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想到自己，只想如何能走下去，很少去想马普安的处境。

我是不愿考虑太多，不愿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那么长时间了，新长征已经将我折磨得精疲力尽，如果再去面对马普安的困境，我会受不了的。

马普安醒来了，嘴角挂着一道口水。他昨晚睡觉时没力气脱衣服，连靴子也还在脚上。“我准备好了，”他说，“咱们出发吧。”

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这个时候赶路是非常惬意的。我们行走在海平面2000米以上的高原，贵州西南部那种折磨人的酷热已无影无踪。烟草和稻米是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农作物。

马龙西北的寻甸县是一个回族和彝族自治县，但我们在七星乡的回族房东马青轮告诉我们，当地的汉人数量是其他各民族人数总和的五倍。路过寻甸县城西北的金所时，许多载着人和货物的马车从我们身边经过，看样子刚从集市上回来。戴着鲜艳头巾的妇女探出身子向我们大呼小叫地打招呼:“跟我们来吧!”

她们肯定是苗族人。

这儿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还是一个多宗教地区。离开曲靖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回族地区行走。商店和饭馆里都挂着麦加的图片，而不是毛主席像。阿拉伯文字随处可见，但我们遇到的人都不知道那些字是什么意思。清真寺都建在不特别明显的位置，我们只在寻甸县城看见一座，那是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建筑。在离金所不远的回民金旋饭馆，老板马耀聪告诉我们，基本上只有老年人才遵守那些宗教习惯。

然而在寻甸以北的禄劝县，不论长幼，都到基督教堂参加宗教活动。我们到真金万村的时候，教堂挤满了正在参加唱诗班活动的男女老幼。虽然他们用的是彝族语言，但那旋律和意蕴我们非常熟悉。这是长征路上，我们第一次感到与遇到的人们之间存在一种深刻的文化联系。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经过的每个村子里都有教堂，感到既新奇又欣慰。这些教堂都是白色混凝土建筑，正面贴上白色的瓷砖。内部惟一的装饰就是桌子后面墙上的十字架，那个桌子既作祭坛又作讲道坛，靠背座位就是普通的木头长椅。

爱德是无神论者，但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在这里竟感到非常放松。在真金万村，一位穿着朴素的彝族传统服装的老妇人停下唱诗练习，问他:“你相信主吗?”

“我不信。”爱德说。

老妇人很失望，又继续唱起来。

教堂的祭司邀请我们去隔壁坐会儿，他们正在那里准备一个小型庆祝会，庆祝又一座教堂附属建筑完工。主传教士李国林说共有340到350名教徒，大部分都是像他一样的彝族人，也有少数汉族人。

“基本上大的村每村有一个教堂。”李国林说，“我们这个县有200多座教堂，四五万名信徒。”

“你如何皈依基督教的?”马普安问。

“英国传来的。撒营盘的教就是英国传来的，张儿常（彝族发音）牧师在这里逝世，那是100年以前的事了。”

在场有三个年纪较大的人还记得1935年的事情，但他们对红军都没有印象。一个说红军大部队根本没有经过这个村子，有几个士兵曾在附近找粮食，但不清楚是红军还是国民党，因为当地人只要看见汉族士兵就跑。

我们一边吃瓜子和香甜的自制饼干，一边听着圣歌。一个8岁的小胖墩儿穿着AC米兰的队服在屋子里转悠，他同样富态的爸爸告诉爱德，政府现在支持基督教，因为它宣扬正面的道义。

“留下跟我们吃饭吧，”李国林说，“你们可以睡在教堂里。”

我们很遗憾地谢绝了他的好意，再过两个小时天就黑了。新长征比计划已经晚了七个星期。我们必须尽可能快点走，因为就在路前方不远处，我们要见一个人。

你不可能指望在上平子这种地方找到一位革命英雄。最近的商店在2公里开外，最近的电话则有30公里。这个村子紧邻云南，村里全是泥砖房，布局杂乱无章。村子下面是湍急的金沙江。走出这个山谷需要向上攀爬1000米。

张潮满很好找，方圆30公里内人人都知道他。我们的突然造访并没有让他和他的孙子裴新福感到一丝不安。他们把我们让进自家院里的两层小楼，他们的房子在当地是比较好的（是真正的砖房!），张潮满一下子坐进沙发，开始讲故事。

红军来的时候张潮满22岁。他们需要船，还有能划船把他们送到汹涌的金沙江对岸的人。

“先来的是红军宣传部队，他们说:‘老乡别怕，我们是红军，无产阶级的兵，穷人的子弟。我们劫富济贫，杀官安民，打土豪，分土地。我们把江山打下来，我们是救穷人的，你们别怕。我们不拉夫，不抢吃的。你们有肉、有鸡可以卖给我们，我们一定付钱。’红军对我们好得很，看见困难农民穿麻布衣服，就脱下披风、棉衣给我们。”

张潮满和他的四个兄弟被红军的话语打动了，他们同意出船。

“晚上11点红军到达这里，我带他们去找船。金沙江四川河畔藏了一条船，红军总指挥带领战士费了很大力又找到了五条船。总指挥说:‘我们要到四川那边去，老乡，你们拿大点的船帮我们过江。’大船一船能装60人，两船能装一连人。国民党有两个营驻守在四川一侧的岸上，他们被击溃逃跑后，总指挥说:‘老乡，你们要赶紧划，把我们的队伍划过来。’我们几兄弟、五条船，划到天亮，渡过去的战士比一个团还多。”