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1~286天
2003年7月4日~7月29日爱德和杨肖7月5日在会理汽车站送走了马普安。临走时我们约定要很快会合,但心里并没指望马普安还能回来。他太虚弱了,连整理行装的气力都没有。爱德现在对杨肖寄予了无限厚望,因为“非典”的缘故,杨肖在北京带队登山的活儿干不成了。“我这个月可以陪你走一程,”他说,“然后就说不准了。我特别想和你一起爬雪山,但如果下个月有工作要做,我就得返回北京去。”
红军向西的行军到金沙江就结束了。接下来他们向几乎正北的方向行进了400公里,到达了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另一条河的南岸,这就是大渡河。在那里红军打了一场长征途中最负盛名的战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得不穿过位于今天冕宁县境内的彝族地区。这些彝族人与云南北部那些温和的基督教徒完全不同。他们尚武,对汉族人没有一丝好感。数千年来他们从未被外族统治过。
他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之一,对天文学有研究和文字记载,还创造了非常独特的10个月的历法,编撰了自己的经文和历史文献。彝族社会分五个等级,最底层的是嘎西奴隶阶层。彝族还从其他民族掳来奴隶,可见他们在其他民族心目中为何如此可怖。其实这些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蛮荒时代,但偏见依然存在着。要到冕宁必须穿过会理、德昌还有西昌,一路上,所有的人都一再叮嘱我们要小心,好像前面一路上都是强盗。
我们7月13日在德昌县城的一座茶馆里遇到刘汉中。我们问他,当时被困在城里的人有什么感受。他说:“人们的态度非常明了,穷人欢迎红军,地主害怕他们。”
与长征路上其他地区相比,会理是一个土壤肥沃的宽阔的河谷,正好位于古代南丝绸之路上,连接着当时的都城长安(现在的西安)和波斯。当地人亦称会理为“春城”,2000米的高海拔使它拥有与昆明一样温润的气候。
会理比其他大多数县城都更具古城风韵,但这不仅仅因为它那著名的美食。现代化的108国道穿城而过,沟通云南北部到西昌和成都的交通。低矮破旧的老屋与钢筋水泥的高大建筑比邻而居,使县城中心更显拥挤。老城墙已经没有了,只有一个城门还孤零零地横跨在主街上。红军曾在这里遭遇顽抗。
“对,我看见红军了。”王主贵说。他今年77岁,在城门北面不远处开了一家小五金店。商店前脸上方悬着一块木制牌匾,写有“中国共产党万岁”七个大字,在风吹日晒中已经有些褪色。
王主贵指着城门,“他们就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但城墙把他们挡住了,根本进不了城。”
会理当时由国民党将领刘元塘把守,他的战术非常原始,却屡屡奏效。红军爬墙时,他就把整锅滚烫的稀饭往他们身上浇。红军打算在墙底下挖地道,他就往里面灌水。攻城战持续了五天,最后红军不得不放弃,继续向北走。
出云甸的时候,太阳已经快下山了,这个河谷里也不可能宿营。此时此地,我们对“中国人口太多”这句话有了切实的体会。每一寸肥沃的土地上都种着庄稼。黄昏时我们顺着河东岸的台阶一直爬进了锦亮村。在一条通往一座农舍的小路边有块平地,刚好可以搭帐篷,那是村里惟一的一块平地。农舍门外一个农民正在清理收割粮食后剩下的秸秆。我们卸下背包,蹲在农民身边,杨肖用威廉·林塞最喜欢的开场白来和他套近乎。
“有开水吗?”他问。
古先海让两个儿子中年纪较大的一个去拿一瓶水和两个杯子。我们讨论起村子的名字、古家的粮食、天气,还有我们是谁、到哪里去。杨肖向爱德使眼色。
“慢慢来。”他说。他的思维自然地转为“农村速度”。
喝完了水,能聊的也聊完了,杨肖说:“我们想找地方睡觉。你介意我们在你们家门前的路上搭帐篷吗?”
古先海一点也不介意。实际上,他甚至愿意我们去他家睡觉。但这路上的风景非常美,日出的景色想必也十分壮观,之前云甸政府送给我们的火腿味道更是好极了,所以我们婉拒了他的诚意邀请。
古先海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他给我们拿来椅子和洗漱的热水,然后就把我们留给其他急欲和我们交谈的村民了。村民们饭后散去的时候,古先海和两个儿子又回来陪了我们一会儿。
这个河谷看起来太拥挤了,爱德问他有多少地。
“只有一亩种大米,”他说,“这还不够我养家的呢。有时候我会去德昌打工。在那儿我一天可以挣15块钱。”
“你还有其他办法赚钱吗?”
“我老婆明天去市场上买鸡蛋。我们用这些蛋孵小鸡卖钱,一个蛋5毛钱,一个鸡崽可以卖到5块。但因为小鸡要喂上一个月才能卖,所以算下来每只鸡的利润只有1块钱。”
杨肖睡觉前给男孩们讲了一些长征的故事。孩子们走后,他便一个劲儿地感叹农民的贫困,想想吧,在云甸的时候,政府请我们吃的饭多奢侈呀。
“但你不会拒绝吃他们的火腿,是吧?”爱德说。
杨肖咧嘴笑了。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杨肖11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成都。
“你知道吗?”他说,“你需要学一些四川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