警察骑着一辆摩托车来，虽然老板跟他们有关系，但这不能成为他侵犯客人权利的保护伞，特别是客人中还有一位外宾。两个警察把老板带出去，一会儿又回来了，递给我们一张账单，上面的价格降了一半。老板看上去很沮丧。

爱德跟警察热情地握手，“谢谢你，谢谢你!”

“如果我不在这儿，你认为他们会理你吗?”爱德后来问杨肖。

“很难说，应该是吧。首先你自己要了解法规，然后让别人去遵守它。你知道吗，现在有一条规定，警察在跟你说话前必须敬礼。上海的警察都这么做，他们很有礼貌。在北京，我的一些朋友比较厉害，如果警察找他们，他们就说:‘别废话，先敬礼!’”

“我想见见想出这种法律的人，”爱德说，“我要向他致敬。英国也应该有这样的法律。”

“没有住的地方。”我们问的第一个男人说。我们又问了第二个，还不行，但第三个中年妇女领我们离开主路，进入石龙乡狭窄的街道。她把我们留在一栋与周围环境不甚协调的三层小楼前，房上是新换的白瓦。吴家往西昌卖猪的生意显然很红火，他们干净明亮的新房子向投宿者开放。

我们吃了青椒驴肉、炒鸡蛋、鸡蛋西红柿汤，还有米饭。吃饭的屋子非常大，布置得体。墙角有一台电视，吴家20岁的儿子吴涛正和三个朋友在看中央一台。吴涛的祖母一言不发地坐在我们饭桌对面的沙发上，她看起来非常老。

“老奶奶，”杨肖说，“你记得红军吗?”

有人主动与她谈起往事，老妇人很高兴。

“我记得，”她说，“那时我16岁。我们家是地主，都跑到后山了。我们那儿的地主都很害怕。回来后，发现大部分粮食和衣服都被拿走了。”

“你们家有人被农民或战士打伤吗?”

“我大妈被抓走了，由于年纪比较大，他们在大桥放了她，又在那儿抓了另外一个地主。那个地主被带到泸定，最后也释放了，自己回了家。”

好像红军有时会抓一批地主，带着他们到各地进行批斗，借以向农民兄弟声明，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听到我们的谈话，吴涛和朋友们也不看电视了。这些男孩子说村子里还有红军住过的房子，墙上能看见他们涂写的标语。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出去转了转，发现他们的话并不全对。标语已经没有了，但朱德住过的房子还在，并且保存完好。65岁的吴锡辛邀我们进去坐坐。

“朱德任命我父亲为当地抗捐同盟军的领导，等红军离开后继续开展工作。”吴锡辛说，“后来国民党也来了，他们把我父亲抓起来带到冕宁。我们家花了800大洋贿赂当官的，才把他赎回来。”

“那笔钱相当于今天多少钱?”爱德问。

“超过10万块。”

吴锡辛写了几份文件，详细描述他父亲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希望政府能够补偿他们那800大洋。

“我父亲从不为这件事操心，但我认为政府应该还给我们这笔钱。他们说找不到这笔钱的记录，因此他们也无能为力。我认为这不公平。”

出于礼貌我们表示赞同他的观点，后来杨肖问爱德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的父亲冒了很大风险帮助共产党，”爱德说，“有可能会被国民党杀害。但我想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人是不会期望金钱的补偿的。再说他并不比其他帮助红军的人牺牲得更多。”

杨肖赞同他的说法:“对，参加革命本身就有巨大的危险。许多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如果吴锡辛想要10万块，那政府要付给那些烈士的家人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