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另外又多找了两条船。包括张家兄弟在内的36个当地人把一共30000名战士摆渡到河对岸的四川境内。他们在皎平渡整整干了七天七夜，每天都是连轴转。皎平渡离张潮满现在住的上平子约有2公里。5月8日最后一批队伍进入四川，没有落下一个人。这是离开于都后，红军在长征途中最成功的行动。

“最后，”张潮满说，“每个红军都背着装米的袋子，江边放了一口大锅，每人倒一杯米给我们，又杀了一个“架子猪”给我们当菜吃，都是瘦肉。刘伯承将军说:‘老乡，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好吃哟。’”

红军前脚刚走，国民党紧跟着就来了。

“后来国民党来‘清乡’。之前，我们把船破坏了，不让他们追红军。他们把我关了七天，保长叫我赔他船，‘你们好大胆子，把我的船拿去渡红军，然后又毁了船。’我们谎称‘红军逼我们干的’。后来我把红军奖给我们的两条船交给他们，家里卖猪卖牛，亲戚朋友又凑了一些，才把罚款交上。金保长带人到我家搜查子弹、大烟，地挖了两尺多深，没找着，就抱走了我老婆的衣裳、铺盖、毯子。我回家后，安慰她:‘不要紧，保了命就行了。’”张潮满90岁了，精神头还很足，只是耳朵不好使。爱德问:“如果没有你和你的兄弟就不会有新中国了。你以前想过这些吗?”

“我当时没想过，后来从历史上了解了。渡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将。这叫‘巧渡金沙江’。”

6月29日，我们第一次亲眼见到金沙江，也感受到了迄今为止新长征途中最震撼的时刻。离开曲靖五天了，我们一直拿不准马普安是不是能坚持下去。每天晚上他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但第二天早上又坚持走下去。

还好，当大路变成曲折的小径，并且地势变得又高又陡的时候，马普安的体力也开始渐渐恢复。去往金沙江的路是最长最艰苦的一段，大约有30公里，我们从凉爽的高原进入了灼热的山谷。在杉栎树吃午饭的时候，气温大约只有25度，下午就升到了40度，我们只能在香蕉树下乘凉。

爱德转过弯，看到了金沙江。马普安走在后面，先看到爱德在笑，顺着他的视线，才看到滚滚大河，一下子如释重负地躺到地上。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前，我们都还以为马普安走不到这里的。

日记选摘，马普安，团结乡，2003年6月25日……我不能正常呼吸，不能笑，也不能喊，甚至不能正常地吃饭。现在我身上全是虫子叮的包，但也可能是痱子。最让我难受的是屁股上的疖子。我受够了这种一直生病的感觉。

从第一天开始，不是这儿不好，就是那儿不好。老实说，我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真怕有一天病情会急剧恶化，出现什么更严重的问题……”

即使在晚上，皎平渡的气温也从不低于30度。我们住的房间里蚊虫无数，旅店厕所的蹲坑里爬着硕大的老鼠，蟑螂在墙上密密麻麻地穿梭，多得能作墙纸。爱德宁可在旁边的圆白菜地里方便，很快他便发现他不是第一个有这种聪明想法的人。

出了皎平渡，惟一一条路直接上了河北岸的忠武山。我们是极不情愿爬山的。

而事实比我们想象的还糟。

我们早上5点就起床了，想避开白天的高温，但仍然经历了新长征中最长、最陡峭、最艰难的一段攀爬。我们的速度根本快不起来，因为不时地需要手脚并用、匍匐前进，每隔20分钟、甚至15分钟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直到下午2点，我们才踏上去往通安镇的下山路，疲惫不堪，这时又一个非典检查站赫然眼前。

前一天，爱德在皎平渡桥上的非典检查站竟然测出40度的体温。医生看看太阳，又看看爱德，就让他走了。这一次，为了省去麻烦，爱德偷偷让体温计滑出腋窝，以免温度过高。

像往常一样，马普安很顺利地通过体温检测，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惟一一项“正常”的体检项目。

第二天我们只走了8公里。马普安以前患过的老毛病又卷土重来。我们向海潮地方政府要了一张床，指望他休息一下就能再坚持走50公里，一直到会理县城，但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那天晚上马普安去厕所，厕所在院子后面，还要下一个小缓坡。因为不想在第二天早上让政府工作人员看见自己躺在屋子外的地上，他硬撑着走了20米才回到屋里。

早上我们再次调用2号纪律，登上一辆去往会理的汽车。马普安的下一站是北京协和医院。爱德开始找他在昆明制定的“独行军计划”。我们已经比计划晚了两个月，再不能拖延了。

日记选摘，爱德，会理，2003年7月3日……我以前没有告诉贾霁实情，但明天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了。马普安不能再这样。只有一个好消息可以冲走我们的霉运……

7月4日，会理饭店门口，一个中国人跳下一辆人力三轮车。他穿着灰色的专业“暴走服”，在空中挥了一下拳头，大声说了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

GearGuy来救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